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净:云之东：山形纪事第一回
路上的电影节之
云之东：山形纪事第一回
郭净
（云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Email:piaoliuke@yahoo.com.cn
本篇旨在描述中国新纪录片与日本的关系。从清末以降，中、日两国老师和学生的关系便颠倒了过来，跻身列强的日本一方面扮演着亚洲侵略者的角色，另一方面又以亚洲“解放者”的面貌出现，成了中国维新人士与革命者学习西方的中介和追求现代化的榜样。此后，由于二战中、日交恶，以及战后民族解放运动的影响，两国间的文化交流陷于沉寂。明治维新开启了日本“脱亚入欧”的新时代。中国虽未提出类似的口号，但无论左派右派，都把欧美的经典奉为圭臬，古印度的“西方”变成了欧美的“西方”，马克思、列宁、尼采、海德格尔、福柯、列维斯特劳斯取代释迦牟尼和达摩，俨然成了近百年来中国的“外来人-师”。与之相对应，本土以及亚洲的多元文化逐渐淡出思想者的视野，中国和日本、和东南亚及南亚、和中亚及西亚倒成了“相邻的陌生人”。张颂仁先生在为“印中社会思想对话”活动所写的一篇文章中说道：
“经过百年革命和政改之后，中国的世界想像仍以‘东西’二元为主导，‘西方’这面镜子固然帮助中国刻划了现代的文化版图，不过也使这面镜子所映照到的文明视野变得狭窄。印度的情况亦颇近似。为了自我了解的提升和获得新的文化资源，东方世界内部的直接文化交流和互动参照，实在急不容缓。”[url=#_ftn1][1][/url]
佛教在亚洲的传播，刺激了中土、西藏、日本、朝鲜以及东南亚诸多文明的兴盛。这一历史记忆，如何带领我们从狭窄的“西方”重新返回“西天”，启发我们与自己的邻居对话？早在1930年代，日本学者竹内好就以亲身体验为出发点，深入探究日、中的文化联系，逐渐形成“作为方法的亚洲”的思想脉络。其核心的认识是：在追求近代化的过程中，日本形成了一种双重构造：享受近代果实的城市，与支撑着都市底层却无缘享受果实的农村。广义地理解，这“城市”即创造了工业文明的欧美，这“农村”则包括被视为“第三世界”或“不发达地区”的中国及其他亚洲国家。“城市”为当代一切思想和技术的原产地，作为“农村”的亚洲，已不再是思想的源泉，而仅能用“西方”的芯片做来料加工。持此种立场的日本，其实也处于尴尬的地位。日本既不能脱亚，也难以入欧，对真正的西方和对家门口的亚洲，它都只是技术而非思想的强者。至于目前的中国，也和日本一样面临身份认同的困惑。
近些年，中、日思想界通过学术和艺术交流的管道，开始重新认识对方。我们在访问日本时感受到，尽管自二战以来两国文化互动陷入低谷，但在民间，思想的潮流仍在涌动，主要的表现是从20世纪前期中国学习日本如何走向现代化，转化为中国革命对日本左翼运动的影响。对以小川申介和土本典昭为代表的纪录片运动而言，中国农民革命以及文化大革命，曾是一种深刻而宝贵的启示。进入1990年代，小川申介和土本典昭的纪录片又吸引了中国新纪录片运动的先驱者，启发他们带着关注底层的眼光去重新诠释记录影像的价值。这是一股与大国崛起的主流背道而驰的浪潮，它企图从自身内部去认识变迁的本质，从被抛弃的沉默的“农村”去发现思想的资源。可以说，中国现今最好的一些田野调查，不是出于专家学者笔下，而是那些手拿DV的众多无名之辈完成的。他们承继司马迁的精神，为底层书写着“游侠列传”，揭示了遭诸多文人轻视或忽视的历史真相。
在新纪录片运动发轫的早期，即1990年代，中国的影像作者便跟日本山形国际纪录电影节发生了联系，这个著名的电影节，就植根在小川申介制作小组的“田野”。进而，这层关系上升到电影节之间的交流。“云之南纪录影像展”创办于2003年，和山形电影节一样，它也发源于远离文化和政治中心的偏远山区。从2005年起，这两个边地发生了密切的互动，这互动正推动着中、日间以影像为媒介的思想激荡的“千波万波”。山形电影节用这个名称来命名“亚洲单元”，确有相当的远见。
2005年和2007年，笔者以云之南纪录影像展策展人的身份，两度到日本参加“山形国际记录电影节”，不仅结识了朋友，更切身体会到亚洲思想运动和纪录片运动的互动关系。这启发我们要把目光转回自身，去深入探讨彼此的经验和教训。笔者将笔记整理为这片文字，本意也在于此。本文除了少许补充外，基本保持了访问期间日记的原貌，包括部分照片和速写，以期留下一点真实的资料，供同仁参考。
修改此文的时候，日本东北部发生了九级地震。2007年，山形电影节的策展人朝子曾带我们去东北部小城酒田放电影，紧挨着太平洋吃海鲜。今年，朝子又要带日本的纪录片作者到云南，和中国的纪录片人相聚大理，紧挨着洱海做一个影像“道场”。这让我想起一幅浮世绘，画面里巨浪滔天，几个渔民奋力划着小船。平静的海，暴怒的海，我们划着微不足道的影像之舟，穿行在千波万波的历史浪涛中。
海的日本 山的山形
