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 洁 《 中华读书报 》（ 2011年03月02日 05 版）
1957年１１月１７日，毛泽东主席访问苏联期间在莫斯科大学大礼堂接见数千名中国留学生、实习生，并发表著名演讲：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其后毛主席看望部分留苏人员并与大家亲切交谈。
2009年１０月１日，党中央、国务院邀请的３２６位海外人才和优秀留学回国人才代表参加新中国成立60周年庆典观礼活动。
“孩子有出息，去澳洲留学了”、“下学期老师去美国做访问学者”、“欧洲不好找工作，上铺的哥们回国发展了”……很多人没意识到的是，这些个人发展的零散事件背后，有“出国留学政策”这一指挥棒的挥舞。
国家的留学政策是其政府公共政策的重要部分，一部出国留学政策史，折射的是共和国外交史和教育史的一个方面，留下诸多耐人寻味、发人深思的故事。长期从事出国留学政策与留学回国政策研究以及出国留学事务与留学回国事务管理的苗丹国先生，日前出版了洋洋150万字、厚达近千页的《——当代中国的出国留学政策与引导在外留学人员回国政策的形成、变革与发展》一书，在业界引起关注。该书比较详细地全面回顾了1949年到2009年期间我国出国留学政策形成与延续的总体过程，并详实记录了中国政府和国家领导人基于国际政治背景和留学实践活动，审时度势做出的一系列战略性决策。书中有翔实的资料，也有大量看似枯燥的数据，其“庞大”的“规模”尤其令普通读者望而生畏，本报记者专访苗丹国先生，请他概要勾勒出出国留学六十年的图景，以利人们整体触摸这段鲜活的历史……
初创建设期
这一个甲子的留学潮，教育部原参赞陈可淼认为可以划为“文革”前、“文革”中、“文革”结束至1989、1989之后四个阶段。
“六十年”只是大致的说法，其实早在新中国建国前，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个解放区，已经陆续从中共高级干部和烈士子女中选派44人到苏联留学。
1950年9月6日，国家从大学毕业生中遴选出25人分赴捷克、波兰、罗马尼亚、匈牙利和保加利亚，每国5名。年底又从重工业部和燃料工业部选5人去捷克学兵工，5人去波兰学煤矿专业。这35人开辟了新中国派遣出国留学生的先河。
当时内地没有自费留学生，公派留学应顺向苏联“一边倒”的决策，“定向、集中、大量”向社会主义国家派遣，且一边倒地学语言和技术类。1951年，任弼时通过留苏的侄女转达：留学生应该学工科、工业，不主张学政治和文科专业，中国在政治方面已经成熟，不需要苏联培养政工干部。
当时一个留学生的费用是每月500卢布，另加5年(首批留苏学生基本上不懂俄语，出国后先学一年语言)的四季衣物、文具，相当于25到30户农民的全年收入。刘少奇要大家“取得好成绩，最好是五分，四分还勉强，如果考3分，用不着领导谈话，自己打铺盖回国。”事实上留学生也出名的勤奋。公派留学成功的标志性事件，是高景德于1956年5月在苏联通过答辩，成为新中国在国外获得博士学位第一人。
这一时期的大事，是1957年底毛泽东在莫斯科大学礼堂接见3000多名中国留学生。这是他在苏联访问期间提出的惟一要求。
毛泽东讲话没讲稿，之前“在克里姆林宫住所抽了两小时烟，是在打腹稿”。他讲国内进行的“社会主义改造”，分析国际形势“西风压不倒东风，东风一定要压倒西风”“赶英超美靠谁呢？不是靠我，我已是下午四五点钟的太阳，就要落山了。俗话说，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我只打算再干五年……”礼堂顿时响起“毛主席万岁”呼声，他用手势按压“不要喊了，自然规律不可抗拒，大家的心情是希望我多干几年，我尽力干就是了。”接着说：“世界（sigai）是你们的”，见大家交头接耳没听懂他的湖南口音，解释说：“世界就是world”，可留苏学生不懂英语，毛泽东问清“世界”的俄文发音：“米尔是你们的……”《人民日报》精编成“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截至1965年，中国共向苏联、东欧、朝鲜、古巴、蒙古等29个国家派出留学生、进修生10698人，加上厂矿选派的技术类实习生，共1.6万多人。从1951年首批375名开始，共向苏联派出8414人，占留学总量近79%。留学生回国率很高，分配工作时也没人提出异议或讨价还价。
