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的故事与国家的历史
——以樟林为例兼论传统乡村社会研究的方法问题
作者：陈春声
文章来源：《中国乡村研究》第二辑
在中国的乡村社会研究中，“国家”的存在是研究者无法回避的核心问题之一。以往的研究表明，如果只是强调从乡民的感情和立场出发去体验乡村的生活，忘记了与来自大的文化传统的影响的互动，是无从洞察中国乡村社会的实质的。笔者也曾经说明，传统中国乡村社会的研究的目的之一，就是要努力了解由于漫长的历史文化过程而形成的乡村社会生活的地域性特点，以及不同地区的百姓关于“中国”的正统性观念，如何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通过士大夫阶层的关键性中介，在“国家”与“民间”的长期互动中得以形成和发生变化的。[1]不过，在具体的研究过程中，当研究者使用一系列的例证和分析性概念来表达类似的理念时，我们仍需要更兼具“历史感”和“现场感”的“理解之同情”，从乡村社会的“内在和谐性”本身学习更富于弹性和超越感的思考方式。
1991年以来，笔者一直在广东省东部澄海市（1994年以前为澄海县）的樟林乡进行实地调查、文献收集和研究工作[2]，特别着重于乡村神庙系统与社区历史发展的关系的考察。以往的研究也已经表明，在华南乡村社会中，围绕着村庙的活动，往往深刻地反映了地方文化资源和权力结构的历史变迁与存在实态。庙宇在地域社会和信众心目中的“力量”，除了在各种仪式性行为中得以表达和强化之外，也常常依赖于带有强烈象征意味的一系列“灵验传说”的存在。笔者也通过对樟林乡民有关三山国王、火帝和天后等神祗信仰的研究，说明有关神明传说的流播实际上是一个成千上万次被“重复”的过程，“重复”不但使社区关于自己历史解释的“集体记忆”被保留下来，而且，通过这类传说的流播而得以“建构”的乡村关于自己历史的“故事”，实际上与从文字记载到意识形态不同层次的“国家”的历史，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而乡村的故事与国家历史的关系，又常常是通过超越乡村的更大范围的地域关系来表达的。我们也发现，这种对与乡村故事或国家历史的“集体记忆”的“保留”，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实际上也不断经历着被“选择”的过程。
就樟林的情形而言，从传统时期的地方士绅到现代的本地知识分子，对于超越本村的较大地域范围的历史，无疑是有相当程度的了解的，他们也知道官方认可的关于地方历史的具有正统性的解释，这些都反映在他们自己的著述之中。但是，有关神明来历和乡村历史新的故事，在乡村内部仍然不断地被创造出来。更有意思的是，我们还注意到，这些故事之所以能被接受并得以流传至今，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们恰好包涵了与故事形成时期特定的历史环境相契合的社会文化内涵，因而，乡村的历史也就可以通过对故事的解读得以更深入地了解。
这样，内容复杂并一直处于变化状态的乡村故事、具有多层次内涵的“国家”的历史与不同文化背景和学科背景的解读者之间，存在着动态并极富于多样性的关系。本文试图讨论这种关系的若干侧面。
一、 关于樟林地理与历史的简要描述
对于社会历史学者来说，樟林可算是个难得的研究地点。从明代嘉靖年间“开村”时的“建寨呈文”开始，几百年间一直有各种文字记载留存下来。可以想见的是，官方史志、官员笔记、本地读书人的记述和外来的现代研究者关于乡村历史的描述之间，一定有许多相互抵触之处。本节的简要描述，是笔者对20世纪初以前乡村及周边地域历史的一般性理解。
樟林位于广东东部韩江三角洲平原的北部。韩江三角洲平原是由于韩江带来的泥沙淤积，于6000年前开始形成的，至今平原仍在发育。平原形成过程中韩江不断分汊，最后分19口从澄海县入海[3]。韩江最北面的支流为北溪，由北溪经宋代人工开凿的运河山尾溪，进入韩江干流，直达潮州府城的水路，是传统时期韩江中上游地区最便捷的入海船运通道。北溪入海口与三角洲北缘的莲花山之间有条宽2--3公里的狭长冲积带，成为三角洲往东北方向进入福建省的必经之路，明清两代广东通往福建的驿路在此通过，民国时汕（头）樟（林）公路和（潮）安黄（岗）公路亦在此地交汇。樟林就位于这个交汇点上，北依莲花山，南扼北溪口。明代成化十四年（1478年）饶平县设县以前，此地归潮州府海阳县管辖，成化十四年至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隶属饶平县，嘉靖四十四年澄海设县以后，樟林逐渐成为该县北部最重要的政治、军事和市场中心。