2005年10月6日，我们一行三人以“云之南纪录影像展”（Yunnan Multi Culture Visual Festival, 简称Yunfest）策展人的身份，赴日本山形县参加“2005山形国际纪录电影节”（2005Yamagata international Documentary Film Festival）。8点40分从昆明机场乘东方航空737出发，约3小时到达上海浦东机场，转机，两个多小时到日本大阪关西机场。手表拨快一小时，往东进了一个时区。云南和日本相差两个时区。
在飞机上，除了睡觉只有聊天。有纳西族血统的和渊不停地谈他喜欢的格鲁吉亚老导演，有藏族血统的曾庆新则靠窗而坐，目不转睛地仔细观看云彩。云水交替变幻，在云南难得一见。他说堆砌的云层像中甸下了大雪后的景色。
从上海出港不久，便看见机翼下的东海，一片土黄，恍如沙漠。靠近日本近海，海水呈碧绿色，突兀的火山岛从水底喷薄而出，岩浆虽已凝固，但向四周奔涌的痕迹依然历历在目。村庄就生长在岩浆扫荡过的沟壑和平地上，繁衍出森林和田野。
从小岛进入大岛，海水逐渐勾画出日本大城市的轮廓，密密麻麻的房屋顺着海岸线变化着形状，毫无节制地四处蔓延。它们离海平面那么近，似乎随时会被起伏的波浪淹没。
小曾感叹道：生活在山里的人，会处处感觉受到自然的保护。生活在海边的人们，可能更容易感觉到自然的威胁吧。日本艺术中潜藏的危机感和幻灭意识，和这样的地理环境恐怕不无关系。
约4点半，从人工填海造就的关西机场乘车转移到伊丹机场的旅馆，行程一个多小时。陪同我们的是正在日本国立民族学博物馆读博士学位的伊藤悟。他已经在云南和东南亚呆了4年，到处拜师学习民族音乐。他的葫芦丝吹得很好，曾在今年3月“云之南纪录影像论坛”闭幕式上演奏。此次，伊藤悟的导师横山广子教授特地安排他全程陪着我们三人，既当导游和聊天的朋友，又作翻译。伊藤悟也是 “云之南”的工作人员之一，影展上放映的土本典昭和其他日本作者的纪录片，就是他做的字幕。
晚上7 点，横山广子老师来接，请我们到一家叫“北海道”的餐厅吃生鱼片。横山老师是第一批到云南研究少数民族的日本学者，从上世纪 80年代到今天，她一直以大理白族为调查对象，能说流利的汉语和白族话。今晚她点了一大堆东西，倒有点像云南人请客的习惯。可惜我们几个都不喜欢海鲜，白白浪费了一桌美味佳爻。
11点过，我们才坐轻轨电车回旅馆。我留意了一下本车厢乘客的行为，见有4 人在看漫画，两人听随身听，3人打瞌睡，而大多数人都在发手机短信。以后乘电车，发现还是盯着手机的人居多。据说日本人向来有坐车看漫画的习惯，现在，手机短信似乎正在改变着这个传统习俗？不过，书店里的漫画杂志和碟店里的漫画DVD依然畅销，甚至成人电影的光盘很多都是漫画形式的。那些沉醉于手机屏幕的人，或许正看着漫画式的短信也说不定。
沿途留意了一下物价：
吃：
罐装啤酒 350元 /听(日元)
生鱼片 3，800元/份
早点（和式，伊丹机场旅馆） 913 元/份
批萨 2，300-3，400元/份
松茸宴 20，000-30，000元/席
（云南的不少民族都靠卖松茸给日本维持生计哦！）
行：
电车（大阪—东京） 9，000元/人
轻轨（伊丹—千里中心，约 10 分钟）320元
住：
购200 平方米的住宅 35，770，000元
普通旅馆单间 7000-9，000元/天
教育：
英语会话班（八次） 13，000元/人
财务考试培训（63节课） 143，000元
图书—神雕侠侣 800元
杂志---文艺春秋（2005年） 7，200元
娱乐：
收费电视（旅馆） 1，000元/晚
歌剧 10，000元(SS席)
3，500元(B席)
能剧 13，000-4，000元/席
文物展览 500元/大人 300元/高中生 免/小学生
地铁大厅上网 100元/10分钟
休闲：
足底按摩 3，990元（30分钟）
全身按摩 6，300元(60分钟)
参照：据说普通人月收入在 50万日圆以上，是否准确来不及查证。
第二天上午 11 点 20, 从大阪伊丹机场出发前往山形。我除了背包以外，还提了一个蓝色的塑料捅，用胶带打成十字封住盖子。过安全检查口时，这个塑料桶换小和拎着。检查的小姐闻到一股怪味，温柔地询问小和里面是什么。小和连比带划地说是豆腐，豆腐噻。小姐奇怪，把桶拎到旁边，像拎着一桶炸弹。她请一个管事的过来，打开桶看了看，可能被呛着一下，马上盖上盖子放行。
原来，那桶里装的是云南产的魔芋豆腐，是山形电影节的策展人藤冈朝子(Fujioka Asako) 小姐出主意让我们带的。她来邮件说山形盛产魔芋豆腐，云南也有这种食物，不妨带点去办一个魔芋豆腐宴，招待参加讨论的客人。这个想法很有趣，我临出发前一天便到螺峰街菜场，买了三公斤新鲜的魔芋豆腐，又买了一个小塑料桶装着。我家里没有冰箱，晚上就把豆腐泡在冷水盆里。第二天上飞机时，小和、小曾都闻到怪味。我说那是魔芋豆腐本来的味道，没关系，今天到日本便找冰箱冰起来。
小曾还带了藏族的酥油、木桶和砖茶，也是响应朝子的号召，要做酥油茶给客人们喝。
