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周末]你出钱我受益，这有啥意义呢？”——民歌拯救的尴尬.
作者： 南方周末特约撰稿 冯翔
“你唱的那也叫花儿？”
“我们原先都说得好好的，你怎么就又变卦了呢？”苏阳对面前这位73岁的老汉诚恳地说。
苏阳被看做宁夏的一个文化符号，多次上了央视的民歌节目，家人却对他的音乐不感冒。在市秦腔剧团做演员的妻子一撇嘴：“他那秦腔还差得远呢”；儿子乐感比他好得多，也弹吉他——这曾让他很欢喜；没想到儿子却总放《天空之城》让他听。
2012年8月13日这一天，苏阳不是一个被簇拥欢呼的歌手，而只是一个失败的粉丝。
老汉大名王德贤，今年七十三岁，原籍甘肃河州，年轻时就是远近有名的花儿歌手。王老汉家里有张1990年甘肃省花儿大奖赛一等奖的奖状，骄傲地在墙上挂了几十年。可四个女儿一堆外孙谁也不学他唱歌，眼见有失传的危险。
苏阳几年来常跑来乡下听他唱歌，还翻唱了他的一首歌《八宝塬令·下夜川》，放在自己的第二张专辑里。
“跟我差得远了，变味了！”额头油亮的王老汉毫不客气。“你唱的那也叫花儿？”王老汉开口唱：哎——/八宝塬上的火焰山/藏民们占哈（下）的好草滩/隔壁呀还有个贺兰山/我就想起了我的尕妹着阿哥下夜川……
王德贤作为银川市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传承项目是“回族山花儿”。而他实际是土族人，大半辈子都在甘肃生活，快60岁才搬来宁夏。
“回族山花儿”的称号一共给王老汉带来了600块的收益，一次性。镇上过年，时不时叫他去唱一通，一分钱不给。
苏阳早好几个月就开始筹划，准备给王老汉出一张专辑。他好容易托人弄来了出版号，搜罗了当年王老汉参加花儿会的现场录音。录音出版费用大约一万五千元，这笔钱大部分来自一个支持原创歌手的基金会。
连专辑出版以后的销路他都想好了：随身带上一叠，每次巡演结束，现场签售他自己专辑的时候，一起拿出来卖。收入全部归王老汉所有。
可是王老汉忽然变卦了。前几天他给苏阳打来电话，不录了。
“小苏，你做这个事，有啥经济（效益）没？”老汉问苏阳，“老实话，钱多钱少是另一码事。我起码也是四十多年一个老员……现在经济社会，一点经济效益没有，我弄这干哈哩。没意思！尕马儿拉回来，心也回来了。（形容心死了）什么传承，都没意义！”
“王叔，给你多少钱你觉得满意？”
“钱也不必要，我也不卖了！你小苏出钱我受益，这有啥意义呢？你们又不是政府。”
走失多年的孩子被别人养大了
原本苏阳对民歌没什么情结。他是个南方人。1969年出生在浙江温岭，8岁坐火车来到银川，出了车站是一片铺天盖地的荒漠，一个星期不到就改变了吃米饭的习惯。
稍大一点，他不停地逃课，被不停地开除。在西安上中专，在格尔木走穴，在银川开琴行。磕磕绊绊组建过几支乐队，也闯过几次北京，但始终找不到路子，市场反响也不好。
直到在银川，一个朋友给他听了一首非洲原生态音乐，原生态这个形式让他想到童年听过的一首民歌《宁夏川》：“宁夏川，两头子尖，东靠黄河西靠嘛贺兰山，金川银川米呀米粮川……”
改编后的《宁夏川》被收入他的第一张专辑，也让他开始了另一种生活：疯狂搜集民歌资料,从花儿、秦腔乃至很少有人知道的贤孝、道情和鱼鼓书，一首一首地反复练唱，走街闯巷去找民间艺人。他揣着两件法宝：酒瓶子、录音机。
他的代表作《贤良》本是西吉县的一首民谣，原名《女贤良》。“石榴子花开叶叶子黄，爷娘嘛教子女贤良，咿呀咿呀咿得喂，爷娘嘛教子呀女贤良”。
这首只有四句的民谣，被他扩充后歌词到几百字，时间总长5分36秒。他把自己的所见所感添加到音乐里，成了新的歌词。“你是世上的奇女子呀，我就是那地上的拉拉缨哟”，拉拉缨是一种野草，极卑贱却生命力强韧，味道苦辣，童年时代他们一家人曾经拿它当过咸菜吃。那些自幼刻在他脑子里的元素都被收进来，加上吉他、贝斯、鼓。
