狄道流珠

作者：萧放，吴静瑾　　来源：http://www.chinesefolklore.org.cn/web/index.php?NewsID=3826

       岁时节日是与天时、物候的周期性转换相适应，在人们的社会活动中约定俗成的、具有某种风俗活动内容的特定时日。[1]岁时节日是民众社会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岁时节俗一直是民俗的主干。对于岁时节日文化意义的认识在传统社会与当代社会之间有着明显的差别，但都重视岁时节日民俗的社会服务意义。传统的岁时节日是自然时间与社会生活时间谐调的产物，是在一定生态环境下形成的生活节奏体系。岁时节日自汉魏以来形成体系之后，成为民众年度时间生活的重要段落标志，人们的生产、祭祀、纪念、社交、娱乐等诸项活动大都依傍着岁时节日开展。它调节着人们的生产和生活节奏，整合着复杂的社会人际关系，调适着人们的精神意绪，成为民众时间生活的社会依据。正如钟敬文先生所说：节日“随着人民能力、智力等的发达和经历时间的长久，这种传统文化，越来越显得丰富多姿。它不仅满足了人民一定的生活要求，也推进和巩固了社会秩序。它独特地尽着一种文化功能。”[2]
岁时节日不仅在中国民众传统生活中的重要位置，同时与中国岁时节日悠久历史相媲美的是中国有着丰厚的文化资料积存，自《荆楚岁时记》之后，中国有着基本完整的岁时民俗文献系列，以及大量的笔记类杂史资料，还有丰富的田野资料。近二十年来，中国学者利用这些资料对传统的岁时节日民俗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开拓了不少新领域，发表了不少具有创见的学术论文。当然由于各种主客观条件的局限，在岁时节日研究领域还存在着较大的学术空间需要展拓。本文就1983年至2003年近二十年来中国各类杂志与出版社发表刊出的有关岁时节日成果进行了全景扫描与解剖分析，给研究者提供一份学术参考。

一、岁时节日论著刊印发表概述

（一）1983年前的岁时节日民俗论著简述
现代学术意义的中国民俗学产生于‘五四’时期”，对于民间岁时节日的民俗学探讨也始于这一时期。从“五四”前后到1983年间，有关岁时节日的论著以汉族居多，少数民俗岁时节日有所涉及，但数量较少。就笔者所能搜集到的相关论著来看，主要有以下两大类型的研究：

（1）岁时节日民俗的调查及其描述
通过一定的田野作业，对具体民俗事象进行相关调查，然后进行描述性的记录，历来是民俗学研究的工作方法之一。岁时节日是民众最能切身感受的民俗事象，且有相当的趣味性，因此岁时节日民俗的调查活动在民俗学的兴起之初，就受到了较大的关注。从“五四”时期开始到1982年间，有关岁时节俗调查的论著，大约占了岁时节日民俗论著总数的40%左右。在这些文章里尤其多的是对于正月节俗的记录，它们又占了其中的二分之一强，如1927年，叶树坤发表在《燕京学报》上的《福州旧历新年风俗之调查》；1936年，张世文发表在《民间半月刊》上的《定县的新年娱乐》；1978年，严必康等发表在《江苏文物》上的《春节年俗特辑》等等。
（2）岁时节日民俗的考据性研究
早期从事民俗学研究的学者相当多来自传统的文史学科，因为其学养与兴趣的关系，他们注重对岁时节俗作名物考证与源流考辩的考据性研究。从笔者所搜集的资料看，这段时期关于岁时节日的研究，涉及的面并不广，除了一些通论性的论述，如杨宽的《今月令考》（《制言》，1935.5），于省吾的《岁、时起源初考》（《历史研究》，1961.4）何联奎的《中国之节序礼俗》（《故宫季刊》，7卷1期，1972）等有关岁时月令的论文，是其中的代表。对于具体节日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新年、清明、寒食、端午、中秋、除夕等几个大的隆重的节日上。从刊载论文的报刊杂志看，比较分散，但也有几个相对比较集中的杂志，如《民俗周刊》、《逸经》等，其中谢国桢的《寒食清明考》（《国学月报》，1927.2），劳干《上巳考》（《民族学研究所集刊》，29期，1970.），闻一多的《端午考》（见《神话与诗》，古籍出版社，1957），黄石的专著《端午礼俗史》（台湾鼎文书局，1979）等，是单一岁时节日民俗考证的力作。
另外岁时和历法有着密切的关系，在早期的岁时节日研究中，人们注意将岁时与历法形式进行结合研究。早在1914年，佩三就在《群强报》上发表了《阴历阳历》一文。从笔者所搜集到的资料来看，这方面的研究论著，大约占了14%左右。值得一提的是，研究者的视野不仅仅局限在通用的历法，如农历、公历等，他们的研究还触及了少数民族的特有的历法，如1981年，张旭发表在《西南民族学院学报》上的《白族的古老历法》；1982年，刘尧汉等发表在《民族学报》上的《世界天文史上具有特色的彝族太阳历》；同年还有陈久金等发表在《中央民族学院学报》上的《论彝族的太阳历》；杨光民发表在《民族文化》上的《傈僳族的自然历法》等等。
综上所述，从五四前后到1982年这段时期，就岁时节日民俗的整体研究看，还处于一个初始阶段，人们开始尝试新的研究方法，扩大研究视角，以挖掘岁时节日中深刻的历史内涵，为学术的进展奠定了相应的基础。
（二）1983年——2003年岁时节日民俗论著的统计与分类
1983年5月中国民俗学会成立，钟敬文在《开幕词》中说：“我国是一个领土广阔、历史悠久、人民和民族众多的国家，民俗事象极为丰富多彩。现在它又处在社会大变动的历史时期，民俗正在急剧地发生变化。这正是对它进行搜集、研究大好时机，而这种工作也是客观现实对我们学术界所提出的迫切任务。……有了全国性民俗学会，就可以更有效地促进这个学科的发展，使它在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提高民族科学文化和发扬民族文化优良传统等方面，发挥应有的作用。”[3]在这样的学术研究的背景和气氛下，岁时节日民俗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新的研究领域、研究方向不断地得到开辟与拓展，新的研究视角、新的研究方法不断地被发现引进与运用。20年来国内学术杂志公开发表了近560篇学术论文，出版了40余部岁时节日方面的著作，其中有一批较高学术质量的研究成果。从中国民俗研究史上看，这一时期是岁时节日民俗研究的全面发展时期。
