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志研习笔记：张多读《西太平洋上的航海者》
从新几内亚航向蓝色大洋——马林诺夫斯基与西太平洋海岛民族志传统
云南大学2011级民俗学 张多
(注：原文有几十个注释，但发不上来，很多问题就不太细致了，请见谅。)
一 引论：关于新几内亚岛和西太平洋群岛
大洋洲（Oceania），是地球上最小的一个政治上的“洲”。在传统意义上，大洋洲包括澳大利亚大陆及其周围岛屿（含新西兰）、新几内亚岛（伊里安岛）东部及其附属岛屿、美拉尼西亚群岛、密克罗尼西亚群岛和波利尼西亚群岛 五大部分。美国人更倾向于认为澳大利亚大陆是一个独立的洲，因此有“澳大利亚洲 (Australia)”之称。
出于民族志（ethnography）研究的事实和历史地理联系，我认为在人类学 意义上，大洋洲分为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新几内亚岛和三大群岛这两部分。 巴布亚新几内亚、美拉尼西亚、密克罗尼西亚、波利尼西亚构成了地球上最“懂得”海洋的社会，这些海岛上的族群创造了人类真正意义上的海洋文明。而现代田野作业（fieldwork）方法也正是从这里发端的。田野作业的方法在后来成为人类学、民俗学、民族学、社会学、考古学、历史学、心理学和教育学等纷纷涉足之地。
1511年，葡萄牙人首先到达伊里安岛，同样是海洋文明，欧洲西部的大西洋沿岸此时已经进入了工业革命的前夕。自此以后，西班牙人、荷兰人、英国人、法国人、德国人、美国人蜂拥而至。这片世界上最大的群岛被“瓜分”殆尽。“地理大发现”——无数群勇敢但是自负的航海者从此改变了世界历史进程。西欧航海探险事业对西太平洋群岛社会的改变极其深刻，甚至超过新大陆。因为殖民主义的事实至今仍然主导着这些岛民。
1545年伊里安岛被西班牙占领，因岛上土著居民的体质特征与非洲几内亚湾沿岸居民相似，他们将这个世界第二大岛命名为新几内亚。18世纪后期，荷兰、英国、德国殖民者将新几内亚岛一分为二，奠定了今天亚洲（印度尼西亚）和大洋洲（巴布亚新几内亚）的分界线。事实上，大巽他群岛的海岛民族志研究和西太平洋三大群岛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但这里出于对文化区分的考虑，“西太平洋群岛”这个民族志学意义上的范围只涵盖到新几内亚岛西部。马林诺夫斯基（Bronislaw Malinowski） 最重要的田野研究地点就是新几内亚岛东部所罗门海南缘的一系列群岛，它们包括特罗布里恩群岛、 当特尔卡斯托群岛、安菲列特群岛、马绍尔班内特群岛、伍德拉克岛等。从这些岛屿开始，“他将人类学重新定义为一个深入的参与观察过程”，而非“基于二手资料对历史进行的‘臆断’……”
从新几内亚岛向东，一望无际的太平洋上，排列着美拉尼西亚、密克罗尼西亚、波利尼西亚三个异常庞大的“群岛的世界”。按照今天的政治划分，三大群岛各归其主。西太平洋的海岛世界分布在30°N到30°S，130°E到120°W的广大区域内 ，赤道和国际日期变更线交叉其间。在这里，既有海拔高达5029米、终年积雪的查亚峰（新几内亚岛），又有深达10000多米的马里亚纳海沟；既有世界最大的海珊瑚海，又有世界最大的珊瑚礁群大堡礁。珊瑚礁岛、火山岛、大陆岛是这些海岛的三种主要类型。
这些群岛上的原住民，在体质特征上被分为美拉尼西亚人、密克罗尼西亚人、波利尼西亚人和巴布亚人几个主要族群。马林诺夫斯基研究的的“特洛布里恩人”、“多布人”等就属于美拉尼西亚人。“美拉尼西亚人包括美拉尼西亚群岛中巴布亚新几内亚、所罗门群岛、瓦努阿图、斐济4个岛国及新喀里多尼亚土著居民，人数约389.8万人。这一群体的体质特征是皮肤黝黑，头发卷曲，脸阔鼻宽，颌部突出，身材大都较矮小。”
