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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12月23日《中国社会科学院报》
   
     
  丰富与充实   
  —— 中国古代文学研究30年
  
  □马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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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代文学研究30年，从对西方现代文论和学术思潮的追随，到对学科本身的明辨审思；从关于“宏观研究”和“失语症”的讨论，到“大文学史观”的提出，经历了一个从焦虑迷惘到从容淡定的心理过程，其总的发展趋势是走向通达与宽广，走向丰富与充实。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得到了划时代的发展，取得了历史性的进步。尽管从社会关注度和影响度来说，比之“五四”后的30年、新中国建立后的30年是明显减退了，令人大有“边缘化”之感；但就古代文学的学科本身而言，研究观念的进步、研究视域的突破与拓展、学科意识的强化、学科建设的加强、学术机构以及学会组织的活跃，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可以说，古代文学研究在30年间逐步走上了丰富与充实之路。

    一
    摆脱来自苏联文艺思想体系的阶级分析法和思想内容与艺术特色的二分论定式，重写文学史是古代文学研究视域获得突破与拓展的主要标志。20世纪末，以章培恒、袁行霈主编的两种《中国文学史》（1997和1999年）为代表的新一代文学史专著和教材终于问世，从而取代了此前在大学中文系普遍采用的游国恩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前者突出中国文学发展史中的“人性”因素线索，后者注重在多学科视野参照下的文学本位，具有鲜明的时代色彩。
    世纪之交，“大文学史观”的提出，可以说是文学研究理念的一次更新。“大文学史观”吸收了纯文学观学科知识的严密性和科学性，同时又兼顾了杂文学观所主张的那种博学，把文学和文化沟通起来。这似乎在表面上造成了古代文学研究的“杂文学化”乃至“边缘化”，但它一方面是古代文学研究的历史常态，另一方面正是回归学科本位的必要过程和环节。
    在“大文学史观”讨论的声浪中，杨义于21世纪初提出的“重绘中国文学地图”理念引人瞩目。他认为，中国文学地图之所以要重绘，一是因为以往的“绘”是不完整的，基本上是一个汉语的书面文学史，忽略了多民族、多区域、多形态、互动共谋的历史实际。二是以往的绘制存在着唯一、简单的模式化，忽略了文学发展及其存在的网络形态以及深层意义的现代深度阐释。三是以往的绘制过多套用外来的一些概念，如现实主义、浪漫主义，这就不同程度地忽视了中国特色的那种原创的、智慧的专利权。这可视之为从总体上重写和重构中国文学史的宣言。
    二
    就古代文学研究本身来说，文体研究所取得的成果无疑是30年来最突出的。古代文学向来不乏文体研究，古人在这方面的著作比比皆是，但禇斌杰《中国古代文体概论》（1984年）的意义在于，它是近30年来第一部具有现代学科形态的文体学专著。此后文体学研究的发展，显示出从横向、静态的观察到纵向、动态的文体形成史梳理的趋势，代表性著作有吴承学《中国文体形态研究》（2000年）等；后来还出现了分体文学史，如李修生、赵义山主编的《中国分体文学史》（2001年）。
    文学表现艺术的研究应是古代文学研究的“当行本色”，许多学者在这方面也在尝试进行新的突破。如袁行霈《中国诗歌艺术研究》（1987年）总结出“言”、“意”、“象”、“境”等范畴，找出其间的关系，并从人格、语言、意境等方面解释“风格”的形成。而由文学表现艺术的研究引发对一些重大基础文学理论如“意境”理论的讨论，从而导向对作家作品的深度研究，也是30年来古代文学研究值得关注的特点。
    文学编年史的出现则是作家作品研究的标志性成果之一。如傅璇琮等《唐五代文学编年史》（1998年），曹道衡、刘跃进《南北朝文学编年史》（2000年），建立在对本时段作家作品的全面细致梳理基础上，力图以史的方式连缀和重现作家创作与生活的实际状态。
    不过，近30年古代文学研究最受关注并且成果最丰的亮点之作，基本上来自交叉学科和相关的文化领域。举凡地域文学、家族文学、多民族文学、政治与文学、宗教与文学、心理学与文学、美术与文学、音乐与文学、名物与文学等等，都为古代文学这门古老的学科开无数法门，其间优秀之作不胜枚举。傅璇琮、蒋寅总主编的《中国古代文学通论》（2004年），具有某种阶段总结的意义，比较集中地反映了这方面研究的实绩。
    三
    古代文学研究30年，从对西方现代文论和学术思潮的追随，到对学科本身的明辨审思；从关于“宏观研究”和“失语症”的讨论，到“大文学史观”的提出，经历了一个从焦虑迷惘到从容淡定的心理过程，其总的发展趋势是走向通达与宽广，走向丰富与充实。
    在前进和发展过程中，古代文学研究还存在着若干重大和基本的问题，如怎样正确处理方法与材料的关系、历史还原与理论阐释的关系、学术时尚与学术创新的关系、本学科与相关学科的关系，技术化倾向与人文意识的关系，等等。其中有些是古代文学研究自身的问题，有些是人文学科共同面临的问题。但从重方法到重材料，从大文学、大文化取向到“守正出新”回归文学本位，从“为别人打工”到学科互补和自我完善，从强调原生态、历史还原到思辨色彩的强化与问题意识的自觉，通过对这些问题的讨论和反思，加上研究者知识结构的更新，研究手段的丰富，网络与电子古籍的普遍利用，知识存储与开发方式的革命等时代因素的凸显，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将会迎来一个新的发展契机。
    古代文学研究30年，摆脱政治乃至政策的附庸地位和工具角色，是其获得突破与拓展的主要动因之一，而这恰恰与改革开放的时代特征相一致。那么，今后对之该如何定位？
    在当下经济市场化和文学大众化的状况下，古代文学研究确实遭遇到了某种“尴尬”。它既不能像现当代文学那样，制造出或者迅速找到与现代生活和大众关注层面相一致的“社会热点”；也不能像文学理论研究那样，堂而皇之地与“国际接轨”。它只能反省自身，环顾左右，从自身的丰富和充实中寻觅出路，从与其他学科的比较和互补中确立自己的定位。我认为，这既是古代文学的不幸，也是它的大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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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位与突破   
  ——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30年
  
