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乃谷] 费孝通先生讲“武陵行”的研究思路
潘乃谷：费孝通先生讲“武陵行”的研究思路
北起大巴山，南至苗岭，东抵雪峰山，西及大娄山，这里就是湘、鄂、川、黔交界的武陵山区，是中国大地上少有的文化沉积带，是我国多元文化互动最具典型性的地方。历史上，这里是中原从洞庭湖平原沿沅江及其支流进入大西南，或从长江及其支流乌江进入大西南的要道，是东西南北族群的交汇点。自古就活动着三苗、百濮、百越、巴人等许多族群，今天仍然生活着土家、苗、侗、瑶、白、蒙古、汉等30多个民族。众多民族在这里繁衍生息，创造了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
1991年9月，费孝通先生在武陵山区进行了考察，并于10月8日在湘鄂川黔毗邻地区民委协作会第四届年会上发表了讲话。我们选编了费孝通先生的讲话和随行的潘乃谷老师对费先生有关谈话的记录整理。费先生在这两篇文章中对中国的民族发展史、对新中国成立后开展的“民族识别”工作、对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模式和特点，提出了一些新颖的观察视角和观点，对今天中国的民族研究具有一定的启示作用。
在武陵山区，“农村”和“民族”两个研究碰头了，要在这个地区把两篇文章结合起来做
费孝通教授常说，他一生都在作两篇大文章：一是农村研究，二是民族研究。自1979年社会学学科重建，也就是他的“第二次学术生命”开始后，他从“三访江村”（江苏省吴江市开弦弓村）开始，继续了他的农村研究，陆续考察了浙江、山东、广东、福建等省的沿海地区。自1984年又开辟了从内蒙古、甘肃开始的边区与民族地区发展研究，并三次重访广西大瑶山。但直到1991年，他已进入80高龄后，才抽出时间到他过去熟悉并一直关心的西南地区考察。是年6月，他考察了四川省攀枝花市和凉山彝族自治州，撰写了《凉山行——关于开发大西南的课题》一文。随后于9月底开始了在湘、鄂、川、黔交界的武陵山区的考察。
1991年9月27日，在赴武陵山区的火车上，费先生向随行人员讲述了他这次考察的研究思路，特别强调这是一个他过去没有去过的地方。这次考察，他带着两个问题，也可以说是以这一地区为对象的两篇文章，一是农村研究，二是民族研究。费先生指出，就农村研究而言，我们已从沿海平原地区逐步转到了中部和西部山区，而民族研究则从边疆地区转到了内地，所以这次在武陵山区，农村和民族两个研究碰头了，要在这个地区把两篇文章结合起来做。
要把民族研究深化一下，更加深入地考察民族的分、合变化，并从这个角度去看中华民族的形成历程
费先生还讲到山区的特点：中国的山区大多是少数民族聚居区，特别是西南山区。潘光旦先生1956年曾经去过湘鄂川交界区，当时去这个地区，主要是想解决两个问题：第一，土家是不是一个少数民族，他花了两个多月的时间解决了这个问题。可以说，政府正式承认土家是一个少数民族，这是同潘先生的调查研究分不开的。第二，则是土家族的来源问题。按照潘先生的看法，最早从四川西部有一批叫巴人的部落向东沿长江下来，开始在这个山区里面繁衍生息，他们叫“毕茲”。另外，历史记载也曾有被称为奚人的群体在这一带活动，因为“茲”、“奚”同韵，这两者之间有没有关系就不甚清楚。好像陈寅恪先生讲过陶渊明就是“奚”人。“毕茲”人居住的这一带叫武陵山区，这一地区的少数民族在三国时期称“武陵蛮”，“蛮”所包括的具体内容就不得而知。可能很早这一带就是杂居区。山区的特点就是交通不便，甚为封闭，使中原地区不同文明的各民族进入山区后得以在那里保留下来。
