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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新网 2011年08月10日 15:54　来源：新华日报

　　坛主小传

　　苏智良 1956年生于上海。上海师范大学教授、人文学院院长，兼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地都市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上海师范大学中国近代社会研究中心研究员等，获国务院特殊专家津贴。著有《上海：近代新文明的形态》（主编）、《中国简史》（主编）、《上海城区史》、《中国毒品史》、《1909年万国禁烟会研究》、《上海近代黑社会研究》、《慰安妇研究》、《日军性奴隶》等30余种。

　　核心提示

　　古代江南的开发，总体上晚于北方。但到北宋后期，江南已全面超过北方，占据全国经济重心地位。  

　　于是，“苏湖熟，天下足”、“天上天堂，地下苏杭”的民谚传诵百年。苏杭文化对周边地区具有强大的辐射作用。

　　作为松江府辖下的一个商业小城的上海，始终仰慕苏州，追随苏州，到了近代太平天国战争以后，这种地位逐渐颠倒过来了。

　　从1860年开始，上海迅速走向繁荣，并取代苏州和杭州，成为江南新的中心城市和长江三角洲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龙头。

　　上海文化是江南文化和西方文化的结晶，但其根源来自吴文化，吴人的特点就是上海人的特点。而新一代的上海人，已不再是原来的吴人，他们形成了新的上海文化。

　　以上海为龙头，杭州、宁波、南京、苏州为副中心的长三角城市群，已可列为世界第十一大经济体，其经济规模超过了韩国和印度。

　　在绵延数千年的古代，偏于东海之滨的上海，一直处在江南的边缘；以苏州、南京及杭州为中心的江南社会，对发展较为滞后的上海，具有颇为重要的牵引、引导与提携的作用。可以说，深厚、多元的江南文化哺育了上海的成长，而在江南文化和西方文化共同滋润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上海城市，又对江南社会具有反哺作用。在近代百年中，上海都市文化对全国各地都有辐射影响，其中辐射作用最大的地区，就是江南。我们今天要讨论的就是上海与江南地区的文化关联、交流与融合。

　　江南元素：吴越文化的本土根脉

　　古代江南的开发，总体上晚于北方。汉代时期，江南还是地广人稀的蛮荒之邦。经过东吴孙权数十年的开发，到西晋时期已出现“四野则畛畷无数，膏腴兼倍，……国税再熟之稻，乡贡八蚕之绵”的繁荣景象。唐代中期，国家财赋已日益仰仗江南的贡献。到北宋后期，江南已全面超过北方，占据全国经济重心地位。“苏湖熟，天下足”、“天上天堂，地下苏杭”的民谚传诵数百年。

　　明中叶以来，江南“好泛滥百家之书”，出现了一批博学多能的士人。徐光启是其中的杰出者，但不是惟一的。士人之间互相往来，相互切磋，形成了一种交互激荡的风气。例如嘉靖年间的状元常州人唐顺之，对天文、地理、数学、历法、兵法、乐律都有研究；安徽桐城人方以智、宣城人梅文鼎，他们兼习中西之学；江苏吴江震泽人王锡阐，在数学、天文历法方面的造诣不浅，还研究过中西历法。

　　苏州在江南区域中的地位相当重要，古时就有“天下四聚”之说，苏州即为江南之“一聚”。集聚一说，主要是对经济特别是工商业繁荣而言的。那时的苏州，商贾辐辏，百货骈阗，以高度稠密富庶的人口支撑起来的商业，也表现出空前的繁荣。

　　杭州，素有“鱼米之乡”、“丝绸之府”、“文物之邦”等誉称。唐朝灭亡后，中国进入了五代十国的混乱时期：地方割据、战乱频生。南方九国之一的吴越国，位于今天的浙江全境以及苏南和闽北。从公元886年开始，钱氏家族在这一地区统治了近百年。他们鼓励农耕、修筑水坝、兴佛重教。在当时，吴越国是国运最长久、人民最安宁、经济最繁荣的国家。而杭州，这个唐朝版图上的三等小城，也一跃成为十余万人家的大都会，被称为“东南第一州”。到北宋时，已是民物康阜，人烟浩瀚，蔚然而为东南重镇。靖康之时，宋高宗改称临安。成为南宋都城后，杭州的人口逾百万，兴盛一时，可以称得上是那个时代世界上最繁盛的城市之一。明清时期的杭州作为浙江省会，居于大运河的南端，仍保留着江南大城市的地位。