  □贺仲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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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当代文学研究界一个引人关注的现象是，研究者的视野更为开阔，研究方法也更为多元，表现出丰富创新的特征。30年的现当代文学研究呈现深入和开拓的局面。

    从“文革”结束至今的30年间，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有了迅速的发展，学科队伍与研究成果得以壮大和丰富，研究深度和广度也取得了较大的进展，值得进行深刻的总结。
    历史认识走向辩证客观
    由于各种原因，“文革”结束前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价值评判带有很强的政治偏见，许多重要的文学现象和作家没有得到深入的认识和公正的评价。“文革”结束后，尽管也不无坎坷与曲折，但总体而言，研究界对历史的认识态度更为辩证，评价角度从原来单一的政治社会学转向多元，评价也更切实和公正。最具代表性的是对“五四”新文学主导思想的认识，经过80年代初学者的努力，从原来的简单政治论断回到更科学客观的结论。再如对“十七年文学”的认识，“文革”后曾一度存在比较简单化的趋向，近年来，已显得全面和客观。这一特点更显著地体现在对作家的认识上。现当代文学史上的许多重要作家，如周作人、沈从文、林语堂、张爱玲、徐志摩、胡风、王实味等，都曾被忽视甚至湮没，经过研究者的深入挖掘和辨析，其价值和文学地位逐渐得到重新认识。在这当中，也有一些原来评价过于单一的作家作品得到更细致和全面的认识，像对茅盾的《子夜》、郭沫若的诗歌、杨朔的散文等都是如此。对现当代文学历史的认识过程，与研究界不同时期的“重写文学史”潮流相对应，体现了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客观化和深刻化。
    历史还原的努力
    要真正认识历史，除了观念，还需要资料文献的还原。30年间，尤其是进入90年代以来，现当代文学研究界在这方面做出了很大努力，也取得了一定成绩。这首先体现在对一些重要时期、地区和作家创作文学资料的搜集和整理上。80年代初曾大规模出版了现当代作家研究资料丛书，这为后来的研究工作奠定了重要基础。此后，又出版了包括40年代解放区、沦陷区和建国后各时期文学的资料丛书，许多重要作家都出版了创作全集、文集和研究资料。其次，体现在对原始文献的深度关注上。近年来，一些学者以较大精力关注现当代文学不同时期的文学期刊和各类报纸，以及文学作品的版本问题，这有助于还原历史真实。同时，随着新中国成立十七年来档案材料的逐渐解密，一些学者和作家出版了这方面的资料著作，一些历史亲历者出版了回忆录和访谈资料。此外，还有学者以“重返80年代”的方式，重新梳理80年代的文学史，将历史还原的工作拉近到当下的文学中。
    思想的开阔和方法的多元
    近年来现当代文学研究界一个引人关注的现象是，研究者的视野更为开阔。这既体现在对相关领域的拓展上，如一些学者将研究触角深入近代文学领域，考察现代文学与古典文学，尤其是“五四”文学与近代文学之间的密切关联；再如一些学者将现当代文学放在世界文学的背景下，考察外部世界的政治、文化背景对它的影响；还有学者考察作家的留学经历、翻译文化对其创作的影响。同时，还体现在文学内部的关联研究上，有学者关注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的精神联系，深化了对“十七年文学”特征的认识；还有人关注文学和同时期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的关系，探究文学在复杂现实语境中的生存状况；也有学者将港台文学与大陆文学进行比较研究，通过探究其同与异、得与失，探询现当代文学发展的多元格局和深层规律。
    同样，研究方法上也更为多元。受西方文艺理论的影响，近30年的现当代文学研究方法突破了原来相对单一的政治社会学方法，表现出丰富创新的特征。如从社会心理学角度对作家思想和精神的研究；如从地域文化、政治文化、宗教文化等角度对文学内在精神和文化影响方面的考察；如比较方法的广泛应用；如运用西方结构主义理论从文本内部（如语言、叙事方法等）对一些重要文本的解读；以及运用文学社会学方法对文学与体制、出版、期刊、传播等方面关系的研究；还有将文学放在大的文化背景，用现代文化理论考察文学的生存独特性和思想维度等。
    30年的现当代文学研究呈现深入和开拓的局面，但其中也存在一些不足，这主要包括：首先，在历史认识中还没有完全走出简单化和主观化的窠臼，单一的政治化思维还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人们的历史评价。尤其是对一些作家作品的评价，一是过于随意，二是存在着简单地“翻烙饼”的现象。其次，受西方文化研究的影响过重，文本研究没有得到足够的深入。西方批评理念对整个30年现当代文学研究都有很大的影响，尤其是90年代以来更起了主导性作用。这一影响促进了研究的丰富和发展，也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其表现之一是本土主体色彩减弱，不能充分立足现实和本土文化来考虑问题；之二是文化研究成为主流，文本研究被忽略，审美研究没有充足的空间。它们直接影响人们对不同时期的文学评价。再次，一些研究难点被研究者规避，没有得到应有的拓展。如40年代文学是公认的研究难点，它一直没有得到足够的关注，突破也较小；再如文类研究尤其是散文、诗歌文体的研究，缺乏真正有突破的成果。这一点在90年代以来更为突出，由于简单量化学术体制的影响，学风有明显的恶化倾向，出现了大量粗制滥造的“学术成果”，真正深入细致的研究则较为少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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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与多元
   