我们到了停机坪才发现，去山形的是一架翅膀尖尖翻起来的小飞机，可以载 50人，今天全部满座。它起飞时有些颠簸，到高空后却很平稳，感觉像乘着《天空之城》中那架海盗飞艇。机翼下面滑过连绵的山峦，间或出现小小的坝子，颇有点云南的味道。又过一阵，群山中展开一个大坝子，房屋散落，和农田、果园相间，仿佛到了昆明附近盛产水果的呈贡县。藤冈朝子此前来信，说山形正在收割季节，田里金黄一片。电影节开始时已到水稻收割的尾声，乡村满目秋色。昆明周围的农村此刻也在收割水稻，我们到达目的地看见的景色，与出发时看到的景色一样，空间却从高原转换到了海岛。在这一天内，空间的移动把钟表的时针凝固了。
漂亮的六车由美（Yumi Muguruma）女士开车来接我们。她是山形东北工业设计大学“东北文化研究中心”的副教授。本届山形电影节特设的“云南影像论坛”活动的第一站，便从这所大学开始。据她介绍，山形县属于日本东北地区，首府山形市约25万人口，城里大约有10万人。市民大都居住分散，西洋-日本混合风格的独立住宅随处可见，四周围绕着深秋的田野和果园。和嘈杂的大城市相比，山形就是日本的天堂。
在路边一家日式饭馆品尝了山形特有的荞麦面后，我们来到东北工业设计大学。整个学校装在一座大楼里，设计师为本校的老师。仿农舍的黑色坡顶，不加任何装饰的水泥墙面，搭在水池上的能剧舞台，内部由方形水泥柱支撑的高敞殿堂，又如同巨大的车间。
到东北文化中心会见年轻的研究人员，参观学生的椅子和炊具造型展览。小曾在展品中找到了打酥油茶的漏勺。和六车由美女士商定活动日程。中心做影视的伙子已经设计了云南影像论坛的海报，用投影打在大厅的水泥墙面上。
晚上，六车由美女士带我们去教师宿舍，我们这几天都住这里。然后又开车送我们去参加电影节开幕式。今年的活动有四个场地：主会场在山形市中央公民馆（600人和200人的两个场地），分会场在附近的Muse电影院（119 人和80人两个放映厅），Cinema Asahi电影院（393人）和山形市民会馆（98人和200人两个放映厅）。
除了优美的景色，山形还是日本纪录影像的重要基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山形的学校率先开办了电影课程。日本纪录片大师小川绅介（Ogawa Shinsuke）等人在此地长期的拍摄活动，培养了市民对电影的兴趣。在这个25万人的小城市，有18家电影院，以社区为基础的放映活动也很频繁。每一届纪录电影节，当地市民都是重要的参与者。他们担任志愿者，选片人，也成为主要的观众。
山形国际纪录电影节创办于1989 年，小川绅介也参与了创办活动。经过十多年的努力，这个电影节已成长为世界最著名的纪录电影盛会之一，也是亚洲规模最大、水平最高的纪录电影节。
既是国际的，更是亚洲的
在山形工业设计大学安排住宿之后，我们便去城里的中央公民馆报到。
山形市中央公民馆位于市区中心地带，周围小商场、餐馆、酒吧、寺院密布。公民馆有六层楼，一至二楼是商场，三楼以上是会议和展览场所。报到处在四楼。一排桌子隔出一条狭长的空间，我们在这里报上姓名，志愿者马上发给一块印有个人照片和中、日、英三种文字的胸牌，凭着它，我们可以免费观看所有电影，并在附近的餐馆享受打折服务，还得到一袋资料，包括影展手册、节目单、第26期Documentary Box和电影节小指南。这些资料的设计悉心考虑使用方便，不仅有每个单元、影片和作者的介绍，还有会场地图、场地位置和容纳人数、各种附属活动及观光的说明。配合该电影节，山形市还将举办地球文化节、国际友好姐妹城节、瑞士博览会以及品茶会活动。周围十多个餐馆、酒馆、茶馆为来宾提供打折服务。报到处设了网线，来宾可以用自己的笔记本电脑上宽带网。旁边还有信箱，每个人都有写着自己名字的一个抽屉，可以接收组委会和其他来宾的信件。
我们在报到处见到了滨治佳（Hama Haruka），她是“亚洲新浪潮”的四位初选评委之一。她告诉我们，今年山形电影节共设六个主要的单元，有：
国际竞赛（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放映15部入选影片并评奖；
千波万波（又叫亚洲新浪潮new Asian Currents），放映26 部入选影片并评奖；
云南影像论坛（Yunnan Visual Forum in Yamagata）, 放映9部关于云南的纪录片；
大步向前走----台湾“全景的努力”（Facing the Future and Walking Tall---the Endeavors of Taiwan’s Fullshot）, 放映台湾“全景工作室”的5 部影片；
日本新纪录片（New Docs Japan）, 放映日本9部新纪录片；
边界的视野---生活在日本意味着什么（Borders Within—What it means to live in Japan）,放映50多部以朝鲜人与日本历史关系以及在日朝鲜人的生活为主题的影片；
日本与瑞士的个人电影（All about me? Japan and Swiss personal Documentaries）, 放映16部日本和瑞士制作的纪录个人生活和心理的影片。
这个放映结构，非常明显地体现出山形电影节的用心：既关注国际，更关心亚洲。
