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读书报 2011年12月07日
编者按：由清华大学比较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主办的中国比较文学与文化研究高峰论坛已于10月24日落下帷幕，这里我们编发两位中美主题发言人的论文摘要，以飨读者。
［美国］乔纳森·卡勒 生安锋译 《 中华读书报 》（ 2011年12月07日 16 版）
来到北京参加清华大学建校一百周年和比较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成立十周年庆祝活动，我感到十分荣幸、十分高兴！我知道，大约在八十年前，I.A.瑞恰兹在清华大学教授比较文学课，因此说来，清华有着悠久的传统。今天，我想就在我们所居住的这个越来越全球化的世界里比较文学所遇到的挑战提出一些泛泛的思考。我也希望我们这一代人所看到的困难或许会成为新一代比较文学学者的机遇。
尽管对不同时期和不同文化中的文学作品的比较，在很多时代和很多国家里都实践过，但是，我们通常都认为，比较文学学科的建立是在19世纪的欧洲。比较文学的名称使我们联想起比较解剖学和比较语言学。歌德对“世界文学”概念的推崇和史达尔夫人在《论文学》中对法国和德国文学所做的比较研究和语境研究，成为比较文学早期的纪念碑式的成就。但是，出现于19世纪晚期的学术研究的这一分支是专门研究欧洲文学的，它比较的文学作品都来自有着派生关系——渊源、影响和接受等——的不同语言，那时的研究题目包括现代文学的古典源头、欧洲文学中的彼特拉克传统、莎士比亚在德国文学中的接受等等。一大批十分有价值的作品从这种学术传统中诞生了，这些作品需要一种经验性的关联基础，将那些似乎具有直接的传播关系的作品放在一起进行比较研究，这些传播关系支持做这样的比较，并为比较提供了正当的理由。到了20世纪中期，这类比较文学研究被称作“法国学派”。有时候被称为“美国学派”的比较文学研究学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接着就兴盛起来，那时，使用多种语言的欧洲移民加入并加强了美国各大学的研究力量。这种研究学派愿意去比较那些并没有直接联系或者必要影响关系的作品。这一类的比较文学学者，经常认为自己的任务就是用比较的方法去推进对个体作品的阐释，因而将具有美学价值的问题带入人们的视野。
西方对比较文学的阐述随之发展到这样一个时期，比较文学变成了文学理论发展和接受的一个主要阵地。如果说在过去从事中国比较文学实践的中国教授比外国教授多，那么现在的情况却发生了变化，但问题是，在过去，比较文学被看作是国别文学研究的附赠品，而非是与其对立的。
在美国和欧洲，尤其是在美国，比较文学在20世纪中叶以后，就摆脱了那种强加于它的限制——对渊源和影响的研究等，而是去拓展范围，互文研究。同时，比较文学也变成了文学理论纵横驰骋的场域，而国别文学系所对文学理论则是一贯地抵制，或者至少是对那些并非来自它们自己文化范围的理论保持一种漠不关心的态度。因此，西方国家比较文学的显著特征就是对探讨理论问题很感兴趣，同时也非常明智地从各个不同的学科和其他文化中引进不同的理论话语，并对它们加以研究和探讨。那些关于文学研究的性质和方法等问题，在其他文学系所中往往被忽视，但比较文学则对其十分重视，并对其展开讨论，甚至使其成为教学和研究的重点。
比较文学因此也就成了人文学科中的一门先锋学科，不但张开怀抱，接纳各种各样的民族传统及其理论文本——马克思、克尔凯郭尔、黑格尔、尼采、索绪尔、弗洛伊德、杜克海姆、维特根斯坦、德里达等等，而且也致力于展开批判性研究和批判性写作的实验，因为它认为并不存在这样的假定：在其历史演进过程中理解某个国家的民族传统是文学研究最主要的目标。比较文学是一个批判性、理论性的跨学科研究项目能够自由试验的场域，其结果对于其他学科具有示范作用，因此也就在总体上影响到文学研究和文化研究的方向。
但是，比较文学的这种成功却带来了一种身份的丧失。与此同时，比较文学这个有着欧洲中心主义特征的学科，不得不常常与那些带有非理论化视野的局限和平共处。一旦比较研究不再以建基于接触和影响的关系为基础，它们也就不再有理由只将自己的研究范围局限于主要的欧洲语言，或者只是在外国文学（譬如说中国文学或者日本文学）对经典性欧洲文学作品施加了影响的时候才去对之进行研究。比较文学作为一个学科，原则上已经走上了全球化的道路。我说“原则上”，这是因为在西方，这一领域内的大多数实践者仍旧只学习过欧洲语言，而不愿意去研究那些他们不懂其语言的国家的文学。
那么，比较文学的第一个挑战就是一种全球性视角的必要性。要想让比较文学走向“全球化”或者“星球化”是比较困难的，这是因为比较需要某些规范标准或者相似点，而总存在这样的危险：西方的比较文学将只会关注那些看上去与西方形式相似的文学。而这一困难又由于这样一个事实而变得更加复杂：在西方，从18世纪末开始，原来那种基于文类标准或模式的关于文学的概念已经被这样一种概念所取代：文类范畴倒被看做是一种压抑的标准，而想象力则应该从这种压抑中摆脱出来；许多人现在认为，最伟大的文学作品应该被看做是唯一的、独一无二的，而这恰恰又使我们更难确立比较之或然性的基础。我很快将回过头来讨论如何在全球化或“星球化”的比较文学中进行文学比较这一问题。
