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觉人类学与图像时代
徐杰舜
徐杰舜（以下简称徐）：邓教授，很高兴能在这里对您作一次采访。难找你呀！热闹的地方不常见你，老听你在跑田野。
邓启耀（以下简称邓）：因为田野有趣，或者说是做人类学有趣，能够吃没吃过的，见没见过的，听没听过的。这是我最喜欢去的地方之一。要不就呆书桌茶桌前，和家人和朋友闲侃，或者读书随各种大师神游。这是我喜欢的另外一个地方。
徐：最近跑了些什么地方呢？
邓：刚和女儿跑了青海、贵州和台湾回来，主要是去拍照片，民族服饰方面内容。
徐：做什么用？
邓：折腾了十几年的东西，想来个小结。自十多年前开始出版民族服饰方面的东西之后，越做越脱不了手。这些年跑田野，陆陆续续又补充了一些材料，索性一不做二不休，将一个八卷本的选题报给出版社了，结果列为国家十一五重点出版计划。大概这两年，我都得全力以赴干这事了。
徐：听说你刚完成一本岩画方面的书？
邓：其实搞调查前前后后拉扯了十多年。交到出版社后又折腾了五六年，拖垮了三四任编辑（如生孩子、调走之类），差不多成了“公害”。如再无意外，年底该出笼了。[1]另外一本考察笔记，差不多写完了，忽然想停下来，凉一凉再说。
徐：你做的很多都和图像的或视觉的东西有关系。是不是和你学美术出身有关系？能否把你的艺术背景和进入人类学的情况给我们介绍一下？
邓：谈不上美术出身，从小爱涂鸦而已。年轻时赶上文革，无学，但有闲，画画就是最好打发日子的事。知青回城后在汽车运输单位，我那宿舍就是个画窝子，每天来画肖像的上进青年挤了一屋，等我去哄一个闲人来当模特。素描头像头挨头挂满墙，挤到觉得空气不够。画头画烦了就跟长途货车司机到处跑，什么地方感觉好什么地方下车，画到他下一趟来接。文革结束后，和一帮画友折腾“美术新潮”，又画又写的，还混入省美协，帮主编美术刊物，甚至为了试试“弄斧须到班门”，斗胆在版画很牛的德国，哲学家胡塞尔的故乡主持过一个版画展，和那里的现代派艺术家大侃云南的民间艺术。但那都是过去时，没有师承，也没有后续，只能算自我陶醉一下的经历罢了。说到艺术背景，倒是天天身处其间的家庭环境最现实。妻子专业是作曲，知青时写的歌，现在还有人传唱。她在云南做美中艺术交流中心合作项目期间，得到世界著名作曲家周文中教授的许多指点，对少数民族音乐体会较深，再去香港中文大学读民族音乐学博士，感觉就不同一般。女儿四五岁就跟我们跑野外，十来岁帮我画民族服饰的插图挣零花钱，喜欢看电影，拍照片，现在也在读人类学。她们俩装饰家和穿衣服很有品位。反倒是我这个出过几本服饰方面书的人衣服常常穿得乱七八糟，被她们讥为“冒牌的服饰专家”。在我们家，像吃的穿的一样，也少不了看的听的，这就是“背景”。至于进入人类学还是因为喜欢跑。当时的画家都喜欢在野外跑……
徐：写生？
邓：对，写生，因为我们那个年纪的都迷过列维坦、印象派等。云南给人的视觉感受实在奇妙：景颇山的烈日和阴影可能使你发现高更，西双版纳密林最让人联想卢梭，在中甸星空下你将产生梵高的幻象，连昆明近郊的土丘都会使你感受塞尚，在少数民族的衣服绣片和他们献给神灵的雕刻绘画和剪纸上，你轻易就会看到马提斯和毕加索。而这一切，是远在毕加索们之前就存在了。在云南，你想得出的东西它有，你想不出的东西它也有。在田野中你会受到强烈的视觉冲击，你还可以体会视觉之外的关于自然和人文的许多东西。在田野里我会很放松，想一些和流行思想有所不同的问题，一种很自由的边缘状态。我一直感谢在傣族地区当知青的经历，因为流放而获得解放，豁然发现在文革那样的年代，居然还可以有和当时压倒一切的潮流完全不同的另外一种生活方式、思考方式和表达方式。傣族乡亲搞不懂那些“政治”，把神圣的“语录”和当时的流行话语“解构”得笑破肚皮。