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主义语言观与西方修辞学研究
作者：殷相印
修辞学习 2008年第6期
提要 本文以西方人文主义语言观为切入点，分析了西方修辞学研究中的人文主义表现。人文主义语言观和修辞观是从语言的主体意识、主观精神即人文性出发，强调语言和修辞的表意功能，强调民族、文化和人的价值在言语交际中的作用和地位，这种人文主义因素已脱离了逻格斯中心主义的理论范畴，不以揭示语言静态上的形式规则为目的。
关键词 人文主义 西方语言学 西方修辞学
“人文主义”源于西方文化，译自“Humanism”一词，主要指“人文精神”、“人文主义”或“人道主义”，是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一种社会思潮。这种人文主义思潮“所关心的主要是人生的价值和意义、人的尊严等问题”（朱红，1994：23），它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内容：肯定人的价值，强调人的尊严，反对中世纪神学抬高神、贬低人的观点；主张享受人世的欢乐，注重人的现世生活的意义，反对中世纪神学的禁欲主义和来世观念；要求人的个性解放和自由平等，反对中世纪的宗教桎梏和封建等级观念；崇尚知识、智慧和理性，喊出“知识就是力量”的口号，反对教会的经院哲学和蒙昧主义。当今人们所说的“人文主义”，即脱胎于上述传统意义上的“人文精神”，但有着不同以往的时代内涵。它既包含传统的“人文精神”的基本要义，同时又融入了鲜明的时代因素；而且，在不同的语境中，“人文主义”的含义又似乎有所不同。狭义上说，“人文主义”是与“科学主义”相对的概念。科学所追求的目标是研究和认识客观世界及其规律，是求真；人文所追求的目标是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是满足个人和社会需要的终极关怀，是求美、求善；“人文精神”关注人的审美情感、思想道德和人格完善，它的核心是强调人格尊严、理解与宽容、自由与责任，以及对人类和自然的关爱等。简单地说，人文主义强调一切从人出发、一切以人为归宿的精神，它是高度重视人的价值和尊严的一种思想态度。语言学、修辞学中的人文主义，就是指在语言修辞的学科研究和建设中体现出来的以人为本的思想，其关注语言修辞中的人的价值和精神表现，是对理想人格的肯定和塑造，体现的是语言修辞中的文化风貌、民族色彩和民族价值体系。
1 西方人文主义语言观
西方语言学研究历来有两种观点：一是强调语言符号的逻辑结构的形式分析的理性主义语言观，一是强调语言的表意义功能的语义结构分析的人文主义语言观。语言的表意功能、语义结构分析都是以话语主体的精神分析为基础的，它体现了语言的人文性。这种语言的人文主义态度认为，语言不仅是理性思维的工具，与非理性思维也密切相关；非理性思维是感性的具体的，与语言的隐喻性和诗性特征不可分割。语言是人类重要的思维工具和交际工具，它不仅是一个符号系统，而且是一个民族认知世界、诠释世界的价值体系、伦理体系和意义体系，是一个民族看待世界的重要样式；语言是“所有人类活动中最足以表现人的特点的，是打开人们心灵深处的钥匙”（帕莫尔，1981：3）。从这个意义上说，语言清晰地烙上了一个民族文化的印记，属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人类文明的活化石，表现了一个民族的精神风貌和道德价值体系。德国著名哲学家海德格尔的一个著名命题是：语言是存在的家，在它的住处住着人。人是语言的存在者，意味着人的本质是其语言性。可以说，人文主义是语言的本质属性。
语言和世界的关系问题的研究，是20世纪人类思想史上的重大转折。可以说，人文主义的切人又是20世纪语言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特点。用人文的、文化的视角研究语言学，有三个重要类型：一是欧洲带有很强思辩性和哲学意味的人文主义语言学，一是美国带有很强实践性和人类学意味的人文主义语言学，还有东方以中国为中心的带有很强释义性和伦理学意味的人文主义语言学。它们虽然各自有本民族对文化、语言的不同理解，从不同方面对人类和语言关系、语言和文化关系、语言和阐释者关系作了不同诠释，尽管各自存在着不同的生存条件和哲学背景、研究范式；但是，它们都聚焦于一点：关注语言的人文精神，从不同角度揭示语言和话语修辞的人文性和诗性特征。