2005年，山形共收到来自104个国家的1628部作品。其中，有950部作品投到“国际竞赛单元”，15部作品入选，大陆入选的影片是李一凡、鄢雨（四川）的《淹没》。在“亚洲新浪潮”入选的中国大陆影片有5部：孙悦凌（上海）《风经》，林鑫（陕西）《陈炉》，干超、梁子（上海电视台）《蒋先生的老房子》，钟键（云南）《Try to Remember》，苏青、米娜（北京）《白塔》。
这些作品在放映后，会评选出五个获奖者。评委由五位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专家组成：日本电影导演崔洋一、法国女电影导演Dominique Auvray、美国女电影导演Su Friedrich、中国大陆电影导演贾樟柯、台湾记录片导演吴乙峰。
此外的五个单元，均以亚洲为主题，其中的“千波万波”和竞赛单元一样，都是常设的。至于“云南影像论坛”、“全景”（以台湾一个民间纪录片群体命名）、“日本新纪录片”和“边界的视野”，则展示了东亚蓬勃生长的民间影像的多元面貌。对于在日外国人的关注，是本届电影节的大主题，几个重要的单元相互呼应，都在讨论“我们”和“他们”，以及我们和他们在文化和居住地交错融合之后，所带来的自我认同的困惑。这其实也是亚洲不同民族共同面临的问题。
“国际竞赛单元”的初选评委有13人,其构成是：组委会2人，电影节事务局策展人5人，电影评论家2 人，电影导演1人，市民代表3 人。他们集中时间看片，然后以讨论的方式决定入选作品，而不投票。这个单元独创的市民参与选片的制度，自1989年坚持到今天，大大增加了电影节的民主性，也促进了市民对这项活动的参与。
不一会儿，藤冈朝子也来了。她与和渊、冯艳等一起策划了2005年“云之南”的日本纪录片单元，还策划了今年山形电影节的“云南影像论坛”和日本-瑞士合作的“个人电影”单元。她手里抱着一个纸盒子，里面装着为宣传“云之南”做的明信片，随时向观众推销。卖的钱将用来资助“云之南”的活动。大家聊了一会儿，发现6点已过，连忙赶到六楼观看开幕式。有600个座位的大厅已经爆满，我们只能溜到最后一排的走廊上站着。山形市长正在一幅巨大的荧幕前致辞，旁边有一位小姐打着手势做哑语翻译。之后，主持人请各单元的作者起立和观众见面，“云之南”的三位成员和台湾“全景”的人一起向大家挥手示意。
今天放映的两部开幕影片都与日本的雪有关。一部是小川绅介的《肘折物语》，另一部是石本统吉编导的《雪国》。前一部影片在山形县拍摄，后期编辑因小川绅介的逝世而中断，今天放映的是这部未完成的作品。一棵大雪中的树，一个在雪中与摄影师对话的人，一辆铲雪车，一个人敲着鼓从远走近，走出画面。后一部黑白影片是日本纪录片的开山之作，也是在山形拍摄的，它详实地记录了1930 年代本地农民一年的生活。
晚上9点以后，朝子带我们去公民馆附近的“樱花馆”，那里是一家由仓库改造而成的艺术酒吧，“云南影像论坛”的活动将在此举办。然后我们去参加电影节的开幕酒会，在自助餐桌和扎堆聊天的人当中见到了大陆的几个导演和评委贾樟柯，以及山形电影节东京事务局的头头矢野和之（Yano Kazuyuki），大家都叫他Yano。小和说我长得像他，Yano则笑着说：他和我的确有点像，只是他多了一撇胡子，爱抽烟，讲日本话而已。
晚上11点多，我们回东北工业设计大学的教师宿舍，伊藤悟和开出租车的司机闲聊，才知道他已70多岁，驾龄40多年，打算再开5年车。
千波万波
8日上午9点多，我们从教师宿舍走路去市区，我想去看中国影片的放映情况，其他人则去看竞赛单元。
冒雨找到Muse，是一个小电影院，大的一号厅有119个座位，小的二号厅有80个座位。中国大陆的四部电影都集中在一号厅，从上午10:30放到1点，观众需购票入场，基本场场满员，还有加座。山形电影节制订了一个合理的售票策略：
电影票发售中！ | 提前购票 | 当场购票 |
1 场票 | 1000 | 1200 |
3场票 | 2500 | 3000 |
10场票 | 6000 | 8500 |
通票 | 10000 | 12000 |
在校学生凭学生证免票。这张电影票有几个功能：一是购票的观众会看到底，很少中途退场；二是可以防止超员；三是便于统计观众人数；四是电影票可以做选票用，由观众评选获“市民奖”的最佳电影。每部影片安排了两场放映，场地不同，观众可以根据自己的时间选择。
我凭胸牌免费进入一号厅，找了一张靠墙边的加座。第一部放映的是《蒋先生的老宅》，由上海电视台制作，导演干超到场。影片主题是关于城市拆迁的，选材极好。一个未婚的老人，不管周围拆迁的混乱，独自地守着一栋祖传的老洋房。当他终于谈成500万的交易，搬出老宅时，感到卸下了为全家人背负的一个诅咒，却又变成了一个无家可归的人。遗憾的是采访者有些急躁，情绪的渲染过了头。观众提问：上海人对城市拆迁的态度如何？干超答：上海人性情温和，能忍受，所以拆迁没引起什么骚动。他们内心虽有痛楚，但安静地接受命运。
