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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日报:《亚鲁王》出版成果发布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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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日报:《亚鲁王》出版成果发布会

苗族英雄史诗《亚鲁王》出版成果发布会在京举行
http://www.gog.com.cn  12-02-22 07:30   金黔在线-贵州日报

中国英雄史诗的重大新发现 贵州非遗抢救保护的里程碑
苗族英雄史诗《亚鲁王》出版成果发布会在京举行
刘云山发来贺电   本报北京电 2月21日下午,随着苗族“东郎”(歌师)陈兴华和杨正江激越浑厚的吟唱,在贵州紫云麻山深处数千苗家“东郎”们千年如一日传承的古老英雄史诗《亚鲁王》,极具历史诗性地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重庆厅回荡。当天,由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办、中国文学艺术基金会协办的“中国英雄史诗的重大发现——苗族英雄史诗《亚鲁王》出版成果发布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宣部部长刘云山同志发来贺信。
  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翟卫华、中国文联党组副书记、副主席李屹,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民协主席冯骥才,国家民委副主任丹珠昂奔、中国作协党组副书记张健、中共中央宣传部巡视员、副局长孟祥林,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省苗学会会长杨光林出席活动。
  翟卫华宣读贺信。刘云山对苗族英雄史诗《亚鲁王》成果发布表示热烈祝贺,向参与这一项目的专家学者、民族文艺家转达诚挚的谢意和崇高的敬意。他在贺信中指出,多年来,冯骥才等一批专家学者和民间文艺家,为抢救和保护我国民族民间文化遗产辛勤耕耘,无私奉献,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苗族英雄史诗《亚鲁王》的翻译、整理和出版是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的一个重要成果,必将对我国优秀民族民间文化传承和发展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希望广大民间文艺家和民间文化工作者按照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关于“加强对优秀传统文化思想价值的挖掘和阐发,维护民族文化基本元素”的精神,认真总结经验,进一步加强对《亚鲁王》等优秀传统文化作品的保护和深入研究,把我国各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好利用好,为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新近出版的《亚鲁王》是史诗的第一部,由冯骥才任总策划,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编,中国民协顾问余未人任执行主编,由杨正江和紫云苗族布依族自治县《亚鲁王》工作室负责搜集、整理和翻译,2011年11月中华书局出版。《亚鲁王》是在麻山和麻山以外的苗族西部方言区贵阳、清镇、平坝、安顺、镇宁、关岭、织金、息烽、赫章、威宁、四川叙永等地,流传的亚鲁王及其子孙辈流传至今的英雄故事。史诗所传唱诵的是西部苗人创世与迁徙征战的历史,其主角苗人首领亚鲁王是被苗族世代颂扬的民族英雄,长诗以铿锵有力的诗律和舒缓凝重的叙事风格,生动地讲述了西部苗人的由来和迁徙过程中波澜壮阔的场景。《亚鲁王》的发现和出版,改写了苗族没有长篇英雄史诗的历史,是当代中国口头文学遗产抢救的重大成果,其文化价值堪比藏族史诗《格萨尔王传》、蒙古族史诗《江格尔》、柯尔克孜族史诗《玛纳斯》。
  2009年春天,在贵州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和申报过程中,亚鲁王开始进入文化人的视野并被外界广泛关注。三年来,在冯骥才的主持下,在贵州省文化厅、贵州省苗学会、紫云自治县和相关学者的呼吁下,中国民协把亚鲁王纳入了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重点项目,组织大量人力物力予以搜集、整理、翻译。与会专家提出,粗略估计,大约能整理出3到4部《亚鲁王》。
  冯骥才、著名文化学者刘锡诚、朝戈金、余未人等在发布活动上作了精彩发言。中国民协为杨正江和陈兴华颁发“中国民间文化守望者”奖杯。来自中宣部、中国文联、中国民协、中国社科院、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央民族大学、贵州省文化厅、贵州省文联、贵州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贵州省苗学会的专家学者及首都各大媒体的记者100余人出席了活动。

