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文本的考据与解读
——读尹振环教授《重识〈老子〉与老子》
□ 胡孚琛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
--------------------------------------------------------------------------------
历史进入21世纪，老子道学文化的学术研究悄然兴起，每年都有一批对老庄哲学、道教文化、丹道研究的著述问世，我为之作序或推荐评介的书就达数十本，这是十分令人欣喜的。其中特别是对《老子》文本的注释与解读，不断翻新，有别开生面的《还吾老子》，有独标新意的《今注今译》，作者除专家学者之外，还有离退休干部、企业家、海外华人、养生爱好者和关注政治体制改革者，形成“百家注《老子》”的学术繁荣局面。
前些天又收到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寄来尹振环教授的大作《重识〈老子〉与老子——其人其书其术其演变》（此书已入选《国家社科基金成果文库》，由商务印书馆出版），邀我稍作评说。我与尹振环教授从未谋面，但知他历尽坎坷，一直醉心于老子的研究，他书中提到审阅过此书的周立昇、孙以楷等教授与我交往颇深，何炳棣院士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授予他高级研究员称号时亦见过一面，知道他们的学术贡献。现在全国高等院校和科研机关哲学社会科学界的学者成立了不少“课题组”，申报了从中央到地方各级资助机关的科研项目，因之著述论文数量占世界之最，但突破性的学术成果和传世之作却很少见。更有的学者利用互联网上的资料每年炮制一本新作，专家鉴定、书评简介赞扬声不断，用于评职称、评博士点及各种奖项，致使全国科研经费花了不少，而学术成果却仍在低水平上重复。据我所知，除了工具书、调查报告需要“大兵团作战”之外，真正的传世之作皆需学者倾毕生学力呕心沥血，多年刻苦钻研独立完成。学术研究既是一项艰苦的劳动，又是一种科学的创造，需要开启学者的灵性发现和解决新问题。尹振环教授自1976年致力于帛书《老子》的研究凡三十余年，两易其稿，六次修改，可谓殚精竭虑，乃成是篇。此书在熟读《尚书》、《易经》、《诗经》、《春秋》等元典的基础上，遍阅孔子、孟子、庄子、孙子、韩非子等先秦诸子典籍，参考近人的学术成果，对老子其人、其书及老学的源流进行了考证，其治学态度之严谨值得肯定。《国家社科基金成果文库》每年只选出十本书，此书在治学上颇有功力，以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经专家评定为优秀成果入选该文库，是当之无愧的。学术研究乃我中华民族思想精华和智慧之展现，关乎国运和民族精神的兴衰，全国高校和科研机关的学者若能克服市场经济大潮下的浮躁学风，踏踏实实地做学问，多出版些掷地有声的严谨学术著作，则博士、教授的称号可名实相符，学术研究的兴旺可指日而待矣！
中国先秦之古籍皆由师传口授，载之简帛，两千余年留传至今，其书籍、作者、篇章结构、字形文义皆聚讼纷纭，虽学术大家犹难辨定其是非，考据老子其人其书岂易言哉！钱穆先生是学术大家，考定《老子》出于东汉，言之凿凿，《老子》汉墓帛书和郭店楚墓竹简本出，其考据则不攻自破。世上凡做学问能成一家之言、成一代学人者，必具备三点：一曰能分析明辨，二曰能融会贯通，三曰能超越创新。其学术大家更要有大视野、高境界，有超前的目光。老子的道学文化，最初发轫于母系氏族公社的原始宗教，以图腾崇拜、自然崇拜、生殖崇拜、女性崇拜、祖先崇拜为特征。此原始宗教历经数十万年，至三皇五帝时代得到加强，凝聚成中华文明古老的道学传统。逮至夏代，父权的“家天下”政治兴起，至殷周之际，进行了一场剧烈的原始宗教革命，父权家长制的宗法礼教确立，以祖先崇拜、天帝崇拜、君权崇拜、圣人崇拜、父权崇拜为特征，此为儒学文明之滥觞。马克思断定世界各民族皆源于原始社会之共产制度，实即人类社会最初的社会形态为母系氏族公社，其原始宗教必为原始的道学文化。是以人类文明在一万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本来是以同一个起点起跑的。四方同源，万世一脉，古圣今圣，西哲东哲，其揆一也。中华文明先是有礼乐的表意肢体语言流传，继之有象形会意的文字记录，老子为史官，世代掌国家图书典籍，将古老的道学文化传统继承下来亦不足怪。不管老子其人其书出在何时，他继承的却是中华文明最古老的原始宗教传统。原始宗教是一种巫史文化，古之巫史有如后世的辅相，辅相好为帝王师，故中华文明有尊巫史、重祭祀、好礼乐之传统，而老子的道学文化本为帝王之学，决不是什么“隐士哲学”，这是毋庸置疑的。