就这六百余篇论著来看，无论是论述内容，还是杂志、出版社的所在地，以及作者的构成，都涵盖了全国的绝大部分地区与国内多个民族，其中有近一半的少数民族有专门的研究论著；从研究讨论的层次看，有专门的学术研究与深度的理论探讨，也有民俗志式的描述记录与一般的材料整理。应该说这560篇论述是有一定代表性，它体现了20年来岁时节日民俗研究的大致状况。
如果要全面掌握近20年来岁时节日民俗成果的分布情况，我们不妨对这些论著进行具体分析，600余篇（本）论著。
四十部岁时节日专著分别由中华书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等34家出版社出版。从学术质量看，下列著作值得称道：韩养民、郭兴文《中国古代节日风俗》（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陈久金、卢莲蓉著《中国节庆及其起源》（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1990）、宋兆麟，李露露著《中国古代节日文化》（文物出版社，1991），张君著《神秘的节俗——传统节日礼俗、禁忌研究》（广西人民出版社，1994）、黄泽著《西南民族节日文化》（云南教育出版社，1995）佟辉著《天时．物侯．节道——中国古代节令智道透析》（广西教育出版社，1995）、简涛著《立春风俗考》（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巫瑞书著《南方传统节日与楚文化》（湖北教育出版社，1999）、杨琳著《中国传统节日文化》（宗教文化出版社，2000）、萧放著《<荆楚岁时记>研究——兼论传统中国民众生活中的时间观念》（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萧放著《岁时——传统中国民众的时间生活》（中华书局，2002）、赵东玉著《中国传统节庆文化研究》等，这些著作对传统岁时节日民俗作了较为系统与深入的内涵分析，将岁时节日民俗研究水平提升到一个相当的高度。
除了岁时节日民俗的专著外，还有一批岁时节日民俗志一类的著述，如罗启荣、阳仁煊编著《中国传统节日》（科学普及出版社，1986）、高占祥主编《中国民族节日大全》（知识出版社，1993）、赵杏根编著《中华节日风俗全书》（黄山书社，1995）、徐万邦《中国少数民族节日与风情》（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林继富《西藏节日文化》（）、乔继堂、朱瑞平主编《中国岁时节令辞典》（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等，这些著作偏重于古今岁时节日民俗现象的描述，他们为积存岁时节日民俗资料，传播岁时节日民俗知识作出了贡献。
其余的560篇均为论文，分布在全国203个杂志上，范围相当广泛。当然它的分布不是均匀的，在560篇论文中有将近一半集中在10余种专业杂志上。具体情况见下表：
杂志名称 发表篇数
民俗研究 96
文史知识 28
民间文学论坛 17
民族艺术 14
广西民族研究 12
民俗 11
民族艺术研究 10
中国民间文化 9
民俗曲艺 9
西藏民俗 8
中南民族学院学报 7
思想战线 6
贵州文史丛刊 6
合计 233
从表中我们看到，文章所发表的这些杂志确实存在着一定的集中性，表中的13种杂志所发表的岁时节日民俗研究的文章总数为233篇，占所有560篇文章的近二分之一。其中《民俗研究》又独树一帜，共发文96篇，体现了其民俗专业杂志的独特优势。
此外，在这个统计工作中，我们还可以从另一个侧面看到，民俗学的专业刊物可以说比早期大大增加了，民族大学一类的学报比较注重民族岁时节日文章的发表，从而扩大了岁时节日民俗等民俗学论述的发表空间，为民俗学研究队伍的成长提供了有利的物质条件。
从岁时节日民俗论著的作者情况看，五百二十多篇论著共涉及到作者、译者、主编者，共计四百六十余人。其中外籍学者8人：日本3人，韩国3人，美国和前苏联各1人。日本学者伊藤清司从中日民俗比较的角度发表了两篇重要论文：《彝族的撮泰吉与日本的正月习俗》（《民间文学论坛》，1991.4）、《日本论“火把节文化圈”的形成与云南白族、蒙古族火把节的起源》（《云南方志》，1992.1）。国内学者中，发表两篇以上的有41人，其中发表论著最多的是北京师范大学民俗学与社会发展研究所的萧放博士，共撰写了32篇论著，在他的论著中，有两部分内容，一部分是关于《荆楚岁时记》这部岁时民俗祖本的文献民俗研究，一部分是从民众时间意识角度具体探讨岁时节日民俗的起源与流变；其成果主要集中在《<荆楚岁时记>研究——兼论传统中国民众生活中的时间观念》和《岁时——传统中国民众的时间生活》这两部专著中，他的研究特色是注意民众时间意识与民众岁时生活的关系。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陈久金研究员对传统岁时节日关注较多，发表了多篇（部）论著，他的研究特色是将岁时节日与中国古代的天文历法体系结合进行研究，研究达到相当的深度；烟台大学的杨琳教授也是国内较长时间关注节日文化的学者，他的研究成果汇集在《中国传统节日文化》一书中，他的研究特点是长于文献考证。简涛是旅居德国的民俗学者，他的《立春风俗考》是20年单一节日习俗研究的代表性作品，为节日民俗的深入研究提供了范本。
从论述内容来看，这五百余篇论著涉及的研究范围极为广泛，他们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入手，对岁时节日民俗作了通论或个案的分析与阐述。其中对于汉族岁时节日的论著有近两百篇（约196篇），涉及汉民族从春节到除夕的近20个岁时节日；关于少数民族岁时节日的论著大约有189篇，基本与汉族持平，其中关注较多的是彝、藏、白、苗、壮、侗等，相对人口较多，规模较大的少数民族。在论述少数民族岁时节日的这部分论著中，对24个少数民族的部分节日进行了具体的个案研究，其中对于火把节、“三月三”、“绕三灵”等在南方少数民族较为普遍、节俗活动较为隆重、丰富的节日尤为关注。从论著涉及的古今角度看，关于古代节日的一共有82篇左右，一般都是从现有的记载或现存民俗中的原始痕迹入手，对古代岁时民俗进行再现，或以考据的方式对材料进行分析研究。另一方面，关于现代新出现的，不属于传统节日的论著大约有10余篇，并不多见。此外，出现了较多的中外节日比较或直接介绍国外节日的论著，大约有23篇，其中以介绍日本和中日比较居多，占了近50%左右。对于岁时文献的研究，也是岁时节日民俗研究中的一个很重要的部分，构成了历史民俗学的主干内容，对于岁时民俗文献的研究论著一共有10余篇，被关注最多的是《荆楚岁时记》，其他还有《夏小正》、《月令》等。
