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民族”概念的塑造
□ 熊芳亮
《中国民族报》 2009-1-16
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现代“民族”概念进入中国思想家和革命家的视野，掀起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民族主义浪潮，并对中国近现代史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近年来，随着学界对有关我国民族政策和民族问题研究的不断深入，有学者对中国语境下的“民族”概念不断提出反思和质疑。那么，中国语境下的“民族”概念到底具有何种涵义？这些涵义是如何形成的？它与中国当前的民族政策和民族问题存在哪些关联？这种关联又与学界对民族政策和民族工作的反思存在怎样的联系？问题的解答，也许还要从中国历史的前“民族”时代说起。
就在奠定所谓“民族主权”政治原则的法国大革命进行得如火如荼之际，英国国王乔治三世于1792年以向清高宗乾隆祝寿为名，派遣马戛尔尼伯爵一行700余人出使中国。史学界对此事件的关注，多着眼于中外礼仪之争，认为由于马戛尔尼拒绝向乾隆行“三跪九叩”之礼，惹怒了乾隆；而乾隆在致乔治三世的回函中自称“天朝”，则被视为清政府狂妄自大、愚昧无知、闭关锁国的经典文献。但是在笔者看来，马戛尔尼的失败，恰恰也是中国古代的“华夷”关系与“族类”意识向现代“民族”转化的源头和起点。
“华夷”之别与“族类”之分，在中国古已有之。古代中国的“华夷”、“族类”之别，“多着眼于文化之殊别”，而不是血缘、语言上的区别。在古代中国，作为“天下共主”的皇帝所具有的绝对权威，不仅使古代中国的“朝廷”没有明确的“国家主权”意义上的“地域边界”，“亡国（朝廷）”也并不意味着“亡天下” ，也使“华夷”关系和“族类”意识在古代中国的政治体系中一直处于从属地位，绝对服从于“君臣”关系和忠君意识。中国皇权专制和“天下”理念有效剥离了所谓“民族”和“民族国家”产生的根基和土壤。马戛尔尼受命访华之际，正是中国“皇权”和“天下”所共同构建的中华帝国体系的鼎盛时期。英“夷”使者马戛尔尼不行“三跪九叩”之礼，不仅意味着大清皇帝“天下共主”的地位受到“不敬”，更重要的是使中国以皇权的专制性和威权性为基础的“天下”理念受到严重冲击。因此，马戛尔尼的失败也就在历史的必然和现实的情理之中了。
不过，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当孙中山先生领导的“民族革命”运动风起云涌、皇权专制成为众矢之的、走向共和成为大势所趋之时，最早推动维新变法运动的梁启超却看到，这种基于“华夷”之别和“族类”意识之上的所谓“民族革命”，必将为中国的未来制造难以克服的政治危机。这种危机的根源就在于，中国数千年的“天下”理念和“皇权专制”，使中国从来就不是一个单一“族类”的国家，也不可能成为一个单一“族类”的国家，而倡导以“族类”为基础的“民族革命”必将导致国家分裂与“族类”分离。
梁启超的政治思想来源于卢梭，他早期所使用的“民族”概念，也是与“国家”概念等同的。1903年以后，梁启超受到德国思想家伯伦知理（又译为J·k·布伦奇利——编者注）国家主义的影响，通过其著述接触到了西方现代意义上的“民族”概念的另一内涵——基于语言、血缘、文化（宗教）、地域或者共同经济生活的人类群体。梁启超因此认识到，西方现代意义上的“民族”与国家两者之间的关系非常密切，“民族”可以转变为国家，但是并不能等同于国家；当一个民族分散在几个国家中的时候，这些国家往往感到有必要结合为一个单一的国家；当一个国家保留了好几个民族的时候，这个国家最终可能根据民族的界限分裂成几个国家，或者其中的某些民族也可以联合起来组成一个独立的国家 。如果按照德国的“民族”概念，中国无疑是一个多“民族”组成的国家，在中国倡导基于语言、血缘、文化、地域之上的“民族主义”所导致的后果，必将使经历劫难的中国面临新的现实危险。因此，梁启超反对根据种族或地域标准，也就是在德国“民族”的概念基础之上区分“华夷”，转而提倡“合汉合满合蒙合回合苗合藏组成一大民族”的“中国民族”和“中华民族”的概念。
梁启超和立宪改良派关于中国将在“民族革命”中陷于分裂的担忧，在革命派看来其实无关紧要。孙中山先生所领导的革命运动，原是受到“春秋大义”、“华夷之辨”思想的影响，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为纲领，“志在驱逐满洲人”。而且这种“族类”基础之上的“国民革命”，自然很容易受到西方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尤其是德国意义上的基于血缘、文化、语言之上的“民族”概念的影响。
革命党人“民族革命”和“民族建国”目标，实际上为西方列强分裂、瓜分中国提供了可乘之机。所幸虽然革命派推翻帝制创立民国的主张得到全国积极响应，但是改良派所倡导的“大民族主义”却比革命派狭隘的“民族革命”更加深入人心。孙中山在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宣言书中，实际上吸纳了梁启超等立宪改良派的主张，强调中华民国“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的民族统一和领土统一，宣示对于蒙古、西藏的国家主权。至此，中华民国再次成为一个“华夷一家”的多“民族”国家，且这一事实随着国家主权、领土完整、民主共和等概念的深入人心，已经不太可能发生重大改变。
综观历史，我们既可以清晰地看到狭隘的“华夏”中心主义与西方现代意义上的基于血缘、语言、文化、地域之上的“民族”概念结合所导致的“民族”概念在中国的变异过程——这种变异使“民族主义”存在于“民族”内部（“公民共同体”的“民族”）或者“民族”间（血缘、语言、文化、地域的“民族”），忽略甚至消解了西方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内在的、不可剥离的“公民权利”的内涵；也可以清晰地看到“天下一统”、“华夷一家”所形成的历史凝聚力和政治向心力，与基于“公民共同体”基础之上的“民族”概念共同塑造了近代中国“民族”概念的“公民共同体”的内在涵义。而如何整合、凝聚“民族”概念所具有的内在涵义和内在张力，则将成为现代中国的现实任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