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本初的善与恶
朱伟珏
自古至今，人性本初的善恶问题始终是一个充满争议的话题。国人对人性本初的看法深受儒家思想影响。儒家强调“性本善”，这一观点最初由孟子提出。孟子曾说：「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意思是说人性皆善。“性本善”之说后来经过《三字经》的传播，成为了中国人看待人性的普遍道德标准。
另一方面，西方世界在对待人性本初的善恶问题上却有着与我们截然不同的认识。在很大程度上，西方人的道德理念深受基督教的影响。基督教认为人生来就是罪恶的，为此必须不断地忏悔、赎罪，基督教的这种原罪意识在此后漫长而黑暗的中世纪宗教统治时期始终占据着主导地位。虽然文艺复兴尤其是工业革命之后宗教的地位逐渐衰弱，并且近现代受人道主义影响，甚至还出现了强调“性本善”的人本主义心理学，但在西方的文化基因中，“人之初，性本恶”的观念依然根深蒂固。可以这么说，“性本恶”构成了西方社会的伦理道德基础。
对人性本初善恶之分的不同理解直接影响了人们对待子女教育方式的不同。过去欧洲的教会学校，尤其是天主教育婴堂对待孩童的方式采取的就是福柯所说的“规训与惩罚”。而中国的儒家思想则主张以循循善诱的方式去启发人性中善的部分，同时尽力避免让孩子受不良环境的影响。不过事情也并非绝对，“棍棒之下出孝子”以及“不打不成器”的思想也是国人对待子女教育的方式之一，并且除了孟子对人性本善的定义影响了中国文化传统之外，荀子的人性本恶论也与“性本善”的观念互为补充，成为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分支。
无论人性本初是善还是恶，不同社会对于孩童的“启蒙”问题上有一点是共通的，就是人在出生以后必须要经过一定的社会化过程以及文化的塑造过程才能成为一个健全的人，这个过程也可以被看作对人性的压抑过程。其实在人生中的任何阶段社会文化都在限制着人的个性和行为，古人云“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就是这个道理。虽然未经文化约束和改造的天性不能被社会所接受，可是如果文化对人性的限制力量过于强大又会引起相反的效果。
比如在弗洛伊德所处的时代，社会对性的压抑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根据吉登斯的考证，在18、19世纪的欧洲，“性”作为秘密禁止在任何公开场合谈论。“17世纪德国和法国的农民中间，已婚夫妇之间几乎不存在接吻、亲昵爱抚以及其他与性相联系的肉体爱恋形式”。妇女在这一时期也受到严重的歧视，严格的终身一夫一妻制，感情完全破裂的夫妻也不准离婚。很多人在这一时期患上了精神疾病，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正是在此背景下诞生的，他在长期的精神病医疗实践中发现，不少人精神出现异常的根源在于他们的性欲以及其他种种欲望由于文化的过于强大而不能得到正常的满足。因此，弗洛伊德主张我们必须正视人类的欲望，解放人类的“动物性”，让人性更接近自然的本真状态。
由于弗洛伊德的影响，西方国家六、七十年代性的解放运动如火如荼，比如六十年代初“性解放”在美国风行一时，青年男女大多选择没有固定伴侣的同居关系；法国学生在1968年的“五月风暴”中提出“要做爱，不要作战”的口号。然而过度的性解放也引发了新的社会问题，比如八十年代初艾滋病的出现给性解放运动蒙上了阴影；其次，现代医学发现，影视作品中对性爱的过度渲染不仅引起了青少年的性早熟，并且引发了女性荷尔蒙内分泌的紊乱，从而导致了某些女性疾病（例如乳腺癌）的发生率增加；另外，最近“恐艾症”的出现再一次为人类的“性放纵”敲响了警钟，“恐艾症”到底是一种新型疾病还是一种心理上的疾病还不得而知，但是“恐艾症”患者的数量正在呈上升趋势。种种事实证明，过度的性解放与性压抑都不符合人类最为接近自然状态的“动物性”，从而引发了新的社会问题。
“消费社会”这一概念是学术界对于当代社会的几种解读之一，其代表人物鲍德里亚认为，我们正处在一个物产极为丰富的世界，人类正在消耗和浪费着远远超过自身需求范围的物质资源。与此同时，为了维持工业生产的扩张需要，企业家又在极为必要地生产着人类的欲望。这样的社会发展模式带来的弊端显而易见，环境危机、能源危机接踵而来。当危机成为危险的时候，人类将会面临怎样的恶劣的生存环境呢？当代物产丰富的社会满足了人类的贪欲，可是这种被过于放大的欲望会不会像性解放一样对人类自身带来难以预料的后果呢？
前现代社会，文化起到的作用往往是压抑人性，这显然是对人性的一种扭曲；而如今，文化正在放纵欲望，这同样是对人性的一种扭曲。那么对于人性来说是该压抑还是该解放，问题全在于“度”，而不应该单纯从人性善与恶的道德尺度去做评判。
超越道德评价的标准，我们从社会科学的角度来看人性。人刚出生的时候可以被看成是一个“动物”（人被称为“符号的动物”），而动物对外部世界的反应大多基于本能，并非是文化所构建的。动物的行为很难用道德去评判。纯粹意义上的动物是“自私”的，为了生存必须弱肉强食，但显然我们不会因此而认为动物是邪恶的。人刚来到这个世界时并没有经过文化的雕琢也没有被社会化，故此可称作“原初的个体”。原初的个体进入社会以后必须要经过一定的教化和规训。“孔融让梨”就是典型的文化现象而不是生物现象。没有经过文化雕琢的个体只有在经过一个社会化的过程——学习社会规则并遵守社会规范——之后才能适应群体性的社会生活。文化在引导人性的过程中，过于压抑或放纵都会带来负面效果，最终人类只有再次接近自然的状态才能求得生存的平衡。
朱伟珏讲谈于社会心理课
2009年10月16日星期五
来源：群学网http://www.qunxue.net/Article/TypeArticle.asp?ModeID=1&;ID=4436
朱伟珏：日本名古屋大学社会信息学博士、同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中国社会学会理事，原日本社会学会员。研究方向：理论社会学、文化社会学。专著《布迪厄“文化资本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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