第二场放映孙悦凌的《风经》，是作者的第一部作品，2005年3月在“云之南影像论坛”的青年单元公映过。这位来自上海的作者跟随藏族僧人到云南的卡瓦格博雪山朝圣，经历了一段快乐的旅程。作者的心情很放松，摄像机变成另一只眼睛。但过多仰拍的特写镜头，前面的比较刻意，后面在大雪中顾不上讲究艺术感，就觉得舒服多了。提问：汉人在西藏不受欢迎，你怎么想？回答：我以自己的本性和藏族僧人相处，因此跟他们的距离很近。他们的朝圣充满快乐，我也分享了他们的快乐。
第三场是陕西作者林鑫的《陈炉》。入选过2005年的“云之南”。一个衰落的陶瓷古镇，当地人对着镜头发表对家乡的评论，生动，有新意。可声音剪辑的毛病在大屏幕上暴露无遗。提问：这个小镇为什么衰落？你希望继续做什么？答：很多原因造成的，我感到无奈，是命运促使我拍下来。拍下来就不属于我了。我希望拍下一部影片，一部关于矿工命运的作品。
第五场是云南人钟键的《Try to Remember》，小伙子刚从云南艺术学院毕业，在跟母亲回老家的过程中，用DV记录母亲对往事、主要是文革经历的回忆。同时入选2005年的阿姆斯特丹纪录电影节。叙述平实，节奏缓慢。其中母亲说：我已经告诉你我全部的秘密，你也要告诉我你的秘密。这句话，让我忽然领悟到纪录片的要诀：我们似乎在拍摄他人的秘密，实际上，是想发现和讲述自己的秘密。或许说，是希望分享彼此的秘密吧。回答提问时，钟键说：我拍不了真实的纪录片，但可以拍诚实的纪录片。
中间还看了一个日本年轻人的影片《虚构的砦》。十分花哨，城市影像的拼贴，号召艺术革命，最后却搬出列宁作为象征。有意思的地方，是关注DV技术可怕的一面：无处不在的监视器和摄像头。于是联想到两种DV的专制性利用：监视和窥视。
休息时和工作人员聊起电影节的标志，说以前是每次活动单独设计。2003年有个山形的设计师画了一张流着泪的脸。2005年征稿，用了山形一个孩子画的父亲的脸，造型古怪，所以大家把这个图叫做“奇怪”。
有意思的是，来自中国的五部影片，只有《蒋先生的老房子》有制作单位：上海电视台，其余的都是个人制作，即通常所说的“独立电影”，并且其中有三部是作者的处女作（风经、陈炉、Try to Remember）。而入选竞赛单元的《淹没》，无疑也是一部独立电影，制作和发行栏都写着作者之一“李一凡”的名字。在竞赛单元，由公司出资制作的影片占大多数，但得到大奖的却是《淹没》。通观历届中国大陆在山形获奖的纪录片，毫无例外都是个人制作和凸显独立视角的作品：
1993：吴文光《我的红卫兵时代》（特别单元“小川绅介奖”）；
1995：蒋樾《彼岸》（亚洲新浪潮“特别奖”）；段锦川《广场》（亚洲新浪潮“Fipressci奖”）；
1997：李红《家在凤凰桥》（亚洲新浪潮“小川绅介奖”）；
1999：朱传明《弹棉匠》（亚洲新浪潮“奖励奖”）；杨天乙《老头》（亚洲新浪潮“奖励奖”）；
2001：杜海滨《铁路沿线》（亚洲新浪潮“特别奖”）；王芬《不快乐的不止我一个》（亚洲新浪潮“奖励奖”）；
2003：王兵：《铁西区》（竞赛单元“The Robert and Frances Flaherty Prize奖”，大奖）；沙青《在一起的时光》（亚洲新浪潮“小川绅介奖”）。
2005：李一凡、邹雨《淹没》（竞赛单元“The Robert and Frances Flaherty Prize奖”，大奖）。
从20世纪90年代初到今天，中国民间的纪录片运动凭借改革开放和技术进步的势头，不仅普及面日益广阔，而且逐步提升着对文化和人生的洞察力。普遍来看，中国的入选片技术质量多显得粗糙，但个人色彩强烈，情感真挚，艺术语言不够丰富，却简单直接。钟键回答观众时有句话颇具代表性：“我可能拍不了真实的纪录片，但我可以拍真诚的纪录片”。和我们交谈的日本朋友，多感叹今天中国的纪录片，有如上世纪70年代小川绅介、土本典昭时期的日本纪录片那样，充满活力和进取心。然而不同的是：当代中国的纪录片已经不复电影界几个大师打江山的情形，而恰如亚洲新浪潮单元的日本语原意：千波万波，千波万波。
其实，中国纪录片的现状，不仅反映了社会的变迁，而且回应着世界范围内数字技术发展的潮流：影像的制作和传播，正在摆脱精英和特权机构的控制，为更多的群体和个人发出自己的声音提供新的手段。山形对独立电影的重视，以及本次专门设置“日本和瑞士的个人电影单元”，就是在倡导个人与社会的对话。这个单元的作品都采用第一人称，打破客观观察的立场，由作者现身说法，讲述自己或家人或朋友的故事：《毕竟我已经年过七十》（日本），《妈妈的妈妈，妈妈的妈妈的妈妈和她们的女儿》（日本），等等，如同用数字摄像机书写的个人日记。
本年度靠市民投票获得“市民赏”的热门影片，是表现美国攻打伊拉克前后，伊拉克民众生活状态的《巨掌阴影下的伊拉克》。看过的朋友说不怎么的，但市民喜欢，照样得奖。
山形和云南
