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调查及学术研究的态度
刘一皋
《 博览群书 》（ 2010年10月07日）
大部分中国读者认识甘博（Sidney David Gamble），差不多源于其所拍摄于20世纪初期的珍贵老照片的摄影展。这些老照片的部分内容于1988年编辑成摄影集出版，之后在美国、加拿大十多个城市巡回展出，1999年来到照片的诞生地中国，先后在中国内地13个省市和香港展出，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为了推动对这批珍贵摄影资料的保存与研究，还成立了甘博基金会进行运作。作为学者的甘博，中国读者了解的并不多。甘博对于中国社会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北京和河北定县，即试图通过两个地方的深入调查与研究，了解并解释中国华北地区城市与农村的社会发展问题，其成果在国外相关研究中很受重视。相比而言，中国学者使用较少，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外文书籍的收藏较少；对于北京社会的调查更是由于出版时间较早，借阅使用很受限制。所以，《北京的社会调查》中译本的出版，是一件十分有意义的工作。
甘博进行北京的社会调查的背景和意义
甘博将北京社会调查的背景环境表述为：“当前的北京和中国存在着两项运动，一项是在知识阶层中开展的文化复兴运动，或称新思想运动，另一项是遍及各阶层的基督教运动。这两项运动都使人们对实际的社区服务事业产生日益浓厚的兴趣。”同时，甘博敏锐地指出：新文化运动“目前的一种危险，是过分强调西方的社会理论。要知道这些理论产生于一个完全不同于中国的社会和工业环境中，除非通过研究和具体的实验对这些理论做出修正，否则它们不会适合中国人的实际和生活”。甘博的办法是，通过教会具体的、坚实的、持续的工作，修正新文化运动的偏差。
然而，令甘博始料未及的是，当新文化运动中的激进思潮与爱国运动汇合后，立即产生出了强大的非基督教运动。此后，教会在中国的工作仍具有一定的建设作用，但只是处在边缘位置。尽管甘博未能预料到两项运动的发展结果，但是，随着时光的流逝，基督教会对于中国社会重建所做的一些基础性工作，却逐步显露出其价值和意义，其中就包括甘博的北京社会调查。
其一，《北京的社会调查》旨在强调，社会调查是社会重建的基础性工作。甘博在书中反复讲：“中国正处在一个转折时期”，“也反映出新旧交替中的种种可能与危险。”举行社会调查是为了促使中国向进步的方向发展，也为了使西方人更准确地了解中国，并给予友好的援助。之所以选择北京为对象，是由于北京是中国的首都，是政治和教育中心，较之上海、汉口、天津等口岸城市更具中国元素，实验的成功将有可能在全国范围内产生影响。实地调查从1918年9月至1919年12月，正是辛亥革命后中国社会发展最为急剧、动荡的年代。此前，西方人对于中国社会的认识，主要还是一些个人的一般性观察及经验，且分散在不同的几个领域内。事实上，与各种改造中国社会的主张相伴随，此时中国人也在考虑进行自己的社会调查，但项目更为琐细，内容偏重于农村社会；而且，社会调查工作也越来越作为认识和解释中国革命的工具而存在。改革开放以来，面对新的历史转折和社会结构变迁，社会调查越来越引起政府、学术界和社会各界有识之士的关注，不但对于现实社会的调查研究工作在不断深入，对于历史上的社会调查也采取了更为重视的态度，以便从历史的连续性中更为准确地认识现实。近年来，就有学者对于民国时期的社会调查进行整理、分类、出版，如李文海主编《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福建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二编，2009年版），极大地方便了研究工作，也明显暴露出城市社会调查的不足。《北京的社会调查》的出版，也应算作是此项工作的重要部分。