以上是我们从众多出版物中搜集到的有关岁时节日民俗研究的论著，并对其进行了大致的分析统计，由此可以反映二十年来岁时节日民俗研究的一般情况。
二、岁时节日民俗研究关注的几个问题

20年来岁时节日民俗研究虽然范围广泛，但讨论的问题可以归结为一般理论探讨与专题节俗研究两大方面，集中表现为以下问题：
（一）关于岁时节日民俗一般理论的研究
美国人类学家埃耳伍德说：“分类是属于科学的本质，科学是有组织的知识，没有分类的系统，则对于事实，即不能有科学的了解。”[4]分类是科学研究的第一步，作为民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岁时节日民俗既自成体系又与其他民俗交叉勾连，岁时节日民俗丰富而复杂，要对岁时节日民俗作有效地研究，自然就要对岁时节日进行分类，科学地划分节日的类型，是研究岁时节日民俗的起源和发展，探讨节日民俗的特点、功能和价值的重要前提。
1. 岁时节日的分类研究。
关于岁时节日的分类，有多种的意见，综合起来有以下几种划分的角度，按节日的时代类型分，有传统岁时节日与新型节日两大类别；按民族性质分，有单一民族节日与多民族共享的节日；按节日活动范围分，有国际性节日、国家节日与区域地方性的节日；按活动形式分，有集体性节日与家庭性节日；按岁时节日的性质与主题分，有宗教祭祀性节日、农事节日、纪念性节日、商贸性节日、文化游乐节日、庆贺性节日、生活社交节日等；按岁时节日的时序分，有春季节日、夏季节日、秋季节日、冬季节日等四时八节。[5]
以上列举分类方式都是依照一定的角度进行的，它们都有相对的合理性，也能说明部分问题，但尚没有找到能涵盖所有节日具有普遍意义的分类体系。如果要建立这样的分类体系，我们的看法是只能就岁时节日根本性质方面去寻找，只有获取了对岁时节日根本性质的认识，我们才可能找到一个普遍适用的分类原则。
2.岁时节日民俗的特性认识
每一种文化现象都有其内在与外显的文化品性，科学研究的目的是要找出不同事物的不同个性，岁时节日民俗作为中国民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文化特性是研究者特别关注的。从发表出版的文化论著看，有不少的作者对它进行了探讨，一般认为岁时节日民俗具有周期性、纪念性、民族性、群众性、地域性、复合性、变异性、历史传承性等特征[6]；也有部分学者的归纳稍有不同，如杨景震在《中国传统节日风俗的形成及其特征》一文中将岁时节日的特征归纳为：礼仪性、理想性、时代性、民族性、传承性、变异性、群众性和地方性等八个方面[7]。
朱宜初在《民族节日的基本特征》一文中认为：节日大约有下面几个特征：节日的文娱性（休假性）与劳动性、节日习俗具有最大的复合性、民族节日的簇新性与守旧性、传统节日的宗教性与新节日的非宗教性、节日的全民性与阶级性、节日的独特性[8]。本文对民族节日基本特征的归纳是建立在民族节日民俗事项的具体分析之上的，是从节日民俗本身出发来归纳节日民俗特征的，这与一般学者的泛泛而论相比，显示出作者研究的深入。比如复合性的问题，是民间节日的重要特征，钟敬文先生曾经说过：“民间节日，作为一种文化事象，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特点，就是它的复合性。”[9]作者以“节日习俗具有最大的复合性”来强调，说明其对节日这一特性的充分认识。当然本文也有值得再思考的地方，它在概念的提炼与表述上就还有推敲与商量的余地，比如“簇新性与守旧性”指的是在节日里从个人到整个社会都焕然一新，要进行祓除和打扫，但节日的活动方式、仪式、祭祀和禁忌是代代相传的，那么这个概念应该和“传承性”、“理想性”等在一定程度上是一致的；“宗教性”与“非宗教性”作为区分传统节日与新型节日的标准概略地讲是可以的，但似乎不如用信仰性与非信仰性贴切。“节日的独特性”也比较含糊，从其文中的表述看，是指各地各民族在节日期间衣食与民俗活动等与日常生活的明显差异表现，由此不如说它的“族群性”和“特异性”。
此外：在研究岁时节日民俗特征的论述中，有一些文章是专门论述某一民族的岁时节日民俗特征的，如马东平、周传斌的《回族节日民族及其社会功能》一文中就指出：回族节日民俗的除了与其他节日民俗共有的特征外，还有其独有的特征，即世界性与民族性的统一、宗教性强而娱乐性弱、地域性和教派性的差异、回族节日民俗的民族性基本上与社区规模、社区分布密度成正比[10]。
3.岁时节日民俗的功能与价值
“因为节日民俗是一种综合性的文化现象。它虽然在一定的时令举行，但其内容是包罗万象的。特别是一些大的节日，几乎是政治、经济、生产、生活（衣食住行）、宗教信仰、文化艺术、社会交往、民族心理等综合反映，具有全息性质。”[11]由此可见，岁时节日在民族生活中具有多种功能与价值，在传统社会它是“民族文化的综合应用”（钟敬文语）。对于岁时节日民俗的功能和价值的论述大多从物质文明（即经济）方面、精神文明方面、政治方面、社会方面、心理方面等多个角度进行。这些论述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1) 适应生产节奏、开展节日贸易活动，促进地方经济的发展；(2) 调剂和改善人们的物质生活条件，满足群众的物质需求；(3) 通过节日仪式和相关活动，寄托美好理想，得到审美愉悦，或从信仰崇拜中求得心理平衡，满足人们的精神需求；(4)纪念历史人物，重温民族情感，增强民族的凝聚力，弘扬与传承民族文化；(5) 活跃文娱体育活动，提倡公共卫生，防病祛疫，提高人们的身体素质和健康水平；(6) 在传统美德、传统文化方面，对于青少年具有很大的教育宣传作用，节日活动是进行社会教育的生动教材[12]。