　　“吴文化”的正式确立，可以从商末泰伯奔赴江南、建立吴国开始算起。此后吴和越这两个国家逐渐形成，到春秋后期强盛起来，并相继称霸。但从文化上看，它们同属于长江中下游文明，所谓的“吴文化”和“越文化”，同属长江文明的支流，又经数番交融，要确切地区分这“两种文化”几乎不可能。因为这所谓的“两种文化”除了可以从地域的角度去区分以外，其实质与特点并无太大的差异，这就是《越绝书》所说的“吴越为邻，同俗为土”和“吴越二邦，同气共俗”。连引人注目的“夫差自乍其元用剑”（现藏中国历史博物馆）和“越王勾践自乍用剑”（现藏湖北省博物馆），其制作工艺水平和器物风格特征也并无多大区别。

　　苏杭文化对周边地区具有强大的辐射作用。紧邻苏州的松江府，后来逐渐发达，两者在地理上、行政上、经济上的联系极为密切，文化上更是同出一源。只是苏州作为中心城市，无论政治地位、经济实力、市场繁荣、城区规模以及文化综合优势，都在松江之上。作为松江府辖下的一个商业小城的上海，始终仰慕苏州，追随苏州：做学问要到苏州去拜师，请戏班要到苏州去迎接，连买珠宝首饰也要去找苏帮珠宝商人。上海当时被称为“小苏州”、“小杭州”，可见苏杭对她的影响。但是，到了近代太平天国战争以后，这种地位却逐渐颠倒过来了。

　　苏杭的衰落与江南新中心形成

　　自1291年上海建县以来，至1842年《南京条约》被划为通商口岸为止，这500余年，可称为上海城市文化的童年时期。

　　历史上的上海，处于传统江南文化的边缘地位。上海县城在帝国的城市网络中始终是一个边缘角色，充其量不过是个“小苏州”、“小杭州”而已。从经济地理角度而言，上海距离素称鱼米之乡的苏杭尚有相当距离，在以农耕文明为主体的传统社会中自然不占突出位置。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作为政治、经济、文化三重边陲的上海，尚无法在以苏杭为代表的江南主流文化方面有什么建树。

　　虽然在文化上处于边缘地位，但由于优越的地理条件，上海在明清时期已经成为江南重要的商业市镇之一。来自各地的商帮，如浙江的宁波帮、绍兴帮，湖南的洞庭商帮，广东潮州帮、福建泉漳帮等活跃在上海。上海城市海纳百川、兼容并蓄的特征也开始初露端倪。

　　文化事业也取得了相当可观的进步。例如作为草根的民众文化和妇女的代表黄道婆，曾向海南黎族同胞虚心学习纺织技巧。回到家乡松江后，锐意进取，改革松江的棉纺织技术。黄道婆将民间智慧运用到实际生产事业中去，展现了上海文化传统中务实、讲求实际的悠久传承。

　　但真正发现上海这个天然良港的地理优势的，是西方人。1832年东印度公司的“阿美士德号”来到以后，西方人开始意识到上海的重要性。船员胡夏米的报告指出：上海这一地区“在对外贸易中所拥有的特殊优越性，过去竟然未曾引起相当注意，是十分令人奇怪的”。“上海虽然只是一个三等县城，但却是中国东部海岸最大的商业中心，紧邻着富庶的苏杭地区，由此运入大量丝绸锦缎，同时向这些地区销售。从地形上说，上海位于长江三角洲和整个长江流域的焦点，又是中国南北海岸线的中心，具有广阔的经济腹地，这是中国其它任何一个港口都无法匹敌的。” 1846年，上海出口货值仅占全国总量的16%，五年后，其所占的比重达到50%。到1863年，广州口岸的进出口总值，已不及上海的十五分之一。开埠初期的上海，在进出口贸易、港口发展等方面显示出勃勃生机，洋场的繁华已能与苏、杭相媲美。

　　江南区域中心从苏、杭转移到上海，有一个渐变的过程，而19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时局的变动，特别是太平天国运动无疑加速了这一进程。

　　1853年2月，太平军由武昌东下江南，3月太平军挟千里席卷之势，涌入金陵，开始建造太平王朝。此后的10多年里，太平军继续西征、北讨和东进，战火燃遍了大半个中国。江南地处太平军的统治中心，来回的拉锯战争，毁灭了苏、杭的繁华，使它从此再也无法重温昔日的辉煌。