西太平洋群岛原住民的族源来自东南亚，他们的先民凭借航海技术向东不断迁徙。新几内亚岛正是向太平洋腹地迁徙的重要停留基地。随着西方殖民地的开辟，这些尼格罗-澳大利亚人种成为西方人类学家研究的热点。从马林诺夫斯基在新几内亚和美拉尼西亚的田野考察开始，西太平洋的海岛民族志（ocean ethnography） 书写成为西方人类学最丰厚的一笔遗产。海岛民族志伴随着欧美海洋战略一起发展，在人类学研究上取得耀眼成就的同时，西方国家在太平洋的统治也日益牢固。
二、海岛民族志视域下的《西太平洋上的航海者》
1922年，英国人类学家布罗尼斯拉夫•马林诺夫斯基的《西太平洋上的航海者》（Argonauts Of The Western Pacific ）出版。这部民族志对其后几十年的人类学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弗雷泽（James Frazer）在这部民族志的序言中说：“……我很难想象我的什么话能够为本书增光添彩。因为在本卷书中，他已经给我们提供了一份令人瞩目的人类学研究报告。” 目前，世界上几乎任何一部人类学教材和人类学理论著作都会花不小的篇幅来介绍马林诺夫斯基的《西太平洋上的航海者》。通常，学界还将同样于1922年出版的另一部民族志与之并论——拉德克利夫-布朗（Alfred Reginald Radcliffe-Brown）的《安达曼岛人》（1922）。尽管布朗并不认同马氏的功能主义理论，但功能学派的田野工作无疑已经牢牢占据当代人类学的学术史高地。
“我们看到，抚育马林诺斯基成人的波兰文化的男性偏见如何使他在对特罗布里恩德岛民的先行研究中忽视了重要的事情。与今天人类学家在进入田野之前获得专门的训练不同，在20世纪初期，马林诺斯基几乎没有任何正式的准备。” 对女性研究的缺失是马氏特罗布里恩研究的硬伤，直到维纳（Weiner）的《巴布亚新几内亚的特罗布里恩人》（1988）发表，女性的地位和生产问题才被进一步揭示。可见马氏的工作不仅仅是树立规范，也为后学提供了深入和修正的空间。
民族志，指以第一手的观察为基础对一种特殊文化的系统描述。 无论是马林诺夫斯基的美拉尼西亚群岛，还是布朗的安达曼群岛，海岛民族志写作无疑成为功能主义学派田野作业的共同点。 海岛封闭的陆地环境和广阔的海洋环境造就了独特的族群生态，这一点与大陆民族志非常不同。2004年12月的印度洋海啸灾难，造成安达曼人频临绝种，这充分说明海岛环境对族群的规约和限制作用。人类毕竟不是两栖动物，水域永远是人类“想象的禁区”，尽管人类在驾驭海洋上已经取得巨大突破。因此，海岛民族志的田野作业是一项极富挑战的工作。
和安达曼群岛研究寥寥的惨淡相比，《西太平洋上的航海者》是幸运的。在马林诺夫斯基之后，几代人类学家纷纷来到美拉尼西亚，不仅检验前人的工作，还对马林诺夫斯基的方法论进行反思。在这样的“再研究”、“反复研究”过程中，以《西太平洋上的航海者》为开端的海岛民族志范式得以明确。在西方人类学界，新几内亚、美拉尼西亚、密克罗尼西亚、波利尼西亚，已经成为热点田野作业地区。在人类学田野作业的带动下，西太平洋的考古学、语言学、生态学、地理学等也蓬勃发展，形成一道西太平洋群岛的学术风景。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受到民族运动浪潮的剧烈冲击，英国政府急需寻找一种新的统治方法，开始认真考虑如何利用土著社会制度。而这就要求必须先有人去研究、分析这些社会制度，懂得这些制度的作用（功能）。” 马林诺夫斯基借战争之际的滞留，深入新几内亚东部近海研究这些美拉尼西亚人的交换、巫术、家庭、社会、神话、语言、民俗、经济，并提出这些要素都是在功能上相互作用的。马氏敏锐地看到殖民者禁止酋长继续实行多妻制的弊端：“这种强制行为，一方面暗中破坏了土著人早已成立的权威，破坏了其部落道德风俗……另一方面则破坏了部落生活的整个结构……” 如果库拉（kula）社会因此而消亡，实际上是不符合殖民者在这里的长远利益的。