欧洲的人文主义语言观主要体现在语言和民族、文化的关系问题上。对语言的民族性、文化性等人文属性的深刻认识和诗意探索，是18世纪以来欧洲语言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从本质上说，语言是一种文化现象，它不单单是一般言语的修饰技巧，而是人类运用语言进行文化定位、文化批评和社会情景转化的一种手段。语言是一个民族透视世界的重要方式，也是文化张扬、道德培育和价值建构的重要渠道。意大利哲学家维柯从“人是世界”这一命题出发，论述语言对人的重要意义。他认为，语言和符号象征成为一个民族看待世界的完整样式，人把自己变成了整个世界。他用大量例证论述了原始人类的诗性智慧和诗的语言是一种人化了的世界，语言的隐喻为人类造就了一个崭新的世界，这也是当代语言哲学的重要命题：语言是存在的家。维柯的语言观开启了人类语言研究的文化视角。洪堡特对语言民族性的研究在欧洲人文主义语言观中具有代表性意义。他认为，语言就是世界观，每种语言都包含着属于某类群体的概念和想象方式的完整体系，人类主要按照语言传递事物的方式生活，按照语言的引导在生活，“我们可以把语言看作一种世界观，也可以把语言看作一种联系起来的生活方式”（洪堡特，1999：19），“在所有可以说明民族精神和民族特性的现象中，只有语言才适合于表述民族精神和民族特性最隐蔽的秘密”（伽达默尔，1999：54）。语言即世界观的观点，既是人的心灵解放，又是人心灵的束缚和规范，是人文主义、人性论和文化探究的一个深刻命题，也是欧洲人文主义语言观的一大创造。海德格尔认为，人是语言的存在者，人永远以语言的方式拥有世界，语言不再仅仅是交流思想的工具，而且具有方法论的本体意义。伽达默尔对洪堡特关于语言本质上具有人文性的观点大加赞赏，他继承了海德格尔的衣钵，进一步认为，“语言并非只是一种生活在世界上的人类所适于使用的装备，相反，以语言作为基础，并在语言得以表现的是，人拥有世界。语言相对于它所表述的世界并没有它独立的存在，世界在语言中得到表述”（伽达默尔，1999：556），“由于人类坚持自己的世界关系，所以他们通过陌生的语言世界反而扩充和丰富了这种世界关系。谁拥有语言，谁就拥有世界”（伽达默尔，1999：579）。这种观点表明：人与世界的～切关系都表现在语言之中，语言由于表现世界才真实存在，语言的生命和真实世界不可分离，语言的人文性和人在世界上存在的语言性是一致的。
美国的人文主义语言学，是以关注民族和社会群体的主体意识在语言结构中的表现为中心的，其主要特点是人类学、文化学对语言学的全方位介入。最著名的是美国人文主义语言学家萨丕尔。他对把语言学作为一门自然科学来研究的结构主义语言学提出了大胆的怀疑。他认为每种文明都有自己独特的文化模型，这种文化模型是在表达这种文明的语言中铸造完成的；只有在语言符号的系统中，才能真正阐释一种文化的精髓。萨丕尔充分肯定了语言的“模 型”锻铸了人的观念世界，形成了人的精神格局。语言“模型”的这种生命力在于它得到人的精神世界的高度肯定。他以语义为本位，“这就从根本上肯定了人类语言结构的语义基础，从根本上把握了语言形式变化的生命之源，这正是人文主义科学方法比形式主义科学方法高明的地方”（申小龙，2003：82），“萨丕尔的贡献不仅在于一个人类学者对语言和文化关系的热忱，更重要的是他替他的人类学实践，确立了一种对待语言的人文主义科学态度和操作方法，他对语言现象的人文主义关切和思考”（申小龙，2003：87）。美国人文主义语言学的重大成果是“萨丕尔一沃尔夫假说”，这个假说认为：语言的差异，不是语言外在诸要素方面的不同，而是从不同的思维出发的“质”的不同，即世界观念是受语言结构所支配的。·沃尔夫更是十分重视语言与文化、心理方面的必然联系，认为人类对事物的观察和认识，都受到本民族语法规则的制约，不同语言系统的民族认识世界的方式是不同的。语言模式决定了人的思维模式，语言结构决定人的世界观。沃尔夫说：“一个人的思想形式，是受他所没有意识到的语言形式的那些不可抗拒的规律支配的”（转引自陈原，1983：107），这是典型的人文主义语言观。
