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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报在线 2011年06月02日 本文系《中国社会科学报》第174期5版“前沿”文章之一。

　　研究工作是论文写作的基础，缺乏新发现的研究工作，遑论写出好的论文。不过，好的研究成果由于表述不当而不能发表，亦十分可惜。写得好的论文，要让学术期刊编者和读者能以最短的时间清楚而准确地掌握论文的新论点和论证方式，并能判断出论文的价值。常常看见一些被国际学术期刊退回的论文，事后请国外同行修改后便被录用，这说明问题出在不熟悉国际期刊的写作思路。笔者认为，社会科学类论文撰写思路的中西差异可以概括为以下三点。

　　其一，顺向写作抑或逆向写作。研究工作顺序一般从选定论题、辨析问题、研究设计、收集和分析数据直到取得结果为止。相当多的研究人员偏好依此顺序来写作，试图把各个工作环节的认识深化过程和体会都写在论文里面。逆向写作则是待研究工作已有结果，从结果出发着手组织材料。主要论点即研究结果就像吸铁石，用来筛选犹如粉末的各种素材，关系密切的金属粉末被吸上来，无关的或弱相关的粉末便留下来。杨振宁说过，“科学是研究事实，可事实非常之多，并不是每件事实都特别有价值，需要选择取舍”，取材是一种研究技能，该写的内容不写，不该写的却写了许多，有这种弊端的论文为数不少。

　　论文及研究工作过程需要三类材料：现有知识，来自教科书和专业书籍；前沿知识，来自期刊文献的与研究问题相关的论文，反映研究工作起点；研究性知识，即研究工作中新知识发现过程的内容。在做研究工作和论文写作过程中，这三部分知识的比重是不一样的。有专家指出，写成的论文中研究性知识应占绝大部分，至少80%。而在做研究工作的过程中，不能不学习和运用较多的现有知识和前沿知识。逆向写作从主要论点出发来组织材料，如此才得以尽可能减少现有知识和前沿知识的内容。

　　其二，“开门见山”式抑或“外围兜圈”式。张五常指出，学术论文是写给内行看的，因此要“开门见山”，在论文开头就要“单刀直入，说明写该文的目的何在，自己在思想或研究上的贡献是什么”。

　　“开门见山”体现在论文的摘要和引言部分。摘要是论文的微型版本，一般几百字，但要让读者从中清晰地了解到作者的主要贡献（论点）是什么、新在何处、如何进行论证以及论文的价值所在。引言部分也不长，但它是一篇论文的“纲”，要交待清楚论文的实际和理论背景，提出研究问题并直接给出问题的主观答案，即论文的主要论点，读者读过引言内容便能判断出论文后续部分要讲些什么。

　　“外围兜圈”式表现为论文一开头就引经据典，从古到今，从国外到国内，时空跨度很大，说他人说过什么等等，内行都摸不准作者究竟要表达什么新论点。当然作者可以介绍别人的工作，但应当只把它作为参照点，用来衬托自己的贡献和新颖之处。有的论文徘徊在研究问题的外围，抓住一些似乎有关联的问题做一番文章，不曾想添枝加叶式的论述冲淡了主题，让人读后不得要领。

　　这种写作差异与前文研究思维差异密切相关，按理论框架式研究，论文撰写只能按领域知识面铺开，难以概括出清晰的创新点，谈不上“开门见山”。创新点模式则要求作者深入浅出，清晰地说出创新点所在。

　　其三，树状式抑或枝蔓式结构。问题导向和创新点模式的思路导致论文的树状式结构，作者的主要贡献犹如树的主干，树的主干一般只有一个，论文的主论点一般也只有一个。树有树枝，论文也不能光有主论点，还要有分论点支持。树要剪枝，一篇论文也要筛选出有限的几个分论点。一棵树由主干和若干树枝组成树的骨架，而一篇论文类似地由主论点和若干分论点组成论点树，不论多么复杂的研究，用论文表述出来，一般都具备这样的特征。当然，这种结构也可能是多层次，树枝再有小分枝，分论点也可派生出子论点。写一篇论文，只要构思好这棵论点树，论文构架就成了。这种论点树并非一般的报告提纲，提纲只是提示某方面的问题，而论点树要求提示论点，只有研究出结果才能构造出来。有了论点树才能保证论文前后的连贯性和逻辑性。

　　论题导向或理论框架模式则难以形成树状结构的论文。每个论题总包含多方面的并行的理论，想把这些理论都纳入到一个框架体系之中，犹如去建造一片“树林”，让一篇论文去完成它是不可能的事，勉为其难去做，结果便导致论文的枝蔓式结构，缺少主干，即论文没有足够分量的新发现，只有蔓生的没有层次的“枝叶”。撰写得好的论文，应是一棵挺拔秀丽的知识树。

　　（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李怀祖 单位：西安交通大学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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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报在线 2011年06月02日  

　　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公布的资料显示，2008年SCI（科学引文索引）源期刊发表论文143.74 万篇，其中中国学者的论文有9.55万篇；SSCI（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源期刊发表论文19.91万篇，其中中国学者的论文只有1125篇，占总数的0.57 %。人文社科的国际论文如此之少，研究方法论及撰写规范的中西差异是其重要原因。

　　国际学术期刊崇尚的研究途径，是胡适早已概括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即假设加论证。我国科技领域的研究大体遵循这种途径，但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情况却不同。有学者曾形象地描述中西方研究途径的差异，西方“系统的哲学，是一种推论的结构，有前提，有证实，有结论的踪迹可寻”；中国的哲学，热衷于追求子曰式的寥寥数语的传世警言，却不屑去做看似繁琐枯燥却是学术研究主体的论证工作，就如国内不少人文社科论文，往往倾向于按思辨的方式摆出观点，却不去寻求支持观点的证据。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思维定式，是自觉或不自觉地遵循习惯性的思维定式，还是注重用科学方法进行研究？笔者比较我们习惯性的思维定式与国际学术论文规范所体现的研究思维，发现确有以下几方面的差异。

