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达：宋代科举的义约现象
来源：《学术研究》2009年4期
在有关宋代科举的史料中，经常出现“义约”一词，如：“岁戊午，相率以为约，取‘五百名中第一’之义，人五百金；取‘玉殿传金榜，君恩赐状头’诗为十籍。分敛而专聚，早计而预储，如京师者，可无桂玉虑，是约义矣。”（《新昌义约序》）“番江去武林余千里，岁当大比，想与裒金，俟同盟荐送之多寡，均以给费。”（《楚泮荣登义约序》）
从以上所举之例可以看出，所谓“义约”指的是士子们为了支助贫寒之人应试而结成具有经济互助性质的盟约。因为举子赴京应试需要一定的盘缠，在古代交通不发达的年代，这对部分贫困士子，特别是路途遥远之人来说，自是一笔不小的开销，甚至有人因此而“贫不能行”。为了消除他们的经济压力，每当省试之年，在民间自发地出现了扶助贫寒士子的义约，结约的目的即是为参加省试的士子提供经济上的援助。
纵览宋人文集对义约的记载，以江西、两浙最为盛行。与此相应的是，这两地也是当时科举最为发达的地区。据学者统计，有宋一代，两浙地区共有进士9375人，位居首位；江西也高达5356人，排名第三。可见，这些地区科举人才的兴盛与义约的作用不无关系。但单是义约的经济功能似乎并不能成就士子们的学业，事实上，义约除了解决士子们经济上的难题，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功能，就是他们以义约为名，共同学习举业。
义约实际上包含着两种组织形式：经济上类似于互助会，活动形式上则等同于当时的文社。方岳的《题义约》诗对第二种义约有所描述，从该诗的“亲策”、“文状元”等内容上看，显然是祁山士子为科举考试而结成的盟约。王义山的《甲科义约序》也写道：“衡之安仁、宜阳乡举进士者，以甲逵义约籍来访，约以甲逵名。”可见，士子们在即将赶赴省试之时，共同约定以登甲科为奋斗目标，并以此名约，也希冀自己能如约所愿高登甲科。此外，有些义约甚至直接以科举考试内容命名，以义约为名义，形成类似辅导班的组织，相互交流、切磋词赋等科举考试内容。
义约在经济或学业上对士子的帮助，不管从其活动内容和组织形式，还是结约目的和帮扶对象看，都与科举密切关系；实际上，其中透露出宋代科举文化的重要特色，即科举的平民化和普及化。
宋代统治者极力提高知识分子的地位，重视寒俊子弟，这为士子们的结约创造了良好的社会氛围。如雍熙二年（985），“上以势家不宜与孤寒竞进”，当孤寒士子与势家子弟发生冲突时，择优录取孤寒之士，并且对下第之人再次复试，以选拔更多的人才。统治者支持寒俊入仕的措施，无疑给予中下层阶级莫大的鼓舞，使得更多的士子投身于科举之中。特别是当朝廷放宽了对考试条件的限制，“如工商、杂类人内有奇才异行，卓然不群者，亦许解送”，使得具有一定经济实力的工商阶级及其他阶层得以加入士的行列，并且取得参加科举考试的资格，从而扩大了科举普及的范围，形成了“大郡至万余人，小郡亦不下数千人”的壮观考试景象。如太宗淳化三年（992），考试人数达17300人，是唐以来历次参考人数的最高数。
因此，很多贫寒之士开始纷纷走上科举之路，为了能更好地实现登第的目标，士子们相互结成地域性的义约，在经济上、学业上相互帮扶。事实上，义约这种组织形式所产生的效果比个人苦读更为明显，这在李昂英为龙山义约的题诗中略见一斑。这种集经济帮扶与学业切磋功能为一体的义约，吸引了更多士子相互结约，俨然成为当时的一种社会风气。
当然，义约的出现也受结社风气的影响。从士子们相互结约、结盟学习举业的行为及其开展的活动来看，这与当时的结社风尚似如出一辙。各地纷纷仿照结社形式组成地域性的义约，同时融进了科举的相关内容，形成了宋代重要的科举文化现象。
明清时期也存在义约，但主要是指生活上的经济支助，其在科举方面的功能已被文社所替代。（黄维政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