在这些论著中，还有一些是就某个少数民族的传统节日，个别论述其特别的功能和价值的，如杨志娟在《回族传统节日文化意义探析》一文中归纳回族的节日功能和价值是：回族宗教信仰及道德信念的完整体现；通过节日活动，寻求独特的民族生活方式，对内实现“民族自识”、团结一致，对外达到“民族他识”；有利于规范群体的行为，维护社会控制体系的正常运转；教育与娱乐功能[13]。而马东平、周传斌的《回族节日民族及其社会功能》中结合回族所处的具体社会和文化环境，运用功能主义的观点分析回族节日文化的某些特点，认为可以把回族节日民俗的功能具体总结为：文化传承和人格模塑；社会整合和情感宣泄；在文化差异中定位自我；在文化对应中确立自我[14]。
此外，还有少量论著从一个侧面论述岁时节日的功能与价值，如刘竹的《节日文化与精神补偿论析》，刘金吾的《民族传统节日与民间舞蹈的保存》等等。
对于岁时节日民俗的特征、功能和价值的研究应该说已经相当充分，当然随着时代的变化发展，传统岁时节日的功能与价值会出现新的变化，有增添、有删减，有更新，更加情趣化与多样化。
4.岁时节日的起源与变迁的研究
岁时节日作为自成体系的社会文化现象，它有着特定的形成变化路线，对于岁时节日发展规律的研究一直受到人们的重视。关于节日规律的研究，一般从起源、演变等方面来入手。有的学者在节日的起源上持单一的观点，认为农业祭祀是节日的源泉，而在节日的演变过程中才受到经济、文化、宗教等多方面因素的介入和影响，如王笠荃的《节日规律研究》；[15]有的学者则强调从天文历法角度阐释节日的起源，天文知识为节日的最初选择提供了时序基础，认为节日的起源至少可以分成两个阶段，即定型的初期和定型前漫长的发展演变历程，如陈久金、卢莲蓉的《中国节庆及其起源》一书；[16]更多的学者认为，节日起源与发展的因素都是多元的，“节日在一定历史条件下产生，是社会生产发展和人类认识自然的一个突破。……节日的产生有一定的历史原因，一方面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对节日产生了强烈的社会要求，如随着农业生产、宗教信仰和社会生活的提高，要求有一系列节日。另一方面，必须有产生节日的可能，如天文、历法有了一定的发展，为节日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必要的条件，从而产生了节日。……它的起源是多元的”。[17] 萧放在《岁时——传统中国民众的时间生活》认为岁时的起源于人们对自然节律的感知，对原始宗教的信仰，对社会政治的协调。（第5-31页）应该说，在对于节日起源与发展的研究，人们一般接受多元起源的观点。值得特别之出的是《立春风俗考》，这是一部以单一节日作为理论探讨的学术研究专著，作者运用历史学中的历史考证方法和民族学中的结构分析方法，重点探讨立春的文化变迁，研究文化变迁中礼仪结构和功能的变化，探求文化变迁的内部及外部原因，并试图总结立春文化历史变迁的某些规律。作者追求的是重建立春节日文化史。全书共分六章，除绪论外，其他各章为：迎春礼俗的起源和初始结构、唐宋元明时期迎春礼俗的衍变、清代立春官方礼俗、清代立春民间习俗，以及民国以来立春习俗的演变等。
对于节日发展和演变规律的探讨，是为了对节日的发展趋势能做出一些前瞻性的论述，对岁时节日的发展趋势的探讨也引起了众多学者的兴趣。
有的学者从对岁时节日总体趋势角度出发进行讨论，如高占祥认为节日文化的发展趋势包含了以下四个方面：节日活动与时代精神结合得日益紧密；节日活动与经贸活动结合得日益紧密；节日活动与旅游活动结合得日益紧密；节日活动与平时开发民族文化资源结合得日益紧密[18]。郑安新认为当代节日有多种发展趋势，如讲求综合效益，即体现社会风尚、参与热情、文化娱乐和经贸商品四方面的总体效益；突出节日文化气氛，以文化娱乐活动产品和服务及宣传为主体，以欢庆、团结、祥和为特质，多种供需关系共存，体现了在特定时区及地域的参与性文化，淡化经贸唱戏的内容，以丰富文化娱乐生活为主；加强文化联系、形成新的传统节日[19]。
有的学者从某个特定的视角入手探讨传统节日的趋势问题。如高丙中的《圣诞节与中国的节日框架》一文，就是从圣诞节，这个西方传统岁时节日在中国当代的流行入手，讨论中国节日框架的重构问题，他认为：在中国的节日框架中，传统节日大都是以先赋性的社会关系为基础，它们首先以血缘群体、其次以地域群体为依托……另一方面，现代的官方节日基本上都是政治节日。这个框架缺乏为个人后天建立的社会关系提供社交机会的节日。在现代社会，随着个人后天的关系（如同学、同事、朋友、师生、对个人的生活和工作具有重要性的熟人）在整个社会关系中的重要性逐渐提高，对补充这种功能的节日的需求就会越来越强烈，……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才会有情人节、圣诞节在社会上的流行……传统节日和现代节日的因素经常或者是并存的，或者是交融的，传统类型的节日设置有现代性因素，现代类型的节日设置有传统性因素。因此，节日框架的重构不是一个用现代因素完全彻底地取代传统因素的单纯问题，而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它既有确立现代因素的一面，也包括保留传统因素并使现代因素和传统因素各居其位、各得其所的一面[20]。作者在实际调查统计的基础上得出这样的结论，具有相当的理论深度，这对于我们认识当前的古今中西节日习俗交融并列的特殊文化状态来说，无疑具有启发意义。
还有一些学者则论述了在一定区域范围内，岁时节日的演变的趋向，如饶明华的《上海都市岁时节日风俗的演变趋向》，顾忠慈的《上海年文化的独特个性》等。
从总体看，学者们一般都注意岁时节日中的传统因素和现代因素，对岁时节日中不同的存在状态进行实际分析，阐述自己对岁时节日趋势的见解和观点。
(二) 岁时节日专题研究
1.岁时节日与民间信仰、民间传说
岁时节日有着独特的构成要素：固定的日期；一定的祭祀，或纪念一个神，或纪念某个历史人物；一系列的节日仪式；一定的神话传说和历史传说；有自己独特的饮食特征和娱乐活动[21]。从岁时节日构成因素看，影响岁时节日形态的因素有多种，但真正对传统岁时节日传承发展起推动力量的是民间信仰与民间传说，民间信仰和民间传说是传统岁时节日存在的重要的精神依据。因此人们在对岁时节日进行深入地调查研究时，自然对作为其内在构成要素的民间信仰和民间传说进行充分的关注，而且民间信仰和民间传说之间，本身也存在着密切的关系，信仰通常构成了传说的核心，传说往往是信仰的通俗表达，是信仰的语言注解与内容传播。有关岁时节日的民间信仰、民间传说研究一般集中在以下两个问题上：
