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对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历史意义
□ 方素梅
今年，是辛亥革命100周年。作为20世纪中国发生的第一次伟大革命，辛亥革命具有不可磨灭的历史意义。它推翻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开创了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新纪元，促进了中华民族的大团结，推动了社会进步和人们的思想解放。一个世纪以来，对于辛亥革命的研究在不同领域展开，并不断走向深入。“民族视野下的辛亥革命百年”将带来学者们以民族的视野对辛亥革命之于中国近现代历史进程的意义与作用的思考，希望这些思考能够给予读者新的认识和启迪，从而激励我们为实现无数革命先驱孜孜以求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理想而奋斗。
——编者
开启了中国民族国家建构的新纪元
当1911年武昌首义的枪声响起时，参加起义的铁血义士可能也没有想到：辛亥革命的爆发，开创了完全意义上的中国近代民族民主革命，开启了中国民族国家建构的新纪元。
辛亥革命以前，中国的封建帝制延续了2000多年，逐渐形成了世界罕见的集权统治。1903年《国民日日报》发表的一篇文章称：“故至秦而民权尽亡，及宋而臣权尽亡，至明末而汉人之权尽亡。凌夷至今，遂成一君权专制达于完全极点之时代。”
统治着庞大帝国的清王朝曾经取得过独一无二的辉煌，然而这种辉煌掩盖不了其内部体制的陈旧和弊端。从18世纪后期开始，各种因素导致清王朝的发展停滞并逐渐走向衰败。与此同时，完成了资产阶级革命和工业革命的世界强国先后进入了一个科学技术发展、民族主义、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兴起的时代，并在近代世界掀起建构以领土、人民、政府、主权为基本概念的民族国家的强大潮流。
落后就要挨打。1840年鸦片战争的爆发，拉开了列强以武力大规模侵略中国本土，强行把古老、传统的中国拉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漩涡之中，使其逐步走上半殖民地半封建道路的序幕。面对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腐败无能的清政府在军事、外交等方面不堪一击，签署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条约，中国的领土被割裂，主权遭破坏，沦入被世界列强恣意掠夺和压榨的悲惨境地。可悲的是，屡屡挨打的清政府并没有意识到与西方的差距及自体的病入膏肓，直至大厦将倾才相继进行所谓的变法和新政，只是为时已晚，挽救不了清朝行将覆亡的命运。
在中国被迫卷入世界体系的过程中，面对此“三千余年一大变局”，有识之士纷纷认识到中国社会的变革已到了十分必要和十分紧迫的关头。从太平天国革命到洋务运动、戊戌维新等等，无论是普通民众还是政府官员，许多仁人志士对变革进行了不懈的探索，可惜都没有成功。历史的教训证明，清王朝的软弱、腐败以及绵延2000多年的封建专制才是阻碍中国社会发展的真正原因。不推翻封建帝制，不建立新的民族国家，中华民族永远不能摆脱被欺凌和被奴役的命运，永远不能屹立在世界民族之林。因此，打破传统皇权统治秩序、建构现代民族国家，同样成为中国奋起的必经之路。甲午战争爆发、中国被日本打败之后，建立民族国家的思想像潮水一般喷涌起来，清末民初的革命家们更是明确提出了建设“民族国家”的具体设想，中国的民族国家建设进入了一种自觉的状态。最终，在资产阶级革命党人的领导下，武昌起义一声枪响，中国人民掀起了推翻清王朝封建统治的革命高潮并取得了胜利。
辛亥革命的重大意义不仅在于推翻了清朝统治，结束了我国2000多年的封建制度，更在于它为中华民国的建立奠定了基础，开创了中国历史上的民主共和政治，实现了中国由王朝体制向民族国家体制的重大转变，其对中国社会政治转型的深远意义不言自明。
中华民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也是当时世界上少数几个推翻封建统治、不设君主立宪、直接建立民主共和制的国家之一。《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以法律的形式将三权分立的政治原则确立下来。该法还规定：“中华民国由中华人民组成”，“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所谓的“君上大权”遭到彻底否定。辛亥革命所进行的民主制度的试验，为后来中国革命和建设积累了经验和教训。尽管辛亥革命的胜利没有使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得到根本解决，新生的中华民国没能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任务，但是辛亥革命为中华民族的进步打开了闸门，成为中华民族从封建社会的漫漫长夜走向现代文明的伟大开端。因此，可以说，孙中山及其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中国建构民族国家的先行者和实践起点。历经整整一个世纪，民族国家建构一直是中国政治发展的主题，并逐步向民主国家转型。
