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语言学视角中定襄话的“人名＋子”现象
作者：王国珍
修辞学习 2007年第5期
摘要 本文全面调查了山西定襄方言中的人名加“子”现象，分析了它们的用法、功能，并在此基础上对比了它们与山西其他方言点的不同之处，探讨了它们的源头和成因，指出了这种现象衰落的趋势，并分析了其原因。
关键词 人名 子 衰落
山西定襄话的小名形式比较丰富，主要有以下几种表达亲昵意味的形式：（1）人名的最后一个字重叠，如“花花、香香、娥娥”等。（2）排行加不带“子”的昵称，如“大闺妮to gui ni、二闺妮、二毛（男女通用）、二狗（男女通用）”。（3）姓加排行，如“陈三、王三”。（4）人名后“子”。“子”在定襄话中变音为te，常加在人名后面。如“国珍子、二伟子”。这种用法形式丰富，能产性极强，曾经一度非常发达，但目前正处于消亡阶段。据《山西方言调查研究报告》调查，山西方言，大部分点都有“子”尾现象，中区19点，西区8点，东南区10点，北区25点，南区15点，东北区1点，定襄话就是北区25点之一。山西方言中的“子”尾部都可以加在人名后面，学术界对这种现象曾有论述，但较笼统。定襄话中的人名加“子”现象基本与山西方言其他各点的一致，但也有自己独特的特点。本文试图从以下几个方面对人名加“子”现象进行较全面的考察。
一、“人名+子”的形式、用法和功能
定襄话中人名+“子”有以下几种情况，其中尤以第一、第二种用法常见：
（1）排名+名（名字的后一个字）+“子”
这种称呼见于一家（一般是自己家内的排行，有时也与堂兄弟排行）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男孩，且他们名字的后一个字相同的情况，女性没有这样的称呼。如笔者一家邻居的四个男孩分别叫“大安子”、“二安子”、“三安子”、“四安子”，另一家的两个男孩分别叫“大伟子”、“二伟子”。
（2）双名直接加“子”
定襄（芳兰）话常去掉人名中的姓氏，直接在双名后加“子”。这种称呼男女均有，但男性较多见。
（3）小名+“子”
这类用法极为罕见，笔者仅调查到一例。定襄方言中的昵称一般都与名字相关，或名字后加“子”，或名字后的最后一个字重叠。与名字无关的昵称很少见，笔者调查到的只有“小猫儿”、“小狗”。“猫儿”本身是儿化韵，不再带“子”尾。“狗”可以单说，没有“狗子”一词，“子”是加在“小狗”之后的“子”尾。
（4）姓+名（或小名）+“子”
昵称一般不带姓，这类用法笔者也只见到2例。
山西南区临汾、洪洞、浮山等地的“子”加在双音节的乳名上，山西中区阳曲的“子”既可以加在双音节的乳名上，也可以加以双音节的大名、官名上，但它们都与姓不相容，加了“子”后就不能再加姓。定襄话的“子”与阳曲基本相同，一般放在双音节人名（包括乳名和大名、官名）后，而且姓后面一般不能再加“子”，如可以说“陈三”、“王三”，但不能说“陈三子”、“王三子”。不过，与山西南区、中区方言相比，定襄话的“子”又有自己的一些特点：（1）个别情况下，双音节名字前面可以再加一个修饰词，如下文提到的“大爱英子”，面称时一般称她为“爱英子”，但背称时，多称她为“大爱英子”，因为她弟媳妇也叫“爱英子”，她自己个头又较高，为了区别起见，人们在“爱英子”前面又加了“大”。（2）姓后面不能再加“子”的限制不太严格，也有个别例外，如“罗毛子”、“罗青子”，二人是父子，后者的称呼大概是仿照前者而来。（3）重叠后，不能再加“子”。汾西话中可以说“巧巧子”（据乔全生1995），定襄话没有这样的说法，可以说“香香”，也可以说“大香子”，但不能说“香香子”。（4）山西南区、中区方言的“子”可以加在单音节的排行后面，如“二子”，定襄话没有这样的说法。排行后面必须加上名字的最后一个字构成双音节词后，方可加“子”，如“二伟子”。总之，定襄话中的“子”一般加在非重叠、不带姓的双音节人名之后。究其原因可能有两个：首先。70年代以前出生的人一般取双名，很少见单名，“子”前面加双音节人名，更符合当地人的语感。其次，“子”表达亲昵、亲密的意味（见下），它与用于正式场合的姓不相容。单字重叠可以表达亲昵、亲密功能（现代普通话也是如此），它排斥表示相同语法意义的“子”。