留苏学生对中国军工和原子能工业影响很大，被誉为“共和国动力源”。30多年后，他们中间还产生了一个庞大的领导群体，包括一名国家主席江泽民、一名国务院总理李鹏，多名国务院副总理或国务委员，还有200多位省部级官员和100多位将军和军队领导，他们深刻影响1980年代后中国的命运和前途。
派往社会主义国家同时，也在资本主义国家留学生中发起回国活动。新中国的感召力强大，留学生受爱国情怀驱使，掀起回国热潮。1950年底，中国留学生大约5600人，主要分布在欧洲和北美，陆续回国的2000来人。1951年前是归国高峰，后来美国截留政策导致人数锐减，1955年后回国人数有所回升，1957年后因为“反右”和“大跃进”回国活动才基本中止。代表人物有钱三强、李四光、华罗庚、钱学森等，发挥了巨大贡献。但科学家和人文社科专业的学者的命运有所不同。
1964年前后，中国决定向资本主义国家派遣留学生。虽然费正清感慨“从1950年到1971年，华盛顿送上月球的人比派往中国的人还多”,但毕竟实现了突破。1964年从中学和大一学生中挑选1900多名留学生，少数去往资本主义国家。出发前在北京体育馆集中学习，安排两列专列，由钱其琛带队前往上海和东北参观，以了解国家发展，增强信心。
停滞和恢复期
整个文革期间以1970年为界，前一段留学工作基本停顿。
“文革”中，驻外人员强行发放语录、像章及宣传品，同外国人会谈要先念毛主席语录，导致与40余个建交国家中的近30个发生外交纠纷。随后，驻外大使应召回国参加运动，外交部两次受造反派冲击，留学工作全面停顿。1966年6月，高等教育部通知“今年选拔、派遣留学生的工作推迟半年”，此后直到1972年，中国未派出一名留学生。
当时还有1221名留学生在36个国家学习34种语言，国内通知“除科技进修生有特殊需要的”，其他一律休学或提前毕业回国。回国后下放农村劳动，但周恩来两次指示给他们安排时间学外语。
1970年开始，中国首次与美、加、英、法、德、日和澳等发达国家互派教育代表团。1972年后，派遣留学生和出国教师、接受外国留学生等事务有所恢复。因为没有规范系统的对外交流政策体系，当时管理模式是“外事无小事、事事报中央”和“一事一议、一事一报”。好在外事不多，应付得过来。
文革中首批派出国的是1973年去日本学语言的7人，包括现任中国驻日特命全权大使程永华。到1978年，中国共派出1977名留学人员，主要是学习外语，回国的963人。选派标准是政治挂帅，从工农兵学员和在职人员中选拔。对留学人员的管理很严格，规定与外国人谈论时事政治要公开统一口径；外出活动必须获得批准并二人以上同行，不准单独行动；看电影电视的原则是有利于本专业学习；不能与外国人谈恋爱和有经济往来等。
初步形成和大调整期
随着“改革开放”，国家公派留学开始转向资本主义国家，单位公派和自费留学现象随即出现。
文革后首批留学人员于1978年12月26日赴美，其中50位国家公派的访问学者，两位同行者（北大的张恭庆和姜伯驹，回国后先后成为中科院院士）属“单位公派”。
这是文革后第一次公开选拔留学生，跟刚恢复的高考一样激动人心。上万人参考，不乏头发灰白的正副教授。教育部开始按3000人的规模选拔，但外语及格的不到2500人，降分才录取2800来人。从中选拔50人进行两个月的英语强化培训。有单位根据“政治第一”的老规矩，选送“根红苗正”却没外语基础的党团员，后来听说玩真格的才临时替补考生。但政治因素仍起作用，有外语成绩突出，却出身地主家庭被刷下去。