其二，《北京的社会调查》展示出了参与者们积极的社会参与态度，在调查设计和方法运用上严格遵循专业学术规范，在报告的撰写上保持了相对的独立性。将社会实践的热情与学术研究的态度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是完成社会调查工作的基本要素。参与者中有燕京大学学生、曾留学的中国文化人、传教士、教会志愿工作者，即基本上是由志愿者组成，他们接受过良好的教育，且有坚定地服务社会的信念。调查所需经费均来自个人及教会的筹措和捐助，这在当时的中国社会极为难得。全书提供了一个基本完整的城市社会调查设计框架，内容包括方法论和结论、历史、地理、政府、人口、健康、教育、商业、娱乐、社会罪恶、贫苦和慈善事业、监狱、宗教事务及社区、社团调查等，勾勒出了五四时期北京社会的一个轮廓。其中有些内容，在过去较长时期内未受重视，或只是用于论证中国革命的合理性，但就现实社会的发展观察，却正是近一二十年来的社会研究热点。《北京的社会调查》也推动了燕京大学社会学系的成立，可谓对中国社会调查学术化的重大贡献。
其三，《北京的社会调查》较系统地保留了一批历史资料，包括文字描述、数量统计、地图和照片，体现了调查材料的多样性，对于处在长期战乱、统计资料不全环境下的中国而言，这些材料就显得更为珍贵。全书在正文外，为了保存调查所获资料，还以附录的形式收入书中，体现了编辑的严谨。这些材料中，老照片的价值已经得到了确认，对于文字和数字部分的研究，还有待进一步开展。
《北京的社会调查》中的一些细节还能引发今人的思考
在关照现实中阅读历史的社会调查，就好像在历史的长河中漫步，一段不起眼的叙述，一些原本不熟悉的细节，随着阅读变得清晰起来，引人注目思考，就像昨天才发生的一样，具有了生命的意义。
对于民国时期的警察，多数人可能只有一个朦胧的图像，在影视和文字传媒上，警察大多被描绘成国家机器和统治者的帮凶。甘博提供了另一种警察形象。他认为，北京是东方各国城市中治安最佳的城市，警察不仅履行指挥交通、逮捕罪犯等一般性警察职能，还需履行卫生、消防、街道清扫、人口普查等职能，并承办了两所医院和大部分慈善机构，是一支高效的队伍。为什么一支不那么制度化、专业化的警察队伍，反拥有较高效能呢？显然需要更为细致、深入的研究，是一个涉及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热点问题。再有，在对灯市口社区基督教普通信众的调查中，居民日常所读的报纸，大都不是那些现今历史研究中用来代表民意或公意的报纸，普通人的读报偏好反映着历史叙述与日常生活之间存在着较大的距离。
“北京是一国之都，官方对城市做了多方面的改造，如修建了庞大的排水系统，在主要街道铺设路面，限制行乞，极大地改善卫生条件等。”更为重要的是，甘博还观察到了其负面，“这座城市最严重的社会问题或许正源于它自身和中央政府的联系。”除了在财政上有依赖感，降低了城市自身的主动性，“许多人怀着谋得一官半职的希望来到北京，据估计这座城市的求职者已超过11万人，而政府部门只有大约5000个职位。这些远离家乡又没有被录用的人构成严重的社会问题，这不仅因为他们人数众多，还因为他们中的一些人是国家的精华。”大都市邪恶风气的熏染和以到手的权力抵偿为谋取权力所消耗的时间和金钱，是腐败得以产生的温床。这些现象似乎仍然若隐若现的存在，只不过大家看见的多是首都地位带给北京建设的好处，对于负面却认识不足。比较近年来国内一些城市的快速发展，北京的活力显然要逊色一些。
甘博在对北京的商业调查中，十分重视行会组织。很长时期以来，对于行会的认识主要是强调其封建性，即通过对于行业的垄断抑制了竞争，从而阻碍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其实，这种认识恰恰来源于对西方知识的机械解释，也是五四时期的产物之一。中国的行会在多大程度上抑制了发展，并没有完整的实证研究。在甘博的调查中，行会有内部垄断和抑制竞争的一面，但还有制定规范、维持信用和众多的社会参与、救助等职能，并在经济发展中自身也在变化。改革开放后，学术界对于商会的研究取得了许多重大成果，试图将商会视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社会自组织的标志，是国家与社会之间的重要中间力量，但对商会重要组成部分的各个行会却研究不多。通过《北京的社会调查》可以了解到，行业并非完全落后或反动，至少行会内部的规范和自律，较之政府监督的成本要低得多，对于违规者的处罚却更有权威。而且，在缺乏社会中间组织的中国，行会也不失为一种有效的组织形式，对于维护社会稳定能够发挥重要作用。
城市生活分散且多样化，因而对于娱乐的调查较为困难，在中国革命时期甚至被认为是有钱有闲阶级的消遣。在甘博的调查中，主要内容是一些娱乐设施或场所的建设与发展，还达不到日常生活中的量化。调查显示，赌博和嫖妓在娱乐中占据着重要地位，并且与社会罪恶和社会救助工作紧密相连。甚至有中国文化人的调查更是极端地认为，中国中小城镇的娱乐就只有赌博和嫖妓。甘博发现，澡堂子在北京人的娱乐生活中有着重要作用，不仅提供清洁、休息，也是联络感情、进行社交的场所，有时重要事务也放在澡堂子里处理。改革开放后，澡堂承载的社会生活功能逐渐退去，电影《洗澡》就是具有怀旧、乡愁情调的众多作品中的一种。可是，习俗、文化具有顽强的生命力，旧式澡堂退出的同时，又出现了洗头房和洗脚房，承继着澡堂子的各种功能，不禁令人叫绝。