作为范式，马林诺夫斯基的田野方法论并不是专门针对海岛社会的。《西太平洋上的航海者》并未将海洋因素作为研究重点，而是创立了包括掌握土著语言、周年与土著生活、全面而详细的大纲式记录、写民族志日记等的一套田野作业规范。事实上，在大洋洲，除了新几内亚岛、新不列颠岛、南道、北岛、塔斯马尼亚岛以外，其余岛屿和珊瑚礁的陆域面积十分狭小。库拉圈的重要意义就在于其交通必然依托海上航路， “独木舟”这一关键的文化符号方得以贯穿“土著”人的全部生活。海域环境在西太平洋海岛民族志中无疑是特殊和有决定性的因素。但是马氏对人类学的贡献，仅仅凭借“参与观察”（participant observation）的深远影响就足以载入史册。“海洋”的整体视角只是基于当下对马氏遗产的挖掘。
从海岛田野经验提炼出来的范式是不是具有普遍适用性？这是考量马林诺夫斯基是否可以作为海岛民族志范式之滥觞的标准。答案几乎是否定的。马氏并没有意识到海岛民族志的独特性，至少在其民族志中没有析出关于海洋环境对岛民社会的影响。所以，《西太平洋的航海者》只能算提出了西太平洋海岛民族志的课题。除了特罗布里恩人的神话外，我们对这个族群的海洋观还十分模糊。而无论是soulava（项圈）还是mwali（臂镯）， 无论是礁湖捕捞还是海岸聚会，海洋在库拉社会生活中无处不在。
无疑，固守功能主义限制了马氏的视野和思路。用文化来满足人的基本需要的方式，或满足机体需要的行动，就是所谓功能。马氏的这种文化观需要满足三个标准：文化必须对诸如食物和生殖等生物学需要做好安排；文化必须对诸如法律和教育等工具性需要做好安排；文化必须对宗教与艺术等整合需要做好安排。 马氏理论的缺陷在于：对共时问题的关注无法解释冲突和变迁；无法解释文化差异；其功能论的个人性无法解释整个社会。 但无论如何，马氏功能理论对人类学发展确有巨大贡献，“自马氏以来，对文化、社会的构造，功能性分析基本上仍作为有效的方法被承认，为许多社会人类学家批判地继承。”
从海岛到大陆，人类学家的田野民族志一直在追问人类生活的本真。胡塞尔（Edmund Husserl）的“生活世界”概念已经被成功引进与人类学相邻的民俗学， 那么文化人类学或者民族志的研究对象，为什不可以回到生活世界的整体中来呢？正如户晓辉所言：“‘田野’的本真意义是生活世界或意义世界在具体的时间和空间的被给予状态中的主观构造方式。”
三、西太平洋海岛民族志的研究序列（1910——1950）
在马林诺夫斯基到达新几内亚之前，塞里格曼（Seligman）的《英属新几内亚的美拉尼西亚人》（1910）对他产生重要影响。马氏在研究特罗布里恩群岛之前，已经有关于大洋洲的研究成果《澳大利亚原著民中的家族》（1913）和《迈卢人》（1915）问世。尽管马氏并非研究西太平洋群岛的先驱，但是他的工作无疑是划时代的。在他的影响下，对西太平洋群岛社会的人类学田野作业一直持续到今天，其中也包括对马氏理论的检验和反思。马氏在特罗布里恩群岛的田野作业还催生了《两性社会学——母系社会与父系社会之比较》（1927）、《原始社会的犯罪与习俗》（1927）、《原始社会的性与压抑》（1927）、《野蛮人的性生活》（1929）、《珊瑚园艺及其巫术》（1935）等一系列民族志著作。