比如居然指着到处张贴的毛主席语录，问那些在“红海洋”里泡大的红卫兵：“毛主席有几个？”因为他们怀疑那位说让老百姓“闲时吃稀，杂以番薯……”的毛主席是假的。按傣族习惯，只有一把米都要煮成干饭，“解放了更要吃得好。这个毛主席要我们吃稀饭，怕是假的吧？”还有就是在藏族地区画画的经历。我去的是现在被称作香格里拉的地方，帮自治州政府画一些巨幅领袖像在州庆时抬着游行。画画的事很快就可以搞定，更多的时间就到处跑，没人去的地方，风景好的地方。那个时候还没有什么旅游，也不懂什么“文化”，就只有我和画友两个人，走路，骑马，一不小心就踏在古道上（后来才知道那便是“茶马古道”）。贪婪地到处看，高原紫外线差点把我的眼睛弄瞎。几个月画了很多画，还不过瘾，就写，把图像无法传达的感受记下来。那种经历真是永远难忘的。
徐：为什么没做画家？
邓：因故考上文科。
徐：因故？
邓：因为逃避一个领导。他老让我写标语画宣传画，我烦了，顶他说“林彪都死了那么多年，还搞这个！”不想穿小鞋，趁恢复高考的时候溜了。临考前一个月仓促上阵，到处投考。结果美院没录上，勉勉强强挤进了云南大学。
徐：你从云南大学进入的人类学？
邓：是。当时云南大学有一个可以提供我们跑的地方，就是中文系的民间文学教研室，有经费。我报名参加，在假期跟着神话学家李子贤等老师跑蒙古族地区和摩梭人地区，感受很深，慢慢喜欢上了民俗学人类学。喜欢就做下去了，越做越有兴趣。但我习惯了形象思维，做研究有其短，只好拎出自己的短处去操练。在这一点上，我特别感谢我的思维教练赵仲牧老师。
徐：思维教练？也是云南大学的？
邓：赵老师原是辽宁大学的，后来回老家到云南大学，在哲学、思维学、文学等领域有很深造诣。他写东西不多，但是写出一篇是一篇，那种极有思想份量的原创性作品。[2]我跟着他操练，连续几年每个星期到他家一两次，或者请他来我们家，妻子做饭兼旁听。常常就我们三个人，一谈谈到夜，探讨许多领域的问题。
徐：比如？
邓：比如思维学。我当时有一个想法，很想对中国人的传统思维方式、心理作一个探讨。中国人为什么像这样想问题？中国文化为什么形成这样的东西？肯定有它很深的根源。这根源当在人心中。于是想从文化心理学方面探究一下。我计划从神话学切入，云南正好在这方面的资料非常多。一方面是对于本土资源、资料作些分析，一方面对国外理论有针对性地进行接触，对我来说是一个学习和训练。当时读皮亚杰、列维·布留尔和列维—斯特劳斯的书读得津津有味，还壮胆和同学合作翻译了两本人类学和文化心理学的书。[3]但我觉得最好的训练还是在赵老师那里得到的。在他那里你不能装假，卖弄新名词，他几个问题就弄得你汗流浃背原形毕露。他思维的那种慎密，对于思维学、哲学、社会学等等的那种融会贯通，使我终生受益。
徐：从他那里你得到最大的好处就是理论思维的训练？
邓：何止训练，应该说感受到了理论的魅力。那几年相当于在他那开了个小灶，读了一个不要学位的研究生。我用几年时间写的《中国神话的思维结构》和两本图像研究类书，[4]就是跟他操练的一个阶段性作业，尝试以中国神话及其文化遗物来分析中国文化及其文化心理和思维模式。后来应马昌仪、刘锡诚、宋兆麟先生之邀做巫蛊方面的研究，也忍不住会往文化心理学角度思考问题。[5]本来，作为一个画画的，看到的主要是表象世界的一种美、一种精彩。但是，跟赵老师学习，发觉这个世界精彩的东西太多了，包括抽象领域的，都相当精彩。当你进去，发现那个领域很迷人，所以也就喜欢上了。我这个人天生好奇，喜欢到陌生的地方看并容易被感动。
徐：我知道你跑的“陌生”地方不少。
邓：那得感谢云南社科院。在社科院最大的好处是不用坐班，有一大把时间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无拘无束地读书写作，自由自在地跑野外。
徐：听说你主持的一个田野考察团队很不错。
