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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昌国 高有鹏 《 中华读书报 》（ 2011年12月07日   15 版）

    回顾现代学术史上的乡村教育运动，可以看到它是一场知识的革命，是新文化的重要实践。今天重新述说这样一个话题，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价值。知识与文明息息相关，而如何贯彻知识为民所用、面向民间、走进民间，确实是一个常说常新的话题。

    乡村教育运动的历史文化渊源可以追溯到我国古代的私塾教育，在于它改变了文化知识的专制（垄断）体制，使贵族之外的平民阶层能够享受到文化知识的系统教育权力。而真正使得广大平民子弟在没有学费等经济负担情况下，能够接受科学文化知识教育，并形成大的规模和运动，则无疑是上世纪20年代开始出现的乡村教育运动。1900年前后，清朝曾经出现新的教育运动，废除科举的呼声越来越高，改良和增强实业进入新的教育体系。派出青少年学生到发达国家留学现象，西方传教士入华宣传基督教等思想文化，中外文化交流日益频繁，诸如“平等”、“博爱”等西方文化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仁义礼智信等内容形成有机联系，形成具有“义举”意义的科学文化知识普及并应用于乡村社会，其深刻影响到乡村教育运动的广泛开展。在这样的思想文化背景下，出现晏阳初、梁漱溟、陶行知、卢作孚等一批著名的乡村教育先行者；他们在进行科学文化知识的大普及中，表现出对“乡村民众”中所流传的民间文学等内容有极大的热情。与此同时，李大钊《青年与农村》（《青年与农村》，《晨报》1919年2月16日）对乡村教育运动的实际影响值得我们注意。他指出：“我们中国是一个农国，大多数的劳工阶级就是那些农民。他们若是不解放，就是我们国民全体不解放；他们的苦痛，就是我们国民全体的苦痛；他们的愚暗，就是我们国民全体的愚暗；他们生活的利病，就是我们政治全体的利病。”这是一篇具有先见之明的文章，其强调的内容，在乡村教育运动中被贯彻，被证明。

    中国现代学术史上的乡村教育运动不是无端发生的，既有西方现代学术思想包括基督教文化的重要影响，又有中国古代文化传统中“兼济天下”、“为民请命”、“救民于水火之中”等思想理论的影响。晏阳初、梁漱溟、陶行知、卢作孚他们几乎都有在西方国家留学的生活经历，或曰，正是他们亲眼目睹了西方发达国家的发展事实，才触动他们改造中国的文化设想，从中国乡村社会入手进行科学文化知识大普及大应用。

    如晏阳初，他是定县乡村教育运动的重要领导者，是中国平民教育运动的实际发动者。1907年他进入四川省成都华美高等学堂读书，结识了英国人传教士史梯瓦特，他们一起创办“辅仁学社”；后来，晏阳初到美国耶鲁大学、普林斯顿大学留学；1920年，晏阳初回国；1922年，其开始推动以普及识字为基本活动的平民教育运动，通过基督教会宣传其“人格平等”、“社会机会平等”等思想文化主张，“以宗教家的精神努力平教运动”。他参加中华基督教青年会，担任上海基督教青年会平民教育科科长，先后在长沙、烟台、武汉、嘉兴等地具体开展平民识字运动等形式的平民教育工作。1922年3月，晏阳初在长沙推行他的《全城平民教育运动计划》，筹资组建了200所平民学校，先后招生2500余人。有学者考证，青年毛泽东曾经作为义务教员参与过这场运动，影响到他后来的社会主义改造思想理论。1923年，晏阳初和陶行知等人在北京发起成立“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晏阳初被推举为总干事。其教育宗旨与《大学》中所说“在明德，在新民”的主张相一致，即“除文盲，作新民”。1924年，晏阳初带领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同仁来到“直隶省保定道”的“清苑”、“涿县”、“定县、获鹿”和“宛平”进行平民教育调查。这一时期，他初步形成以平民教育为主要内容的文化思想体系，成为他和平民教育运动中许多人所表现出的民间文学思想理论。他认识到“中国真正最大之富源不是煤，也不是铁，而是三万万以上不知不觉的农民。要把农民的智慧发展起来，培养起来，使他们有力量自动的起来改造，改造才能成功，自动的起来建设，建设才会生根；自动的起来运动复兴民族，民族才有真正复兴之一日”。