　　其一，论题导向抑或问题导向。论题指知识领域的细分，如公司治理、政府绩效、社会保障；问题则是指引起疑惑的预期和现实之间的差异。以人文社科类的博士学位论文为例，相当多的论文定位在论题层次，如“区域能源、环境及经济协调发展的理论与方法”、“领导决策方法论”、“政府绩效评估”等，这些题目表明了所选定的知识领域。然而，每个领域都有数不清的研究问题，一项研究只可能着重于论题中的某个问题。人们在日常沟通中也常说“协调发展”问题或“政府绩效评估”问题，但这绝非研究工作所要辨明的“问题”，具体而言，只有绩效评估的预期结果和现实情况出现差异，引起困惑，有待解释或改进，这样才可能提出问题。

　　西方学者常认为中国学者的研究课题或论文提出题目太大，实际上，这是论题导向引发的结果。问题导向则把“提出问题”和“给出该问题的主观答案”看做研究工作的首要任务，涉及的领域知识面势必窄得多。

　　其二，理论框架模式抑或创新点模式。这与上述差异密切相关，如以论题导向，研究者必然看重论题的理论框架，对该细分领域的知识进行全面梳理，综述一番各种主要理论和观点并加以评论。而研究工作的绩效要看是否发现新知识，新知识的价值如何。就某个论题构造一个理论框架，一般地说并不是新发现。按照这种模式开展研究工作，目标往往定位在出版一本专著。专著并非论文水平的标志，专著不得不包括较多的知识内容，而论文要突显研究成果。

　　不少人文社科研究偏爱采用理论框架模式，殊不知科学和理论的发展并不是全面规划出来的，要靠点的突破，有了DNA双螺旋模型和半导体这类点的发现，而后才形成遗传学、电子学的学科理论。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卡莱曼的行为金融学，最初亦是找出理性决策理论的破绽，提出一个个悖论，逐渐将人的主观判断和行为因素引入决策理论而成。

　　国内报刊不时可读到耶鲁大学金融学教授陈志武的文章，他有篇论文《为什么中国人勤劳而不富有》，研究问题就是根据他在国外工作生活中的体验提出来的，并给予了答案，认为是勤劳对冲了制度成本。整个研究工作从交易时间、交易障碍和行业对交易制度的依赖程度等方面来论证这个创新论点，并说明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人力资本可弥补制度资本的不足，而这样的研究结论在制度经济学理论体系中也是有价值的。

　　其三，重理论论证或重实证（经验）论证。国际学术期刊更看重经验论证，因为理论研究成果最终须经事实验证，否则再高明的理论也不能视为经过科学证明的理论。中国则缺乏经验论证的传统，林语堂在20世纪30年代就指出，中国人对于完美的论证和逻辑化的理论，有种先天的不信任感，无兴趣去作那些相当枯燥的逻辑分析。“中国人津津乐道于伦理道德上的抽象名词、原则，如‘仁’‘义’‘礼’等，一旦具体深入讨论，涵义却含混到不知所云的地步。”张岱年也说过“中国思想家并不认为细密论证是必要的，反之，乃以为赘疣”。然而，看似繁琐的数据分析和事实论据，在国际学术期刊的编者看来是必不可少的。有些政界和社会名人的演说或报告，尽管有现实和历史意义，但期刊不会作为学术论文刊登，因为这些演说或报告一般不会有论证的内容。

　　（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李怀祖　作者单位：西安交通大学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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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11月16日 来源：来源：人大新闻网



　　11月10日，人大商学院组织与人力资源系举办“海外学者管理讲坛”第十五讲，丹麦哥本哈根商学院教授、人大商学院客座教授李平（Peter Ping Li）博士做了题为“创造性认知的元范式：复杂性、模糊性和隐喻”（The meta-paradigm of creative cognition：Complexity, ambiguity, and metaphor ）的报告，以中西方科学与哲学思想文献为基础，对“悟”这一中国传统文化强调的智慧活动及其作用进行了系统的思想梳理和新颖的理论探索。

　　
　　
　　李平教授首先引用中西医比较的生动事例，提出中西方在科学研究上存在的巨大差异。“西方科学长期推崇逻辑理性的主导地位，而东方科学则从整体、混沌的视角进行研究；西方的科学逻辑是形式主义的逻辑，而东方逻辑则是模糊的、复杂的、“阴阳”的整体演化思路”。李平教授认为，在知识的创造上，西方科学更利于知识的评价和检验，而东方哲学则更利于知识的创造。

　　李平教授提出，在科学研究的思想创造问题上，学者应该追求直觉、悟性和整体复杂性的思维。他用丰富的中西方论著和历史事例说明了创造力的本质源于研究者的直觉和非理性的成分，“创造需要直觉，而逻辑只能演绎和评判。东方强调整体性、复杂性和悟性的思维方式与科学创造的要求是一致的”。讲座最后，李平教授鼓励中国学者应该更多地运用东方思维的优势，在科学研究上发挥文化特长。

　　此次报告吸引了与会师生的热烈讨论，大家对如何开发研究者的直觉思维进行了进一步探讨。人大商学院组织与人力资源系主任章凯教授对与会者的发言与讨论进行了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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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有意思，这也算是他山之石。还想问一下，在做学术报告时，中西方学者有哪些差异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