邓：哦，你说的是“田野考察群”吧，一个跨单位跨学科从事民族文化研究的青年学者团队，一些来自不同职业不同文化背景的志同道合者。我们有许多难忘的共同经历，其中共同的一点就是，我们都是“野”字号的人，喜欢跑田野，自称“野狗型”的两栖动物，都喜欢用文字和图像记述。又因为跑田野而和许多不同的人不同的文化结了缘。我们最早的4辆越野车，就是台湾摄影家林克彬先生赠送的，我们为它们取了很响亮的名号：野狗号、野猪号、野牛号和野马号。我开野猪号，车门的座右铭是：“吃酸甜苦辣，滚泥水风尘”，是猪性，也是我们的写照。野狗号的座右铭也是我的得意之作：“去无人理处，住满天星级”――野狗都这样。这当然和我们当时的想法有关系。那时烦了只会倒腾外来术语说二三手话的那种时尚，想避开这类热闹，跑跑田野，用自己的话写点一是一二是二的文字。我把《山茶》杂志改版为以发表田野考察实录报告为主的刊物，用意也在此。
正巧这个时候，我认识了另一位对我产生巨大影响的老师，美国国家艺术院士，哥伦比亚大学美中艺术交流中心主任周文中教授。他70年代就到中国来了，对促进中美建交，中美的文化交流都起了相当大的作用。他先在北京做，后来对民族文化多样性产生浓厚兴趣，就到云南寻找合作者。作为艺术家的周文中先生似乎不满足于仅仅在官方层面开展项目，他希望接触一些在民族文化方面做了些实事的中青年学者。先生的办法很直接，就是根据当时的出版物，按图索骥，约见作者。由于我刚出了一些关于云南民族民间艺术研究的书，所以被周先生叫去了。在谈话中，看得出周先生是认真读过那些东西的，连书中提到的相关朋友，也被先生约见了。最终先生选择不同研究领域的6位青年学者，[6]颁发了“田野考察奖”，并建议我们成立一个跨学科跨单位的项目群体，参与进“云南合作计划”中来。我们都是喜欢跑田野的，便借“田野考察奖”之名把这个松散的项目专家群体叫“田野考察群”，大家推举我作为召集人。对云南民族文化遗产进行考察和梳理，这是周文中先生“云南合作计划”的一部分。
徐：“云南合作计划”的主题是什么？有什么内容？
邓：所谓“云南合作计划”，缘起于周文中先生希望通过对中国多元而丰富的民族文化的认识，确证独立的本土文化精神和艺术语言，创造和世界平等对话支撑条件的想法。“云南合作计划”分三个阶段进行并包括若干子项目。第一阶段（1993－1995）支持项目为作曲家田丰先生主持的民族文化传习馆项目、我主持的民族文化考察和云南民族学院的民族艺术教育等；第二阶段（1996－1998）经国内外专家总结，项目有所调整，继续支持我主持的“民族文化的自我传习和保护”项目、[7]民族学院的民族艺术教育项目，增加了田野考察群成员赵耀鑫主持的民间艺人表彰项目，并加大了对这些项目的支持力度；第三阶段（1999－2001）是“云南合作计划”取得全面成果的阶段。首先，项目专家从田野考察中总结出来的“民族文化、生态环境和经济协调发展”的观念得到更广泛共识，在昆明召开了由来自数十个国家的一百多位国际专家和世界几大基金会负责人参加、包括省长和美国副国务卿出席的高规格国际研讨会，与会代表讨论通过了我们起草的《云南倡议》，周先生倡导的“云南模式”成为亚洲和世界一些国家保护和发展本土文化的范本；[8]其次，我们积极推进云南省建设民族文化大省的战略规划，主持起草规划并促使民族文化保护进入地方政府立法和发展战略规划，学者的意见成为政府决策的依据之一。[9]这一时期，周先生频繁往来于美国和云南，和云南政府高层会谈，组织专家和政府官员到美国做文化考察，促成一系列项目合作。这一阶段，获美中艺术交流中心、福特基金会和麦克阿瑟基金会资助的项目，有田野考察群成员郭辉军、范建华主持的“云南生态环境、民族文化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研究”项目、[10]民族学院的民族艺术教育项目、赵耀鑫主持的民间艺人表彰项目、中外专家联合进行的“巍山文化走廊”、[11]“高黎贡山自然保护区自然和人文评估”等项目和我继续在广东主持的“民族文化的自我传习和保护”第二阶段项目。