   一部民族的心灵追寻史    ——《亚鲁王》出版成果发布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


    核心提示
    2月21日,由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办、中国文学艺术基金会协办的“中国英雄史诗的重大发现——苗族英雄史诗《亚鲁王》出版成果发布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宣部部长刘云山发来贺信。
    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民协主席冯骥才,著名文化学者刘锡诚、朝戈金、余未人等在发布活动上作主题发言,对苗族英雄史诗《亚鲁王》的发现和抢救性保护工作进行价值判断。
    新近出版的《亚鲁王》是该史诗的第一部,共两册,2011年11月由中华书局出版。冯骥才认为,《亚鲁王》是上古时期中华民族曲折融合的见证,其历史学、民族学、文化人类学和文学的研究价值无可估量,是有史以来第一部苗族长篇英雄史诗,是中国英雄史诗的重大新发现,是当代文学史上的重大新发现,她的发现和出版,改写了苗族没有长篇英雄史诗的历史,是当代中国口头文学遗产抢救的重大成果,其文化价值堪比藏族史诗《格萨尔王传》、蒙古族史诗《江格尔》、柯尔克孜族史诗《玛纳斯》。

    苗族古代社会的“百科全书”

    2011年5月,国务院公布我省紫云苗族布依族自治县申报“亚鲁王”为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而在2009年,苗族英雄史诗《亚鲁王》的发现被评为中国文化十大新发现。
    《亚鲁王》主要流传并运用于紫云自治县,分散流传并运用于邻近的罗甸县、长顺县、惠水县、平塘县和望谟县。此外,贵阳市、花溪区、龙里县、息烽县、平坝县、黔西县、大方县、织金县、威宁自治县、镇宁自治县、关岭自治县等西部苗族地区也有少量流传。
    史诗所传唱的是西部苗人创世与迁徙征战的历史,其主角苗人首领亚鲁王是被苗族世代颂扬的民族英雄。史诗以铿锵有力的诗律和舒缓凝重的叙事风格,生动地讲述西部苗人的由来和迁徙过程中波澜壮阔的场景。冯骥才说,史诗清晰地呈现出苗族这个古老民族的由来与变迁的全过程,活生生见证了中华民族在上古时代相互融合的曲折进程。这部口述的诗化的民族史,还是苗族精神与生活的历史经典,是其民族文化所达到的历史高峰的、令人叹为观止的见证。
    在读品《亚鲁王》英雄史诗之余,仿佛有一些晶片漂浮着、凝聚着、撞击着,迸出星星点点的火花,让著名文化学者余未人眼前辉亮。她勾勒了《亚鲁王》史诗第一部的粗线条情节:亚鲁在十二岁以前尚未称王之时,他的父王和三位兄长就外出闯荡去了,父子、兄长之间再也无缘相见。亚鲁与母亲相依为命。他建造集市、训练士兵、迎娶妻妾、建立宫室。亚鲁王最引以为自豪的,是他得到了世间珍贵的宝物——龙心。宝物在手,天意助人,他变得无往而不胜。他又开凿了山里苗人最稀缺的盐井,把集市建得繁荣昌盛。但是,因为战争,他们从富庶的平原一次次地迁徙、逃亡到贫瘠的深山。

    亚鲁王的记忆

    杨正江,一个走出麻山又回到麻山的苗族青年,最早拍摄记录《亚鲁王》史诗唱诵仪式的田野工作者,将一个古苗人王国告知世人的苗族后人。
    随着“东郎”的唱诵和杨正江的翻译,我们开始进入亚鲁王的世界。
    亚鲁祖谱的记忆史诗是从哈枷开始的。史诗详细唱述了亚鲁祖辈历代先王的战争史、创业史,内容涉及世间万物种的起源,带有原始宗教和神话色彩。
    具有神性的苗人首领亚鲁,其父王和三位兄长在亚鲁幼年时外出闯荡,无缘再见。亚鲁与母亲相依为命,以商人身份到其他部落学习他族文化及各种技能,逐渐成长为一个精通巫术及天文地理、熟知冶炼,会造多种兵器的奇人。
    亚鲁王带领百姓开凿盐井、建造集市、训练武艺,这时期的亚鲁王国是一个富足祥和的鱼米之乡。
    具有王族血统、气质与能耐的亚鲁王,在与部族、异族的血战中,以非凡的勇敢和智慧,创造了许多神话般的胜利,但亚鲁王也没能摆脱他的先辈“开创——战争——失败——迁徙”的悲壮命运。
    《亚鲁王》把苗人的创世神话与英雄史诗做了奇妙的融合。史诗生动地记录了一个有血有肉、可感可信,能够在常人身上寻找到根脉的部族领袖。
    亚鲁王从开天辟地做起,他派儿子去造了12个太阳、12个月亮,又派儿子去射杀了多余的日月,而只留下一个太阳、一个月亮。亚鲁王把草标(苗族民俗:用芭茅草挽成结称为草标,所插之处即表示拥有)插遍了领地,形成了各种民俗。亚鲁王已经成为一种信仰,他代表了苗人的理想、梦想和希望。神性的亚鲁王把各方面的智慧和才干发挥到了极致。亚鲁王的出现,也是苗人由崇拜神灵到崇尚自身的升华。
    在贵州高原恢复了亚鲁王国后,亚鲁王的若干儿子带领着若干支族人离开父王分散开后,迁徙征战拓展高原各地域。其中欧德聂王子先后征拓“边盖”(贵阳)、”务录”(安顺)、“阿桑”(惠水),最后定居麻山的历史,形成了麻山地域庞大的树枝式家族史诗,并世代延续唱诵。至今,这部树枝式的史诗仍然以欧德聂王子为家族主干先祖,清晰地记忆梳理着各家族之间树枝式的枝干关系以及历史发生的若干事件,几千年的延续记忆作为麻山苗人各家族的家谱传唱至今。