推动了中华民族认同和现代国家认同
费孝通先生曾经说过：“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在近百年来中国和西方列强的对抗中出现的，但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则是几千年的历史过程所形成的。”鸦片战争爆发以后，中国各族人民在对外争取国家的独立和统一、对内争取社会的变革和进步的过程中，休戚相关，荣辱与共，结成了更加紧密团结的整体，实现了中华民族从自在的民族实体向自觉的民族实体的伟大转变。其中，辛亥革命作为一次重要的思想解放运动，对于推动中华民族意识的形成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中华民族”概念是在20世纪初出现的，最初只是指代汉族。当时，中国的社会矛盾和民族矛盾已经达到空前紧张的程度。在这样的历史关头，资产阶级革命党人高举“排满”旗帜，起到了一呼百应的作用，取得了辛亥革命的成功。但是，“排满”体现了一种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特别是在错综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影响下，中国的边疆危机和民族问题不断暴露、日益激化，“排满”并不能代表国家利益和各民族的共同利益。因此，辛亥革命时期，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及时提出了“五族共和”的口号，在中华民国成立后又迅速建构具有现代内涵、使国内各民族融为一体的“中华民族”概念，在宪法中规定“民族平等”，团结了包括满族在内的各族人民，使国内民族关系出现了新的变化，对强化中华民族认同意识、维护国家统一起到了积极作用。例如，1913年初参加西蒙古王公大会的各蒙古王公及其代表发出通电，声明：“我蒙同系中华民族，自宜一体出力，维护民国。”
辛亥革命的成功和中华民国的建立，对于推动中国各民族的现代国家认同，同样产生了积极影响。辛亥革命时期，云南军都督府发布的文告中不仅提出“联合中国各民族构造统一之国家”，还宣称“汉、回、蒙、满、藏、夷、苗各族视同一体”，充分考虑到了云南多民族的历史与现实。
中华民国成立后，具有宪法性质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对中国的领土、主权等作出了明确的规定，使近代国家观念进一步传播。特别是“中华民国主权属于国民全体”的规定，使民众对自己在国家中所处地位的认识，从观念上发生了巨大变化，有了国家主人的感觉。新生的共和政权还在《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中明确规定：“中华民国人民一律平等，无种族、阶级、宗教之区别。”临时大总统孙中山也在一系列的文告、电报、批示及演说中多次号召“合满、汉、蒙、回、藏为一家，相与和衷共济”，指出“今日共和政体，人人自由，五族平等……界无分乎军、学、农、工、商，族无分乎汉、满、蒙、回、藏，皆得享共和之权利，亦当尽共和之义务”。由于民族平等观念与“五族共和”思想得到广泛提倡，人们开始认识到各民族要携手建设新国家，各民族的团结是振兴中华的途径。如康有为所言：“凡满、蒙、回、藏同为国民，无多立彼疆此界之分，则内能结合，足以永靖乱源，外之宏大，益以巩固邦基矣。”
中国各族人民为辛亥革命作出了重大贡献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多民族国家，各族人民在推动中国历史发展以及开发、建设和保卫祖国方面，都作出了应有的贡献。鸦片战争爆发以后，中国各族人民为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封建主义的压迫，进行了不屈不挠、艰苦卓绝的斗争，充分表现了英勇无畏的革命精神。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者登上中国的政治舞台后，他们所倡导的民族民主革命思想也得到了少数民族进步人士的支持和拥护。辛亥革命是中国多民族国家国情的真实反映，各民族优秀儿女都为辛亥革命的胜利作出了贡献。
辛亥革命前，各少数民族人民或积极参加革命党人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或组织和参加武装斗争，沉重打击了清王朝的统治。1905年中国同盟会的成立，标志着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一批少数民族青年成为同盟会会员，如安健(彝族)、赵钟奇(回族)、刀安仁(傣族)、杨杰(白族)、曾汝璟(壮族)、彭施涤(土家族)等，都是在日本加入同盟会的。同盟会成立后，通过各种方式和途径广泛宣传民主思想，使越来越多的人接受了他们的革命宗旨和主张。1906年，列名参加同盟会的人员已经超过1万，其中有许多少数民族。如壮族的王和顺、黄明堂、关仁甫、李幼卿、农实达，回族的罗云五，土家族的邓玉麟、温朝钟、黄玉山、牟鸿勋、田应全、田应诏，苗族的王宪章，侗族的王天培、李世荣，蒙古族的云亨、安祥等，都是影响较大的同盟会会员。他们通过思想宣传、捐献财产、筹集经费、创办报刊、编译书籍、组织革命团体、发动参与武装起义等方式，为同盟会的革命活动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同时，也有相当一部分少数民族人士在时代潮流的影响下，自觉地投入到反帝反封建斗争中，有力地支持了日益兴起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