甘博作为基督教会组织的志愿人士，对于宗教信仰的感召力和社会责任有着自身的认同，也就是说，一个好的基督教徒，应该积极参与社会服务。在调查中甘博却发现，即便是信仰基督教，中国人也较少定期捐助，收入颇丰的家庭也捐献很少。再有，大多数中国教徒不能自愿提供义务服务。甘博认为，这是“中国教会生活的最大缺陷”。据此，甘博强调改造中国的事业必须由中国人自己完成，但西方人仍负有教导和帮助的责任。为什么同样的信仰，中国人却有着不同的行为呢？这确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有观点称，中国人宗教感淡薄，多数人都是依据自身利益的权衡，较少考虑社会的需要，洁身自好就是很高的标准了。近些年来，在公共传媒上，不时出现一些令人困惑的报道。例如，当遭遇大灾大难时，国人纷纷慷慨解囊，真是大爱无疆；另一方面，国内企业及富有阶层社会责任感低、捐助少的报道不绝于耳，非政府组织差不多都有经费难筹的问题，捷径还是向政府要钱和去国外找钱。再如，奥运会、世博会成功在中国举办，志愿者报名爆满，当一名志愿者成为一项自身能力得到承认的荣誉；另一方面，社区服务（宣传辅导、组织活动、维护秩序、清洁卫生、照顾老幼残疾等）的志愿队伍却较为薄弱，且难以持久，甚至连有人在街头倒卧要不要扶也成了讨论的话题。责任感是一种真正的主人翁意识，但多数人想的却是如何能够更多地接受他人的服务，这是建设和谐社会必须解决的问题。
甘博在书中也坦承北京社会调查存在着不足，这是负责任的学术态度。所谓不足主要分两个方面：一是受到调查条件的限制。首先当然是调查经费的限制。其次是受到调查队伍的限制，尽管参与者的教育程度较高，作为参与者主体的燕京大学学生社会经验不足，外国志愿者的中国背景知识较为薄弱。二是受到调查手段的限制。最突出的是语言的制约，由于甘博当时基本不通中文，在讨论调查设计和方法运用上有沟通困难，最严重的是无法独立从事调查工作。又由于学生和外国人终究与社区成员有明显的区别，很难进入被调查者的生活，如对灯市口社区进行细部观察的努力，结果仍然停留在外部的粗略观察层面上。
所以，《北京的社会调查》作为最后成果，今天读来就显得较为粗糙。不少内容还只是刚刚展开，缺少历史的深度与横向比较的广度；获取的一些数据尚缺乏完整性，或是统计样本较少，难以用于较大规模的城市综合分析；在美国使用英文出版时，由于不通中文，许多中文名称对音的准确性就无法校准，也未能制作中英文对照索引。但所有这些，并不能掩盖此次社会调查的贡献，只是中国的社会调查迈向学术化的一个过程。
专有词汇的翻译存在大量不应有的低级错误
至于中译本的翻译，主要内容尚能忠实原著，但是一些专有词汇的翻译问题较多，或是前后不一，随意而行，一个英文名称可以有两三种译法；或是生硬直译，不愿下功夫查找工具书和参考书，甚至不顾基本历史常识和叙述逻辑，只是机械地生搬硬译。由此，中译本中便出现了一些新造的、不知所云的人物、机构名称，虽然占全书总翻译量不大，但是，这些专有词汇在阅读中却起着提纲挈领的作用。面对一批生僻的词汇，读者的头可能会大了起来，需要费力揣摩书中到底在说些什么。这样，读中译本还不如读英文原著，直接出版英文影印本可能更便宜些。究其原因：一是系多人分工翻译，译者的相关专业历史知识较差；二是译审者没有认真通读、校阅，造成译文存在大量不应有的低级错误。
翻译问题举例如下：
不算太长的中译本引言，翻译却大有问题。如将North China Union Language School翻译成“华北联合语言学校”，在这本书附录的中英对照中又写作“华北协合语言学校”，英中对照再写作“华北协和语言学校”。其实，准确的翻译应是“华北协和华语学校”，即该校的中文名称，是一家为外国人教授中文的学校。正文第十六章亦有同样的问题。又如将晏阳初主持的“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翻译成“平民教育运动协会”，犯了基本常识的错误。再有，Philip C. C. Huang和Prasenjit Duara被分别译作菲力普·C. C.黄和杜瓦拉，然而二人均有中文名，叫做黄宗智和杜赞奇，稍具相关专业知识的人都耳熟能详。