    抢救之路漫漫兮

    “谁曾想到与《诗经》前后时代差不太多的一部口头文学《亚鲁王》,居然活在田野里而且还没有进入我们的文学史呢。”中国民间文学的专家感叹。
    在现代化和城市化高速推进的今天,随着传统生活的骤变、农耕聚落的瓦解和现代传播方式革命性的强力入侵,无形地依附于口头的文学比任何文化遗产都消失得快。怎么还会存在一部体量巨大的史诗》——自《格萨尔王传》、《伊玛堪》、《江格尔》和《黑暗传》等等搜集整理完成之后,冯骥才很难想象还有不曾知晓的一个民族的长篇英雄史诗会横空出世。
    麻山缺少文化人,会西部苗文的知识分子更是寥若晨星。据不完全统计,到2006年,紫云自治县麻山地区十多万人口中,只有3名本科大学生。其中仅有《亚鲁王》的译者杨正江一人会西部苗文。不会苗文就没有记录苗语的工具。因此,这成为在各个村寨传唱的《亚鲁王》史诗,千百年来就只能囿于麻山地区口传而不为外界所知的原因之一。
    2009年春天,在贵州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和申报过程中,亚鲁王开始进入文化人的视野并被外界广泛关注。
    三年来,在冯骥才的主持下,在贵州省文化厅、贵州省苗学会、紫云自治县和相关学者的呼吁下,中国民协把亚鲁王纳入了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重点项目,组织大量人力物力予以搜集、整理、翻译。
    “第一部苗族英雄史诗《亚鲁王》问世,但以后的工作量还很大,要做的工作还很多。”省文化厅副厅长黎盛翔在发布活动上说,省文化厅将深入推进《亚鲁王》的挖掘、整理、研究、保护、传承和利用工作。
    与会专家粗略估计,大约能整理出3到4部《亚鲁王》。要更好地保存这份珍贵的文化遗产,需要培养人才和投入大量资金,深入山寨田间搜集、整理和记录,下苦功夫搜集亚鲁王的儿子辈、孙子辈的征战史。中国社科院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紫云自治县都在探索和研究《亚鲁王》史诗抢救性的搜集、发掘、研究、传承等工作,这对《亚鲁王》今后的抢救性工作将起到重要作用。



    专家视线 ——

    李屹(中国文联党组副书记、副主席):是对优秀传统文化思想价值的挖掘

    《亚鲁王》是用心灵记录、用口头传唱的民族历史记忆经典作品,深度讲述了西部苗人的由来与波澜壮阔的迁徙场景,反映了古代苗族社会生活生产的画卷。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要加强对优秀传统文化思想价值的挖掘。对《亚鲁王》紧急抢救、多方合作的行动,正是民间文化工作者自觉贯彻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的尝试和创造性实践。保护传承弘扬优秀民族民间文化是一项长期的艰苦的系统工程,《亚鲁王》的出版对于苗族文化遗产抢救来说,仅仅是一个开始,其中的深刻文化内涵与学术价值,还有待历史学、社会学、民族学、民俗学、文化人类学和文艺学等领域诸多学者继续挖掘和深入研究。


