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雪

　　乡村社会：“非遗”最后的乐土

　　乔晓光（中国民协副主席、中央美术学院教授）

　　

　　乔晓光（右二）在靖边剪纸培训班上和民间剪纸传人交流

　　2006年启动的国家“文化遗产日”已经走过了七个年头，“非物质文化遗产”已成为众所周知的名词。非遗在现代社会形态的推介普及应当是一个历史的进步，这使我们看到了在各地乡村被久远遮蔽了的活态文明。

　　目前，乡村里的非遗传承越来越趋向冷清和传承人的断代，在靖边乡村的剪纸调查中，我们看到了乡村妇女中一些文化能人非常积极热情地组织乡村剪纸艺术合作社，但是乡村里贴窗花的习俗已经基本消失了。在安塞，贴窗花的习俗渐趋式微，乡村里许多年纪大的传承人已不再剪窗花，年轻人已不再学剪窗花了。乡村里那些优秀的剪花妇女都云集在县城，建立了自己的工作室、陈列室、剪纸作坊、合作社和传习班，她们的剪纸销售得很好，主要用于当地政府、企业文化活动中的礼品和室内装饰。

　　如今的乡村已成为老人和儿童的乡村，年轻人都出去打工了，他们渴望留在城市，即使回来也不了解乡村的习俗，不会种地，更不会传统的女红活计了。在乡村年轻人的身上，我们看到了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未来三十年的趋向，没有了年轻人的村庄，成为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最后一幕。

　　在延安的碾庄，看起来似乎还是一个窑洞式的村落，但那些石窑和砖窑里的村民已受到了互联网时代都市生活的深刻影响，面对生存农民表现出了更切实际、更现代化的生活选择。所以非遗保护不仅仅是文化问题，在乡村首先是一个生存的问题，乡村里温饱的物质生活解决了，但关乎人性的文化生活还十分粗陋甚至苍白。面对互联网时代的非遗保护，我们如何面对村庄文化活态传承的困境以及乡村年轻一代文化传承的断裂，如何面对乡村亟待关注和急需建设发展的文化生活，都是非遗保护不能回避的问题。那些过度的在一些形式或形象工程上用的资金应当用在我国乡村的文化生活中，面对中国乡村这样一个几千年农耕文明衰败过渡时期的困境，任何过度的政绩张扬和浮华娱乐都是不道德的。

　　丰富悠久的中华文明并不都是记录在古史典籍中的那些正史或轶闻，也不仅仅是考古发掘出来的遗址和文物。源远流长、绵延至今的中华文明还有另外一种活的形态，那就是中国乡村里的活态文化。这是一条由人民守护的中华文明活的文脉，我们称之为人民的文脉。但更确切的表述应当是中国多民族乡村农民群体传承守护的村社文明。村社是中华民族最有文化基因意义的“文化细胞”和承载文明的最小单元，正是由于村社文化的遗存，民族的肌体和血脉才有了真正的生命元气和文化的“模样特征”.在今天这样一个物欲横流、为功利无底线行为的时代，是中国乡村的村社文化在守护着民族最后的信仰真实以及面对神灵和大自然的敬畏之心，这是我们长久在乡村田野调查中最真切的感受。“礼失求助于野”,文化信仰的丢失要去村社认知我们民族活着的文明志，向农民致敬、关注村庄里活态文化的传承是这个时代文化复兴的基点。


　　眺望农耕时代

　　夏挽群（中国民协顾问 河南省民协主席）

　　

　　民俗表演大头娃娃

　　虽然我们匆匆告别了农耕时代，进入了21世纪的现代工业文明，但我们的确不能就此停止对历史的眺望。我们站立在今天向昨天了望，了望久了，就会让我们衔接上传统的成熟，更衔接上传统的活力。只要你调整好望远镜的焦距眺望，你就必然不会忽略曾经存在、而现在正在消亡的农耕时代的见证--那些一度遍布在原野上的古村落，这样你才能真正接通文化的风水和地气。