比较文学的第二个挑战是由文化研究的兴起而造成的，后者与文学研究领域内的一些变化相关，这些变化是由我们在西方所谓的“理论”所引起的。在今天，被囊括在“理论”范围以内的很多理论都不是文学理论，因为它们并不是阐释文学作品的性质和研究文学的方法，而是关注一般的语言和文化、表意的种种机制、心理的运作、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等等。对于“理论”而言，文学是文化生产的一种形式，文学系所的教授们所做的研究不仅仅聚焦于文学，而且也将研究的范围扩大到文化方面的话题和表意实践（signifying practices）。我或许需要强调指出，这并不是一种彻底的变化，因为先前所做的很多对表面上是文学话题的研究，在本质上其实是历史性的；这些研究重新建构起该文学作品和作家的创作时代。
上述的每一个挑战都十分重要，但它们的结果都走到了一起，走向“全球化”，走向“文化”研究；其所涉及的范围是如此广大，以至于它似乎已经不再是一个学术领域了：潜在地是对全世界的话语和各种各样的文化产品的研究。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鼓励比较文学系所的研究者去研究相关于其他文化实践的文学研究，或者甚至不鼓励他们去从事那些与文学关系较远的研究项目。正如我们一直认为的那样，比较文学学者将参与人文学科中那些最有意义的方法论研究和理论研究，不管这些研究会将他们带到哪些领域。既然文学并不是自然的，而是一种历史的建构，那么，相关于其他话语的文学研究就不但是不可避免的，而且，相对于人文学科中的其他系所，比较文学将把文学研究作为自己最核心的责任和任务，这一任务将以各种各样的方法来完成。
我认为比较文学应该接受由于文学研究和文化研究的演化所创造出来的这种差异的可能性，也就是作为跨国现象的文学研究，我们不过是都同意：比较文学的性质决定了它是人文学科各种不同的选择在其中角逐争战的一块场域。不过十分引人注目的是，1990年代比较文学中文学的角色似乎受到咄咄逼人的文化研究的威胁，而时至今日，情况似乎发生了变化。这种发展确实让人欣慰。在今天，比较文学内文学的角色似乎仍然生气勃勃，即使文学作品经常被症候式的阅读，即使同事们并非急于支持我的观点：比较文学的身份仍应该重新建基于文学之上。
但是，文学这一问题又将我们带回到可比性这一问题上，而比较文学的命运似乎不可阻挡地被绑缚在可比性上，这真是见证了一个名称的巨大力量。我在前文指出，以前的比较文学是建基于经过验证的接触关系，进而建基于渊源和影响，后来逐渐拓展到范围更广的文本间的研究，因而，原则上任何文学作品之间都可以进行比较；但随着比较文学自身从上述可比性上解脱出来，我们便开始听到关于“比较文学的危机”的说法，这无疑是因为人们难以解释这种新的可比性的性质，而这种新的可比性的作用就是要建构比较文学的结构，而且在原则上是要建立起比较文学的合法性。
不过，既然我认为比较文学的目标就是诗学，似乎我所能迈出的微不足道的一步就是去努力学习其他文化的文学体系，哪怕是间接地学习也好；这些文化具备这样的功能：它们可以缓解那些在西方广为接受的、并且已经司空见惯的等级和范畴，有时候也可以使它们显得并非那么顺理成章。至于这项工作算不算是将其他文化当作知识来源对待，我说不准，因为对于我来说，我承认，一个重要的结果就是将西方文学理论的种种范畴和假设纳入审查的视线。比如说，由亚里士多德建立起来的西方诗学，是以悲剧作为某种文学体系的范畴的基本类型。因此，文学的本质就被看成是模仿性：文学是对行动的虚构性模仿，主要区别则来自行动者的类型和行动的类型。尽管希腊人也创造出了大量的非史诗性的诗歌，但是亚里士多德的模仿性框架使人们很难将抒情诗看作是一种主要的文学形式；直到浪漫主义时期西方诗学才逐步开始将抒情诗看成是一种重要的文学形式。
比较文学学者经常有避免偏狭性的愿望，有对其他语言和文化的浓厚兴趣，这两者都与我们自己的语言文化相关，同时也与出现于跨国的文学研究和文化研究的理论问题息息相关。不过，要想对世界上所有的文学和文化发生兴趣，几乎是不太可能的。因此，比较文学研究很有可能仍旧是由某些具体的兴趣所驱动的，一方面它会因为个人的知识、承诺和语言而变得生气勃勃，另一方面也由于当我们思考我们对多种文本的兴趣时所产生的普遍性理论问题而变得富有生机。我认为，对世界文学发生兴趣，将其作为包含多重可能性、多种形式、多重主题、多种话语实践的包容性场域是可能的。我已经指出，比较文学正是作为一种话语实践和一套形式的可能性，因而也是作为一种诗学的文学研究的恰当场所，而现在尤为如此；与迄今为止以前的比较文学实践中的情形相比，这种文学研究被赋予了更加广博的知识、更多的可能性。这一点对于新一代比较文学学者而言尤其构成一种挑战，人们期望当他们成长起来后，会从全球的或者星球的层面上进行思考。
比较文学的挑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