（1）岁时节日与民间信仰
民间信仰是岁时节日习俗形成的的精神基础与传承发展的精神力量，人们对岁时节日与民间信仰的关系有较多的论述，萧放在论述岁时起源时说：上古岁时具有浓郁的原始宗教意味，理由有二：1.当时人们对自然的感知是神秘的，在人们的知觉中，节气时令往往代表着一种神秘的宇宙力量；2.人们当时所从事的岁时活动主要是宗教祭祀的内容，上古岁时往往以时令祭礼的形式出现。[22]他在《亡灵信仰与中元节俗》一文中，对中元节与上古秋尝习俗与后世佛道信仰的复合进行了探讨。[23]张弓在《中古盂里兰盆节的民族化衍变》一文中，对盂兰盆节如何从佛教经籍中派生出来，由寺院向民间推广，并因道教的引入而不断扩大影响的过程，作了详细的论述，是一篇很有份量的学术论文。[24]美国学者大史文的《幽灵的节日》一书，是研究亡灵信仰与中元节俗的力作。[25]
张紫晨的《江南岁时节日的祭与农耕信仰》是中日联合调查江苏、浙江农村生活之后的成果，他认为乡村的许多祭祀活动都与水稻耕作有直接的关系。“农业季节性与农耕信仰、季节意识溶而为一。它们是时间民俗的重要表现，年中行事的核心，由于农耕生产的世代传承和生活的稳定，在农耕祭祀、生产仪礼、收获仪礼方面始终处于不变之中。”[26]匡达蔼在《西南民族春秋庆典的生命意识》[27]一文，详细论述中国西南地区民族在春秋祭祀仪式中所蕴涵的信仰内核。人们在新春开岁时，以人的生殖或模拟生殖的节日行为感应大自然，以增加“物质资料的生产”，秋季是收获的季节，春祈秋报，祈望实现生命力的增殖。作者想要告诉我们的是在这样的庆典中，天、地、人三者相互感应协调，农事和人的生命运动出自同一原理，自然逻辑和人类生命逻辑和谐共振，这是民众自由生命存在的方式之一，其深层功能就体现出民众独具特色的生命信仰意识。
刘宁波的《清明用柳习俗与柳的信仰》是一篇论述节日习俗与信仰关联的个案分析论文，清明用柳，源于对柳树生命力的崇拜，表达了“人们对旺盛生命力的一种美好期望”。[28]何根海在《七夕风俗的文化破译》文中，同样从男女两性相会与生殖信仰的角度论述七夕的原始文化意义，他认为在古代社会，七夕是阳会日，是生殖力强旺的日子，因此男女欢会，祈子求福。这种认识试图破解七夕节俗的本质，是一个有益的学术尝试。[29]
庞朴的《寒食考》是节日考证文章中的佳作，他认为寒食禁火习俗源于上古的改火仪式，改火仪式的背后是古人对大火的星宿崇拜。[30]裘锡圭的《寒食与改火——介子推焚死传说研究》是一篇难得的节日民俗论文，他考证了介子推传说与寒食节日融合的情况，认为介子推是古代祭祀仪式中人牲的象征，是谷精的化身。人们在寒食节纪念介子推，事实上是在追忆一种古老的信仰。[31] 赵世瑜、杜正贞撰写的《太阳生日：东南沿海地区对崇祯之死的历史记忆》一文是对于太阳生日及其传说和信仰习俗一直流传于东南沿海一带的现象所进行研究，认为其隐含着当地明遗民对灭亡的明王朝的怀念，通过民俗的形式寄托着他们对鼎革的历史记忆，并对这个文化隐喻，从“地方性话语”和“历史记忆”的思路出发，进行破解，同时反映出从社会史的视角重新观察重大政治事件的努力[32]。
（2）岁时节日与民间传说
节日民间传说是中国民间传说的重要类别，[33]它与一般的风物传说不同，它是对节日民俗事象的解释与说明，具有明显的时间性。作为民众口传历史，节日民间传说又为节俗的传承变化提供了精神文本。
程蔷、董乃斌在《唐帝国精神文明》岁时节日篇中对节俗与传说的关系进行了论述，他们提出了“归一化”的理论，“传说与节俗动态结合：竞争、选择、逐步归一”。促使年节传说发生归一化趋势的根本动力在于我们民族的集体意识。但要促成节俗与传说的最佳结合，需要依照一定的规律进行。首先，传说情节与习俗模式必须完全吻合，只有情节的合理性才能导致阐释的可信性。其次，某一年节传说能否与特定的年节习俗结合，还要看它是否有助于习俗活动按原有模式举行，能够保持和促进某种习俗传统活动的传说，才有希望牢固地与该种习俗相结合。第三，悲剧人物与灾难事件的传说容易被结合进节俗之中，这是统一人们的情感，升华人的精神的艺术要求。第四，能够与年节习俗牢固结合的年节传说，往往具有保证一个年节中的各项习俗活动都能顺利进行的多方面内容。年节传说是对年节习俗的附会，一旦这种附会成功，它反过来为促成习俗的传播与演变，“它不仅仅是对年节习俗的一种被动记录和解释，而是积极参与对年节习俗进行新的建构。”[34]
贺学君的《论四大传说与节日习俗》中首先分别叙述了《牛郎织女》与乞巧节、《梁山伯与祝英台》与双蝶节、《孟姜女》与寒衣节、《白蛇传》与端午节的联系之后，提出了几个有趣的问题：传说与节日习俗究竟孰先孰后？为什么一个节日习俗会有几个传说附会？一个传说怎么会同几种习俗相关联？作者都予以了深入浅出的讨论，得出了较为合理的结论。作者认为“就一般情况来说，应是习俗产生于前。这种习俗活动，形成了一种充满生机活力的文化母体，它不断地同人们的社会生活，包括精神文化生活，进行能量交换的历史过程中，慢慢由简到繁，由少到多，由粗而精地孕育孵化出丰富多彩的文化艺术现象，其中也造就了相关的传说。”这种造就过程主要有两种情况：其一，是习俗母体直接的产儿。这样的传说从人物到情节都是为解释习俗而特别创造的，它同习俗关系最密切，内涵比较集中、单一。其二，是习俗的存在与发展，吸引可一些正在流传而又与该习俗具有某种内在同构关系的传说，这样的传说虽有解释习俗的作用，但它同习俗关系并不密切。当然也有传说在先，风俗随后的情况，如宜兴的“双蝶节”，就很可能与梁祝传说有关。因传说而形成的“这类节日习俗内涵狭窄，与传统节日习俗相比，它缺乏一种普遍的、必然的外在生存形式。”它的生成带有很大偶然性和局限性。[35]贺学君的这一论述清晰地揭出了节日与传说的关系，对于今天各地利用民间传说争夺节日起源地的论战来说，无疑有着现实的理论启示意义。