　　在农耕时期，中国有难以计数的村落，每一座都是一部装载厚重历史的典籍，是典型的民族文化的活化石，凝聚着炎黄子孙的文明历史、价值观念、生命感悟、族群标识、人文精神、宗教哲学、聪灵巧慧……可是没等到我们去仔细品读它、研究它、传承它，这些经历了千年风雨的古村落，这些传统社会架构的基本单元，这些百姓生存状态、生存想象的基本范式，便在城镇化、商业化突飞猛进的过程中渐趋湮灭。剩余的那些本可作为中国漫长农耕时代的活的遗存和样板的古村落，到底还能支撑多久？我们该怎样来保护这些地处偏远却维系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古村落？等农民彻底城居化之后，我们的第二代、第三代人将对村落文明完全陌生，这些问题显得日益尖锐而紧迫。在城市的古老印记已经渺如烟云之后，古村落是我们生命中最为沉重、最为惆怅的情结。

　　村落不仅是经济的基点，它更重要的还是一种文化心理的密集组合。当进行大规模农村再造的时候，我们不应该只是想到它们的物质构建，我们还应当想到乡村的精神构建，不要造成今天与昨天之间的巨大的历史断层、文化断层和情感断层。

　　我们现在有许多人正在为此而努力。我们的全部努力都是为了避免一个结果：一个时代终结了，但是我们没有留住一个属于那个时代的经典。


　　文化遗产：关乎人类未来

　　叶舒宪（中国民协副主席、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民间泥塑作品引人注目


　　一、遗产意识兴起：文化寻根抵抗现代性危机

　　遗产概念为什么会成为当代资本主义全球化时代的关键词？

　　主要原因是现代性危机导致的社会变革加速，正在以难以逆转的强势力量，破坏着、毁灭着人类千百年来赖以生存的自然根基和文化根基。生物多样性和文化多样性受到经济全球化潮流的极大威胁，人类正面临着有史以来从未有过的文化拔根运动的狂潮。文化寻根和本土化自觉成为唯一具有规模性的集体抵抗性力量。对文化和遗产的高度关注，留给了社会价值的守护者--人文知识分子。在反思和批判现代性危机方面，人文知识分子显然要比经济学家和工程师们更多考虑人类终极问题，而不是当下的利害得失问题。

　　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人文社会科学专家为代表的知识精英们率先意识到，资本主义的工业化、城镇化和市场化进程具有无法阻挡的摧毁力量，在其对文化多样性的毁灭性威胁与日俱增的紧要关头，需要自上而下地引导一场遍及人类各族群的文化自觉。在全球范围内树立全新的人类遗产意识，具有文化再启蒙的深远意义。

　　二、为“遗产”正名：谁保护谁？

　　非遗申报的大跃进运动在各级利益集团的推波助澜之下，愈演愈烈。争抢、包装、造假、小题大做等等，不一而足。

　　首先必须明确的是，保护和传承遗产，实际上是希望遗产所由产生的文化生态得以可持续地存在下去。就此而言，被留住的人类文化多样性之根，将能够保护人类的未来。换言之，自然和文化遗产的存续，具有保护我们未来的重要意义。

　　由于文化遗产这一新出炉的蛋糕，具有多方面的利益牵扯，吸引了当今的大批热衷者。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遗产意识，传播到转型期的当代中国社会现实中，所出现的种种扭曲变形现象，非常值得关注和警觉。

　　以保护遗产为名而实际却是破坏遗产的可持续存在，这是一种新的犯罪行为。遗产是在现代性的生产生活制度下而面临灭顶之灾的。不扭转一切以经济利益为轴心的功利主义思维方式，保护遗产将流为空洞的口号。

　　遗产意识的确立和普及，相当于一次文化自觉的全民教育和再启蒙。就其学术史定位而言，可有两大基本层面的考虑：

　　第一，如何从20世纪思想史转向的意义上，把握遗产意识与本土文化自觉的关联性。

　　第二，文化遗产在何种意义和何种程度上，能够作为自然资源的替代物，参与到世界经济转型即从物质经济到非物质经济、符号经济的过程中，发挥引领未来发展方向的作用。


　　遗产的，也是当代的

　　赵书（中国民协顾问、北京市文史研究馆馆员）

　　