  ——新时期文学理论研究30年
   
  □程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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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学理论研究30年实质上是当代中国政治文化运动的理论映射，核心是当代中国美学生活的现代性建构。我国的文学理论研究走上以中国现代性经验为深厚根基的从容创新之路，这是文学理论30年的重大成就。

    1978年至今30年的文学理论研究是在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进行的，其特点是呈现出开放、多样与深入的态势，所取得的成就是重大的。在自我不断改造、更新的同时，文学理论研究也以启蒙、反省和重建的姿态，积极投身于我国社会政治文化变革的洪流，与时代精神遥相呼应。
    文学理论研究30年的一个重要成就是自主性的确立。走出“极左”文艺思潮的泥淖，文学理论研究不再是政治话语的衍生物与附属品，而是从一元化的政治话语，转变为多元化的学科学术话语，尽管需要在全球化语境中探讨诸如意识形态霸权、文化控制、殖民主义等政治敏感问题，却拥有独立的问题意识、分析框架与批评话语。文学理论研究的核心概念逐渐走向成熟，学理逻辑不断完善，学科边界渐趋清晰，尽管这边界实际上呈现为不断变动的曲线，以容纳诸如影视文学、大众文学、摄影文学、生态文学、网络文学等文学新变，造成文学研究形态或类型的变化，但文学理论研究的学术基点与学科范式并未因此发生位移，它可以与哲学理论、社会理论、文化理论相提并论，形成了自己的知识话语和科学形态。文学理论研究自主性的确立，还体现为在我国高等教育体制内部，创设了文艺学的专业研究基地与学科建制，几十个博士点及众多的硕士点，不仅培养了中国文艺学的许多专门人才，也为研究者营造了交流、沟通及栖身的平台。我国的文学理论研究步入自主发展、常态发展的轨道，这是应该充分肯定的成就。
    文学理论研究一旦获得了自主性，压抑已久的内在的生命力和创造力就完全释放出来。密集涌入的西方文艺思想，走马灯般地展示了文学理论研究的多种可能性，实现文艺学知识的普遍更新，唤醒沉睡已久的理论意识与文化自觉，刺激起建构具有本土特色的文学理论热情。30年间，中国古代文论研究、西方文论研究、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均为1970年代末之前所不及，出现了崭新的文艺学形态或文学理论分支，影响重大的就有文学人类学、文化诗学、生态文学批评、审美文化研究等，造就了文学主张杂语化、多样化的繁荣开放局面，初步形成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具有中国特色的当代文学理论形态。经过三代学者的共同努力，建立在审美基础之上的审美意识形态论文学观成为主导性的观念，而文艺美学学科的创立与成熟则标志着我国美学和文艺学的现代理论转型，这两个体现着当代中国学者原创精神与理论水平的重要成就，构成了我国文学理论研究继续前行的基础和前提。更重要的是，经过30年的思想磨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文学理论被牢固树立为学者的坚定信念与学术自觉，这为多元文学观念搭建起了交流对话、杂语共生的平台。我国的文艺学研究界已形成了和谐、开放、对话的理论氛围，而正是这种具有创生性的文艺学生态，为30年的文学理论研究获得长足、多元的大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