汪玢玲《牛郎织女传说考释》一文用丰富的资料证明了七夕节形成于前，牛女结合在后的节俗与传说的一般关系。[36]屈育德在《牛郎、织女与七夕乞巧》一文中也是从民间传说与岁时习俗的关系出发作讨论的，她认为七夕牛郎织女相会的传说对于乞巧节的形成和节日的习俗活动有决定性的影响。萧放在《七夕节俗的文化变迁》中，认为牛郎织女的传说在战国末期秦朝初年已广为流传，当时民间认为七月初是婚嫁的禁忌日，这可能是牛郎织女分离的传说影响民俗生活，也有可能是民间已有七月初的婚姻禁忌，然后以织女、牵牛的传说来特别强化这一习俗。七夕习俗的变化是在汉魏时期，这一时期民间传说出现明显变化，传说也带上了时代生活的烙印。[37]徐杰舜、陈顺宣的《从民间传说看汉族传统节日的起源》一文，认为汉族传统节日主要源于生产和历史，并从这两个方面找到了众多的民间传说来加以论证，最后得出的结论是：“自然性和人性多与神性，又大于神性的汉族，其传统节日的起源基本上不可能是宗教的，而只能是世俗的，即不是起源于农事，就是起源于历史。”[38]。这种说法虽然可以找到一些例证，但是值得商榷，其根本的问题是忽视了古代社会民众的精神生活，并将民间传说历史化，所以导致了其结论的偏颇。
传说与节日仪式之间的结构关系是一个有关节日研究的深层次问题，较少人注意到这个方面，台湾学者李亦园与福建学者李少园合作撰写的《端午与屈原——传说仪式的结构关系再探》一文，是这方面的代表作。他们认为：“五月五日端午节最早似与介之推的传说一起搭配，后来却因为种种因素无法配合，所以才用屈原投江的传说来补充，而这就表现了古代季节性仪式与传说之间的‘任择’（arbitrary）关系。仪式与传说之间并无真正的关联，或者更明白地说，仪式举行的背后并不一定真正有一个戏剧性的‘本事’存在，但是为了保证仪式的合理执行，就需要借用一则动人或富有戏剧性的传说来支持肯定它。”[39]
此外孙梅花的《祭灶与灶神传说及其社会文化基础》是结合民间信仰和民间传说对灶神的个案研究。作者对祭品与灶神传说、灶神职责的变化与祭灶品的更替两个方面做了历史性的阐述，并综合政治文化、经济文化和思想意识三方面对于祭灶和灶神传说的社会文化基础做了系统论述。[40]
综上所述，对于岁时节日中的民间信仰和民间传说，我们可以从多个不同的角度切入，进行不同层次和方面的研究，探究它们中间的内在联系和各自的特征、生存方式及其演变流传的情况等，应该说这一方面的研究还有很大的空间可以发挥。
2．岁时节日的比较研究
中外岁时节日民俗的比较研究主要集中在中日岁时节日民俗的比较研究上。中日两国一衣带水，中国文化对于日本的巨大影响是无庸置疑的，这种从官方到民间无处不在的影响也使中日两国在岁时节日民俗上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目前，就笔者搜集到的材料来看，就涉及到了春节与新年、三月三、端午、七夕、寒食等众多节日。这些对于中日岁时节日民俗的比较研究的论著，一般都是对中日两国在同一节日中节日现象比较异同，并进行考据性的研究，所得到的结论大致有以下几点：（1）中日两国的岁时节日大多异于形而同于质，其根源在于共同的农耕文化基础和季节感觉。（2）风俗习惯在形式上之所以相异是因为其具有民族特色，深受民族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的制约，它的相互传播和影响，必然受到各自民族文化的筛选和改造，所以在吸收异国、异民族文化的过程中，始终融合、改造外来文化，使之从属于本国主题，保持本国的民族文化特质。（3）中日农耕民俗文化源远流长，从历时的与共时的角度，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典范，中日民俗文化的比较研究是长期的过程，有着广阔的发展前景[41]。
在这些论著中，陶立?的《年中行事与农耕礼仪的变迁——中日农耕民俗文化比较》是一篇重要的论文，他以翔实的田野资料分别归纳描述了日本南方的农耕仪礼与中国南方的农耕仪礼，然后比较了中日农耕民俗文化的异同。清华大学刘晓峰的《寒食不入日本考》尤为特殊，作者独树一帜，不从中日两国共有的岁时节日入手，而是从寒食，这个在唐代中国影响极大却无法波及日本的特殊节日，来探讨两国在节日文化上的差异，说明寒食与日本的本土文化的不相容性，其原因在于日本的民族文化中有关于“秽”的观念，他们看重薪火的清洁，忌讳死者，因此在唐朝，作为寒食重要内容的皇帝赐火，因为秽观念的妨碍，在日本就很难出现；在中国给寒食带来强大生命力的扫墓之风，因与秽的观念相矛盾，同样无法影响日本[42]。作者从一个全新的逆向的角度探讨了岁时节日民俗的本土化和民族化的问题。
岁时节日的专题研究中有不少是对于单一节日、专门节日的研究，这些岁时节日的研究，一般分为三种类型的：一是对于节日起源及其流变的考据，如简涛的《立春风俗考》，巫瑞书的《“迎紫姑”风俗的流变及其文化思考》，[43]成林的《三月三溯源》等，[44]涂元济的《船棺葬·铜鼓船纹·龙舟竞渡——端午节小考》；[45]二是关于特定地方特定岁时节日民俗的具体描述与记录，康保成《韩愈“送穷文”与驱傩、祀灶风俗》，[46]如韩致中《丰富多彩的活化石：荆楚岁时民俗研究》、[47]《新荆楚岁时记》，[48]史兆利的《天水南部的民间春节风俗》，[49]等；三是关于特定岁时节日民俗的意义和文化内涵的探讨，如谢沫华的《火把节的文化含义研究》，[50]张君的《冬至节的文化学解析》，[51]萧放的《腊日民俗的时间意义》[52]等。其中李丰?《由常入非常：中国节日庆典中的狂文化》是一篇较重要的论文，他以蜡祭为个案探讨中国节日庆典仪式的内部结构与文化意义。认为蜡祭是人们协调人与自然、人与社区关系的休闲周期的重要一环，蜡祭文化中有一种狂欢的性质，“狂是一种行为也是一种境界，乃是经由身体的纵放、自由而达到忘形、忘我的至乐之境，这是人类保存于民俗、大众文化中的生命特质。”[53]
3．岁时节日民俗与民众的时间意识
岁时节日形成的一个很重要的内在因素是民众具有的时间意识。“时间是人们把握世界的维度之一，时间本身并无质感，时间是一个不能用感官感受却又能体验到的实在，我们对时间的把握只有通过特殊的标识才能实现。……正如英国人类学家埃德蒙·R·利奇所说：‘时间的规则性并不是大自然的一个内在部分，它是一个认为的概念。人为了某些目的而把它投射到自己的环境之中。’[54]”而岁时观念，正是中国人对于时间的独特的经验知觉，是中国民众特有时间意识。在岁时节日民俗与民众时间意识的研究领域，较早开展此项工作的是程蔷、董乃斌，他们在《唐帝国的精神文明》的岁时节日篇中，论述了唐人的时间意识和对节俗传统的改造。[55]而萧放对此进行专门系统的研究，他先后发表了《岁时——传统中国人的时间经验》等[56]十余篇专门性论著，并就这个研究方向提出以下观点：（1）岁时是中国人创造的独特的时间分隔方式，在传统中国岁时观念中，岁时包含着自然时间过程与人们对应自然时间所进行种种时序性人文活动。它既具有自然属性又具有人文属性。（2）岁时观念形成的时间基础是自然时序，人们依据星象、物候的时序变化确定自己的社会活动。（3）分析中国传统社会的时间态度和时间感受，认为传统岁时观念具有以下三种特性：天时的神圣与庄严，人时的伦理与日用，岁时的循环与再创[57]。