被录取的外语水平也不高，有的只在中学学过3年英文，听过英文版“老三篇”胶木唱片或偷听过美国之音的“英语900句”。对外头也一无所知，只记得“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人正在受苦受难，我们有责任解救他们”。
经过体检、政审、签证和出国集训，每人发700元置装费，“出国人员服务部”里的商品外面根本见不到。培训事项有些不可思议。“外交部的工作人员说，国外报纸不能用来擦屁股，会堵塞马桶，大家就在国内买手纸带过去”。去美国驻华领事馆面试时，很多人选择新涤卡中山装，所有纽扣都扣紧，是当时最流行的“国服”。
建交前的美国流行“中国热”，第一批内地留学人员在美国引起极大轰动，走到哪儿都有记者跟着，对他们的吃穿住行样样感兴趣。他们的生活费用由中国政府提供，国家外汇紧张，标准低,他们经常吃一到两美元的鸡块，美国记者就问，为什么中国人都喜欢吃鸡肉？弄得大家哭笑不得。
这批人提前赴美是为邓小平访美营造气氛。后大使馆招待会安排他们和邓小平合影，大使馆刚设立，举办这么大型的宴会缺人手，他们就自告奋勇地帮着洗盘子洗碗。
国家重视留学工作，恢复并增设11个外语培训基地或留学预备部，大多针对科技发达国家，如东北师大的日语，同济大学的德语，学英语的在上外、北外、西外、广外，都聘请外籍教师。
邓小平向西方国家扩大派遣留学生的决策被外国媒体评为“迄今共产主义世界中尚无先例”。此后10年，他始终关注，华裔学者如李政道、陈省身、丁肇中访华，他都亲自接见。胡耀邦先后派两个慰问代表团，和彭真、邓颖超一起做录像讲话，又嘱咐给留学生带糖去吃，还带着相声演员姜昆，到处给留学生放录像、讲话、表演节目，受到热烈欢迎。慰问团成员跟留学生住一起，聊天到半夜，这样争取大家回国。
1986年，国家正式允许各单位外派留学生，以“简政放权”的态度认可“单位公派”留学模式。
1980年代出现了新情况：国内外收入差距在3倍以上，不回国的越来越多。于是实行《出国留学协议书》政策，发生过上海外国语学院起诉逾期不归留学人员，获赔2万元的“留学违约第一案”。但留学协议书制度法律效力有限，对违约者缺乏行之有效的制约手段。这项政策最终不了了之。
更惊人的新现象是自费留学人员急剧增多。1981年前内地几乎不存在严格意义上的“自费留学”，之后却掀起出国潮，超过半数的从美国大学找到资助。中国政府或单位资助的留学生比例从1979年的54%降至1985年的17%，1984年前自费留学年均仅1000人，1986年增长10倍，在外自费留学生达到1万多人，到1987年又翻10倍，突破10万大关。
繁荣发展期
1989年原本是大批公派留学生回国的年份，因为1982年前后派出的学生已相继获得学位。但政治风波后，西方国家通过“四项行政措施”和“特殊移民政策”，帮助中国留学生获得外国永久居留权。当时自费留学的回国率仅4%。与此同时，国内“自费出国热”一再升温。这一年参加TOEFL和GRE的达4万多人，比上年超出1万多人，约50%是高校师生，影响到师生队伍稳定。全国还有200多“单位公派”渠道，留学工作面临考验。
国家教委于1990年提出“对自费留学要正确引导”，重申几条原则：“服务期”制度，大学毕业生要为国家服务5年才准自由流动；“培养费”政策，三年级以下大学生要偿还培养费才能自费出国，具体额度是专科生每学年1500元，本科生2500元，硕士生4000元，博士生6000元；建立审核机制，三年级以上大学生和研究生不准自费出国。上述规定出台后引起一定负面作用。
基于严峻局面，1992年初，邓小平多次表示希望留学人员回国，“不管他们过去的政治态度怎么样，都可以回来，回来后妥善安排。这个政策不能变。告诉他们，要做出贡献，还是回国好。”这段著名的讲话不仅是对当时在外留学人员发出的重要信号，还应理解为对继续派遣出国留学生政策的肯定。