通过分析，笔者发现：（1）人名后是否加“子”，一般与说话场合、熟悉程度关系不太密切，而是约定俗成的。如“在林”、“云飞”、“继伟”，他们的父母、祖父母称呼他们时也不加“子”。“孝庭子”、“孝忠子”等，与他们熟悉的人称呼他们时都加“子”。（2）这个习惯的称呼几乎取代了大名，只有在课堂上、比较严肃的会议等正式场合或关系较疏远的人之间才称呼官名。有两个现象颇有意思。大安子兄弟四人（见下表）的母亲竟然不知道自己儿子的名字，孩子们的昵称“大安子”等也是邻居给取的。罗毛子妻子的姑姑说他没有大名，就叫“罗毛子”。这说明，“子”几乎成了构词语素，亲密、亲昵的意味已经不明显了。但一方面，人名加“子”多用于本村土生土长的人，特别是男性，而外村嫁来的妇女和外来户则比较少见。我们猜测“子”最初是用于小孩子的乳名，然后伴随一生。毫无疑问，“子”最初是表示亲密、亲切的昵称。另一方面，如果“子”的亲密、亲切意味着完全丧失了，人们直呼其名即可，没有必要再加一个“子”字。因此，人名后面的“子”应该还带有一定的亲昵意味。另外，定襄话中还常见“二小子”、“二妮儿子”之类的称呼。它们适用面较宽，“小子”、“妮儿子”中“小”、“妮儿”都不能单说，“子”有构词作用，已不含亲昵意味。本文讨论“子”尾时，一般不包括这类“子”。
二、人名+“子”的源头及成因
在敦煌文献中，男性名字带“子”者颇多，如“刘达子、刘住子、张灰子、张久子、苏奴子、翟通子、姚流子、高黑子、罗奴子、邓恩子、董兴子、赵纹子、石奴子、李文子、傅兴子、赵满子”等等，也一些女性名带“子”者，但较少。这类称呼以三字格为主，同时少量二字格、四字格，如“成子、骨子、杜悉吉子、王不勿子”等。这个时期的“子”与定襄话中的“子”虽然有不同之处（见下），但它们的性质应该相同，都是词缀“子”。为什么？首先，能否类推是词缀的重要特征之一。先秦时期虽然也有“韩宣子”、“赵襄子”之类的说法，但一则那时的这种用法是零星的，二则对上古时期是否有词缀“子”争议比较大，真正的词缀“子”大约到东汉末期才出现，因此，那些“子”还不是词缀“子”。唐五代时期的人名+“子”却频繁出现，据统计，在《俄藏敦煌汉文写写卷叙录》中类似的称呼有38个。其次，这一时期的说法有一些与定襄话中的完全一致，如“憨子、黑子、住子、苟子（定襄话为”小狗子“）”等。这些加“子”的人名与定襄话相比，有共同点：（1）都是男性人名居多，女性这种称呼较少。（2）人名加“子”的称呼绝大多数是男性，这可能与“子”最初用于乳名有关。（3）都是词尾“子”。同时，它们也有两点不同之处：（1）定襄话一般不能带姓，而敦煌文献绝大部分带姓。（2）定襄话“子”前面用的是双名，而敦煌文献绝大部分是单名，导致这些不同之处的原因可能与乳名、官名的产生顺序有关。敦煌文献中记载的这些人多为社会下层的普通人，没必要起一个高雅的名字，“他们大多一生只有一个名字，就是乳名。敦煌资料中记载的许多名字，实际是都是乳名，只是因为要记入各种文档，才在名前加了个姓”。而定襄话中带“子”的乳名产生于官名之后，为了表示亲昵自然要去掉姓名再加“子”。因此，可以肯定敦煌时期的这种“子”就是定襄话中人名加“子”现象的源头。它产生的直接动因是乳名表亲昵的需求，而唐五代时期词缀“子”的繁荣正好为其产生提供了充分的条件。
三、人名+“子”的衰落及原因
笔者调查了13户邻居子孙三代或四代的昵称，如果本人后来离开本村，他的后代就不记录。情况如上表，括号中为全名。上表列有“二小子”、“二妮儿子”等称呼，只是为了看清该家庭全体成员的称呼，在具体讨论时不统计这类称呼。
第一代13人中只有“陈三”没有加“子”，其原因是前面有姓，我们猜想如果去掉“陈”，那么极有可能会在人名上加“子”。第二代24位男姓中，有12位加“子”，占50％，12位女姓中，有3位加“子”，占25％。第三代中仅1例，且用法不太稳定。可见，20世纪30－50年代是这一称呼的鼎盛期，能产性极强；60－70年代是衰退期，这一用法的增幅降低；80年代以后，这一用法不再增加。可以预料，第二代人去世后，这类“子”在定襄话中就会彻底消亡。笔者认为有以下几个原因导致了人名加“子”现象的衰退：（1）由于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排行+名（名字的后一个字）+“子”的现象大大减少，甚至绝迹。（2）90年后出生的孩子单名明显增加，而定襄话既没有“单名+子”的用法，也不像山西其他方言一样，可以在单名后加“娃”，再加“子”。这直接导致了“子”尾的减少。（3）普通话一般用重叠单字表达亲密、亲昵的意味，而没有人名加“子”的用法，这是“子”尾消失很重要的外因，它的影响远远大于第2点。上表第二代5例单字重叠的称呼中没有一例单名，第3代7例单字重叠的称呼中也只有两例单名。（4）定襄话中人名加“子”结构中的“子”的亲昵意味已经很弱（几乎所有认识他的人不分亲疏都用带“子”的称呼）。于是，人们选择了单字重叠来代替“子”尾。又由于单字重叠后是双音节，受其影响，直接称呼双名的形式也逐渐增加。以上（1）－（3）是人名加“子”现象消失的外因，（4）是内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