　　首先是人口损失严重。其中，安徽省是太平军和清军的必争之地，受创最为深重。譬如，皖南的广德县，几乎损失了所有的人口。据何炳棣教授的研究，与广德同处皖南地区的歙县人口从战前的近62万人降至战后的30万人。与人口锐减相伴偕来的是土地的大量抛荒。不夸张地说，当时的江南地区已化作一片废墟。

　　其次，造成了社会的动荡与破坏。其代表就是苏州和杭州的衰落。1860年5月，太平军东征苏州，攻克后以苏州为首府建立了太平天国苏福省。太平军不仅摧毁了城市里的行会组织，也破坏了手工业工场和作坊，许多行业陷于停顿。1863年初，李鸿章统率的淮军向苏福省挺进，李秀成军与之展开惨烈的大搏杀。繁华的江南“尽成废墟”。1865年1月13日《上海之友》刊登外商白齐文从苏州到南京的沿途见闻：自苏州复归于清军之手后，这些房舍以及无数桥梁全都消失了。整个十八里之内没有一幢房子，四周乡间，举目荒凉。

　　同样的，由于受太平军战事的强力冲击，杭州也加速地走向衰落，并最终促成了江南地区城市中心等级的重新调整。首先杭州丧失了在以京杭大运河为南北命脉的古老商业网络中的战略地位。接着太平军和清军的战斗，加速了杭州城市衰落的命运。19世纪60年代初，太平军摧毁了杭州城，号称天堂的杭州，城市人口从80余万骤减至20万，一度仅剩下数万人。

　　相反，上海却因祸得福，依仗天时地利人和，使市场经济的发展达到以往从未企及的水平。杭州衰落之日，正是上海崛起之时。从1860年开始，上海迅速走向繁荣，并取代苏州和杭州，成为江南新的中心城市和长江三角洲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龙头。因此，苏州、杭州的衰落和上海的崛起，又代表了一个时代的结束和另一个时代的开始。

　　上海由此成为最大的商埠、繁华的都市，其结果不仅吸引周边经济资源，也吸收周边的文化资源流向上海，逐渐取代苏州，成为新时代江南文化的中心。松江府城地位在上海之上，历来以文学诗词戏剧见长，嘉定为吴派学术重镇，学者如林。但到了太平军战争以后，这些地方满目疮痍，资源不可遏制地流向上海，以致本地人才凋零、著述寥寥，传统文化优势尽失，作为府城的松江地位日益下滑，与所属各县最终变为上海的附庸。

　　而上海除了免于战火，还由于“江浙两省富商巨族避乱而出，皆以上海为桃源。两省精华荟萃于此”，宁波、苏州、绍兴等商人纷纷进驻上海。这种情况，加速了上海取代苏州、成为长三角经济中心城市的进程。20世纪初叶，“苏州商市行情涨落，大致悉依上海市价为准。”人口状况同样显示了两者的兴替。民国初年，上海的城市人口约200万，而苏州城厢内外总计才约17万。

　　到20世纪30年代，上海已经发展成为集航运、外贸、金融、工商业、信息中心为一体的多功能经济中心和集教育、出版、电影、广播、娱乐等为一体的多功能文化中心，成为仅次于伦敦、纽约、东京、柏林的世界第五大城市，有所谓“东方的巴黎、东方的纽约”之誉。

　　作为江南新的中心城市，上海的崛起对整个江南地区而言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它不仅从根本上改变了江南地区固有的城市格局，而且加速了上海与江南腹地的互动，并以一种新的经济力量，重构江南地区的社会经济秩序和人文秩序。20世纪初期，就已有人把这种互动中的重构，不无夸张地称为“普遍的‘上海化’”。其实“普遍”二字显然是言之过甚，但有一点却是可以确认的，上海对江南地区的辐射力，以及与江南的互动明显增强。以前是上海“城中慕苏、扬余风”，现在轮到苏、杭来沐浴“海上洋气”了；以前富庶莫过苏杭称雄天下，现在是“申江鬼国正通商，繁华富丽压苏杭”。