美拉尼西亚的田野作业同样是马氏后期代表作《巫术、科学与宗教》（1954）的重要素材。例如马氏观察特罗布里恩人的葬礼，描述了他们吃死者肉的仪式环节。土著人在极度不情愿和痛苦中完成这一项崇高的仪式，复杂的情绪表达了这一仪式对维持集体认同的作用。
1925年，法国人类学家马塞尔•莫斯（Marcel Mauss）的大作《礼物——古式社会中交换的形式与理由》发表。莫斯早在1902年就出版了《巫术的一般理论》。莫斯在西太平洋的田野作业涉及特罗布里恩群岛、新喀里多尼亚、汤加、新西兰、萨摩亚。“莫斯将马林诺斯基对库拉交易的描述放进其他有关交换的民族志研究语境中，……莫斯提出，礼物交换而非物物交换，才是小规模社会中产生与维持社会关系的程序。” 莫斯质疑马林诺夫斯基所言丈夫给妻子不求回报的“纯粹的赠礼” ，在他看来这种“无偿之礼”（free gift）是不存在的，丈夫的赠礼是为了汇报妻子给予的性满足。莫斯要探讨的“正是‘有偿’之礼所包含的社会观念与道德原则以及由它所导致的社会结果”。
1928年，美国女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Margaret Mead）出版了《萨摩亚人的成年——为西方文明所做的原始人类的青年心理研究》。 1924年，米德“决定一写完博士论文就去东波利尼西亚的土木土群岛调查那里的文化变迁，因为他的博士论文就是有关波利尼西亚的文化比较研究，她阅读过的材料让她对那片土地无比熟悉。” 但最终她在与博厄斯（Franz Boas）商议之后决定去萨摩亚群岛研究青春期问题。波利尼西亚的萨摩亚群岛从此被书写在人类学史上。米德通过萨摩亚人的青少年教育折射出美国社会在同一问题上的局限。“由于强调为米德自己的社会吸取教训，她为人类学的普及奠定了基础，而且促进了应用人类学的事业。” 因此该著作的出版在美国取得巨大成功。
然而事情并非就此定论，1983年，弗里曼（Derek Freeman）的《玛格丽特•米德与萨摩亚》出版，弗里曼质疑米德有关萨摩亚资料的真实性和准确性。她9个月的田野时间，要理解当地人的情感和语言似乎不够。她也回避了特例样本和其他地方的不一致资料。但作为一次“再研究”的尝试，弗里曼和米德对萨摩亚群岛社会的关注将作为一个整体写进波利尼西亚民族志的历史。
米德不仅仅是一位波利尼西亚专家，她也研究新几内亚。1930年她出版了《在新几内亚成长》。1931年以后她和丈夫福琼（Reo F.Fortune）到新几内亚岛田野考察。1932年冬天，米德、福琼在新几内亚岛塞皮克河流域遇到另一位在田野中陷入绝望的人类学家格雷戈里•贝特森（Gregory Bateson）。三人相聚甚欢，“米德从贝特森身上吸取理论思维和自然科学知识，特别是系统理论和生物学、心理学的知识；贝特森从米德夫妇身上领悟了一些重要的调查经验。最重要的是，贝特森从他们手上读到了本尼迪克特《文化模式》的手稿，并就她的理论对于他们三位在新几内亚的几个调查点所见识的族群进行尝试性的分析、辩论……” 这次考察之后，米德根据对Arapesh、Mudugumor、Tchambuli三个族群的研究，最终写成《三个原始社会中的性与性情》（1935）。福琼出版了《多布的巫师》（1932）。贝特森写成了《纳文——围绕一个新几内亚部落的一项仪式所展开的民族志实验》（1936）。
纳文（naven）是新几内亚塞皮克河流域的雅特穆尔人的一种特定仪式行为。在仪式中，男人扮成女人，女人扮成男人。贝特森试图将这种行为与其社会结构和实际运作联系起来，分析雅特穆尔文化的精神气质。 他将马林诺夫斯基、布朗、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的理论有机结合、批判继承，是一部田野反思的力作。