武昌起义爆发后，各地少数民族人民积极响应，和汉族人民一道掀起了推翻清王朝统治的高潮。参加武昌起义的新军中就有许多少数民族官兵，如回族的马骥云、沙金海是同盟会的重要成员，参与了武昌首义酝酿过程和战斗。在各地的起义中，少数民族人民更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在四川、云南、贵州、广西、湖南、湖北、陕西、内蒙古、新疆等地的革命活动中，都有大批少数民族群众积极参与。如陕西是西北地区最先响应武昌首义的省份，在西安地区就有一两千名回族群众直接参加了光复之役;湘西的苗、土家、汉等族约2万余人进攻凤凰厅，贵州松桃厅苗、汉等族3000多人赴凤凰厅助战，促使湘西光复。
中华民国的建立在民族地区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各族人民纷纷以各种形式，对新生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政权表示承认、支持和庆贺。如青海章嘉活佛特派大喇嘛却吉为专使，代表章嘉和青海蒙古各盟旗王公及各大寺院，于1912年3月10日到达北京，祝贺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表示拥护共和政体;3月15日，甘肃护理总督赵惟熙、咨议局长张林焱、昭武军统领马福祥自命代表全省行政、民意、军界，联合致电民国政府，承认共和;12月，哲里木盟盟长齐默特色木丕勒代表该盟10旗发出通电，公布东蒙古王公会议取得的成果及哲盟各旗倾心内向之意;1913年1月，乌兰察布盟和伊克昭盟16旗札萨克王公在归绥召开西蒙古王公会议，一致决议拥戴共和，联合东蒙反对库伦独立。而反对共和的陕西前线统帅升允鼓动甘新地区清军将领出兵勤王，指使陕甘提督马安良率军进逼咸阳。著名回族宗教人士王宽阿訇应民国政府之请，从北京发报劝阻马安良停止进军。电文中说：“共和成立，五族平等，信仰自由，无妨教典。弟以依玛尼为证，誓诸真宰：共和政体，决无妨害吾教，请勿中奸人谣言之诡计。……兄执西北军机牛耳，处此潮流激荡、民情鼎沸之世，共和元勋、民族英雄、宗教伟人，只一反掌耳。时机难再，幸勿失之!”马安良接到该文后，即令部队撤退，陕西之危遂解。不久，西北诸马军阀纷纷通电赞成共和。
历史局限与现实启迪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实现了中国从古代王朝国家向现代民族国家的转变。但是，辛亥革命胜利后的中国如何继承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历史基础，怎样构建一个现代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仍是一项艰巨的任务。综观整个中华民国时期的民族事务治理，实际上经历了思想观念方面的彷徨：从“排满”的种族建国到“五族共和”的联邦建国;从国家有“中国本部”和“蒙、藏、回疆”之分，到民族有“中华民族”与“少数民族”之别;从源流同一的“宗族论”到“中华民族是一个”的历史“融合论”。这些变化体现出民国政府一直未能真正把握住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基本国情，未能确立多民族构成的中华民族这一国家民族地位。在民族事务的实践中，仍局限于传统的“蒙藏回疆”，而无视民族众多的现实和民族平等的真实，无法改变阶级压迫、民族压迫的社会实质，所以也未能遏制民族分离主义的活动，未能消除各族人民的反抗斗争。相反，中国共产党在领导各族人民争取国家独立、民族解放的新民主主义运动中，把握了中国的历史和现实国情，走出了一条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道路，实现了从“工农共和国”向“人民共和国”的转变，最终做出了在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抉择，开启了中国民族事务的新纪元。
辛亥革命100年来，中国各族人民走过了一条曲折艰苦又充满希望和成就的道路。在民族成分复杂的国度构建现代民族国家，是对西方传统民族主义的重大挑战，而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则是我国各民族面对的重大历史任务。当前，我国正在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不断前进。同时，在纷繁复杂的国际环境下，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也都面对着主权、领土、民生、民族等一系列重大问题。章开沅先生说：“孙中山晚年对世界主义，特别是世界主义与民族主义之间关系的思考，经过百年世界风云变幻的映照，在全球化浪潮已经席卷世界各地的今天，仍然可以发人深省。”从这个意义上去理解，辛亥革命留给我们的启迪是无限的。
文章来源：中国民族宗教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