2 西方人文主义修辞观
人文主义修辞观和人文主义语言观密不可分，人文主义一直是西方修辞学研究的重要特征。西方古典的传统修辞学一开始就重视人的价值体系的建构。古希腊著名的修辞学家伊索格拉底把语言看作人的性格的表现、心灵美德的反映；柏拉图反对不顾真理和正义、只图用巧妙的言辞和虚伪的论证颠倒是非的修辞术。他认为，风格是一个人性格的反映。伟大的修辞学家亚里士多德更是从人本的角度出发，阐释了修辞中人的情感的重要性，是修辞学研究中人本主义的典范。他对修辞学的最大贡献是，指出了演说者要尊重事实和真理，强调论证要合乎情理和人类思维的逻辑，强调修辞者要具有某种品质，“既然修辞术的目的在于影响判断，那么演说者不仅必须考虑如何使他的演说能证明论点，使人信服，还必须显示他具有某种品质，懂得怎样使判断者处于某种心情”（亚里士多德，1991：69），从言语信息的接受一方，强调了以人为本的重要性，“演说者必须显示他具有某种品质，须使听众认为他是在用某种态度对待他们，还须使听众用某种态度对待他”（亚里士多德，1991：69）。尽管亚里士多德在建立他的修辞学体系和诗学体系的时候，也采用归纳和演绎等严密的逻辑分析，尽管以他为代表的西方古典主义修辞学形式主义宗旨与西方民族注重逻辑关系的分析性思维有着内在的联系；但是他在修辞学研究中体现的人文主义内核和注重人的精神内涵的思维模式，为后来的文艺复兴以降的西方修辞学研究奠定了基础，开启了人文主义修辞学研究的先河。
18世纪以来的西方修辞学研究，大大超越了以往修辞学只是演说和辩论代名词的这一狭小天地，系统阐释了语言学和人类认知的关系，重新评估了话语和交际的力量。意大利人文主义者对演说或修辞的“人文化”情有独钟，认为人类世界是通过语言建构的而不是自然形成的，把人置于认识的中心地位；人类的交谈或者对话形成了人类的文化和世界，使人类文明得以实现。在这方面，意大利最著名的修辞学家、哲学家维柯是重要的代表人物。他认为修辞是一切艺术的中心，是人类理解世界的关键方法；语言使人类的存在变得有序，使人类从无意义中创造意义；技艺精湛的修辞家、雄辩家运用词语能力是通过整个知识领域获得的。他提出以修辞格为基础的语言、思维和经验之间关系的理论，并以这一理论为武器，对笛卡尔的哲学进行批判；甚至认为修辞学的认知方法优越于笛卡尔的哲学方法。“维柯的人文主义修辞学思想对20世纪西方修辞学的复兴，对当代修辞学和哲学都产生不容忽视的影响”（Patrica Bizzell＆Herzgerg Bruce，1990：647）。
20世纪20年代，在美国兴起了以结构语言学为基础的形式主义批评流派。形式主义奠基者理查兹认为，语言的意义取决于它曾经被使用过的环境，所有语言形式都在某种程度上受语境意义的支配。为此，他写了《修辞哲学》一书，并完成了从文学批评向修辞学批评的转向。这种语境决定词语选择的观点，真正体现了修辞以人为本的人文思想，属于人文主义修辞学范畴。同时发展起来的“新亚里士多德主义修辞批评”，又称“新古典主义修辞批评”，继承了亚里士多德人文主义的修辞学方法，考察演说者如何通过话语的力量对听众施加影响，如何对待演说所产生的修辞情景问题。20世纪50年代，修辞学家布莱恩多角度、全方位研究了修辞学的一系列问题，对修辞的定义、范畴、性质和修辞功能等都做了根本性的阐释。他从社会道德评判、人的价值的实现等人文角度审视修辞学。他认为：修辞的功能是使观念适应人，使人适应观念，最终使真理战胜邪恶；人应有效地组织语言，以改变他人的知识、理解、观念、态度和行为，而且要尽可能使语言组织得简单、恰切、积极和有效，起到教育人、感染人和愉悦人的作用。他认为，“修辞是启发和劝说普通人的言语技巧，是创造明智的公众舆论以及由此产生有利的公众行为的基本手段。任何需要调整思想及信息以适应集体心理的场合，都依赖修辞技巧以实现其目的”（温科学，2006：61），修辞学家的贡献在于为了公众利益发现并运用那些能感动人们而使人们采取行动的东西。这种对言语修辞得体和言语“真善美”的追求，对言语表达者的道德要求和价值要求，正表现了人文主义修辞观的内涵。