1992年前后是留学政策发生较大变化的重要时期，中国政府面对世界大变局，谨慎安稳度过最困难的时期。1992年夏提出并逐步确立“支持留学，鼓励回国，来去自由”。据此，教委1993年对1990年的自费留学服务期制度进行“开放式”调整，允许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员交纳“培养费”后申请自费留学。
1996年开始试行、两年后正式实施的国家公费出国留学制度改革也是一项重要政策调整；实行“个人申请、专家评审、平等竞争、择优录取、签约派出、违约赔偿”的选派政策，规模从1996年的不足2000人增至2009年的12769人。1996年至2009年间共选派78524人，按期回国率平均为97.81%。截至2010年11月30日，共录取13021人。
2003年，教育部正式废除针对自费留学的培养费制度，苗丹国也参与并促成了这一项政策的终结。作为专门并长期从事留学政策研究的专业人士，他还于2002年11月提出“党管留学人才”的政策建议。2006年，他又提出“留学人才安全”这一有针对性的课题，希望引起有关部门的重视。
“留学人才安全”是指在不威胁、不损害本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前提下，留学人员适度的跨国流动，以及留学人才大规模跨国流动对流出国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产生的不良影响及其防范。建国以来，中国政府在留学人才安全的制度建设和政策配置方面陆续建立起行之有效的保障体系；但在中国留学人才国际化进程中，无论是从中国留学人才安全的现状，还是就安全保障机制的建设而言，还存在着一些值得研究的问题。研究发达国家吸引高层次留学人才的政策体制，基本上不存在“文件、意见、通知、讲话、会议、大赛、论坛、展会、招聘”等轰轰烈烈的形式，大致是一部“移民法”或“出入境管理法”，再加上一部“科技进步法”之类的法规就可以解决基本问题。而目前国内某些部门之间“自成体系、各自为政、多头管理、都想牵头、唯上唯权”的状态下，为了保证“科教兴国”和“人才强国”战略的有效实施，坚持“党管留学人才”的原则就显得十分迫切和尤为重要。
2000年以后，自费留学一直占留学总人数的80%-93%。2002年后每年都超过10万人，且逐年平稳增加。2008年留学总人数18万，其中自费生16万多，约占90%；2009年留学总人数23万，自费生21万多，比例接近92%。根据上两个年度25.97%的平均增长幅度测算，2010年留学人数达到29万左右的规模，其中新增自费留学达26万左右，比例再度超90%。十余年来留学国别多元化发展，另一特点是自费留学群体日趋低龄化。进入内地的“洋高考”（如美国高考ACT和SAT，英国高考A—level，澳大利亚高考WACE）越来越多。2009年参加“洋高考”的中国学生超过1.5万。2010年，仅北京一地就近4000人，比2009年增加20%，全国考生的增幅则达到23%。相当一部分学生拿全额奖学金出国念本科，有的学校的国外大学录取率高达20%。
为赴洋高考，各大城市初三、高三毕业班里的空位子越来越多，个别学校甚至出现“空巢班”。2009年开始，部分中学开设“出国留学预备班”，外教授英语口语写作，开设“世界文化艺术欣赏”等专为申请出国留学量身订做的课程。
美国私立学校又称贵族学校，学费从8000多到近3万美元不等。从2007年开始，那儿的中国学生迅速增加。2010年，读海外高中的北京学生从几百人骤增至两三千，平均每人每年带去2万多美元的现金学费，成为他们趋之若鹜的“金矿”。因为中国学生过多，有的教室甚至贴出“English Only”字样。美国“重点高中”门槛水涨船高，目前插班11年级（相当于国内高二），托福至少需要85分，且美国中考（SSAT）成绩达到2000至2100分（满分2400分）。于是，有实力的家长初中就把孩子送出国门，有些更是从小学五六年级开始。出国留学低龄化已是大势所趋，从而引发社会各界越来越多的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