所举二人的两本书，译者译为《华北的农民经济和社会变革》和《华北乡村的文化、权利和国家，1900-1942》，其实，这两本书早已译成中文，分别是《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和《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对于书中内容的翻译尽可以提出讨论，但中文书名基本上已经被学术界所接受，而且得到了原著者的首肯，无需再创作。引言的作者邢文军是甘博中国学基金会中国项目主任。为什么不能直接用中文写一篇精彩、准确的引文，将甘博介绍给广大读者，反需要借助一个不太专业的二手翻译来进行表达呢？
对于作者前言所提及的数个人物姓名的翻译多有问题。例如，亚瑟·H.史密斯（Arthur H. Smith）应译作明恩溥（普），费韦尔（P. M. A. P. Favier）应译作樊国梁，马格文（D. J. MacGowen）应译作麦高温或玛高温，莫尔斯（H. B. Morse）应译作马士。上述人物都是自19世纪下半叶以来在中国有着长期经历的外国人，他们的著作被中外学术界广泛使用，而且已有多种被翻译成中文。前言中将京师警察厅总监吴炳湘译作吴禀襄（译音），这个人名并不难查找，任何一本有关五四运动史的著作都可查到此人的姓名。
在第一章中，China-for-Christ Movement被译成“中国走向基督教”的运动，完全不通。附录的中英对照译成“中国归耶酥运动”；英中对照中译为“中华归主运动”。后者的翻译更加准确。正文中也是两种译法交替出现，互不通气。第一、十六章都曾出现默特（John R. Mott）的译名，在绝大多数中文论著中，这个人物被译作穆德，是重要的世界基督教团体领袖，多次来过中国，尤其是1922年主持过在中国召开的“世界基督教学生联盟”大会，1946年获诺贝尔和平奖。
第三章中京绥铁路的“绥远”（Suiyuan），译者武断地注为“今呼和浩特”。京绥铁路在绥远的一端为包头，在作者调查期还未最后建成。绥远当时为特别行政区，呼和浩特在历史上确曾称过“绥远城”，此时叫作“归绥”。
第七、十四、十六章都出现了威廉姆斯（S. W. Williams）这个人物，其实就是大名鼎鼎的卫三畏（卫廉士）。如此近代来华外国人名翻译，还不如不译。
第七章中出现的另一翻译错误不能原谅。译者将《新潮》翻译成《复兴》。《新潮》杂志的英文名为The Renaissance，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历史的常识，译者如果不太了解这段历史也不要紧，此章就曾出现过《新潮》的正确翻译，只要稍微用心一下就可以了。另外，《新潮》、《新青年》、《解放与改造》杂志的篇目，已有现成的工具书出版可以查对，无需自行另译。
第八章中作者提到的几家在华外国银行译名都有错误或不太严谨。例如，International Banking Corporation被译作国际银行，完全是直译；在附录的中英、英中对照中译作花旗银行，基本准确。但是，严格的讲，当时正式的中文译名应是万国宝通银行，“花旗银行”译名在中国普遍使用是以后的事情。Banque Industrielle de Chine被译作中国工业银行，附录的中英对照中又译作中国实业银行，则是译者想当然的错误译法，正确的译名为中法实业银行。Asia Banking Corporation被译作亚洲银行，也是不假思索的直译，准确的译法是友华银行，是一家在作者调查时刚成立的美国银行，后被花旗银行兼并。
第十五章提及的订户最多的所谓《中京报》（Chung Ch'iang Pao），附录十一又译作《中强报》，应翻译为《群强报》，这是一家集各家新闻使用通俗语言表达，偏重于戏剧的报纸，颇受下层社会欢迎。出现翻译问题，主要由于英文原著的对音错误，也反映出仅掌握语言还不能胜任学术著作的翻译。又有所谓《议事报》（Yi Shih Pao），不知所云，应译为《益世报》。其实，附录的中英对照中就曾准确译为《益世报》，可在英中对照中仍译为《议事报》，说明译者工作的粗糙。
在附录十一种报纸名单中还出现了一种名为《北京领袖》（Peking Leader）的报纸，令人费解；附录的中英、英中对照中，却又翻译成《北京先驱报》，这都是译者各自按照字义表面揣摩的结果。准确的中文译名应为《北京导报》。
第十六章中出现的人名陈焕璋（Ch'en Huan Chang），应为陈焕章；其主持的团体儒教学会（Confucian Society），应翻译为孔教会。另有所谓《中国记录报》（The Chinese Recorder），应译为《教务杂志》，这是一份重要的教会刊物，被研究者广泛使用。