1936年，马林诺夫斯基的学生弗斯（Raymond Firth）出版了《我们蒂科皮亚人》。老师对学生的著作给予非常高的评价。马氏以《我们蒂科皮亚人》高质量和严谨科学的田野作业成果来质疑本尼迪克特的文化模式理论。
以上就是从“一战”到“二战”时期，以英国、美国人类学家为代表的对西太平洋群岛的研究。殖民的需求推动学者研究原住民，战争的硝烟“歪打正着”地位人类学家提供了长达数年的田野作业机会。在这一时期，新几内亚、美拉尼西亚、波利尼西亚是研究的热点，而对密克罗尼西亚的研究显得十分缺乏。
四、西太平洋海岛民族志的研究序列（1950——2000）
1950年代，战争的创伤有所愈合，新的世界格局基本形成。这时，美国在西太平洋的统治完全取代了英国。人类学家重返西太平洋。
美国人类学家利奥波德•波斯皮希尔（L.Pospisil）开辟了新几内亚岛西部的田野作业。他研究毛克山脉西麓的卡保库人。部落组织、习惯法以及文化整合是他关注的重点。一夫多妻、氏族、头人托诺维（tonowi）、分支世系群（segmentary lineage system）等组织形式构成了卡保库人的社会。他的著作包括《新几内亚西部的卡保库巴布亚人》（1963）和《法律人类学：比较理论》（1971）等。
1958年，美国人类学家马歇尔•萨林斯（Marshall David Sahlins）出版《波利尼西亚的社会分层》。斐济群岛开始成为人类学田野作业的新宠。萨林斯生于1930年，1954年获得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他对美拉尼西亚的审视打上了新时代的烙印，尤其是对殖民的反思。他先是在斐济进行田野调查，用结构主义的方法研究斐济文化。例如他发现“东斐济文化结构的特点是成对的对立概念”、“经济基础是既定的意义性规则的具体体现”。 斐济的田野作业支撑他其后的学术思索。在《文化实践理性》（1976）中，他以斐济莫阿拉人为例解释“结构主义以其最有力的形式阐明了历史的运作方式，即结构通过事件而延续。” 他还有关于斐济的作品《莫阿拉》（1962）
夏威夷群岛是萨林斯又一个重要的波利尼西亚调查点。他关于夏威夷的著作有《历史的隐喻与神话的现实》（1981）、《历史之岛》（1985）、《阿那胡鲁》（合著，1992）、《“土著”如何思考》（1995）等。“在《历史的隐喻与神话的现实》这部为萨林斯既带来巨大声誉又招来指责的作品中，他实际上只为我们讲述了一个简单的故事，即伟大的航海家詹姆斯•库克•（James Cook）船长是如何被夏威夷土著人谋杀的。” 他指出殖民政策与夏威夷文化产生冲突，尽管夏威夷今天已经成为美利坚合众国的第50个州，但是文化的深层矛盾依然存在。在夏威夷，“船员们进入后的各种行为所产生的后果，尤其是性病的蔓延与焦虑新教传教士的涌入，完全超出夏威夷人的控制，最终迫使夏威夷文化发生更本性重构。”
再回斐济群岛。英国人类学家彼得•沃利斯（peter Worsley）的《号角即将吹响——美拉尼西亚的船货崇拜研究》（1968）是关于斐济的又一力作。从斐济的图卡（tuka）运动开始，沃利斯研究了新赫布里底群岛的经济波动、新几内亚的宗教崇拜、巴布亚湾的疯狂运动、所罗门群岛的Marching Rule运动。这一系列美拉尼西亚的千禧年运动“表现了受压迫者对另一个阶级或民族的反抗”， 宗教力量和政治目的的结合掀起了美拉尼西亚人表达诉求的激烈方式。