    文学理论研究30年实质上是当代中国政治文化运动的理论映射，核心是当代中国美学生活的现代性建构。因此，它不能不与中国的现代性进程息息相关，而人们对现代性的不同理解与诉求，也就造成了文学理论研究的曲折变动。从历史进程看，1980年代，我们按捺不住“补课”或“与世界接轨”的急切心态，大规模地输入西方文学理论，一时间文学理论界推崇的思想偶像和操持的话语形态均来自西方，表明我国学者对于一元的时间现代性的理解与诉求，这虽然促成了文艺学知识的更新，但由此萌生的依靠西方文论重建我国文学理论现代性的思路，这显然忽略了我国与西方存在不同的文化传统和文学语境这一基本事实。于是在1990年代，一些学者提出“文论失语症”概念，用以描述当代文艺学研究的困境，批评“凡西方的即合理的，凡合理的即普遍的，凡普遍的即善的”潜在思想逻辑，强调中国传统和西方文论的异质性，认为我国文学理论的现代性就建基于此，为此需要实现中国传统文论的现代转化。这表明我国学者对于多元空间现代性的理解与诉求，它尽管有力地破除了西方中心主义的笼罩，却多少带有文化保守主义的暮气和文化理想主义的幻影。进入新世纪，文学理论研究日渐清晰地呈现为一幅色彩绚丽的多元现代性图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展开这图景的深层动力。这意味着文学理论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一样，承担着在全球本土化语境中重建中国思想世界的使命，核心则是为通过理论、思想和学术表现出来的对于世界的解说，给出中国思路、中国方案与中国话语。这就格外需要鼓励原创性思想的创造，需要在致力于避免民族根性丧失的同时保持开放的文化心态，以善化为思想原则，以中国为思想根基，以当代中国美学生活为思想轴心，以包括现代中国文论在内的各种文论传统为思想材料，以此确立中国文学创造应取的意义元素、生命形态、精神气象及审美境界。我国的文学理论研究超越了中西古今之争，走上以中国现代性经验为深厚根基的从容创新之路，这是文学理论30年的必然归趋，是文学理论30年的重大成就。
    然而，正如我国的改革开放事业并非一帆风顺，新时期文学理论研究的道路也不平坦，在致力创新的同时也存在迷失舛误，甚至有严重缺憾。一是知识性有余而思想性不足。不仅许多西学知识渊博的理论家难以摆脱西方精神导师的阴影，就是一些在西方话语启迪下提出的本土新说，也是西方旧论的中国版。一些理论家更是被知识的炫目光辉所惑，孜孜以求知识的系统性和完美性，将其视为学术研究的终极目的，而忘了对人类命运的现实关怀，于是思想的锋锐日渐锈蚀。理论原创性的缺乏已成为制约我国文学理论走向辉煌的瓶颈，甚至可能影响中国文学理论存在的正当性。二是理论性有余而文学性不足。许多文学理论家不乏高妙见解与严密逻辑，并构建了精美绝伦的理论大厦，可一旦面对瞬息万变的当代文学现象，他们的阐释总显得捉襟见肘，这令文学理论处于尴尬的境遇。至于一些标称文学理论新视野的鸿篇巨制，主体部分并非文学，而是娱乐、时尚、酒吧、模特、家居装修、广告创意等。其中或许有很出色的文化理论，唯独没有文学的魂灵。显然，这些迷误切断了文学理论的源头活水，阉割了文学理论的灵根，最终会抽空文学理论的存在根基。这些缺憾既与文学理论回归自身相伴而生，又促使文学理论反身而思，这需要我们沿着文学理论30年已开启的航程继续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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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上”与“向下”
——新时期小说30年

梁鸿

    只有回到中国具体的历史语境思考，才能对30年来的小说发展作一相对公正的判断，也才能避开由于“世界标准”而产生的影响焦虑，对新时期小说30年存在的问题与缺陷有更清晰的认识。