这次，山形电影节为云南举办了一个节日，叫做“山形云之南影像论坛”（Yunnan Visual Forum in Yamagata），作为今年的五个特别单元之一。策划人是山形纪录电影节东京事务局的藤冈朝子，和山形县东北工业设计大学的研究人员六车由美。事情的起因是： 2004年春节后不久，朝子经北京几位做纪录片的朋友介绍，到昆明访问，我与和渊陪她看了一些朋友的工作室，也看了一些新完成的影片，并介绍了“云之南”的情况。大家谈得投机，便由小和、天津的冯艳、北京的王众一和朝子、六车由美共同策划了 2005年“云之南纪录影像论坛”的日本纪录片单元。除了朝子、六车由美外，山形电影节“亚洲新浪潮”的策展人滨治佳、日本老纪录片人土本典昭夫妇等人都来了。山形电影节的组织者本来比较了解中国纪录片的现状，但此次云南之行，仍有些出乎意料，觉得有必要把云南影视人类学和新纪录片的发展介绍给日本观众。于是，由朝子、六车由美和日本国立民族学博物馆的横山广子教授合作，发起了这个特别的“云之南影像论坛”。主要的活动分作三块：
东北工业设计大学一天（10月 9日）
主题是“云南影视人类学的新起点”，放映5部云南人拍摄的影视人类学影片；
山形中央公民馆一天（10月10日）
白天放映4部云南的新纪录片，主题是：“云南影像新风”；
晚上，在樱花馆（一个小的艺术酒吧）举办云之南影像论坛报告。
大阪日本国立民族学博物馆（10月15日）
放映三部云南人拍的片子。
为了筹办这个活动，三位日本女子全力工作。朝子到处寻找资助，还特地制作了以“云之南“为主题的海报、明信片和衬衫，为我们筹款。又建议我们带上酥油、魔芋豆腐，办一个云南风味的party。横山老师帮我联系原日本登山队员小林尚礼，请他在我的片子放映时来当嘉宾，并为海报和字幕翻译的事反复磋商。
2005年10月9日，多云，我们全天在东北工业设计大学活动。场地是一个可容纳数十人的小放映厅。学校正举办一个节日，大楼外学生们搭起帐篷，楼内办各种作品展览，我们的放映也是节日的一部分。
出乎意料，来自各地的学者似乎比学生要多，有的人是从东京赶来的。今天连续放了五部由云南人拍摄的纪录片：曾庆新的《吉祥格布》，关于滇藏交界地区藏族马帮的故事；曾益群、吕宾的《阿卡新年---嘎汤巴》，用哈尼族青年妹兰绘制的图画做成动画，讲述哈尼族新年祭祀庆典的来历；和渊的《金平哈尼族的纺织工艺》，详细记录了濒临失传的哈尼族手工纺织艺术；和渊的《儿子不在家》，儿子因吸毒进了戒毒所，两位傣族老人寂寞的生活；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制作的《佤族》，1957年拍摄，是中国民族志电影的代表作。
下午，由六车主持关于云南纪录影像的讨论。小和先介绍1950-1970年代的情况：为配合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改革，政府组织学者和电影工作者拍摄了一批民族志电影，这 21部影片，有7部拍摄的是云南的民族。当时用的胶片全部从东欧和苏联进口，从1963年开始才有现场录音。如今，这批影片已经成为中国人类学电影的开山之作。
接着，曾庆新介绍1980年代至今的状况。此前的30年，是电影胶片的时代，电影拍摄是国家计划的事。之后便进入录像时代，纪录影像的资源仍然被单位控制，但少数能接触这些资源，又有独立思想的人开始制作具有强烈个性且深入思考的纪录片。到 1996-1997年，DV技术传入中国，产生了大批独立制作的纪录片。云南纪录影像的发展，也跟随着这个大的潮流。而中德合作建立的影视人类学教学体制，则使云南的纪录影像教学走在了中国的前列，并为“云之南纪录影像展”打下了理论、技术和人才的基础。
我则谈了影像技术的迅速发展，促使传播手段更加平民化，但也造成更多的监视和窥视，造成对个人行为和思想更广泛的限制。
工业设计大学研究历史遗产的田口教授对我们的讨论作了回应：他来过中国，觉得中国的经验很有意思，前苏联有民族志电影，但如今在俄国却看不到这样的传统。而中国当代却还有延续这种传统的纪录片，像《金平哈尼族纺织工艺》对织布过程的详细纪录，在日本很难见到。每个时代接受新技术的过程是相似的，但对传统的继承不一样。所有电影都从纪录片开始，也要向纪录片学习。
散会时，一个日本观众对我说：他喜欢中国的纪录片，日本有些年轻人喜欢玩弄技术和手法，拍摄时又有其他顾虑（如商业的）。中国的纪录片看上去更单纯，拍的是作者自己想拍的。
晚上，六车请我们到一家餐厅，用山形传统的芋头汤、生鱼片和淹萝卜款待我们。原日本登山队员小林尚礼也来和我相见，还带了他的女朋友。这次我要放映的片子，就有他的故事。
10日上午起得很迟，11点多才赶到公民会馆。在门口以胸牌作抵押领了一个听语音翻译的小机器，我想用来听听日语翻译的效果。进场坐在后面。200人的会议厅全部满员，正在放映“野性中国工作室”史立红的《怒江之声》。这个片子纪录了怒江的村民对水坝建设的不同意见，令人想起1970年代日本的社会运动纪录片。现场的语音翻译，用一个小录音机播放，每个人戴耳机和影片放映同步收听，可以集中精力看片，效果比字幕好。可惜作者没有机会出席，所以无法讨论。
下面是昆明电视台周岳军拍摄的《雾谷》，2004年朝子来昆明时，在他工作室的监视器上看过这部45分钟的影片。这部片子的手法有些特殊：导演周岳军曾经在哈尼族地区遇到本地人向摄制组要报酬的事，便用现场搬演作引子，使一个类似的事件再次发生，并纪录下来。因作者不在没有讨论，但有观众表示很感兴趣。
