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报称文艺界存在十大恶俗现象
2011-07-15 04:44
- 人民日报 李舫
徐鹏飞绘
文艺创作十大恶俗
回避崇高
情感缺失
以量代质
近亲繁殖
跟风炒作
权力寻租
解构经典
闭门造车
技术崇拜
政绩工程
1. 创作与接受疏离，生产与消费失衡，发展的道路并不平坦，繁荣的背后不乏隐忧——文艺创作的症结究竟何在？
今天，
中国的文学艺术无疑已经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丰沛时期。从数量上看，文艺创作达到了空前的繁荣。据各方面不完全统计，2010年中国小说类新书数量为4300多部，长篇小说总量达到前所未有的3000余部；电影526部，实现票房101.72亿元；电视连续剧405部，约15000集；动画片年产量22万分钟，动漫产业总产值470.84亿元；舞台剧4000台，演出市场收入为108亿元。仅从产量来说，我们的文艺创作可以骄傲地宣称，诸多数字已稳居世界第一。
繁荣的景象体现在生产创作的各个环节。从文学原创到剧本制作，从电影电视到舞台表演，从题材圈地到后期加工，从文艺创作到文艺评论，全国各地都在不惜重金，延请知名导演、作家、编剧、舞美、灯光、音乐、演员，挖掘本地历史素材、神话传说、改革风貌、时代风情，全力打造“史诗性”的精品巨作。
“现在每年每个种类的文艺样式，其创作总量都几倍于新中国成立后十七年的总和，而且均呈逐年递增的态势。”文艺评论家毛时安说。但令人遗憾的是，尽管有着几何级数的量的增长，文艺创作的景象并不容乐观。从整体状况来看，我国的文艺生产与消费其实远还没有达到真正繁荣的境地，能进入院线与观众见面的影片不足百部，火爆的舞台演出不足一成，能够打动人心的文学作品更是屈指可数。我们还没有培育出多少大师级的艺术家，没有创作几部真正具有史诗性质和时代纪念碑式的作品。
创作与接受疏离，生产与消费失衡，发展的道路并不平坦，繁荣的背后不乏隐忧——文艺创作的症结究竟何在？
追溯和总结近年来文化发展的脉络，我们不难发现，在当下文艺创作中，存在着十大恶俗现象，它们分别是：回避崇高、情感缺失、以量代质、近亲繁殖、跟风炒作、权力寻租、解构经典、闭门造车、技术崇拜、政绩工程。正是这十大恶俗现象，阻碍着文艺创作的
健康发展。
中国的文学艺术，不缺少故事，而是缺乏表达；不缺少能力，而是缺乏责任；不缺少资源，而是缺乏灵性；不缺少资金，而是缺乏生命。“在相当多的剧作中，我们看不到艺术家的个人冲动，却可以一眼看出遵命之作、受命之作的明显痕迹，看到赚钱捞钱的强烈欲望和非审美的功利欲望冲动。在地方政府有关部门、领导的指令下，在高额酬金的驱动下，把文艺创作的过程变成了按编剧技巧剪辑素材的技术加工。”毛时安感慨。
音乐也是如此。可以毫不客气地说，我们的歌词创作已经进入了一个“恍惚时代”。“创作群体恍惚、受众群体也恍惚；电视媒体恍惚，纸质媒体也恍惚；专家和大众一起恍惚。”词作家宋小明说。在某种意义上，歌曲创作是容易展示人的价值的艺术形式，从业人员很多，歌曲创作没有门槛。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领导介入、长官意志最容易在这里萌发，政绩工程、形式主义也最容易在这里泛滥。
鲁迅曾经说，文艺是国民精神的光，它总是不经意地表现出国民精神的状态。我们今天文艺创作失去信仰、失去灵性、失去判断、失去方向，是整个民族缺乏想象能力、缺乏自由精神、缺乏思考意识的表现，这是当下文艺创作的最大危机。有人评价，在加快文化产业发展的背景下，在某种程度上，某些艺术门类已经迅速成为“人傻、钱多、速来”的“产业行业”。
“早几年有一台幼儿节目，把演员打扮成一模一样，不管是男孩还是女孩，让嘉宾猜哪个是男孩，哪个是女孩，嘉宾评说‘好