    在一年来文学界对“新时期文学30年”的研讨、争论或对话中，学者与批评家都试图给新时期文学，尤其是小说进行定性，但由于评价标准的多元化及相互间内在的冲突，而使这一定性显得相当艰难。我以为，只有回到中国具体的历史语境思考，才能对30年来的小说发展作一相对公正的判断，也才能避开由于“世界标准”而产生的影响焦虑，对新时期小说30年存在的问题与缺陷有更清晰的认识。
    从作家创作的历史意识与美学观的变化看，新时期小说经历了三次大的转折。
    一是从启蒙主义到存在主义，它表现为从“寻根文学”到“先锋文学”的嬗变。1978年后的第一个十年基本是“启蒙主义时代”，无论是伤痕文学、改革文学、反思文学，还是寻根文学，都以“思想大解放”为前提，重回“五四”成为重要的口号与标尺。从《班主任》、《棋王》、《爸爸爸》、《活动变人形》等当年的经典作品可看出，作家试图建构的仍是一个类似于“走向光明与新生”的新世界。同时，乡土小说以其鲜明的地域性与现实性对改革开放在中国大地产生的深刻震动作出了极好的阐释，《平凡的世界》之所以成为长销书，与作品描写的真实而普遍的乡村变化直接相关。
    1985年左右“先锋文学”的兴起并非如以往所言的是文学内部的嬗变，它与中国资本改革的深入、生活的都市化倾向、西方思潮的引进相一致。《虚构》、《敌人》、《现实一种》和《红高粱》都是“先锋文学”的重要实验成果。在这些小说中，个体的存在性成为小说核心的价值观，而社会、历史、理想等被看做与之对立的东西，这一存在主义倾向成为先锋小说的哲学起点。以“形式革命”达到对抗“政治”的目的，这一行为意义重大，它改变了中国文学的民族主义传统与集体主义价值观。而“纯文学”观念的被经典化使其逐渐成为新时期文学30年的“主流”意识形态。
    当代小说的启蒙主义与存在主义都是作家精英意识的体现，它建构在对自我存在正面追寻的基础上，内含“向上”的倾向。但是，当1980年代后期如《一地鸡毛》、《烦恼人生》等一系列作品出现后，小说“向下”的趋势开始展示巨大的力量。这也正是当代小说从存在主义向世俗主义转折的重要体现，这是第二次大的转折。被稀释的温情、轻微的疲惫感与对“世俗生活”细节的真实摹写，使新写实小说立即获得了读者认同，这也是中国文学中第一次从“正面”描述“世俗生活”（在这之前，“世俗生活”只是作为民族精神生活的对立面存在），对“世俗生活”的本体叙事意味着“个人生活”真正进入历史场景，余华的《活着》是其中的典范之作。
    三是当“世俗生活”被无情地认同，当对秩序的反叛与否定成为小说最根本的意义，当消费文化与大众文化日渐成为民族文化的主流，狂欢化开始成为民族生活和文学的重要表达式。新写实小说是狂欢化的前兆，1980年代后期王朔“痞子小说”的横空出世已暗示了这一全民性的狂欢化即将开始。随着1990年代《我是流氓我怕谁》、《废都》、《故乡面和花朵》、《我爱美元》等小说的出现，当代小说的“狂欢化”形态正式确立。它的表现形式是节日般的“众神狂欢”，是颠覆与搅扰，它包括对历史的虚无主义态度，对身体的欲望化书写，对日常生活的美学发现与深度刻画等。其基本精神状态是游戏、颓废、虚无、荒诞，昆德拉的用“轻”的形式表达“重”的内容的美学思想成了作家最喜欢的表达。刘震云的《故乡面和花朵》的题记最能体现这一精神特征：“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这玩笑开得过分。”
    新世纪以来，小说发生了回归的倾向，作家在本土美学基础上重回民族历史。曾激烈反对历史“根性”的1960年代出生的作家如余华、韩东、毕飞宇、格非、东西等，近年以一种理性、思辨、知性的美学方式对中国生活进行独特的叙述，《花腔》、《山河入梦》、《平原》等都是典型之作。而乡土小说在经历启蒙主义与狂欢化的“风景化”叙事后，也逐渐回归“现实”的行列，《生死疲劳》、《秦腔》、《石榴树上结樱桃》等都显示了更富“现实性”的乡土美学的回归。小说一改“解构”之风，开始以“建构”的方式对时代发言，并承担责任。
    从1980年代中期“纯文学”口号的提出到现在，现代主义作为一种美学形态已成为文学基本的创作方式和叙述起点，这其中包含着对文学存在独立性和审美本体化的基本认识。另一方面，中国深刻的资本改革所引起的生活、阶层、文化观念的分裂与冲突也对应了西方思想界的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理论，这也使得以怀疑、虚无、个体性、非理性为基本特征的现代主义美学得到了实践层面的支撑。但是，当所谓“个人性”成为文学精神的全部，而这一“个人性”又是在对政治、民族、历史等名词的遗弃过程中建立起来时，现代性的忧郁与狂欢也就变成虚无主义、犬儒主义的狂欢。对现代社会的批判精神成为对价值、信念、民族等一切大词的彻底否定，这自然导致一种大情感的缺失。
    论者常批评作家不关心现实，我以为，当代作家不是不关心现实，而是对现实的情感与关注方式出现了问题。新世纪以来，兴起的“底层写作”的苦难化与政治化倾向具有典型性。其基本原因是，当代作家越来越忽视历史意识与思辨力，对已成“常识”的当代政治史、文学原则及背后所存在的话语也没有充分的反思，更没有意识到对此问题的思考将成为当代小说进一步发展的关键。也因此，如何理解中国的当代生活，始终是作家尚未解决的课题。