1971至1972年间，安妮特•维纳（Annette Weiner）重返特洛布里恩群岛。同样是在基里维纳岛，维纳的田野地点离当年马林诺夫斯基的驻地非常近。维纳以后现代主义的视角重新审视特洛布里恩的社会，她质疑马氏对妇女的看法以及马氏西方身份的局限。“维纳希望强调妇女的作用，亦能揭示在何处马氏的解释受到了其从自身的欧洲性别观与文化观中带入田野的感觉（feeling）与设想的限定。” 与马氏对基里维纳丧葬仪式的感观不同，“维纳对丧葬仪式产生了美好的感觉：死在基里维纳比死在无菌医院的病房更具人情味。” 马氏的巨著并没有阻碍维纳的反思：“在特罗布里恩岛进行研究引起一个额外的障碍，因为我正在效仿著名的人类学鼻祖布罗尼斯拉夫•马林诺夫斯基的工作。” 1988年，维纳在纽约出版了《巴布亚新几内亚的特罗布里恩人》，是对马氏田野再研究的力作。
弗雷德里克•巴斯（Fredrik Barth）的《形成中的宇宙观——新几内亚内陆文化变异的一种生成途径》（1987）再一次将人类学的田野带回新几内亚岛。不过与马林诺夫斯基、米德、福琼、贝特森、维纳不同的是，巴斯将目光投向新几内亚岛内陆。这个世界第二大岛的内陆，高大的毛克山脉东西横贯，托起一系列海拔4000米以上的山峰。1969年，巴斯来到与世隔绝的奥克山谷，研究Baktaman族群的民间信仰、宇宙观、知识的再生产模式与次传统的变迁过程。
几乎与巴斯同时，玛丽琳•斯特雷森（Marilyn Strathern）的《礼物的性别——女性问题和美拉尼西亚社会的问题》（1988），奠定了这位出身剑桥的女人类学家美拉尼西亚研究集大成者的地位。全面梳理女性主义思潮与人类学民族志研究是她独辟蹊径的贡献。斯特雷森将1960-1970年代在美拉尼西亚兴起的女性主义民族志研究汇总，利用别人的和自己的田野建构美拉尼西亚性问题的理论。
美国人类学家约翰逊（A.Johnson）选择了新几内亚岛毛克山脉低海拔边缘的恩加人部落作为自己的田野点。他重点关注了巴布亚新几内亚的威望经济（prestige economy），这里的父系群体通过多妻婚姻获得财富、夸富宴、赠礼循环等，与马林诺夫斯基的库拉社会非常相近。但是约翰逊看到了“炫耀消费”的重要意义，“它的着重点在于赠送，或至少是把某人的财富处理掉。” 他的经济人类学成果有《园艺农：部落中的经济行为》（1989）等。
到20世纪末，密克罗尼西亚终于进入海岛民族志的序列。比如夏威夷大学的卡捷琳娜•玛蒂娜•特利瓦（Katerina Martina Teaiwa）对基里巴斯群岛巴那巴人磷酸盐开采的研究。1999-2002年间，特利瓦对斐济、澳大利亚、新西兰、基里巴斯进行多点研究。马林诺夫斯基的深远影响对年轻的特利瓦而言仍然不能忽略。她回忆说：“在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以及在拉比和巴那巴，人们期望我了解一些事情并有相应的行动。例如，在一次关于特罗布里恩岛的讨论会上，我天真地说出我不知道马林诺夫斯基是谁。整个会场同时发出的唏嘘声震耳欲聋。作为一位好的人类学家，我至少得知道马林诺夫斯基的传统并将自己放在哪个谱系中。在巴那巴情境中，人们期望我在另一种谱系中给自己定位，并像一个女儿、侄女、姐妹和年轻未婚女那样行为恰当。”
特利瓦生于斐济，拥有美国非裔和基里巴斯血统，后求学澳大利亚，又任教于夏威夷大学。特殊的文化和教育背景让她对西太平洋群岛的观察更具反思意味。她说：“我对每一个地方的访问都很短暂，仅仅记录下每个地方的一小部分并且都在数码摄像机里，我没能精通基里巴斯语，并且依然对传统人类学范式表现出怀疑。我没有想必须成为巴那巴或基里巴斯‘权威’，也没有想在‘美拉尼西亚专家’和‘波利尼西亚专家’中间成为一位‘密克罗尼西亚专家’。”
20世纪落下帷幕，西太平洋海岛民族志硕果累累，几乎任何时期都有人类学家投入到这些热带岛屿进行田野作业。从马林诺夫斯基的常年蹲点作业到特利瓦的短期多点作业，西太平洋的海岛民族志为人类学贡献了一个完整的方法论和学术史序列。今天，澳大利亚、美国、新西兰纷纷成立西太平洋研究机构，以期在继承这笔厚重遗产的基础上再续辉煌。