先生是个极其认真的人，虽然70高龄，仍经常往来于中美之间，甚至常常和我们一起做田野考察。他常对我们说，东西方最大的不同是文化的不同，是两大文明系统的历史产物。不仅在哲学理念、价值标准、宗教信仰、审美观念等方面不同，在符号系统和表现技法等方面也相异甚多。他提供我们资助，却从不做干涉；他派来许多国际一流学者和我们交流，都严守一个原则：由中国人决定做什么，怎么做，一切研究成果也都属于中国学者。他一直强调，要说文化共享的话，不仅要学西方的东西，也应该把东方的东西介绍出去。比如说像音乐、绘画等方面的，它跟西方体系是完全不一样的，而我们的教育很长时间没有自己的东西，把自己的传统抛弃了。教育上是西方体系，后来是学苏联的，那种转了一道弯的东西，把我们本土的遗产扔了。这遗产除了主流的上层文化，还有民间的……
徐：对，上层的，下层的。
邓：民间这块相当重要。它是我们的历史忽略了的部分。事实上，中国的历史和文化，远远不是史书上过滤了的那点点东西。中国的现代化，也绝不应该靠抄袭和拷贝西方来完成。令人遗憾的是我们抄袭和拷贝的往往还不是人家一流的东西，在生活中，我们常常看到假冒打败原创，赝品取代原作的事。
徐：我知道你们田野考察群做了一个事――滇藏文化带考察。你们是怎么产生将不同文化作为一个结构性整体来观察的念头的？
邓：因为文化不能孤立地看。无论东方还是西方，汉文化还是藏文化或其他什么文化，“中心”论都是狂妄但幼稚的。皮亚杰研究儿童心理学和认识发生论，指出自我中心意识是人类认识发展初级阶段的东西。[12]在没认识世界之前，许多文化都把自己看作“中心”。中国传统“一点四方”观，就是这种意识的产物。我和西南一些中青年学者90年代策划“西南研究书系”时，讨论过这个问题。[13]在传统的空间结构关系中，云南、西藏，包括广东等地，都是中央集权的农业帝国版图上所指的边疆，是农业的边缘地带，主流族群之外的“蛮夷”，是“天涯海角”边荒之地。但所谓“本土的区系观念”，到底是现实的文化印证，还是属于中国人解释“天下”的象征体系，却仍然是个问题。[14]而且，由什么层面的中国人来“解释”，更是个问题。事实上，地域和族群界线具有相当的“流动性”，[15]是一个历史的建构或以地区取向来理解中国的历史过程的试验场，[16]甚至“可以是从研究主题引申出来的空间”。[17]在“历史过程”中，时间改变了空间，边缘可能位移为前沿。陆上和海上丝绸之路、茶马古道等，使“边疆”不再只有内地单向的接触点，也不再只有与农业相关的一种生计方式、社会组织和文化模式。在生计方式上，逐渐形成以商贸和加工业为基础的现代经济；在社会组织上，宗族、侨联、商会等血缘组织、地缘组织和行业组织，形成自足的民间权力机构并对中国政治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在文化模式上，这些地区背靠中华文化，面向东南亚、南亚和欧美文化，成为多元文化的交汇点。于是中心位移，这些地方成为另一种类似“中心”的结构性地带――一种结构性的文化转型意义的新的社会文化空间。[18]