文章出处：中国社会科学院报
本网发布时间：2008-12-16 15:08: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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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抗与偏移

—— 新时期诗歌 30 年

张桃洲

    在网络的虚拟空间，诗歌以惊人的速度衍生、铺展和消亡着。不过，在浮躁的表象下，也有一些值得关注的诗歌现象。比如，“底层写作”的大面积兴起，促成了“打工诗歌”、“草根性”等命题从倡议到实践的出现。这促使了诗人重新思考诗歌与现实、传统与现代、本土与西方等多重关系。

对于中国诗歌而言，新时期是极不平凡的30年。它的发展一方面深刻地受制于社会历史文化的影响，另一方面呈现出较强的自我嬗递的态势。
    1970年代后期，随着中国社会格局的变动和思想解放潮流的推动，诗歌也出现了复苏的迹象。此时，除艾青、牛汉等老一辈“归来诗人”和一批青年政治抒情诗人外，格外引人注目的是以青年诗人为主体的“朦胧诗人”。他们的崛起预示着一个崭新的诗歌时代的到来。
    对于刚刚复苏的中国诗歌来说，“真实”——面向历史真实、表达真情实感——是其基本特征，这显然是对过去“假大空”诗歌的有力反拨。如果说，“真实”原则在“归来诗人”那里表现为对自身苦痛经历的书写，在青年政治抒情诗人那里是对1950年代干预和关注现实传统的接续，那么，它在“朦胧诗人”那里则被转化为一种对人、人性和个体价值的充分肯定——“我”开始在诗中大量出现。
    作为新时期的“第一只乳燕”，“朦胧诗”不仅推动着思想观念和思维方式的改变，而且试图更新人们对诗歌的认识。它一改以往直抒胸臆的表达方式，多用隐喻、通感、象征等手法，着力捕捉诗人的潜意识、幻觉和瞬间感受；又通过时空颠倒、意象叠加和句式的大幅度跳跃等方式，让读者产生多重意蕴和不确定的印象。其主题的晦涩和手法的新奇，在引起关注之时也引发了不小的争议。
    不过，随着“朦胧诗”地位的确立，其强烈批判意识和反思精神所展现的代言人姿态，却引起了后来者的不满和质疑。1980年代中期，一群更年轻的诗人脱颖而出。仿佛一夜之间，全国数百个诗歌社团、流派打着五花八门的名号，纷纷亮相于诗坛,宣称要超越“朦胧诗”。在这些被称为“第三代”或“新生代”的诗人看来，“朦胧诗”中的“我”实际上是一种大写的“我”，他们要对之进行一系列“还原”，使之缩小和“矮化”。在他们的诗中，“我”不再是满怀忧患的历史承担者，而成为不代表任何人、毫无时代使命感的普通一员。
    “新生代”诗人显示了鲜明的语言意识和生命意识，他们的诗歌表现为从理性到感性、从崇高到卑俗、从表达到宣泄的转变：仅止于对作为感性生命的“我”的描述和对“我”的瞬时经验的即兴捕捉，而对有深度的意义进行消解。当然，这批诗人中的相当一部分，尚存在理论倡导大于创作实践、表面声势高于实际成绩等不足。值得一提的是，在“新生代”生命意识的促动下，还涌现出一批富有特色的女性诗歌。
    总之，1980年代中国诗歌以充满激情的书写，与当时的理想主义文化氛围和审美主义文学观念相协调，并很大程度上参与了那个年代文化氛围的营造，甚至一度处于社会文化瞩目的“中心”。而1990年代后，由于社会文化的全面转型——商业主义和大众文化的兴起，极大地冲击着诗歌创作和诗人的生存，“边缘化”渐成这一时期关于诗歌的最显要话题。
    与1980年代诗歌稍显浪漫化的青春形态相比，1990年代的诗歌写作具有了某种“中年”特征，这意味着诗人开始以一种沉静、深邃的心境和执着、专注的态度，将诗歌写作视为一个“比慢”（王家新语）的过程。这是他们在实践中提炼出的诗学“关键词”：知识分子写作、中年写作、叙事、中国话语场、反讽意识、戏剧化、互文性写作等。1990年代的驳杂语境，一方面给诗歌发展造成了巨大压力，另一方面出乎意料地为诗人成长提供了可供磨砺的基石和可以汲取的养分。他们以写作介入对时代处境的反省，以包容性极强的文本书写个人经验。
    进入21世纪，诗歌的面貌又发生了某些微妙变化。随着网络等媒介的日趋普及和发达，诗歌中“断裂”、“各自为政”的迹象越发明显，充斥于诗界的种种喧嚣——嘲弄、谩骂、诋毁、“恶搞”、自我炒作等——更加深了诗歌观念的分野和诗歌在整个社会文化中的“边缘性”。中国诗歌固有的某些困境由此愈加鲜明地凸显出来。
    在网络的虚拟空间，诗歌以惊人的速度衍生、铺展和消亡着。不过，在浮躁的表象下，也有一些值得关注的诗歌现象。比如，“底层写作”的大面积兴起，促成了“打工诗歌”、“草根性”等命题从倡议到实践的出现。这促使了诗人重新思考诗歌与现实、传统与现代、本土与西方等多重关系。
    倘用一词概括新时期诗歌的发展趋向，那就是“偏移”。具体而言，便体现为诗歌写作的一种“剥离”或“缩减”行为：对政治、文化、价值乃至语言的剥离。可以说，在近30年相当长的时段里，对抗或叛逆构成了诗歌完成自我蜕变的法则之一。以真实取代虚假，以个人反抗群体，以感性抵制理性，以平面消除深度——诗歌正是在这种不断反叛中实行某种更迭。持续反叛带来了诗歌创造上的双重后果：一是对“新异”和可能性的迷恋，成为一茬茬新人进行探索的动力；二是由于总是面临着“另起炉灶”、重新开始，诗歌所应获具的储备、累积机制并未真正建立起来。反叛背后隐藏的“陌生化”律令，即“重新命名”的渴望，使诗歌常常滑入美学的“空转”。这或许是这30年诗歌留下的一个教训。

