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科学时报 作者：陈华文
《战争与革命中的西南联大》，[美]易社强著，饶桂荣译，九州出版社2012年3月出版
在中国现代史上，大概没有哪一所大学能像西南联大那样，引起海内外无数知识分子的注目。这所大学在抗日战争中诞生，在战火纷飞的岁月成长，在中华民族生死危亡时刻铭记国耻全体师生奋发图强，用读书人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书写中国教育的神话。近期，美国弗吉尼亚大学历史系荣休教授易社强的著作《战争与革命中的西南联大》在大陆推出简体中文版。本书的出版，对于我们深入认识西南联大乃至整个民国时期的高等教育，提供了不可多得的文本素材。
上世纪70年代，易社强在美国参加一个西南联大的校友聚会时，突然对这所大学的历史产生浓厚的兴趣，其中一个主要的问题吸引他：在中国边陲小城昆明的这所大学，何以人才辈出，对整个华人圈产生如此深刻的影响?为了撰写《战争与革命中的西南联大》，中国改革开放后，他来到中国的北京天津长沙衡山蒙自昆明叙永等地进行实地考察，对西南联大的历史进行了深入的梳理。他还参考了大量中外相关史料，访问了90名联大校友和43名教师。
《战争与革命中的西南联大》这本书，由四大部分组成，分别是：“爱国者的长途跋涉”“交互影响”“谆谆教诲 济济良师”“联大八年”。这虽然是一本严谨的历史学术著作，但文笔却极为生动幽默，将学术性可读性融为一体。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天津私立南开大学不得不南下，寻求安宁的治学场所。他们首先来到湖南长沙，组建长沙临时大学，这是西南联大的前奏。随着日军对华中的步步紧逼，长沙临时大学在1938年不得不再次迁徙，其目的地是云南昆明。
《战争与革命中的西南联大》对师生们长途迁徙的故事花费了笔墨。1938年1月21日，长沙临时大学宣布了两条前往新学校的路线：第一条路线是乘火车经广东香港，然后乘船到海防，再从河内换乘火车到昆明;第二条路线是徒步1600公里穿过湘西贵州和滇东。当时，有800多名师生走的是第一条路线，另有244名男生(占学生总数的30%)和9名教师选择的是第二条路线。
在长途跋涉中，军方和学校作了周密的部署，为了照顾学生们的伙食和安全，军方专门调配了一名将军和持真刀真枪的数名士兵护驾，此外还有运输生活用品的货车，厨师医生也随同前行。行程的初期他们充满好奇，但路上和土匪强盗军阀各种自然灾害交手后，他们由原来的嫩稚变得成熟。长途跋涉的过程，联大学子们充分感受到了祖国的辽阔内陆的落后和山区的愚昧。在行走的过程中，师生们还不忘记采集各地的民歌民俗研究方言，记录沿途的奇花异草采集矿物标本，这为后面的学习研究提供了一手的资料。到达云南时，没有一个学生掉队，这场学术迁徙的“长征”，历练着学子们吃苦的意志。
1938 年5月4日，颠沛流离的师生们终于汇集到了昆明。国立西南联大在昆明正式复课。西南联大成立之初其实只有四个学院：文学院法商学院理学院和工学院。后来为了给云南地方培养更多优秀的中学师资，则成立师范学院。师范学院和其他几个比较起来，入学门槛最低，学生的外语水平和专业能力相对薄弱，当然，能考入联大师范学院也是很多莘莘学子的梦想。
西南联大是一所教学要求严格学术氛围自由创造能力突出的大学。“刚毅坚卓”的校训精神，在办学过程中得到具体表现。联大在办学八年时间里，共计招生8000人，而最终能毕业的才3343人。
西南联大云集一大批全国顶级学者教授，这给昆明文化带来了活力。178名教授中，八成都是欧美留学归来的博士，他们现代的科学思想开放的学术思维和自由民主的理念，对联大发展起到了关键作用。西南联大的校务负责人梅贻琦，个性沉静，寡言慎言，他有超群的治校才能稳妥地处理各种人际关系，在性格迥异的教授当中很吃得开。他包容各种社会思潮和学术争论，在学校治理中非常廉洁，即便常去重庆“汇报”工作，为了给学校节省经费，不坐飞机，常常乘坐汽车。他也是一个清贫的人，家里毫无积蓄，他把所有的钱财都贡献给了学校的发展。“身教重于言教”及“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的教育名言，成为他做人做事的生动写照。
西南联大是一座人文精神的富矿，任何一本著作，都不能穷尽其全部，这本书也同样如此。但是，《战争与革命中的西南联大》对于深入挖掘这所大学的历史价值，提供了另外一种路径。
《中国科学报》 (2012-03-02 B3 文化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