五、余论：海洋学术与中国海岛民族志研究
从1910年代到2010年代，以英、美为代表的人类学者建构了一座“西太平洋社会知识体系”的大厦。也正是在这100年间，美国完成了“称霸地球”的事业。西太平洋的海岛民族志背后，是一份支离破碎的殖民地遗产，一个一直被研究的族群集体，一片霸权政治的关键地域。无论是美拉尼西亚的椰子，还是密克罗尼西亚的矿产，都只是殖民统治和西方领地表面上的点缀。西太平洋群岛对西方国家而言“真正的”意义实际上是：世界战场、海军基地、航运通道、地缘政治、资源储备、领土延伸和度假胜地。这就是西太平洋群岛在今天世界版图中的位置，也是100年“西式人类学”的悲哀。
也许马林诺夫斯基并没有想过自己缘何可以无所忌惮地在“他人”的家园问东问西。也许贝特森也没有想过自己缘何在新几内亚始终找不到理想的调查点。人类学与政治的联系是与生俱来的，人类学也不可能完全脱离政治的考量。在西太平洋，海岛民族志到底是一份怎样的遗产？这个问题至少目前是众说纷纭。但是如果将这份遗产放置于“海洋学术”的框架下考虑，它至少还值得我们继续研究。
所谓海洋学术，研究对象是人类在与海洋交往过程中的探索、迁徙、利用、影响、破坏、争夺的系列活动。海岛民族志以海洋族群为研究对象，旁射出海洋社会、性别、信仰和历史。除了对西太平洋原住民的研究，海洋学术更多地被导向海洋军事、地缘政治、海洋资源、开发与利用、海洋法律、海洋环境等方面。这种导向背后的力量就是海洋政治。
中国的海洋学术是落后的。在西方人类学界对西太平洋群岛进行了100年的田野作业之后，中国人才刚刚意识到海岛民族志的重要意义。例如2010年以后中山大学等少数研究机构开始筹划和关注对环南中国海地区的海岛民族志研究。 在此之前，研究仅限于海南岛、台湾岛、香港等近海岛屿和大陆沿岸地区。
在中国的海岛民族志研究历史中，台湾岛由于本身就是海岛，本岛学者的族群、民族志的研究可圈可点。从1950年代以后，本岛人类学家依托“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台湾大学等学术机构，对台湾高山族进行了系统的民族志研究。通过凌纯声、张光直、李亦园等的调查，早期人类学家划分出高山和平埔两大族群，进而进行民族志研究。主要民族志包括《日月潭邵族调查报告》（陈奇禄、李亦园、唐美君，1958）、《兰屿雅美族的社会组织》（卫惠林、刘斌雄，1962）、《马太安阿美族的物质文化》（李亦园等，1962）、《南澳的泰雅族人》（李亦园等，1963）、《布农族卡社群的社会组织》（丘其谦，1966）。
1980年代以后，台湾海岛民族志研究拓展到了“青少年”、“文化系统”、“原住民运动”、“平埔族”、“民间信仰”、“视觉民族志”等领域。30年来研究成果颇丰，如《绿岛汉人的丧葬仪式》（余光弘，1980）、《阿美族的社会文化变迁与青少年适应》（许木柱，1987）、《人观：意义与社会》（黄应贵编，1993）、《台湾平埔族的历史与运动》（李壬癸，1997）、《兰屿观点》（胡台丽，1993）、《台湾妈祖形象的显与隐》（林美容，2003）等。
在政治学家看来，“第一岛链”、“第二岛链”也许是一个了不起的创意，但是只要浏览一下西太平洋群岛的田野研究史，我们会发现“海岛学术”已经是一个陈旧得泛黄的话题。人类学家不管怎样否认，都改变不了自己的研究造成“政治结果”的事实。也许是政治利用了人类学，但是人类学如何才能做到中立，却难觅答案。