文章出处：中国社会科学院报
本网发布时间：2008-12-16 15:05:39

karin

坚守与变革

——新时期散文30年

王兆胜

    新时期散文的“变革”主要是融入了现代意识，尤其是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因素，从而使散文变得更加博大、多元、快捷、敏感与模糊，这与时代和社会的变化是分不开的。


   20世纪以来的中国散文有两个高峰，一是“五四”前后，二是新时期。前一个时期，人们是在文学革命的前提下，倡导民主、科学、自由和平等，于是创建了有异于古代散文传统的现代散文；后一个时期，人们立志于突破“文革”，承续“五四”，在进一步解放思想的情况下，形成了更加现代和多元化的新时期散文。与诗歌、小说等文体更注重“变革”不同，新时期散文则是在“坚守”中进行“变革”，其中有不少经验和教训值得总结和汲取。

“常态”下的散文创作

    以往，中国现当代学人在谈论文学时，总是从“变数”的角度肯定其成就，而对“常态”则多视而不见，甚至采取批评和贬斥的态度，对于散文尤其是如此！比如，不少人认为，由于缺乏创新，“五四”以来的中国散文包括新时期散文成绩不大，如黄浩在《当代中国散文：从中兴走向没路》中提出新时期散文走的是一条下坡路，是失魂落魄的。
    其实，散文与其他文学样式一样，都不能忽略“常态”的作用，因为没有“常态”就无所谓“变革”，正如钱穆在《晚学盲言》中所言：“一阴一阳之变即是常，无穷绵延，则是道。有变而消失，有常而继存。继存即是善，故宇宙大自然皆一善。”当年朱自清和俞平伯写过同名散文《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虽在题目、内容、意境、节奏和语言上二者都极为相似，但它们都是经典作品，因为两篇散文都是在“常态”下表达自己真实和美好的感受。又如周作人的书话散文与明清小品非常接近，俞平伯的《燕知草》和梁实秋的《雅舍小品》与中国传统文人血脉相通。
    到了新时期，我们仍能从汪曾祺、张中行、季羡林、琦君、张晓风、贾平凹、冯骥才、董桥、林清玄、张炜、铁凝、张抗抗、肖凤、梅洁、迟子建、韩小蕙、郑云云、苇岸、鲍尔吉·原野、彭程、马力、楚楚等人的散文中，看到中国传统文化和文学的流风遗韵。这些散文往往多以传统角色示人，“不变”的姿态常跃然纸上。如用白描手法写亲情、爱情、友情，是中国古代、现代、新时期散文的一个固定模式，但这并不影响它们成为感人肺腑的经典作品，成为“不变”之中的弥久常新！如林非的《离别》与朱自清的《背影》相比、阎纲的《我吻女儿的额头》与韩愈的《祭十二郎文》相比，在主题、手法上实无多少创新，但却同样情真意切、感人至深，是不可多得的佳作；又如巴金的《怀念萧珊》与朱自清的《给亡妇》、梁实秋的《槐园梦忆》在主题和手法上也颇为类同，但它们都是抒写夫妻真情的经典。如果真要探讨原因，我认为文化和文学有其“常性”是不可忽略的，而散文又是其中最靠近“常态”的文体！这种散文的“常态”表现在有强烈内在的真情实感、有博大仁慈的天地情怀、有高尚纯粹的人生境界等。
    因此，不能因为文学没有创新而只写了“常态”，就简单地否定它，对于散文这种更贴近“常态”的文体亦应如是观。某种程度上说，在新时期，当诗歌和小说等文体被“多变”困扰时，散文则以其更多地继承了传统显得丰富、稳重、质实和乐观。

