越人

　　著名民俗学家娄子匡先生的学术活动及其业绩，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随着海峡两岸文化交流的增多，已不时为国内民俗学界所提起，继而也在他的故乡被更多的人所认知，其姓名被收入《绍兴名人辞典》即为明证。但该辞典和若干报刊之文定娄子匡先生的生年在1914年似可商榷。老人故世后，2006年《绍兴县报》、《绍兴县政协》载文重提，仍俱袭生年1914之说。今年(2007)应正值老人100周岁，谨略陈资料，予以辨正，并祈方家指教。

　　民国六年(1917)8月5日《越铎日报》载有安昌娄氏私立储英国民学校举行毕业典礼的消息。①该届毕业生6人，分乙等2人、丙等4人，娄子匡列丙等第一人。储英学校系清末由娄氏绎思学塾改设，主要创办人即娄子匡先生之父寿颐公。该校学制为初小，其时己办10年，毕业学生8届。据这件确凿的历史资料推算，1914年出生之人此时只有4虚岁，是不大可能初小毕业的；如果按初小毕业一般至少十一二岁来推算，那么娄子匡先生的生年当在1906或1907年才相合。

　　进一步证之于娄子匡先生亲笔手书的二宗年龄资料，正是如此。1992年新年娄子匡先生在给安昌西市小学校长的信中说，“学生今已八六高龄”，并署名自称“八六学生”；②同时在给该校教师的贺年辞中自道：“适翁虚度八六高龄”。1993年5月娄子匡先生在给安昌亲友的信中又提到自己今年八十七岁，因老病不克回乡。③两宗资料提及自己的年龄一致。以1992年86虚岁推算，则生年当在1907年(严格地说，是清光绪三十三年农历丁未年)。一个人对自己的年龄总不大可能记错，何况又能与《越铎日报》记载的初小毕业时间印证契合，故断娄子匡先生的生年在1907年似可无疑。

　　形成生年1914说的原因，恐怕还是来自娄子匡先生的某些自述。上世纪八十年代，娄子匡先生曾数次接受台湾媒体采访，后又接受大陆同行的采访，这些专访文章在大陆的流传，大约就成为生年1914说的推断依据。④其实早在1967年6月给台湾中国文化学院应届毕业生演讲《我怎样搞俗文学》时，娄子匡先生就说过，他初中二年级暑假在安昌从老祖母口中采录歌谣编成《绍兴歌谣》一书，开学后交赵景深老师转广州顾颉刚先生出版，“那本书寄到绍兴第五中学，我还是初中三年级的学生”；并且又道，三年后出版由孙席珍作序的《越歌百曲》，“这本《越歌百曲》出版之日，是在民国二十年(1931)七月，……我那时还是一个爱好俗文学写作的高中学生。”⑤言之凿凿。《绍兴歌谣》初版于1928年8月，若此时著者正在读初二，以此推算生年，则1914说似可成立。但核之于相关资料，只能遗憾地证明是老人晚年的记述有误。今仅证一斑以明之。

　　据钟敬文先生晚年回忆，娄子匡1929年在宁波工作，1930年夏到杭州参加中国民俗学会活动。⑥证之于当年刘万章在为娄子匡第二本专著《绍兴故事》作序中透露的消息：“而且寄给我这稿时，他又正在编辑宁波歌谣。”此序撰于1929年9月10日，⑦当可佐证其时娄子匡确在宁波，钟说不误。因为这里所说的“编辑”，是包括采录工作在内的，人不亲在宁波是无法开展的。仅依此推算，就可知娄子匡先生高中毕业的时间最迟不会晚于1929年夏天，则1928年已不读初二可知，则其生年应早于1914年亦可知。

　　娄子匡先生参加杭州中国民俗学会活动后，成绩卓著，与同人一起，形成了近代中国民俗学研究的第三个高潮。而这些工作，在开初几年，实非一个在校的中学生可胜任。以周作人之后越人中第二位民俗学大家视之，娄子匡先生恐怕是当之无愧的，故为廓清越文化研究学术传统计，亦有略作辨正的必要。

　　笔者曾据娄子匡先生的自述资料撰过《民俗学者娄子匡先生的一段故乡情》一文，载于2000年5月23日《绍兴县报》“统战之窗”专栏，内也有“初二出版《绍兴歌谣》”云云及其他传讹之处，谨向读者深致歉意。

注释：
(1)该报藏浙江省图书馆古籍部。
(2)安昌西市小学的前身即储英学堂，娄子匡以母校学生的身份自称。
(3)该信中说：“我今年八十七岁，身体尚健，唯患疝气与白内障，不良于行，不克回乡，彼此多多通信，以慰乡愁。”
(4)如：1988年2月22日台湾《中国时报》“民俗周刊“陈益源的专访文章；同年台湾某杂志张玉芳所撰《娄子匡与中国民俗之整理与研究》；又如广州中山大学叶春生教授撰《访海峡彼岸的民俗老人娄子匡先生》，时间当在1995年9月之后，等等。
(5)(7)娄子匡：《绍兴故事与歌谣》(《绍兴故事》、《绍兴歌谣》合集)，台北东方文化供应社1970年夏。
(6)钟敬文：《我与浙江民间文化》，《钟敬文文集·民俗学卷》，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