    1926年晏阳初他们来到定县翟城村，进行其构想的“办一个民间实验室”的计划；如此一来就是十年，成为历史上对一个地点采取实地观察方法连续进行时间最长的民间文化考察活动。1929年，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总会直接迁往这里。在这里，他们一方面进行深入细致的社会调查，包括《定县秧歌选》、《定县概况调查》等社会风俗生活内容，一方面进行具有社会政治改革意义的社会建设，诸如开办幼儿园，成立平民学校同学会，建立起村民自治组织，甚至改组县乡议会，改造县乡政府。他提出所谓平民教育目的是“养成人民的公共心与合作精神，在根本上训练其团结力，以提高其道德生活与团结生活”，并提出包括社会风俗建设的“政治建设”、“教育建设”、“经济建设”、“自卫建设”、“卫生建设”和“礼俗建议”，以“复兴国家民族”。后来，晏阳初亲自创办了湖南衡山实验县、四川新都实验县等实验区；他们在河南、山东、江苏等地举办多种乡村教育实验区。乡村教育运动培养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民本观念与风俗思想，包括民间文学思想理论，这是中国现代民间文学史上具有实践意义的学术实践。

    如梁漱溟在山东邹平的乡村教育运动，出现《山东庙会调查集》等社会风俗生活考察；其《乡村建设理论》（《中国民族之前途》）面对“崩溃中的中国社会——极严重的文化失调”、“中国政治无办法——国家权力建立不起”等社会现实，提出：“西洋近代社会为个人本位的社会，阶级对立的社会，那么，中国社会可以说为伦理本位、职业分立”，“若问将在世界最近未来所复兴的中国文化,具体言之是什么？ 扼要言之,那便是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迈进时,宗教衰微而代之以自觉自律的道德,国家法律消亡而代之以社会礼让习俗”，“近代法律之本在权利，中国礼俗之本则情与义也”；“所谓建设,不是建设旁的,是建设一个新的社会组织构造；——即建设新的礼俗。为什么？ 因为我们过去的社会组织构造,是形著于社会礼俗,不形著于国家的法律,中国的一切一切,都是用一种有社会演习成的礼俗,靠此习俗作为大家所走之路(就是秩序)”。

    如卢作孚在四川重庆的乡村教育运动，其在乡村建设理论与实践上都做出突出贡献，撰写出《两市村之建设》、《乡村建设》、《四川人的大梦其醒》、《四川嘉陵江三峡的乡村运动》等，其中有不少内容涉及到社会风俗生活与民间文学的内容。卢作孚从事乡村教育与建设事业甚早，曾经于1924年在成都创办通俗教育馆，1925年成立民生实业有限公司，从1927年开始进行北碚乡村教育建设。他以江、巴、壁、合四县特组峡防团务局局长身份，在重庆北碚为中心的嘉陵江三峡地区开始进行乡村建设运动，他与其他人的乡村教育不一样，在于其“目的不只是乡村教育方面，如何去改善或推进这乡村的教育事业；也不只是在救济方面，如何去救济这乡村里的穷困或灾变”，而是“赶快将这一个乡村现代化起来”，很快使北碚从贫穷不堪的乡村变为繁华富裕的都市；其非凡成就，一直持续到1940年代末。

    陶行知在江苏创办晓庄学校，提出以乡村学校为中心，让中国社会充满生机，“唤醒老农民，培养新农民”，“创设一百万个学校，建设一百万个乡村”等。乡村教育运动在思想理论与社会实践上都做出重要成就，受到当时国民政府的重视与高度评价，使之迅速推向全国。可以设想，如果没有日本人发动侵华战争，乡村教育运动将给中华民族带来无尽的生机。