费先生指出，他这次去，同潘先生当年调查的不同之处，就是这次不是去做一个历史研究，而是要把民族研究深化一下，更加深入地考察民族的分、合变化，并从这个角度去看中华民族的形成历程。他说：“我写过一篇《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讲的主要是格局。分析格局，就是看在历史上中华民族是怎么样从很多地方的不同民族的集团慢慢结合起来，它是许多小的民族逐步融合而成的。
当然，有时候也会分，这个过程实际上就是分分合合的历史过程。可是怎么分，怎么合，我们还没有很好地研究，我把它叫做‘分合机制’，即包括了‘凝聚’与‘分解’两类过程。这个问题，现在的民族研究里面还很少有人去研究。对于这个问题，我开始想得比较明确了，那是上个月去丹东考察满族的时候。在11世纪，东北有一个地方政权叫金，控制的地方相当大，基本民族是女真。后来女真人有一部分流到华北，分出去了，后来就不叫女真人了。而留在东北的女真人中有一部分后来又发展强大起来，他们联合了当时邻近的其他群体，以女真人后裔为核心，自称为‘满洲’（Manchous），我们后来称之为满族。我把中华民族的核心群体叫做‘凝聚核心’。中华民族的发展进程就是围绕着这个核心展开的，许多群体都参与了这个‘凝聚核心’的发展过程，包括了汉人、蒙古人在内，有的进入了这个核心，有的附着在这个核心之上，形成不同的层次。以‘核心’开展的分分合合的过程，包括各民族自身的形成都是如此发展的，连汉族的形成也不例外。凝聚是一个过程，它在过程当中逐步构成了不同层次的差序。这就是我在《乡土中国》中讲的‘差序格局’。”
费先生还谈到满族自辛亥革命至新中国成立以后的状况，同时还列举了蒙古族以及在“民族识别”过程中遇到的壮族的情况，以此说明一个民族集团内部各部分也并不是完全相同的。他强调，没有一个民族内部各部分是完全相同的，相互可以存在一个基本的认同，但这个认同的实质也很复杂，各个民族实际上都是一个复杂体，都有待进一步去研究。
随后，费先生说：“我们现在来看土家族。土家人一开始也不承认自己是土家族。现在土家的人数飞涨了，这是怎么发生的呢？这一趟调查，我们就是要把他们的变化记录下来。土家有其复杂的特点，在一定意义上与壮族相似。他旁边居住着苗族，他也曾经统治过苗族。因土家很早就开始与汉族接触，所以文化发展和经济地位较高，他就能在此统治。与苗族相比，他们各自所处的地域条件很可能不同，土家是住在坝子里的，苗族在山上，这就叫做山区民族分布的特点，叫‘立体化’，可以根据海拔高低来考察民族分布的界限。可以分为三层：坝（平原，包括交通中心），坡地，峒（山地间的小盆地）。”
他指出：“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很说明当时存在着一种孤立社会的情形。外界的任何变化包括朝代变化，都对其没有影响，这些孤立的小社会与外界没有任何交流。我去湖南江永千家峒，有人说是瑶族的发源地。这里的民族集团可以分两批，一种讲汉话，居住在中间平地，这批人也可能是汉族进去后演变而成的，是否如此，还不好说；另一批居住靠山，瑶族的痕迹则很清楚。所以，只有结合了山区的地理条件才能看清楚民族的分布，理解各族的经济背景和他们之间的和平共处。我现在不清楚的，就是土家族、苗族和其他民族的关系是什么样的？历史上是否有汉族进到这个地区？汉族又是怎么样进入武陵山区的？他们与土家族、苗族的关系如何？为什么苗族的历史这么长却能始终保持其为苗人，苗人分布这么广，称谓都不同，他们是不是一个来源？还只是一个称呼？还有，山区上面海拔最高一层实行刀耕火种的叫‘游耕’，为‘瑶’。汉人进去以后，怎么就成了瑶族了呢？这里面也可能有一个复杂的过程。我们就是要通过这些具体的过程来弄清楚‘多元一体格局’形成的机制。”
民族研究的发展方向有两个：一部分人可以从历史角度去研究；另一部分是要从正在进行的过程中去分析，深化我们对民族演变的理解