在宁夏，在北京、上海、深圳，在一切他上台演唱的地方，《贤良》成为他邀请歌迷互动的保留曲目，那些梳着朋克头或穿着松糕鞋的年轻男女把他挤在当中，一起合唱“石榴子花开叶叶子黄，爷娘嘛教子女贤良”。
发掘出《女贤良》的人、时任西吉县文化馆副馆长的李世锋还记得第一次听苏阳唱《贤良》时的激动：走失多年的孩子被别人养大出息了。
二十多年前，李世锋骑着政府发给的一辆二八飞鸽，四处收集民歌。最后，从一个六十多岁老人嘴里挖出了这首歌。听完苏阳弹唱，他拿出自己主编的《西吉民歌选》，当作礼物。
“我们这么多年都在搞作曲，也没出什么自己的东西。都是应付差事，挣钱。”已退休的李世锋谈起苏阳，连续用了好几个“非常喜欢”。“要不是苏阳改编，这首歌肯定就慢慢湮没了。”
民谣歌手老狼是推荐苏阳与唱片公司签约的人。“我推荐他，就是觉得他的音乐有价值。里面有一种宁夏的、西北的东西，那种口口相传的生命力。”
一个部门给500元
离开王老汉家，苏阳又坐了两个小时大客车，这一次，他拎着两箱牛奶来到了宁夏最东北部的盐池，国家级贫困县。他听说这里有一个农民歌手。
“不空手去”是苏阳十年采风的习惯，曾经有一个老农民，唱到一半忽然不唱了，开始哭。一问，“觉得生活太苦了”。苏阳赶紧给他买了一箱方便面，再给他五十块钱，果然开始唱。
当地文化馆的朋友接应，一行人在县城街头找到了老刘。老刘带上一把三弦，被接上车，直接开回村里。
老刘叫刘世凯，1958年生人，十里八乡有名的农民歌手，唱的是陕北说书。尽管不知道来者姓甚名谁，他特地穿上了演出服装——红色唐装，头扎羊肚白毛巾。腿上还绑了快板。
老刘说，自己是全县惟一能唱陕北说书的人。“唱计划生育宣传，民政、计生这些部门，一个给我五百。”
“一代伟人毛泽东，他是人民大救星。”老刘开唱，嗓音高亢，底气很足。这些年，他的主要客户是地方政府。为此他编了不少主旋律段子。“如今盐池大变样，四通八达公路网……”
苏阳不满意：“唱老曲儿，压箱底的。”老刘又唱了一首九岁的小丈夫和十九岁的新媳妇担水的段子，逗乐了所有人。但让他再唱一首带点黄色的老段子，他不唱了，这让苏阳觉得挺遗憾。
临走，苏阳对老刘说：回头我再来找你喝酒，将来有可能给你录一张专辑。老刘连连点头。“放心，你是为我，还是害我，我分得清楚。”
59岁的徐明智不觉得老刘比自己“厉害”，他是宁夏本土曲艺“宁夏坐唱”的第一传承人，银川艺术剧院艺术总监，曾获得中国曲艺最高奖“牡丹奖”，他只有一个徒弟：他的儿子。
儿子现在宁夏大学读声乐系大三，是被他“做工作”才开始学的。但毕业之后是否真能子承父业，徐明智没信心。他明白，一千多元的月薪让这门艺术很缺乏市场竞争力。“主要是因为市场变小了。”徐明智说。
徐明智也试着在自己的歌唱中添加新元素：摇滚、现代乐器，甚至混音和MIDI，但效果并不大。“想改造民歌，不搞流行音乐，本身就是吃力不讨好。”
中国民族文化抢救工程委员会委员黄金钰是21世纪初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抢救中国民歌”行动的全程参与者。那次由日本政府出资，工作组一共采访了235名、10个民族的歌手，录制了385首流散民间的民歌。而这385首民歌，除了联合国带走一份、黄金钰自己私下保存了一份，惟一的作用就是从中选取一些刻录成光盘，回赠给当地的一些中小学校，“让学生传唱”。
“太可惜了。”黄金钰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很多民歌手现在都已去世，想要保存更加不可能。至今，他所在的甘肃省也没有系统地出版过知名民歌手的音乐影像。全国形势大致如此。“没人管，更没人出钱。你去找政府，他们说发展经济重要。”
黄金钰把民歌的改造、留存工作分为三种：一是原汁原味的记录，不做任何改变；二是像王洛宾那样改编；三是赵季平的收集民歌素材再创作。至于刀郎、苏阳这种把民歌改造为摇滚乐甚至接近流行音乐的做法，“作为一个音乐品种可以存在，但我们搞民歌的不提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