萧放认为“中国人的岁时观念经历了由神圣转向世俗日用的发展历程，祭祀时间逐渐变为神人共娱的生活时间。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民众观念中有较多的神秘因素，它在岁时中表现尤为突出。中国是一个地域广大，民族众多的国家，而又相对隔离、不大流动。因此时间观念上还有着地域性、民族性的特点[58]”。从时间意识的角度看待岁时节日的形成变化，是一个切近岁时节日本质的视角，在这方面工作成果还不很多，萧放在这方面作了有益的探索。
白耀天的《年由火来——岭南古越人对时间知觉方式》则是通过民族史和民族学材料的综合分析，认为岭南古代越人的时间知觉是以农事活动为自然参照点，说明他们对“年”这个时间的经验知觉是由电闪雷鸣开始的，年作为时间的抽象概念是与雷动生火一起诞生的；“火”从“雷”来，“年”因“火”生[59]。值得一提的是，在这篇论著中，作者大量地采用了语言学的资料来进行分析论证，颇有独到之处。
由以上的诸种引述情况，我们看到岁时节日民俗研究在理论探讨与专题研究上都出现了新进展，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好成绩。
三、岁时节日民俗研究的几点思考

从近20年岁时节日民俗的理论研究到专题研究的众多论著看，有三点值得充分肯定：首先，岁时节日民俗的研究领域是显著扩大了，人们在古今岁时节日的流变，民族节日的调查、中外节日民俗的比较等方面进行了广泛地工作，取得了丰硕成果；其次，岁时节日民俗的研究达到了新的高度，人们通过研究视角的转换，新的研究方法的引入，对传统岁时节日民俗进行重新认识，推出了一批具有独到见解，甚至是开创性意义研究成果，这是历史上所没有的情况，为中国岁时节日民俗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第三，有较成熟的多学科参与的研究队伍，有较固定的发表刊物，有相对稳定的研究方向，以及相应的理论准备。以上三点保证了岁时节日民俗研究的广度与深度，我们可以说这20年是岁时节日民俗研究最辉煌的20年。
当然中国岁时节日民俗研究从总体水平看，还有较大的上升空间，跟国际学术研究的高度相比，还有较大的差距。我们的成绩与进步是跟我们自己的学术历史与整体学术环境比较来说的，要追踪国际学术前沿，还有许多工作要做。就中国岁时节日民俗研究的实际状况来说，我们应该在研究方法与研究重心实现下述转变：
第一、重视第一手的田野调查资料，注意岁时节日传承变异的语境，摒弃资料组合式的泛泛而论；重视古代文献的考订，搜集整理系统的岁时民俗历史资料，写作、再现岁时民俗文化的历史。
第二、重视传统岁时与当代节日的关联研究，注意地方岁时节日文化复苏的新情况，从岁时节日内部找到我们民族的生活节奏，为民族文化的继承与发展提供学术依据。
第三，注意有关岁时节日研究理论的整理、提炼、引进与传播，为广大研究者提供即时的研究指导，提高研究群体的整体水平。第四，岁时节日的研究应在两个方向上作出新的努力，一是跨地域、跨民族的宏观比较研究，寻找岁时节日民俗的类型模式；二是对单一节日作结构形态研究，分析节日的具体要素，区分节俗构成的层次及有机结合的机理，实现对岁时节俗内在特性的把握，从而对岁时节日民俗做到真正的文化理解。

(原刊于  《民俗春秋——中国民俗学会20周年纪念文集》，学苑出版社，2006年版，334－361页；《20年来中国岁时节日民俗研究综述》，《文史知识》2005.2，刊登缩写部分)
注释：
[1] 钟敬文主编《民俗学概论》，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131页。
[2] 钟敬文《民间节日的情趣》收录于钟敬文著《话说民间文化》，人民日报出版社，1990年，第57页。
[3] 王文宝《中国民俗学史》，巴蜀书社，1995年，第368—369页。
[4] 埃耳伍德《文化进化论》，钟兆麟译，世界书局，1932年，第27页。
[5] 根据范勇、张建世《中国年节文化》（三环出版社，1990）有关节日类型的论述，戴桂凤《简议中国少数民族的节日文化类型》，《民俗研究》1992年第2期，第28页；徐万邦《节日文化与民族意识》，《云南社会科学》1994年第2期，第39、41页。叶涛《岁时节日风俗综述》，《民俗研究》1986年第1期，第70页。
[6] 根据高占祥《中国民族节日大全》序言：《民族文化的盛典》，北京知识出版社，1993年，第1—3页；金毅《试析民族节日文化的特征》，《黑龙江民族丛刊（季刊）》1998年第4期，第85—87页；叶涛《岁时节日风俗综述》，《民俗研究》1986年第1期，第70页；康新民《民间节日文化价值初探》，《中国民间文化》1992年第2期，第143—144页。
[7] 杨景震《中国传统节日风俗的形成及其特征》，《中华文化论坛》1998年第3期，第33—36页。
[8] 朱宜初《民族节日的基本特征》，《云南教育学院学报》1988年第3期，第68—76页。
[9] 钟敬文《话说民间文化》，人民日报出版社，1990年，第54页。
[10] 马东平、周传斌《回族节日民族及其社会功能》，《甘肃社会科学》2000年第3期，第72页。
[11] 陶立?《民俗学概论》，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7年，第187页。
[12] 根据高占祥《中国民族节日大全》序言：《民族文化的盛典》，北京知识出版社，1993年，第3—4页；宋兆麟，李露露《中国古代节日文化》序言《中国古代节日文化（代序）》，文物出版社，1991年，第15—16页；蓝克宽《广西仫佬族节日文化价值钩沉》，《广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20卷第1期，1998年2月，第73—74页；金毅《浅析民族节日文化的社会功能》，《黑龙江民族丛刊》1992年第4期，第98—102页；康新民《民间节日文化价值初探》，《中国民间文化》1992年第2期，第145—147页。