　　上海的崛起给江南地区带来了全方位的变化。市场网络、产业布局、城镇格局及社会生活，受上海强有力的牵引，发生着深刻的变迁，呈现出以上海为龙头的一体化趋势。此前的上海是江南的上海，此后的江南则成了上海的江南。

　　海派文化与江南长三角互动共荣

　　城市并不是孤立存在的，城市也无法独立存在。上海与之联系最密切的就是江南长三角地区。近代上海是个典型的移民城市，外来人口占上海人口的80%以上，移民的主要来源就是长三角地区。同样，上海的商人、资本等也主要来自长三角。上海与南京、杭州、苏州、宁波、无锡、绍兴、武进、南浔、金华、镇江等地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从而形成了网络。

　　上海吸收周边文化资源，包括人才、资金、技术和设备。19世纪60年代开始，江南文化人才纷纷来上海谋生和寻求发展，有教师、医生、文人、画家、藏书家、戏曲名角等等，经师刘熙载、俞樾，学者严复、王国维，文人小说家王韬、沈毓桂、李伯元、吴趼人和林纾，画家张熊、任伯年、吴昌硕、王一亭，藏书刻书家张元济、丁福保，名医费绳甫、丁甘仁、何鸿舫、陈莲舫，苏昆名角邱阿增、姜善珍、周凤林，及苏州常州太仓的评弹艺人等，可以列举出一长串这样的名单。这些人不仅贡献自身的技艺，也带来江南各地深厚的文化积淀。进入上海的资金有一部分投向文化市场，用于印刷、出版、教育、医疗、建筑、园林、游乐场、博物馆、图书馆、体育场馆的经营和建设，南京的刻版技术、苏州老牌的扫叶山房都转移到了上海。颇受欢迎的《点石斋画报》的画师们，如吴友如、张志瀛、顾月洲等20余人，原来都是苏州年画的画师。直到民国时期，上海与周边地区的文化交流仍然十分频繁，可以说上海这个文化中心，是依靠不断吮吸江南文化的乳汁成长的。

　　近代上海文化继承江南文化的同时，又与它发生了较大的差异，显示出某种嬗递演变的轨迹。规范、改造、整合荟萃于上海的各种文化资源，并将其塑造为近代江南文化典型代表的力量很多，这些力量在不同时期发生作用的力度也视形势而变化，但无处不在、无所不在的力量只能来自市场经济。上海突飞猛进的市场经济，突破了旧体制的束缚，达到了苏州等城市所未曾经历的场景。

　　近代百年间，从苏州文化到上海文化，完成了传统文化的更新换代。可以说，近代上海文化是江南文化和西方文化的结晶，但其根源来自吴文化，吴人的特点就是上海人的特点。明清之际，苏州是全国经济文化中心之一，周边地区从物质生活到精神生活的各个方面，都争相模仿吴风吴俗。上海当时属苏州管辖，深受吴文化影响。

　　新一代的上海人，已不再是原来的吴人，他们形成了新的上海文化，包括精明求实的商人观念、宽容趋新的文化观念、独立自主的国民人格和自觉的参与意识。不过，人们从那满口的“阿拉”声中，还能很容易地听到来自苏州的吴侬软语。

　　经历30年改革开放之后，在中国的版图上，较为发达的东部沿海是中国经济的脊梁，而江南长三角地区，则是脊梁的中坚。沪、苏、浙三省市，地域相连，文脉相通，经济相融，人缘相亲，习性相近。长三角以上海为中心，以杭州、宁波、南京、苏州为副中心，汇集16个城市；并以全国2.2％的陆地面积、10％的人口，创造了全国22％的国内生产总值、24％的财政收入、28％的进出口总额。如果单独统计，长三角已可列为世界第十一大经济体，经济规模赫然已超过韩国和印度。

　　在经济全球化浪潮中，一个国家综合实力的强盛，有赖于一个或者几个大城市群的兴起。江南长三角的城市群，位于我国沿海开放带和长江经济带的T型结合部，构成了“外通大洋、内联腹地”的战略枢纽点和中国第一大城市圈；乐观地预测，以上海为龙头的江南长三角，有可能成为世界第六大都市圈，实现共同依存、共同进步、共同繁荣。“上海为龙头，苏浙为两翼。”国内外经济学家断言，“江南长三角”不仅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巨轮的领航者，而且极有可能成为世界经济复苏与推进的“发动机”。

　　（《东方讲坛》特约供稿 葛灵丹 秦继东编辑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