一
西方人文主义修辞学研究，最值得一提的是格拉斯的“新人文主义”修辞学。格拉斯在肯定意大利人文主义修辞学传统的前提下，对这一优良传统进行了重新诠释。他认为：修辞学是生成真理、而不仅仅是传达真理的手段；通过修辞，人类适应了他所生活着的世界。格拉斯坚持认为，修辞学优越于哲学，修辞言语的价值在哲学的理性言语之上；修辞言语与人类生活密切相关，人类通过隐喻等修辞方式去理解和诠释人类的经验。与其他的人文主义者一样，他认为理性言语、理性知识是不完善的，因为它没有考虑到社会和生活的特殊环境，没有考虑到修辞的特殊语境。格拉斯从人文主义的视角关注语言、关注修辞，把语言和修辞当作了解世界的方式和途径，这与笛卡尔的理性主义形成直接的鲜明的对照。格拉斯的人文主义所关注的修辞学，“并不是人们一直所解释的那样，只是一种表达逻辑演绎内容的方式，而是真正的哲学，因为它紧紧抓住人类存在的基本问题，理性演绎只能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温科学，2006：241），“它所关注的并不是存在的问题，而是词的问题、隐喻思想问题，是对修辞思想哲学的功能的认识问题”（温科学，2006：61）。对格拉斯人文主义修辞学来说，如果不同时考虑那些词语的使用、使用词语的人和语境，不考虑隐喻的特殊性，意义便不能被理解。“因为事物的意义来源于事物与人的具体关系以及人类认真对待这些事物的努力”（温科学，2006：250），修辞学是真正的哲学而不是逻辑推理，因为它努力克服人类存在的基本问题——以人类了解世界、解释世界和创造世界的基本过程为基础问题。很显然，格拉斯人文主义修辞学比以往任何人文主义修辞学，对语言都具有更大的解释力。
当代修辞学更是吸收了欧洲许多世纪以来的哲学、语言学、社会学、心理学、交际理论、话语理论、文学批评乃至人类学的研究成果，形成了一个涉及范围广泛、内容更加丰富的跨学科系统；但是它的人文色彩从没有被削弱，修辞学日渐成为人们认知社会、阐释意义、协调社会关系、探索未知甚至是解决人类生存的困惑的重要的话语模式。“修辞学已经成为一门有效地使用话语的综合性语言理论，一种把语言作为社会行为模式的理论，一种把意图和阐释作为意义的决定性因素的理论”（温科学，2006：43）。“修辞学研究的是人类通过策略地使用象征彼此思想行为的所有方式方法的学科”（温科学，2006：45）。因此，修辞学成为人们认知世界、协调社会的重要手段，它的人文主义特性成为确保社会健康合作的重要方式。当代许多思想家、哲学家、艺术家、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在探索人类面临的许多重大课题和人类生存的困惑时，纷纷把目光转向了修辞学，“修辞可能是我们为避免彼此湮没，为政治的、社会的以及人与人之间和睦相处的最后和最好的希望”（Gerard A，Hauser，1986：205）。
3 结语
总之，人文主义语言观和修辞观是从语言的主体意识、主观精神即人文性出发，强调语言和修辞的表意功能，强调民族、文化和个人价值在言语交际中的作用和地位，这种人文主义因素已脱离了逻格斯中心主义的理论范畴，不以揭示语言静态上的形式规则为目的。言语及其修辞方式在传承民族文化中国的作用是巨大的。言语及其修辞和民族精神、民族意识关系密切；语言负载文化，而修辞传播文化。“符号化的思维和符号化的行为是人类生活中最富有代表性的特征，并且人类文化的全部发展都来源于这些条件”（卡西尔，1985：35），英国语言学家罗宾斯说：“利用文化的其他方面的某些知识对语言作出的描述，将会对语言作为一种符号交际系统在社团中的作用提供更加全面的说明”（罗宾斯，1986：430）。所以，当代语言学和修辞学研究，除了进行科学的形式化研究外，还必须以语言、修辞手段与文化、人的价值意义的共变关系为基础，利用人文主义精神进行深入探讨，以揭示语言学和修辞学的诗性特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