樟林作为一个聚落，是明代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为了抵御倭寇、海盗而形成的。在此之前，樟林“先民”是一些散居在现在的樟林乡北面的莲花山麓的渔民或蛋户。嘉靖三十五年樟林聚落的形成，是当时潮州乡村社会军事化、聚落形态发生重大变化的历史过程的一部分，其直接原因是沿海地区盗乱不止，地方动荡[4]。樟林开村以后，还经历过多次被海盗破寨掳掠的事件。
樟林及其周围地区，迟至清代康熙年间才出现相对安定的局面。此前，由于王朝更迭之际南明政权（包括郑成功的武装力量）与清朝军队长达数十年的拉锯战，以及地方上的盗匪活动，樟林一直处于动荡的社会环境中。康熙三年（1664年）潮州沿海实施“迁海”，樟林因地处“界外”，全乡被拆毁。康熙八年（1669年）“复界”，樟林乡得以重建。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开“海禁”之后，樟林逐渐成为当时东南沿海最重要的贸易口岸之一，乾隆、嘉庆年间樟林港贸易达到其全盛时期，从樟林港出发的“红头船”北上上海、天津，南下广州、琼州，以至东南亚各国，而在韩江干流和三角洲纵横交错的水网中行驶的各种内河船只更使樟林成为一个繁盛的转口贸易据点[5]。贸易的发展，促使商人、船主以及其他与商业活动有关的各色人等云集樟林，港口两岸出现了新兴街等新的商业街区。
随着帆船贸易的发展，樟林社区内部的结构也发生了变化，乾隆中叶以后，社区中心出现了长发、古新、广盛、仙桥、洽兴、顺兴、永兴和仙园等八个商业街区，加上其周围的东社、西社、南社、北社、塘西社和仙陇社，形;了所谓“六社八街”的格局[6]。在东、西、南、北四社中央，有一个用石墙环绕的城寨，康熙至雍正年间，这里逐渐成为樟林及邻近地区的政治和军事中心，城内建有樟林巡检司、守备署、汛署、驿塘（急递铺）等行政和军事机构，这些机构又建立了文祠、武帝庙和城隍庙等有官方色彩的庙宇。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距樟林仅30余公里的汕头成为新增的通商口岸。至1866年，当年汕头港入口外国船舶已有525艘，总运输量为211800余吨，洋货输入额达3889000余关平两[7]，帆船贸易时代的樟林实在难以望其项背。从此之后，除了维持与邻近的东里、南澳、汕头等地的短途客货运输外，樟林港在传统时代作为“河海交汇之墟，闽商浙客，巨舰高桅，扬帆挂席，出入往来”[8]的景象也一去不复返了。在此期间，樟林最明显的变化是，本地人大量出洋谋生，侨居海外，整个社区的生计和地方建设越来越依赖于侨汇，终于由传统贸易港口衍变为一个典型的侨乡[9]。
需要说明的是，如果根据官方的行政区划，我们现在所说的“樟林乡”，从未成为一个统一的行政单位。明清两朝的所有地方志中，“樟林”和“塘西”始终是作为澄海县(嘉靖四十一年以前为饶平县)苏湾都江北堡的两条不同的村落被记载下来的[10]，尽管乾隆以后塘西已成为本地人所谓的“六社八街”格局的一个社。民国以后的行政区划中，在“八街”的范围内设立了樟林镇，而“六社”和后来兴起的“新兴街”则成为七条独立的“乡”[11]。本地和周围地域的人们观念上关于“樟林”的界定，与国家的行政区划并不一致。
另外，不管是官方的记载，还是在民间的传说中，关于樟林“开村”初期历史的记忆，在很长的时间里已经变得相当模糊且充满舛误。例如，嘉庆《澄海县志》称：樟林城寨“创自明初，后为贼毁”[12]。樟林当地还一直流传有海盗“曾阿三打破樟林寨”的传说[13]，根据地方志的记载，曾阿三又名曾钯头，正德年间活跃于广东东部的潮州和惠州一带[14]。以上两个说法也被后来的研究这所沿用[15]。这1981年8月在文物普查的过程中，当地发现了一批从明代嘉靖年间到清代嘉庆年间本村历史文件的抄本[16]，其中有一部分为与修筑樟林城寨以及开村早期历史有关的档案资料，嘉靖三十五年原散居于莲花山麓的各个小村落的排年户共15姓户丁上呈潮州知府，请求在山下埔地合建新聚落设防自卫，是为樟林开村之始。至此才确知，樟林寨建于明初记载和“曾阿三打破樟林寨”的传说并不可靠。不过，在《樟林乡土史料》中有一段长达3200字的关于樟林本地历史的记述，无标题，落款“时康熙戊辰正月望日八十三岁上林氏撰”，其中详细记载了樟林开村之后100余年间10多次被盗贼“破寨”的经过[17]，由此推想，“曾阿三打破樟林寨”的传说，仍可视为乡民对开村早期历史记忆的部分存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