性感’，观众则集体发出笑声，这是一种麻木的笑。笑声如同一把利剑，可以激发民族气节，也可以杀死民族精神。”电视评论家曾庆瑞说。
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副院长王贵胜教授曾经对第十一届全
国美术作品展览中国画作品进行了一项统计，结果令他震惊。在92部获奖作品中，他发现，“其中救灾主题2张，农民工主题1张，历史题材4张，农民生活2张，解放军生活8张，少数民族生活10张，花鸟画21张，山水画27张，城市生活7张，其他7张。这个小统计，折射了当今美术创作所存在的最大问题，即回避重大深刻严峻的现实主题。”美术创作中缺乏理想、缺乏价值，形式化、矫饰化、
娱乐化、波普化的倾向，恰是我们文化艺术的一个剖面。文艺创作缺乏思想深度、精神高度，文艺批评缺乏文化品格和文化担当，文艺工作者对重大问题失语、无语甚至胡言乱语，这已经成为不容回避的现实。
2. 健康丰富的文化样式必须多元一体、多样共生。当下的文艺创作缺乏源自文艺家内心的冲动，功权名利的干扰是文艺创作的最大障碍。
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是一个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的时代。各种观念风云激荡，文化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日益凸显。在这个时代，经济、政治、文化以及社会结构、思想意识、生活方式都在发生着剧烈的变化。“西方资本主义大阔步往前走的时候，出现了批判现实主义，比如说法国的杰出作家巴尔扎克，一生以无数作品对法国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的历史做了记录。”中央
财经大学文化与传媒学院副院长莫林虎教授说：“30年来，中国发生了多少波澜壮阔的事件，但是我们的文学作品有几个能够表达出来，引发我们深刻思考？”
两个世纪以前，歌德在《格言和感想集》中感慨：“逃避这个世界，再没有比从事艺术更可靠的途径，而要想与世界紧密相关，也没有比艺术更有把握的途径。”文学艺术原本是一种栖居着人类心灵活动的文化样式，而今天，越来越多的文艺工作者在现代化、全球化、信息化、物质化的潮流中迷失自我，找不到世界体系的坐标，也找不到自己在社会框架中的位置。
“截至目前，所有中国作家的经验当中几乎同时包含了三种经验，对应三种经济体制。”作家李洱说：“一是计划经济，二是市场经济，三是全球经济，三种经验互相冲突，寻求表达，但是，这三种表达对于中国作家来说困难重重。”据不完全统计，今天我们各级专业作家不到10万人，仅盛大文学网站注册写手的总人数就超过130万，他们的写作规则和传统文学的写作标准迥然不同，他们的读者是初中生、高中生，乃至部分大学生，而这些人正是我们可以望见的未来。从文学的衍生方式中我们不难发现，在今天这个时代，文化认知的共识正在发生破裂。一方面，主流文化、传统美学在空洞地发出声音；另一方面，
爆炸的信息却令文化的多样性、丰富性日趋萎缩，内容空洞苍白、语言残破模糊、叙事软弱单薄、文本琐碎庸俗的文艺作品日趋增加。
任何一个时期，健康丰富的文化样式一定是多元一体、多样共生的。然而，当下的文艺创作中，存在着以一元屏障多元、以简单遮蔽丰富、以愚乐取代娱乐、以说教取代教益的现象。“我们这个号称拥有五千年文明历史的国度不能只有小人书、只有小品，还应该为后代留下一些可以传承的传世之作。”北京交响乐团艺术总监、指挥家谭利华说：“文化的结构应该是金字塔型，塔底是一些通俗的东西，塔顶是这个国家民族最高的文化成就。”
