魁阁：中国现代学术集团的雏形
文/本报记者 赵志研
《中国民族报》2008-7-4
今日魁阁 资料图片
人类学这一学科，在抗日战争时期，不仅没有停顿，还历史地获得了人类学家进行田野调查的空间和舞台。由费孝通先生领导的“魁阁”就是这期间一个非常有名的团队。从1939年到1946年间，魁阁的研究者们以他们的学术热情和坚韧不拔的毅力，致力于用社会学的知识去改变中国农村贫困落后状况的探讨，为后人留下了难忘的记忆。
魁阁又名魁星阁，是古代读书人寄托科举点状元拜祭的地方，是科举时代的象征之一。抗日战争期间，北方几所大学旅迁昆明后，座落在呈贡的魁阁便成为费孝通领导下的一批学者的工作场所。在魁阁，这些优秀的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者在一个艰苦的年代创造出了杰出的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这些成果后来作为人文区位学（社区）研究的典范，得到国内外同仁的广泛认同。
1938年，吴文藻到昆明，在云南大学建立了社会学系。后来，利用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资助，吴文藻代表燕京大学建立起云南大学—燕京大学社会学实地调查工作站。费孝通曾回忆说：“我们得到农民银行的资助，成立了一个小规模的研究室，附设于云南大学，系云大和燕京大学合作机关。我那时的工作是帮忙年轻朋友们一起下乡调查，而且因为昆明轰炸频繁，所以在1939年冬迁到呈贡古城村的魁星阁。这个研究室从此得到了‘魁阁’这个绰号。”1940年，吴文藻到重庆任职后，费孝通接任站长。
从1939年到1946年间，在费孝通的感召下，魁阁陆陆续续集结了一批优秀的学者：张之毅、史国衡、田汝康、谷苞、张宗颖、胡庆钧、许烺光等。他们在研究工作站里辛苦地工作，费正清的夫人费韦梅1945年参观魁阁后感叹，“物质条件很差，但坚韧的工作精神和青年人明确的工作目标，给人以深刻的印象”。
魁阁是以吴文藻倡导的“社区研究”为中心而开展调查研究工作的。吴文藻主张以英国功能学派的理论和方法，对不同的地区、社会进行调查比较研究，并将其研究成果用来帮助解决各种社会和文化问题。在费孝通的指导下，魁阁的成员在选定的社区中，对某一问题做较长时间的实地观察。起初，他们注意内地农村的土地制度，重点研究土地权是怎样集中的，并挑选了3个各具特色的乡村即禄村、易村、玉村来观察土地权的集中与手工业、资本累积、家庭组织等因素的关系。调查结果写成《禄村农田》、《易村手工业》和《玉村农业与商业》3篇文章，最终以《云南三村》为题结集出版。
后来，研究范围扩大到了工厂、边区少数民族、内地乡村的基层行政机构等。他们深入到农村或工厂中，与被调查者共同生活、工作，逐步搜集材料。他们在昆明的工厂里研究劳工从乡村及其他行业转入工厂的过程；又在云南边疆地区研究当地非汉民族的团结力，以及他们和汉族相处的问题；并在内地乡村中研究基层行政机构、经济分工和贸易的方式。虽然他们的着眼点是一些社区，但所研究的却是中国各地社区共同遇到的问题，即现代化的进程问题。材料搜集完毕后，他们共同讨论，将不同地区类似的情况进行比较分析，以便对所研究的问题得出更加可靠和圆满的结论。
抗战胜利后，魁阁随着一部分成员的离开逐渐解体了，研究室也由呈贡移到了昆明。
魁阁之所以能在上世纪40年代的中国社会学研究中独树一帜，不仅是因为研究者们丰富多样的功能学派的调查研究，还因为它开创了一种被称为“魁阁学风”的研究风气。在费孝通的努力培养下，魁阁成为一个各抒己见，择善而从的学术团体。由于魁阁具有良好的学术探讨氛围，不仅产生了大批优秀成果，而且培养了一批优秀的社会学人才，代表了当时社会学科前沿的水平。在艰苦的环境下，魁阁的研究者们取得了一系列研究成果，如费孝通的《禄村农田》，张之毅的《易村手工业》，史国衡的《昆厂劳工》，谷苞的《化城镇的基层行政》，田汝康的《内地女工》、《芒市边民的摆》，胡庆钧的《呈贡基层权力结构》等。
谢泳在《魁阁——中国现代学术集团的雏形》一文中这样评价魁阁：“当时聚在魁阁中的成员，以他们出色的成绩使魁阁名符其实，在中国话里，魁阁的字面含义即是精英集团，事实上，魁阁当时的工作风格和学风，大体可以说是早期中国现代学术集团的一个雏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