最不可原谅的是，译者在第十六章硬是制造出了一所“北京大学”。此“北京大学”应译为“汇文大学”（Peking University），也就是后来的燕京大学（Yenching University）。尽管两所学校的英文名称都是Peking University，但中文名称有着明显区别，根据上下文内容完全能够加以准确地判断。其实，在英文原著中，作者也采取了一些办法力图加以区别。例如，将汇文大学写作Peking Union University，或Peking（Union）University；北京大学则写作Peking Government University，或Peking（Government）University。附录的中英、英中对照中都无问题。然而，当原文仅仅使用Peking University表达时，译者都一律译为“北京大学”，译审者、出版社编辑也都容忍了这个明显的硬伤，并以大一号黑体字作为小标题出现，明确告诉读者：“北京大学建立于1915年”，“是一所传教士开办的学校”。如此翻译，即使是译者旨在强调翻译必须完全忠实于原著，也应该加注释说明。
仅靠一支笔和一本字典来搞翻译，不是对待学术研究应有的态度
这些翻译中的问题，是阅读中译本时信手拈来，只要稍具专业知识就并不难发现；而且，只要态度端正，认真查阅相关工具书和重要参考书，就能够立即解决问题。其实，中译本还有一些类似的问题，需要下更大的功夫，才能有一个满意的解决。也可能有一些专有词汇，由于过于生僻，或存在时间较短，在现有的常用资料中一时难以查对，只能用译音的方式处理，那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也有可能原著在书写或对音上就存在错误，就要依据书中上下文内容加以考订，注明问题所在与合理的解释。不管出于何种可能，都必须是在广泛占有材料并加以认真推敲后，再做出准确的、适当的选择，仅靠一支笔和一本字典来搞翻译，不是对待学术研究应有的态度。
近十多年来，在中国国内，一方面学术成果被大量制造出来，一方面学术权威在社会上的地位却有所下降，所谓学术打假风正是这种现象的写照。至于如何才算抄袭，学术上和司法上尚缺乏明细的规定，但是，普遍的浮躁现象，是学术研究工作中存在着的不争的事实。你能将中国典籍中的言辞随意附会一番就名利双收，我也可以把外国学者的论述改头换面成为创新之作。如果我们对近些年来的中国学术创新能力不抱太大期望的话，就更需要借助外国学术论著提供规范；但如果连翻译都害怕麻烦，就真不知道如何才能从事真正意义上的学术研究工作了。
历史著作的翻译，特别是有关中国历史著作的翻译，是一项十分艰巨困难的工作，甚至是一件出力不讨好的工作。作者使用的一些中文资料，随着时间流逝，有些已经很难找到了；甚至一些专有名词和习惯用语，也已经成为较为生僻的词汇。对于这些问题，采用意译或音译，是一种解决办法，但翻译对象如是中国历史著作，大量使用则显得失真，读起来也很怪异。本来是中国人讲的话，经过翻译转用外文发表，又经过二次翻译再使用中文出版，说出来的话可能不中不西、不古不今，一些重要的专有名词也可能成为历史上从未存在过的东西，原本简单的、熟识的内容，经过翻译反而变得莫名其妙起来。当然，严格的核对，工作量极大，可能并不下于新的研究。其实，好的历史著作翻译，本身就是一项再研究工作，不仅要忠实、准确地表达原著的思想，还要保证原著中使用的资料（包括人物、机构、论著的名称和引文）可以直接再利用，并且纠正原著中存在明显错误的失漏之处，以及对一些现今理解较为困难的专有词汇给予注释。因此，学术著作的翻译工作，最好由专家来做，并不适合团队式快速作战的工作方式。如果必须团队合作，那也需要参与者具备一定程度的相关专业知识，真正做到各负其责，相互沟通切磋，坚决杜绝有名无实的译审和通读。
最后，中国书店作为文史类书籍有影响的出版社，本应奉献给读者一部高品质的书籍，遗憾的是，除编辑上未能就翻译质量严格把关外，书籍装订也很不牢固。一本新书，第一次翻阅就出现开胶脱页，令爱书者十分心疼。
总之，一本书的产生，作者、译者、译审者、编辑等各环节，甚至还应包括专业的评论者和普通读者，都应该抱着认真的学术至上的态度，减少虚浮和急功近利之心，才能够获得研究、写作、阅读的快乐。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本文编辑 陈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