[13] 杨志娟《回族传统节日文化意义探析》，《回族研究》1999年第2期，第52—54页。
[14] 马东平、周传斌《回族节日民族及其社会功能》，《甘肃社会科学》2000年第3期，第72页。
[15] 《民俗研究》1988年第1期，第9-15页。
[16]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1990年。
[17] 宋兆麟，李露露《中国古代节日文化》序言《中国古代节日文化（代序）》，文物出版社，1991年，第2页。
[18] 高占祥《中国民族节日大全》序言：《民族文化的盛典》，北京知识出版社，1993年，第5—6页。
[19] 郑安新《节日文化流行风尚的调查与思考》，《民俗研究》1994年第4期，第51、53页。
[20] 高丙中《圣诞节与中国的节日框架》，《民俗研究》1997年第2期，第26—27页。
[21] 宋兆麟，李露露《中国古代节日文化》序言《中国古代节日文化（代序）》，文物出版社，1991年，第11—13页。
[22] 萧放《岁时——传统中国民众的时间生活》，中华书局，2002年，第13页。
[23] 《文史知识》，1998年第11期。
[24] 《历史研究》，1991年第1期，第136-146页。
[25] 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中译本。
[26] 福田亚细男编《中国江南の民俗文化——日中农耕文化的比较》，文部省科学研究费补助金（国际学术研究）研究成果报告书，1992年，第197-207页。
[27] 匡达蔼《西南民族春秋庆典的生命意识》，《民族艺术》1997年第4期，第65页。
[28] 《中国民间文化》，1991年第2期，第113-124页。
[29] 《民间文学论坛》，1998年第4期，第45-50页
[30] 《民俗研究》，1990年第4期，第32-37页
[31] 《古代文史研究新探》，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
[32] 赵世瑜、杜正贞《太阳生日：东南沿海地区对崇祯之死的历史记忆》，《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6期，第10页。
[33] 参看黄泊沧编《节日的传说》，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李瑞歧编《节日风情与传说》，贵州人民出版社，1983年。
[34] 《唐帝国的精神文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第107页—102页。
[35] 贺学君《论四大传说与节日习俗》，《南风》1991年第1期，第60—68页。
[36] 袁学骏等编《七夕文化论文集》，中国文联出版社，2002年，第6-17页。
[37] 《文史知识》，2001年第8期。
[38] 徐顺杰、陈顺宣《从民间传说看汉族传统节日的起源》，《思想战线》1986年第2期，第66页。
[39] 汉学研究中心丛刊，《中国神话与传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1996年，第319页—334页。
[40] 《民间文学论坛》，1989年第21期，第30-34页。
[41] 根据王秀文《中日三月三节俗比较分析》，《日本研究》1999年第3期，第96页；马兴国《中日两国年节习俗的变异——以春节与新年为例》，《辽宁大学学报》1995年第5期，第26页；陶立?《年中行事与农耕礼仪的变迁——中日农耕民俗文化比较》，《中央民族大学学报》1994年第1期，第35页。
[42] 刘晓峰《寒食不入日本考》，《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3期，第86页。
[43] 《民俗研究》1997年，第2期。
[44] 《民俗研究》，1991年，第2期。
[45] 《思想战线》，1989年，第4期
[46] 《民俗曲艺》1993年，第83期。
[47] 《民间文学论坛》，1991年，第5期。
[48] 上海文艺出版社，2000年。
[49] 《民俗研究》，1991年，第2期。
[50] 《云南学术探索》，1998年第2期。
[51] 《江汉论坛》，1992年，第3期。
[52] 《文史知识》，2002年，第1期。
[53] 《中外文学》,1993年，第二十二卷，第三期，第116-149
[54] 萧放《<荆楚岁时记>研究——兼论传统中国民众生活中的时间观念》，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34、39页。
[55] 《唐帝国的精神文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
[56] 《史学理论研究》2001年，第2期。
[57] 萧放《<荆楚岁时记>研究——兼论传统中国民众生活中的时间观念》，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34—46页。
[58] 萧放《<荆楚岁时记>研究——兼论传统中国民众生活中的时间观念》，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48页。
[59] 白耀天的《年由火来——岭南古越人对时间知觉方式》，《思想战线》1993年第5期，第71页。
文章来源：彝学网(网聚彝学)  http://222.210.17.136/mzwz/news/8/z_8_2625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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