我们将云南、西藏视为一个“文化带”，就是基于上述考虑，可以说也算一种“从研究主题引申出来的空间”吧。早在一两千年来，那些古道就已经将不同的文化板块连接起来了。要了解一种文化，或者是一个族群的文化，你必须了解和比较它所处的文化生态关系。我们之所以首先考察滇藏文化带，是因为我们太想去西藏了，对藏文化崇仰已久。经过比较考察，结果发现很有意思，在长达几千公里的地面上，确实有这样一条文化带。这个文化带过去沿着一些古道，现在叫茶马古道，从西双版纳一直连到西藏。在西藏的最西部，我们听到的传说和在西双版纳听到的一模一样，在普兰一个地方的婚俗跟摩梭人的走婚也差不多。我们还去寻访西藏本教寺庙，看它的仪式，不但念的那些经文，他们祭祀用的面偶，呼唤的神祗和鬼灵，都是一样的。考察队有一位摩梭学者，他很熟的呀，他说，哎呀简直和我们的达巴（巫师）搞的一模一样。这个“文化带”是活生生地存在的。我们在路上碰到一辆白族人开的卡车，运的都是铜器。问他们到什么地方，他们说到西藏。一个女人抱着孩子，说孩子两岁了还没见过爸爸，现在带他去见爸爸，他爸爸在拉萨，当银匠。后来，我们到了拉萨。拉萨的八廓街有一条小街，住的都是白族工匠。他们跟我们聊，说生意很好，已经接到下个世纪的活了，做不完（当时是1996年）。而且现在藏族不单做铜器，还拿真金白银让他们加工，因为白族工匠手艺好。他们在一个地方弄一个小铺面，在那敲敲打打。后来我们到他们村子里，云南鹤庆一个白族村。每家都有作坊，你家做银筷，我家做铜壶，都有分工。又有人专门把它们汇扰起来，有人搞运输，运到西藏卖，形成一条龙服务。这种类型我们觉得是一种基于本土的自我传承模式，是民间源远流长的跨文化交流方式。比如藏刀，每个藏族都用。刀鞘是白族打的，漂亮。刀柄是汉族的牛角刀柄，刀叶子是阿昌族户撒刀，钢特好。一把刀把四个民族串起来。
徐：白族、汉族、阿昌族和藏族，一把刀就是一个文化的互动体。
邓：还有串成这条文化带的古道上的一个个古城、古镇、古村落、古驿栈。比如巍山古城，离大理只有70公里，它是红河的源头，南诏古国的发祥地，茶马古道和南方丝绸之路在那里交汇。后来主干公路没从它那规划，从旁边过了，它便受了冷落。但恰好这种冷落避免了那些“破坏性的建设”，保护了一个古城。我们跑了几次，看到巍山人为求发展，正在做规划，便带美中艺术交流中心和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的专家来，为他们提供帮助，希望能够用文化、生态和经济协调发展的可持续模式来保护古城。[19]类似的，涉及到建筑、绘画、工艺、音乐、舞蹈，包括交通等方面都有。现在我到了广东，还可以在更大范围做比较研究，比如珠江串起了一条很有意思的走廊，还有澜沧江湄公河这样的国际河流连起的文化大通道。
徐：你是以云南为中心，向四面这些文化带、文化边缘逐渐扩展深入。
邓：云南是一个切入点。
徐：一个交汇点？
邓：对。一个交汇点，汉文化、藏文化、东南亚文化在此交汇，是多元文化的结合部。有意思就在于这个交汇点是一个人类学和文化研究资源极其丰富的地方，活跃的边缘地带。
徐：这本《滇藏文化带考察》，图文并重，相当不错。这个课题还有什么成果？
邓：《滇藏文化带考察》[20]是文化图志的一个作品，也是田野考察群的纪念册，我很喜欢上面大家的文字和摄影作品。其他成果主要是根据各人自己的学术兴趣和特长，在各自选择的田野点反复跑，各自完成的。比如有关于民族音乐、民族戏剧、民间美术和民间工艺的研究，有文化、生态、经济协调发展研究，包括梯田文化这样的专门研究，有茶马古道和马帮文化的研究，有民间信仰的研究以及某种文化现象的研究，等等。不同人有不同的研究方向，田野考察群的队伍越来越大，而且注意和当地学者及村民合作，搞不离本土的文化传习。如周凯模对纳西族东巴文化传习学校和白族民间音乐的支援，李永祥在自己彝村支持的民族文化教育，我帮助摩梭妇女创建的传统服饰工艺生产合作社，双胞胎考察组在西双版纳设立的“民俗助学金”，等等。
徐：你们的研究成果是在云南出的吧？
邓：云南大学出版社出了两套，一套田野考察丛书，[21]一套是文化史论丛书。[22]文化史论出了四本，其中就有三本获了奖，一本是获了全国性的奖，民族学界类的一等奖；另外两本是获得云南省政府的一等奖，应该都是很有水准的。还有一些类似图像民族志的作品。[23]
