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大吉先生与民族宗教学
□ 张践 中国民族报 2012-7-24
6月28日，著名宗教学家吕大吉先生逝世。作为一名宗教学理论研究者，笔者与吕大吉先生有过多年交往，感受最深的就是他在民族宗教学方面的巨大理论贡献。
上世纪80年代末，由中央民族大学牟钟鉴教授的引荐，笔者得以结识吕大吉先生。1991年，吕大吉先生与当时主管民族宗教工作的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张声作先生一起，申报了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宗教与民族》。吕先生认为，自古以来，宗教问题与民族问题就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社会影响重大，必须给予认真的研究。有幸的是，他安排笔者参加这一国家级的重点工程，担任书中“中国历史上民族宗教政策之检讨”这一部分。这是笔者第一次涉足民族宗教领域，也是国内第一次出版关于这个问题的专著。但是到了出版的时候，吕先生因为没有直接执笔，所以谦逊地坚持不署名。故《宗教与民族》一书付梓之时，仅有一名主编张声作。但是笔者深知吕先生在整个工程设计、组织、施工的过程中的领导作用，因此需要特别向社会说明。
从这个项目之后，吕先生就开始专注于民族宗教方面的问题。吕先生是一位哲思深刻的理论家，研究问题从来不是就事论事、仅仅关注表面现象。他将民族宗教问题研究的重心放在了问题的起源上，并认为这才是解决问题的金钥匙。因此，他与云南省社会科学院的何耀华先生共同主编了多卷本的《中国各民族原始宗教资料集成》。在《集成》总序中他指出：“原始人的宗教信仰，不但是整个人类宗教的发端，在一定意义上，也是人类社会各种文化形式的源泉。”他试图从中国各民族原始宗教的第一手资料开始，探索其中的奥秘，归纳其中的规律。有一次他还说，也许从一定意义上讲，编辑这套集成，学术价值比自己早先的《宗教学通论》还要重要。宗教学界的同仁都知道，《宗教学通论》是宗教学理论的扛鼎之作，为当代中国宗教学理论体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是吕先生把那套资料集成看得比《宗教学通论》这一巨著还重要，充分说明了他当时对民族宗教问题的深刻认识。人类文明进入21世纪，无论是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还是阿富汗、伊拉克不时发生的人体炸弹事件，甚至包括国内发生的“3.14”事件、“7.5”事件，无不说明民族宗教问题的重要性和复杂性，也显示了吕先生的高瞻远瞩。
2006年，中央民族大学实施“985工程”二期项目，设立“中国当代民族宗教重大问题研究中心”，牟钟鉴教授担任中心主任，实施十大项目课题，吕先生也不遗余力地参与了项目的设计和研究。其中一项课题是《民族宗教学导论》，吕先生不顾年事已高、体弱多病，亲自担纲，从发生学的角度探讨民族宗教关系。他希望从宗教人类学的视角，对原始宗教的发生以及对民族形成的影响进行根本性的解释。然而，由于身体原因，吕先生无法亲自完成这一课题。于是要求笔者继续这项工作，将其收集的资料和已经完成的研究成果都交到笔者手中，并用了整整半天的时间，反复向笔者叙述研究的思路。每每想到这件事情，看到这些资料，笔者心中就充满了无限的愧疚。当时笔者准备将这部分内容插入自己的著作《民族宗教问题的社会理论考察》中，把它作为人类社会发展第一个阶段进行研究，揭示宗教对于民族认同的重要影响。但是由于项目本身时间安排方面的原因，结项的压力使笔者不敢匆匆将不成熟的内容加进去，因而愧对了先生的嘱托。由此笔者在心中暗暗发誓，一定要在将来，高质量地完成吕先生的心愿。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继续教育学院教授、中国统战研究会民族宗教甘肃基地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