海岛民族志的田野作业还有深入研究的必要。重要的是，我们仍然需要对马林诺夫斯基开创的西太平洋田野时代与人类学思想史之间的深层互动进行思考。正如近年来考古人类学家在瓦努阿图进行远古人类迁徙研究时，他们也注意到马林诺夫斯基及其后来者眼中的图景：人类的好奇心和开拓欲望，指引着航海者们，从新几内亚航向蓝色大洋。
参考文献
1、[英]布罗尼斯拉夫•马林诺夫斯基著，张云江译：《西太平洋上的航海者》，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
2、[英]布劳尼斯娄•马林诺夫斯基著，梁永佳、李绍明译：《西太平洋的航海者》，北京：华夏出版社，2001年。
3、董晓萍：《田野民俗志》，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
4、[美]威廉•A•哈维兰著，瞿铁鹏 张钰译：《文化人类学》，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年。
5、王铭铭：《人类学讲义稿》，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1年。
6、王铭铭 主编：《20世纪西方人类学主要著作指南》，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8年。
7、庄孔韶 主编：《人类学概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
8、黄淑娉 龚佩华：《文化人类学理论方法研究》，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6年。
9、[英]罗伯特•莱顿著，罗攀 苏敏译：《他者的眼光：人类学理论导论》，北京：华夏出版社，2005年。
10、[英]格雷戈里•贝特森著，李霞译：《纳文——围绕一个新几内亚部落的一项仪式所展开的民族志实验》，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年。
11、[美]玛格丽特•米德著，周晓虹 李姚军 刘婧译：《萨摩亚人的成年》，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
12、[澳]林恩•休谟 简•穆拉克编著，龙菲 徐大慰译：《人类学家在田野——参与观察中的案例分析》，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年。
13、管彦波：《民族地理学》，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
14、高丙中：《中国人的生活世界——民俗学的路径》，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
15、中国地名委员会《世界地名翻译手册》，北京：知识出版社，1988年。
16、麻国庆：《文化、族群与社会：环南中国海区域研究发凡》，《民族研究》，2012年，第2期。
17、李亦园：《台湾高山族研究回顾与前瞻》，第四届人类学高级研习班讲义，云南昆明，1999年6月28日。
16、L.Pospisil，The Kapauku Papuans of west New Guinea，New York：Holt，Rinehart and Winston，1963. L.Pospisil，Anthropology of law：A comparative theory，New York：Harper & Row，197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