另外有一些我们是分散出版的，为了节约经费，能不拿钱给出版社的，就尽量不给，比如有的书，是不同出版社约稿，不要钱的，就拿到外面去，在北京、上海、浙江、台湾、深圳、云南，出了几本。[24]
徐：这些书加起来都有十几本了？它们有什么特点？
邓：以田野考察为主，在此基础上展开实事求是的分析。就像我们编的《山茶.人文地理》[25]杂志，强调“脚到，眼到，心到”，给图像叙事和文字叙事以同样的地位。哥伦比亚大学的一位教授说我们的东西有点“文化研究”的味道。
徐：我看到你主编的《山茶.人文地理》杂志和关于岩画、服饰和民间艺术等方面的学术性画册，都强调给图像叙事和文字叙事以同样的地位。我觉得这是个非常有意义、有价值的想法，加上你现在正在做的，似乎你对视觉方面比较敏感？
邓：是的，我希望在图像民族志和视觉人类学方面有所探讨。以图叙事和视觉表达，从来都是人类文明传承的一种方式，一种传统。自从人类学会用视觉符号进行表达、叙事或象征，作为视觉人类学研究对象的视觉表达或图像叙事的前史就开始了。如果我们注意一下石器时代的陶器、玉器和岩画，青铜时代的青铜器铸像及纹饰，注意一下无文字民族以图纪事述史和象征的大量实例，以及文字不能代替的图像信息传递方式，就会知道，人类的视觉表达和图像叙事传统，应该是以千年甚至万年来记的。如果把研究人类的群体性图像信息、视觉符号和视觉文化行为纳入视觉人类学研究的视野，那么，可以肯定，人类通过物象或图像记录、表达、保存和传播信息，创造系列性视觉符号并产生大量叙事性象征性视觉文化行为的历史，都是视觉人类学研究的对象。
在人类文明史和人类学学术史上，文字叙事一直都是强势。图像叙事或视觉表达是弱势，是学科上的边缘地带。
徐：对，有人谈到视觉人类学的边缘性问题，你怎么看？
邓：前几天正巧还有人谈到视觉人类学的“革命性”问题呢！无论“革命性”还是“边缘性”，我想都是同一类问题。老实说，这是我不习惯讨论的东西。所谓“革命”，一般指的都是革他者的命，没有谁傻到要革自己命的（自杀除外）。但问题在于：有必要通过“革”他者的命来确证自己的命吗？所谓“边缘”，也是相对“中心”而言的。问题同样在于：有必要或有可能通过“边缘化”一种东西来使另外一种东西成为中心吗？如果有一种包打天下的万能学科或表达方式，当然别的学科和表达方式也就自动边缘化。可惜没有。所以我不想讨论某种学科或某种表达方式的“革命性”或“边缘性”的问题。如果非说不可，那我宁愿自处边缘，因为边缘地带好玩，方便走动。学科上的边缘地带是一个可爱的交叉地带。我比较欣赏法国视觉人类学大师让·鲁什（Jean Rouch）的话，他主张视觉人类学“其边缘性的状况能够持续相当一段时期，使得这一年轻的学科不至于落入固定僵化的学科规范之中，或者不至于发展成枯燥的官僚主义学科。”[26]
视觉人类学学科意义上的实践和理论探讨，一百多年里一直在进行。作为一门新兴的交叉学科，尽管在一般词典和图书馆里没有多少它的位置，但在国际一些著名的大学和研究机构里（如美国哈佛大学、德国哥廷根科学电影研究所等），它还是有几十年历史了。1954年，哈佛大学人类学系建立人类学电影研究中心，开始人类学电影的研究并组织研究人员到非洲等地拍摄了一大批人类学电影；从1966年开始，视觉人类学的理论探讨、影片放映已成为美国人类学学会的重要组成部分。70年代，美国人类学学会创办《视觉人类学》杂志，并建立了美国人类学影视中心；“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International Union of Anthropological sciences）下设十八个专业委员会，其中之一就是“视觉人类学委员会”（Commission on Visual Anthropology）。