费先生认为，民族研究的发展方向有两个：一部分人可以从历史角度去研究；另一部分是要从正在进行的过程中去分析，深化我们对民族演变的理解。民族研究再向前进一步，就是分析中国各民族的特点、民族性，以及中国的民族概念、民族实体同西方国家民族之间的区别。他认为对于这个区别的研究将会成为今后50年中国民族研究的重点。
他提出：“为什么欧洲的民族之间总有冲突？东欧的工业化、现代化程度比我们高，可是民族矛盾却这么厉害，这在中国人看来是不可想象的。我们的民族构成和他们是否相似？另外，加拿大主要是由讲英语的区域和讲法语的区域构成。我到法语区大学访问，他们不让我讲英语，我在英语区时，不能讲法语。他们的现代化程度也比我们高，那么为什么还有民族问题呢？为什么中国的民族不是这样，为什么会形成一个11亿人口的汉族，这个历史过程又怎么理解？”
他认为，现在世界上只有两个地方不存在民族冲突：一个是美国，一个是中国。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多民族和平共处，留下了一个种族问题。这就形成了几种模式，譬如东方模式、美国模式等。这个问题将会成为21世纪人类学、民族学研究的重点。殖民时代已经过去了，现在是民族矛盾时期。人类学应该向这方面发展，这很显然是一个世界性的大问题。
在中国则需要研究经济发展同民族分合的关系。蒙古族的例子比较清楚，不同民族或同一民族的不同地区都有自己的发展路子。现在的满族也是如此。这次调查就是来看看土家族，土家族都是从事农业的，都在山区，来考察一下他们是怎么发展的。费先生说他所研究的两个课题，即民族问题和农村问题，到这里就又交叉到一起了。
1991年10月8日，费先生到黔江去参加“湘鄂川黔毗邻地区民委协作会第四届年会”。这次会议主要讨论山区少数民族发展的问题。费先生在会上发表了长篇讲话，详细地讲述了这次考察的目的，还介绍了苏南等沿海发达地区的发展情况，分析了少数民族聚居山区的特点，提出了发展少数民族经济的初步看法和思路。此时可以说正是他原计划的20多天考察日程的中间，在这前一段基层考察中，他已对少数民族聚居山区发展有了一个初步系统的看法。同年12月，费先生完成了《武陵行》一文的写作，随即在《瞭望》杂志上分3期连载发表。这篇文章于次年编入他的《行行重行行》一书。
近日，湖北民族学院的同志为筹备2008年湘鄂川黔毗邻四省协作会届年会的纪念文集来京筹稿。为了留下一个比较完整的历史纪录，我建议他们除收入费先生的《武陵行》一文外，一定要编入他当年在第四届年会上的讲话。为此，我找出了当年的工作笔记和保存的资料，并请老摄影家张祖道先生重印了1991年10月8日上午座谈会的两张照片，同时写了这段回忆，这既是对费先生的缅怀，也希望他的从实求知、志在富民的治学精神得以不断发扬。
中国的民族问题非常复杂，各民族的发展历程、各民族之间的交往历程非常复杂。各族在血统上相互通婚，在文化中相互学习，在地域上混杂居住，分分合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有的与中原的汉人融合得比较多，有的距离相对远一些。费先生在讲到“民族识别”时的遗留问题时，曾指出它们“大多是些‘分而未化，融而未合’的疑难问题”。这充分说明了中国民族问题的复杂性和动态性。今天我们研究中国的民族问题时，参考费先生在武陵考察时所谈到的他对于中国民族研究的一些思路，也许可以对今后的研究工作有所启发。
（作者系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来源：中国民族报
文章出处：中国社会学人类学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