先师王明教授早年先后师事胡适、陈寅恪、汤用彤先生，终生研究道家与道教文化，曾撰《论老聃》载入1980年出版的《中国古代著名哲学家评传》。王明先生赞同清人汪中的说法，认为孔丘问礼者为老聃，著《老子》者为太史儋，并据《史记·项羽本纪》云“上将军”之官职出于战国等史料论证之。他晚年却又反悔，认为司马迁既明言老子西出关，“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而去”，何必多事归诸太史儋耶？且“范蠡称上将军”亦载《史记·越王勾践世家》，可见“上将军”之官名春秋时亦有之。尹振环教授更有甚之，论“老子其人”而著“司马迁直笔明文肯定老聃，暗里曲笔肯定太史儋”一节，赞同清人汪中之推测。其实司马迁不过“信则传信，疑则传疑”而已，何来如此多的心机？尹振环教授之论，盖来之何炳棣院士之考据。何炳棣教授在2000年11月《燕京学报》撰《司马谈、迁与老子年代》，竟从司马谈、迁身世及所记老子后裔世谱入手，论证《老子》著于《孙子兵法》之后，老子即为太史儋。然而司马迁毕竟没有直书“太史儋之子名宗”，“太史儋著书上下篇”，何院士之考据巧则巧矣，眼下也只能算是一种“推测”！其实关于《道德经》成书的过程，我也有一种“推测”，却不认为著于晚于孔子的太史儋，而是认为如果此书果然有个初本的话，其始作俑者当是《史记·周本纪》、《国语·郑语》里记载的西周史官伯阳甫。伯阳甫于周幽王时为太史，可“登春台”、“享太牢”，曾预言“周将亡矣”，“凡周存亡，不三稔矣”，其“论地震”讲“天地之气”，亦和《老子》“万物负阴而抱阳，中气以为和”相一致。《道德经》中的文字描述，以史实证之，如“朝甚除，田甚芜，仓甚虚”等，亦不晚于周幽王之时。《吕氏春秋·重言》云：“老聃学于无为而贵道德，周史伯阳也，三川竭，知周将亡”，老子“有本字伯阳”，“号伯阳父”，是史家流传甚久的说法。盖《道德经》的思想既为史官所传，其基本观点早在西周史伯时已有初本当属可能，老聃据此著上下篇而成今本《道德经》乃顺理成章。我对《道德经》有个初本及其作者的“猜测”揣摩已久，可喜的是北京社会科学院的青年学者马文增先生著《〈老子〉“小国寡民”章及老学若干基础性问题辨析》，已在2008年初出版的《中外人文精神研究》第一辑有所论证矣。郭店楚墓竹简《老子》为儒生所记《道德经》之节本的说法，是我听饶宗颐教授最先讲出的，至少今天还难以断定竹简本就是《老子》的初本。楚墓竹简本、汉墓帛书本、傅奕本、河上公本对于校读今本《道德经》之文句功莫大焉，然据以推翻今本，尚嫌不足。王弼等魏晋名士皆没受过系统儒学教育的青年学者，其治学方法靠悟性，所出今本《老子》亦必有根据。我本是研究自然科学的学者，而自然科学的创造发现，首先靠多年研究积累的悟性、直觉和灵感，一步即见到真实，再以数学逻辑推理论证之，故爱因斯坦讲直觉与灵感比数学更重要。凡是美的东西往往也是善的和真的，而美的原则在于其简单性与和谐性。托勒密的“地心说”为解释天文现象把每个天体都加上三个圆周搞得很复杂，哥白尼的“日心说”则说地球围绕太阳做匀速圆周运动，很简单和谐，被证明也是真实的。因之科学上有一把“奥卡姆剃刀”，把那些复杂多事的“推测”剃光。老子其人其书的考据也需要“奥卡姆剃刀”,摒弃那些缺乏美感、过分繁琐、无事生非的“猜测”。
至于所谓“老子术”即老子的思想，六十多年来先给其划分阶级成分，称之为腐朽没落的奴隶主阶级或新兴地主阶级；又给以政治定性称“道”是唯物的或唯心的；继之又称老子思想为小农经济之产物，春秋战国时给侯王的献策云云，皆胶柱鼓瑟，不得要领。《汉书·艺文志》称道学文化为君人南面之术，老子偏重君学，庄子偏重人学，即宰割天下的屠龙术，此所谓“治大国若烹小鲜”，“宰天下如割此肉”也。相比之下，儒学文化可称之为“臣民北面之术”，孔子侧重臣学，孟子侧重民学，为儒生循吏的登龙术。《道德经》记述的是古代圣人的智慧，而智慧是可以超越时空界限万古长新的。佛法所云“四智”，也可以用在治学上。在治学上能洞察细微，见微知著，明辨是非，是妙观察智；能融会贯通，豁然颖悟，是大圆镜智；能泯除差别，洞见本质，打通古今中外各学科的界限，是平等性智；能汲取其思想精华解决现实的社会人生问题，是成所作智。学者在对《老子》文本的研究中开发自己的灵性思维，突破时空的阻隔，可以直接同老子对话。按佛道的见地，时空互化，隔世异成；老子函谷关紫气犹在，讲道未终，大道之疑难可以亲询。德国哲学家伽达默尔的释义学认为，在对历史文本的释义中，历史并非独立于我们之外的客体，我们诠释历史文本的同时也就参与了历史。老子《道德经》具有无限诠释的可能性，老子的道学文化是与时偕新的。我们要研究老子的文本和思想，集古今中外优秀思想的精华，创立有时代精神的新道学，这才是我们这一代学人的历史使命。
2008年12月23日 《中国社会科学院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