    对于人文社会科学而言，乡村教育运动聚集了一大批学者，激发了他们对中国社会现实生活中如何使民众摆脱“愚、贫、弱、私”的文化热情与政治热情，在事实上形成对民间文学为核心内容的社会风俗生活的重视，从而引发他们的学术热情。如一位学者所说：“定县平民教育实验，聚集了一大批爱国知识分子，他们之中有许多人是学有成就的博士（如汤茂如是留美教育行政博士）、教授（如谢扶雅是广州岭南大学教授）、作家（如孙伏园是《农民报》主编，鲁迅的学生）、戏剧家（如熊佛西是国立戏剧学校校长）、农艺师（如冯锐是美国康奈尔大学农学博士、罗马万国农村研究院研究员）和社会学专家（如李景汉是留美社会学博士）等，晏阳初本人就是留美博士。他们舍弃了仕途经济前程，献身于平民教育事业，甘心过清贫、简朴的乡间生活。”的确，一群海归面对乡村教育运动如何能够树立具有殉道色彩的文化理想，这值得我们深思。

    或者说，乡村教育运动使得知识分子树立了服务乡村社会、了解乡村社会的信念；乡村民众所保存的民间文学等文化现象，成为他们认识社会与民众的重要窗口。包括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进行的民间文学调查，未必不是与此有重要联系。对于知识运用于民间社会而言，定县乡村教育实验区做出大量搜集整理与改编等工作，除《定县秧歌选》外，他们用农民听得懂的语言和喜欢的方式，编写了《岳飞》、《唱歌》、《公民道德根本义》、《公民道德纲目》、《平民词典》、《公民课本》、《公民图说》、《公民讲演图说》、《历史》、《地理》等600多种平民读物；他们搜集整理出60多万字包括鼓词、歌谣、谚语、故事、笑话等民间文学作品，记录大量民间木板年画与民间音乐等民间艺术种类；他们还指导地方民众组织各种形式的歌咏比赛，成立以民间戏曲为主要内容的农村剧社，举办各种民间文艺活动。这种形式即使在今天既是有必要的，也是可行的。知识运用于人民大众，是提高中华民族科学文化水平的重要基础，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思想文化基础。

    知识运用于民间社会，首先应该懂得民间社会中的情感、信仰、风尚等社会风俗生活内容。其中，入境问俗是中国社会文化传统的重要规则；历代知识分子都注意到风俗的差别与地域文化性格的密切联系。同时，任何文化运动都是具有自己鲜明的立场的。乡村教育运动承接中国现代学术史上的五四歌谣学运动、民俗学运动，形成延安民间文艺运动、大西南地区边疆民族文化建设运动；他们走进中国民间社会，融入抗日战争的洪流，起到了宣传民众、鼓舞民众的重要作用。而与此同时，1938年前后，在北平等地出现了周作人他们“属于中日合作的华北总合调查研究所”，专门成立“习俗委员会”。日本人桥川时雄他们成立了专门研究中国风俗的“民风社”，后改为“东方民俗研究会”，名曰“以促进中华民国及东亚诸民族的语言、风俗、习惯、信仰等科学研究为目的”。他们研究中国民俗，编印出版了《北京地名考》和《白云观的道教》等出版物，也正是汉奸学者周作人在民风社成立大会上要求中国民俗学者与日本人合作，但基本无人响应。此时，还出现了“manz**民俗同好会”、“辅仁大学东方人类学博物馆”、“北京大学中国农村经济研究所”、“满铁华北经济调查所”等机构，他们分别在东北、华北、华中地区调查中国社会风俗生活。这些民间社会调查的目的在不同程度上带有殖民主义的色彩或痕迹。知识与社会相联系，因为立场不同而形成不同的文化景观与文化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