大胆变革与散文创新

    《周易》有言：“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 《大学》也说：“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进化论更是提出“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理念，非常强调“变”的重要性。新时期散文也是如此，在“不变”的表面底下，实际上包含着一股“变革”的力量。
    这种“变革”一面表现在“常态”散文之中，更多地表现在那些锐意进取的“变革”散文中。新时期散文自80年代中后期开始产生质变，即受现代主义影响的作家刘烨园、赵玫、冯秋子、斯妤等开始创作新感觉散文，进入90年代，散文家杜丽、黑孩、马莉、南妮、胡晓梦、海男、庞培、熊育群、周晓枫、张锐锋等也参与其中，从而形成一个较大的散文变新潮流。几乎与此同时，以余秋雨、林非、王充闾、李国文、李存葆、祝勇等为代表的大文化散文渐成气候，它们以更加丰厚的内涵和“破体”的勇气大大拓展了传统散文的疆域。近些年，尤其是从新世纪前后开始，韩小蕙的“新闻体散文”、黄集伟等人的新媒体散文，以另一种方式丰富甚至拓展了散文的文体时空。黄集伟的《借一张嘴，说美丽脏话》、《恬美与刻毒》等网络、手机散文，以简短、新颖、机敏、谐趣见长，像一支鼓棒，敲响人生的鼓点；又像一枚牙签，掘出生活的假、丑、恶，读后令人忍俊不禁而又得到智慧的启示。
    新时期散文的“变革”主要是融入了现代意识，尤其是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因素，从而使散文变得更加博大、多元、快捷、敏感与模糊，这与时代和社会的变化是分不开的。
　　
散文的困境与超越
　　
    新时期散文也存在明显的局限甚至致命伤，这主要表现在：第一，碎片式的体验丧失了作家的神圣感、整体感与美感。虽然我们处于一个瞬息万变的时代，各种矛盾冲突也纷至沓来，但作家脚下的大地必须坚实可靠，必须坚守良知、尊严、操守和境界。换言之，作家必须有能力发现、还原和创造完整而美好的世界与人生。第二，偏离散文本性的随意性书写。散文当然可以“变革”，但新时期不少散文的“变革”是不顾散文本性的，即缺乏自然平淡，而是过于将散文诗化、小说化和戏剧化，有人甚至提出“散文愿意怎么写就怎样写”，散文的长处是没有束缚，这势必导致散文的“散乱”、“失度”、“浮躁”和“浪费”。钟嵘在《诗品序》中说：“若但用赋体，患在意浮，意浮则文散，嬉成流移，文无止泊，有芜漫之累矣。”第三，散文“增容”所导致的缺乏文学性和艺术美感。大文化散文等文体最大的问题在于：“拾进篮子便是菜。”有的散文成为论文、读书笔记、会议记录，只要有知识、讲道理、多思辨就行，完全不顾文学性和审美趣味，从而形成了散文文体的失范状态。
    新世纪的散文要获得更大的发展，必须在取得已有成就的基础上，克服存在的诸多问题，尤其需要对散文本体进行深入的研究和理解，需要提升作家的境界和品位，需要具有人类的情怀与对天地大道的感悟。当然，还需要处理好“常态”和“变数”的辩证关系。

文章出处：中国社会科学院报
本网发布时间：2008-12-16 15:07: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