文艺的本质是责任和自由。自由有其规则，艺术家可以信马由缰，规则存于内心。“在今天这个日益物质化的时代，我们有理由提出文艺创作应该重新回到心灵，回到儒雅的思想和精神之中。”中国国家博物馆(微博)副馆长陈履生说。
“市场经济的幽灵进入了艺术殿堂，众神在迷幻中走下圣坛，游戏规则将按市场法则改变。当越来越多的人挤入名利场，穿着逐利舞鞋无休止地疯狂舞蹈的时候，我们失去了生活的感悟和思考；失去了心灵的激荡和升华；失去了真情的表达和呼唤。”北京市文联副主席、北京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索谦感叹：“我们无力阻挡市场经济的泛化，但我们可以清醒地认识并大声宣告：只靠市场引导和利益驱动，不可能坚持先进文化的先进方向；只靠市场引导和利益驱动，不可能促进文艺真正的繁荣和发展；只靠市场引导和利益驱动，不可能培养出真正杰出的文艺家；只靠市场引导和利益驱动，不可能创作出经典的优秀文艺作品。”
3. 文艺批评退化为文艺表扬，文艺创作便失却监督利器。健康的文艺批评标准有许多，最重要的，就是能宽容、理性地对待与自己文化主张相异的文化实践。
文艺批评退化为文艺表扬，文艺创作便失却监督利器。文艺创作的繁而不荣、兴而不旺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文艺创作失去了批评的鞭策和佑护。“我们的文艺批评在某种意义上已经成为文艺表扬。”北京大学教授、诗评家谢冕感叹，“讲‘好话’和‘坏话’本是文艺批评题中应有之义，忠言逆耳，文艺批评要评论的重在后者。我欣赏不留情面、尖锐锋利的批评，因为顺心的话容易，逆耳的话难说。表扬要把隐含在作品里面的作家和艺术家的用心予以彰显，并与大家分享；而批评则应该将作品中的弊端予以公布，让大家引以为戒。”
目前的文艺批评面临权威性和公信力的缺失。媒体上的一些宣传和炒作代替了文艺批评，而“友情褒扬”、“红包评论”使得文艺批评面临诚信危机，缺乏深刻的思想、缺少对重大理论问题和文艺问题的思考研究、缺乏深度、缺乏担当更使得文艺批评难以担负指导创作的重任。与此同时，伴随新媒体的涌现，网络批评空前活跃，大量书评、影评、剧评、书画评论呈现一种“另类的繁荣和狂欢”。大量的文艺批评已经从传统的报纸和杂志转移至网络，主流价值、主流文化、主流声音却被湮没其间。
“文艺还能批评吗？”2002年，德国作家马丁瓦尔泽推出长篇小说《批评家之死》，从而成为当年世界文学界最具有争议性的
人物，同时也提出了一个深刻的问题——文艺批评怎样才更具可能？
日前，画家范曾诉郭庆祥名誉侵权案见诸各媒体。一纸判决，让社会上众多文化人士做出反思：文艺批评的边界在哪里？到底怎样的文艺批评才能褒贬得当而不越界？
文艺批评的尴尬恰恰就在于边界的模糊。为了避免招惹不必要的麻烦，评论家采取慎开金口、明哲保身、圆滑世故的首鼠两端态度，当着官员说套话，当着作品说胡话，当着大众说瞎话，背着大家骂粗话。文艺批评喑哑失语、乏力萎靡、单调乏味，批评成了温吞水，隔靴搔痒，研讨会、座谈会、恳谈会、见面会，都成为创作者的“树碑立传会”和批评者的“捧哏表彰会”。
“若批评不自由，则赞美无意义。”1784年，《费加罗的婚礼》在法国首演，剧作家博马舍的这句话从此传遍世界，成为文学艺术的创作箴言。今天，这句话值得我们再度回味。作为拥有悠久历史文化传统的国家，我们究竟应该秉持什么样的文艺发展战略？这是一个有时代感、紧迫感的课题，也是广大文艺工作者应该关注和思考的课题。作家陆天明提出，文艺批评的诸多缺陷是缺乏理论勇气的表现。他认为，“批评之所以失语和缺位，是因为背后没有了可适用的足够强大的新理论和精神来支撑，心中也就无话可说。什么是健康的文化批评？标准有许多。其中最重要的标准是一条，就是能宽容、理性地对待与自己文化主张不一样的文化实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