下午，云之南的第一场放映诗人于坚的《碧色车站》，摄像和渊出席。该片去年入选阿姆斯特丹纪录电影节，在国内尚未公映。片长122分钟，讲述法国人于20世纪初在云南碧色寨修建的第一个火车站，近100年后，变成了当地的小寨子。历史的列车过去了，生活回复本来的面目。缓慢而诗意的镜头，对时间的敏感贯穿全片。
朝子主持，小和答问：
作者是一个诗人，他的诗歌和其他作品都和云南有关。他把自己当作一个旅客，短暂停留，拍他看到的。十年前作者就在这里拍片，当时关注历史，现在关注时间和记忆。任何外来的东西，都会随着时间的流逝淡去。自然有着更强大的力量。生活也是自然的力量，不会被轻易改变。
下一场是我和此里卓玛拍制作的《卡瓦格博》第一部，两个小时，关于云南德钦的一座藏族雪山。由四个短片组成：
登山，麦子，佛的食物，野花谷。
开映时有40多位观众，中途走了7、8个，还剩30多人看到底，其中有小林和女朋友静子。到影像结束时的满山野花，观众安静下来了。
提问还是朝子主持，我和小林介绍背景，一个50来岁的男子问：登山者侵犯了神山，遭到报应，当地人是否这么看？朝子说：尽管这样的提问不太礼貌，仍希望我回答。我说：对于当地人的看法，不是外来者可以随便判断的。关于卡瓦格博登山事件的不同认识，实际上源于不同文化的误解，这样的事情现在到处都在发生。文化误解可以导致更大的冲突，也可以加深相互了解。而我看到这个事件的后果，由于很多人的努力，是促进了当地人和外来者的互相理解。
我来不及说明：日本遇难者家属每年都要来朝拜这座雪山。小林和以前的一些登山队员专门组织了一个“云南恳谈会”，举办各种座谈会和图片展，使很多日本人知道了卡瓦格博神山的名字。
晚上在樱花酒吧，召开了“云之南”的专题报告会。曾庆新用从昆明带来的小茶桶打酥油茶，边打边唱藏歌。几十个来宾，每个人虽然只轮着一小杯，气氛却因此显得轻松快乐。天黑以后，久居云南的伊藤悟在小院里吹起葫芦丝，人们席地而坐，静静地听。演奏完毕，大家进屋里，先看了15分钟有关今年“云之南”的短片，然后主持会议的朝子说：刚才我看云之南的影片又流了泪，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电影节充满活力，人们可以亲密地交流，让我感动。她今年三月和土本典昭夫妇到昆明参加云之南的活动，被感染了。她请我们三个策展人和参加过“云之南”的几位导演发表意见，接着大家开展讨论。我记得朝子讲了一段话：今天，由于社会的开放和技术的普及，很多人都能拍电影了。然而，让这些影片同观众见面的机会却很少。所以，应该有更多新的电影节来促进影像作者和观众的沟通，这就是今年山形要举办“云南影像论坛”的理由。她这番话，对我们是极大的安慰和鼓励，也启发我更深入地思考举办放映活动的意义。
会后，大家又来到院子里，享用云南的魔芋豆腐。刚到山形的第一天就见到专程从东京来的大师傅，五十多岁，温文尔雅，总在不停地提问：魔芋两个字怎么写？为什么要叫这个名字？有哪几种做法？等等，问得我们答不上来。今晚，大家去一家和式饭馆用餐，才得知这位大师傅还是个诗人，并有幸听他在饭桌上即兴唱了一首歌曲。席间，一位日本女子用不太听得懂的英语加上写汉字，告诉我和林鑫：日本年轻人对目前的日中关系很担心，她想拍一部有关的纪录片，了解两国青年的想法。
接着去Cinema Asahi, 一座老电影院。每人进门时交500日圆，便随意拿啤酒喝，聊天，在走廊上跳舞。一群中国导演大唱《国际歌》，周围的人都来应和。电影院关门，众人又去一家歌厅接着唱卡拉OK，半夜才回宿舍睡觉。
藏王山
10日今天一天都交给小林了，他要带我们去爬Zao山。
我和小林好几年前就认识了。1991年1月，中日联合登山队的 17名队员在攀登云南藏区的卡瓦格博雪山时全部被雪崩淹没，其中11位是日本队员。1998年，山脚下明永村的村民在冰川上发现一些遇难者的遗体和遗物。日本登山界知道了这个消息，便征集志愿者前去收集。小林有一个朋友在此次山难中死亡，他本人也曾攀登过这座雪山。于是，他放弃了已有的工作，以志愿者的身份每年到明永村住一段时间，和村民一起寻找遗体遗物，这个访问一共持续了六年。到后来，小林彻底放弃了攀登卡瓦格博的念头，改行做山岳摄影，并跟随当地藏族转山朝拜了三次。1998年，我到明永村拍纪录片，和小林成了朋友。我们以同一座山做主题，他出版了著作《梅里雪山》，我也即将完成《雪山之书》的写作。这次我带到山形的片子，其中有一部就是他的故事。
早上 9 点，小林和女朋友静子来接我和曾庆新。小和想看一部芬兰的影片，临时改主意，到电影节去了。我们先去小林的爷爷家拜访，原来，山形县就是他的老家。驱车上山的途中，虽然天气阴沉，但看着一路田园和满山的秋景，大家心情很舒坦。汽车沿着盘旋的公路行驶，那情景像极了电影《头文字D》，也是那样的路，那样的弯道，那样的风光。虽然同样受到外来文明的冲击，日本还是保存了部分乡村和原始的山地环境。