　　传统民间技艺吹糖人

　　民族民间文艺抢救工程已进行十年，成果甚丰，为日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这基础既包括认识层面的，也包括物质上的资料积累。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己公布了三批保护名录。以《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公布为标志，我国的“非遗”保护事业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民族民间文艺抢救工程也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人类历史有多长，民族民间文艺的历史就会有多长。民族民间文艺是充满活力的文化现象，如果我们抢救不及时，就会造成永久的遗憾。因此，当务之急是抢救！抢救！北京市东城区的东四街道，在城市改造中，许多老居民将搬出老城区。街道文联审时度势地提出“人可以搬走，记忆要留下”.于是开展了深入到户的地方民间故事的搜集整理工作。短短半年时间，收到的资料己超过百件，现正编辑《日下传闻录·东城卷·东四篇》。在这次民间故事的采集工作中，涌现了一批民间文艺积极分子，形成了街道自己的民族民间文艺队伍。年近古稀的居民郑毅一个人就写出了38个故事，受到群众的赞扬。一个街道能采集到这样多的故事，说明收集口头文学的工作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抢救出来的文化遗产要保护，最好的方法是让这些遗产发挥作用，在文化建设中得到应用。如北京顺义区张镇的“灶王爷传说”,在当地流传非常广泛，此次被列为市级“非遗”保护名录后，受到群众广泛宣传。当地农民自编自演了《灶王爷的传说》，轰动一时。

　　如何发挥文化遗产在我们当代生活中的作用是我们今后的重点工作之一。



　　民俗信仰也是文化遗产

　　陶思炎（中国民协顾问、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

　　

　　水陆画“妈祖”像

　　信仰类文化遗产，属于心态的文化遗产，又可称作“精神文化遗产”,而与民间信仰、民俗艺术密切相关的精神文化成果，都可视作“信仰类民俗文化遗产”.这类文化遗产的调查、研究还不很充分，还需要我们继续解放思想，加大对其调研，甚至抢救的力度。

　　信仰类民俗文化遗产包括面具魁头、水陆画、中堂画、地画、庙会活动、经文、宝卷、符箓、疏文、经咒、造像、纸马、祠庙建筑，以及石敢当、门当户对、脊饰瓦饰、神兽、符画等镇物。它们大多融合着民俗的、宗教的、艺术的成分，具有突出的信仰性质。

　　例如，面具魁头，它主要作为傩神出巡的道具在庙会和傩祭中使用，见于南京高淳县和皖南部分地区。所谓“魁头”,一般用樟木制作，宽约80至100厘米，高约120至140厘米，一尊重量在50公斤以上。它正面略呈圆弧状，主要由边框、金花、众神像、牌位四部分组成，有的还加有太极图或小镜子，以作为众神凭附的背景。所谓“金花”,为密密匝匝的桃叶形花瓣，众神散立花丛中，象征神的出处与归宿。“众神像”均为木雕，一般高约10至15厘米，着彩，有冠服、执物，一面“魁头”上的众神数目，少则30种左右，多则超过百种，分5至9排横列。其神包括星神、仙官、神女、娘娘等民间神祗，以及《西游记》、《封神榜》、《水浒传》等小说与传说中的人物。魁头的出巡在当地仍被视作迷信而废止，加强调研已显得十分迫切。

　　再如“水陆画”,它是随水陆法会的兴盛而出现的宗教绘画，其题材包容了水、陆、空诸界，涉及天上、人间、地狱三界，包罗着释、道、儒及民间信仰中的各路神、佛、仙、祖。在南京高淳所发现的民间水陆画大多属于纸板画，它画在用多层纸糊成的厚厚的纸板上，由于在法会时插于盛有稻谷的笆斗内，故被乡民们称作“斗牌”.水陆画一般为工笔重彩人物画，色彩鲜艳，人物突出，线条明晰，对比强烈，其颜料多用矿物颜料和金属颜料。就高淳水陆画说，在用色上以红、蓝、黄为主色调，另用绿、褐、黑、白为辅色调，画面用色饱满，不留空白，具有强烈的视觉冲击效果。

　　诸如此类的民俗文化遗产散落各地，不少还未加以全面而专业的调研，在文化遗产保护已深入开展的今天，对信仰类民俗文化遗产也需要我们加大工作的力度。

　　文章来自中国文艺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