    冯骥才(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民协主席):文化不能只做大做强还要做精做细

    《亚鲁王》史诗里那舒缓凝重的气质,铿锵的节奏,势大力成的气势,排比句所造成的肃穆庄严神圣的氛围,令人震撼。专家提出《亚鲁王》的出现要改写我们的多民族史,我同意这个观点,这对民族史、文化史、文学史等都是一件大事。像《亚鲁王》这样的口头的文学还能如此完好保存,是一个奇迹,要以最快的速度进行记录和抢救。
    文化不能只做大做强,文化一定要做精要做细。这个时代拿不出精品力作,不可能使这个时代的文化真正繁荣起来。民间文化也一样,如果《亚鲁王》是很粗糙的文本,我们仍然不能承认它的价值。所以,把文化做精做细是我们的任务。一个民族的文化的守望者最好来自于这个民族的本身。外部人对这个文化最多是解释,解读,而民族自己的人才能达到真正的目的传承。


    刘锡诚(著名文化学者):为已有的世界史诗谱系增添新家族

    《亚鲁王》是苗族文学史上迄今发现的第一部英雄史诗,苗族文学史、乃至我国多民族文学史面临着改写。这样的一部英雄史诗不仅在是贵州麻山及周边地区第一次发现,而且即使在更为广阔的西部苗语方言区也是第一部。英雄史诗《亚鲁王》填补了民族文化的空白,史诗以漫长的生命史延续到今天,仍然以口传的形式在歌师中代代传递,200余个亚鲁王的苗族后裔的谱系及其迁徙征战的历史故事,仍然能栩栩如生地从歌师们的吟唱中飞流而出,给后代留下了一部“活态”的民族百科全书。《亚鲁王》的问世,为中国文化多元化增添了新的元素,为已有的世界史诗谱系增添了一个新的家族。


    朝戈金(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具有稀有样板的意义

    《亚鲁王》史诗演说是仪式化的,具有社会文化功能。将其看成苗族生死转换不可或缺的关注点,进一步说,在葬礼上演说,这绝对不是可有可无的讲述事件,而是与这些民众的世界观、生活观联系在一起的,是不可或缺的人生仪礼。与其他流传更广的史诗传统相比,《亚鲁王》的传播地域相对集中和狭小,边界比较清晰,我们可以说,《亚鲁王》是属于那种带有明显的地方性传统。相对于今天所知,大多数史诗都是民族的史诗而言,《亚鲁王》更具有稀有样板的意义。《亚鲁王》为研究古老的语言现象提供了宝贵的语言学资料。


    黎盛祥(省文化厅副厅长):贵州又一重要文化符号

    《亚鲁王》至今仍在贵州麻山苗族地区的3000多名歌师中传唱,这完整的叙述的重大史实,是一个民族的生存史、苦难史、心灵的追寻史。描绘了苗族的特有习俗,绵延千年民族习俗的神秘的历史画卷,展示了一个民族政治、经济、文化的途径,是一部研究古代苗族经济习俗的百科全书。《亚鲁王》发现的意义是划时代的,必将成为贵州又一重要的文化符号。


    余未人(著名文化学者):亟需全面的抢救传承

    在步入21世纪之初,文化曾经走到了一个让人惊心动魄的关口。“精英”和“流行”引领着文化潮流,传承数千年的民间文化正一点点被遗忘、被忽略、被蚕食。就在那样的语境下,贵州省最贫瘠的麻山深处,苗家东郎(歌师)们依旧在千年如一日地传承着古老的英雄史诗《亚鲁王》。
    《亚鲁王》在民间的流传看不见摸不着,甚至没有一个字的抄本。而当下的现实是,积淀厚重的“东郎”大多年过古稀,渐渐被边缘化。要更好地保存这份珍贵的文化遗产,深入山寨田间的搜集,文字、音像的记录就显得特别重要。在麻山之外的苗族西部方言区,《亚鲁王》的传承链更加脆弱,濒临消亡。亟需组织人员普查。
    (王小梅 实习生 张新雨 黎桂环 苏钰涵)
作者: 本报记者 王小梅  
来源:贵州日报2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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