今天是个假日，所以山路上私家车很多，大多设计小巧，排量小，省油，但车里都有卫星定位系统，拐弯时，驾驶座前的小屏幕上会跑出一个动画女子提醒注意安全。我们路过一处泉水，见有一些骑摩托车的人在用塑料桶接山泉水，便停下来拍照。昆明也有这样的景象，只是接水的人往往要步行十多公里到郊外的山上，把这当作一种运动。
我恍眼看见路边有个招牌，上面用汉字写着：藏王山。一问小林，才知道这座山，用日本汉字写来就是“藏王山”。“藏王”的原意应当是地藏王菩萨。但仅从字面上看，很容易误解为藏人之王。我们几个人都与云南藏区有缘，要放的两个片子都是藏族题材的，小曾本人又是云南藏族，真是巧得不能再巧了。
藏王山是一座死火山，快到山顶处，有一个圆形的高山湖泊，可惜被浓雾遮住。我和小曾说笑，说云南的神山第一次也是看不到的，我1993年去看卡瓦格博，走了十公里山路，也只看见无边无际的大雾。
小曾用数码相机拍照，镜头里出现一堆一堆的石头，散落在四周。他得知是用来祭祀山神的，惊奇不已。藏族的嘛呢石，不就是这样的石堆嘛。原来，山形的人也有神山信仰的传统，而且在一些表现形式上，都和藏族相似。
我们沿着这些石堆往上走，石堆中间插着高高的木杆，小林说是为了在下大雪时给登山的人指路。藏族的嘛呢石也有这样的作用。走了大约半小时，我们就到了山顶熊野岳，很酷的名字。有个标杆说海拔高度为1840米，比昆明高一点点。山顶别无其他，就一座山神庙，石头门楼，石头祭坛，石头的狮子像。拜的方式：对祭坛鞠躬两次，拍手两次，再鞠躬一次。
下山时，伊藤悟吹着笛子。看到33座掩藏在森林里的石雕观音。
然后去藏王温泉洗澡。山沟里一个露天的温泉，男女分开。我们进一间拥挤的更衣室，大家各顾各脱得赤条条的，拿一条毛巾遮住私处，走下滑滑的石台阶，溜进石头堆砌的水池。我学着周围的日本人把毛巾放在头上，躺在热乎乎的水中，一会儿就满头大汗了。女子浴池在上面，男子浴池在下面，都用篱笆围着。外边路过的人站着望不见里面，但一走动，里面的情景便看得一清二楚。看还是不看，只有靠自觉了。虽然规定不得拍照，小曾仍然发现从更衣室的方向射来一道闪光，反正我们都躺在水里，不知道害羞。
晚餐特意安排在小林的亲戚家，说明是地道的家常饭。主人是50多岁的男子，在空调公司工作，因为他爷爷以前在这家公司，现在孙子也在这家公司。如今三家人相邻而居，爷爷的日本式小庭院，男主人的日本式大庭院，孙子的拼装式洋楼，代表了山形的三个时代。整个山形还保有农村的风光，但小川影片里的茅屋，已经被点缀在田野中的日本-西洋混合的庭院取代。
几个男人围着一张长桌跪坐，女主人从厨房里端上一道又一道菜：烤三文鱼，土豆粉丝汤，带酸味的米饭，三种本地的酒，啤酒，米酒，曲酒。小曾站起来高唱一曲藏族敬酒歌，大家悠闲地聊着云南。聊着日本妇女原来结婚就要回家，现在很多人工作，生孩子有一年产假，拿60%的工资。男主人说他们成立了一个组织，专门帮助来这里学习的中国留学生，想去看我们放电影，也想去云南，等等。
这一天的经历，让我们走出电影，感受到日本山区普通人的生活，这生活既和小川电影里的不同，又和过去的传统相延续。回宿舍后，接着跟伊藤悟、小和聊天。11点多，朝子从城里赶来，把为“云之南”卖明信片和T衫的钱带来给我们。大家在宿舍聊到半夜。
记忆
在大阪国立民族学博物馆，放映了《吉祥格布》、《儿子不在家》和《卡瓦格博》。之前，我们和两位影视专家作了一番有趣的讨论，主题是：要胶片，还是要数字？第一位是大森教授，他曾在法国跟随影视人类学大师让.鲁什攻读博士，一直坚持用胶片拍摄。他主张：现在技术更新很快，但新的媒介，无论是录像带还是光碟，都不能长期保存。硬盘数据也容易丢失。这个博物馆的电脑存储设备已经换了三代，明年又要升级。相比较，还是胶片可靠，能保存100年。胶片的缺点是价格昂贵，但使用的人多了，价格自然会降下来。
第二位是搞技术的林村先生，他说影像保存有两个方向：回到原始的胶片，可日本也只有东京、京都和横滨三个地方可以冲印电影胶片，数字技术越发达，胶片及药水等材料的生产就越少。另一个方向是追赶新的数字技术。但连技术人员都不太了解光盘和硬盘数据能保存多长时间，并且还存在新旧技术兼容的问题。如今大家都被公司蒙蔽着，为满足他们的商业利润而不停地更新设备。古代人用手工艺术传递和保存信息，所以我们今天还看得到前人的创作成果。一千年以后，那时的考古学家还能找到数字时代留下的什么？恐怕只剩下墓碑了，说不定墓碑都是虚拟的呢。
没想到日本的纪录电影之旅，会在担忧记忆保存的形式下收场。人希望永恒，所以才发明了千奇百怪的影像纪录方式。既然生命无法永存，有关生命的记忆，再怎么也还是虚拟的罢。
（本文未公开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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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url] 张颂仁“从西天到中土：中印当代艺术与思想的交汇”，《当代艺术与投资》2010年11期。
本文转载自中国人类学评论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