从 1934年首届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大会（伦敦）召开算起，至今半个多世纪，视觉人类学有了较大的影响，人类学影片在历届大会上播映，占有重要地位。在1964年第七届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大会（芝加哥）上，与会人类学家通过了《关于视觉人类学的决议》。2003年我参加第十五届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大会（弗罗伦萨），特意去听视觉人类学的专题。会上见到老朋友，德国著名视觉人类学家芭芭拉·艾菲（Barbara Keifenheim），拉我和国际视觉人类学会主席霍斯曼（Rolf Husmann）一起讨论中国视觉人类学的学科建设和联合培养中国博士生的事。后来霍斯曼到中山大学，在学校图书馆数字影像资源库建设方面做了推进。他所在的德国哥廷根科学电影研究所（IWF），是国际有名的影像基地，仅人类学纪录片，就藏有6000多部，而且大部分数字化了。他们几乎每年都要举办国际民族学人类学电影节。1994年我和郝跃骏等合作的人类学纪录片在德国参展，便有幸在那里看到了包括让·鲁什在内的一些大家的作品。本届弗罗伦萨视觉人类学专题会的主题有两个，论文60余篇：1）视觉人类学：影像的广阔领域；2）东亚的婚纱摄影。我感到有趣的是，满大街人们熟视无睹的婚纱摄影，竟也成为一个得到很多人类学家关注的题材！这说明了什么？说明视觉人类学研究的对象既可以远在异乡“边缘”，也可以近在我们身边，近在你我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视觉人类学的介入使影像的视野更加广阔，同样，影像的介入也使我们的学科领域更加广阔，这已成为具有前沿性眼光的国际学者的共识。
徐：视觉人类学之所以能够在国际上兴起，与像哈佛大学和德国哥廷根科学电影研究所这样的高水准学术机构的积极推进有关。你能不能结合国内的这个学科发展和学科的背景来谈谈你的看法？
邓：二三十年代是中国人类学无论哪方面都必须提到的时期。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组凌纯声、芮逸夫、勇士衡在湘西南和云南考察时拍摄了有关苗族文化、生活状况的电影，杨成志、伍锐麟带领的中山大学、岭南大学赴海南岛黎族、苗族地区考察队亦拍摄了部分影片资料。半个世纪以来，与民族识别、跨文化交流、民族文化遗产保护和文化多样性等运动相伴的社会文化调查，产生了大量民族志研究成果，摄影和电影是其中最珍贵的一种，如杨光海参与拍摄的许多部民族学纪录片。改革开放以后，有很多人类学纪录片产生。云南、四川、北京都做得不错。台湾也拍过一些人类学纪录片，如胡台丽的《兰屿观点》等。这些影像不仅仅只是一种资料，它们作为图像民族志或影视人类学的认知价值、理论和方法论的意义将随着时间的消逝而增长。
在理论上，国内人类学家也开始有所摸索，如庄孔韶主编的《人类学通论》，<A title="" style="mso-footnote-id: ftn27" href="http://www.chinafolklore.org/blog/spacecp.php?action=spaceblogs&op=add&openwindow=1#_ftn27" name=_ftnref27><SPAN class=MsoFootnoteReference><SPAN lang=EN-US><SPAN style="mso-special-character: footnote"><SPAN class=MsoFootnoteReferenc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