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整合的单一视角面临困境
——白鲁恂文化决定论的特征
高益青
白鲁恂的文化决定论尽管可以从人格形成的角度对现代文明的传播障碍进行说明，却不能对生活世界的抗拒乃至反现代化运动的出现做出合理的解释。这或许有其理论上的偏重，但是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离开结构谈文化的困境。
在美国政治学领域，心理学路径的文化决定论最初是从国民性研究中带来的。美国政治学会前主席白鲁恂回顾到：当文化理论从人类学转向政治学的时候，对如何处理儿童社会化存在着大量的不确定性，毕竟这种从如厕训练到政府官员行为之间的跨度太大，直到后来增添了学习理论和认知发展理论才使人们逐渐感觉靠谱。因此，从表面上看，这种心理学路径的文化决定论能在政治学领域被接受并非易事，很多人对心理分析的理论假设本能的感到不安。直到1956年，白鲁恂的恩师阿尔蒙德发表了著名的《比较政治体系》，才使得心理学的文化决定论假设在美国政治学研究中扎下了根。阿尔蒙德使文化不但具备了认知、道德、情感三个层面，而且根据模式变量的组分显示了传统或现代不同的时代特征，从而为其论证英美政治体系的先进性奠定了直观的标准。在此基础上，白鲁恂在非西方政治发展研究中强化了这种心理学路径的文化决定论假设，成为美国政治学中文化决定论的代表人物。总的来看，白鲁恂的文化决定论有如下几个特征。
第一，正反矛盾并存的文化决定论。在谈及非西方社会政治发展的时候，白鲁恂一方面让读者注意到世界文化的传播对非西方国家政治发展的决定作用，“其动力既非独立目标亦非自由选择”；另一方面又弱化了这种决定性，声称“世界文化的扩散只能削弱和摧毁传统社会的结构却不能轻易重建一个更现代的社会”。对于这一似是而非的论述，白鲁恂的解释是：涵化过程要求创造大量的各类组织用以支持与现代生活相适应的社会、政治、经济活动，但是与此同时，涵化经历又对人们创造和维持现代组织的能力要求过高。然而，该解释只能得出这样的说明：世界文化的涵化过程推动了现代政治组织的建立，但是涵化过程本身又在人们心中造成了严重的问题，以至于无法正常维持组织运转。而这个问题就是“传统价值与现代价值的冲突及对人们真实要求的不确定”。因此，这种文化决定论从一开始就具有矛盾性。
根据白鲁恂的叙述，世界文化扩散决定了现代政治体系的建立，传统价值取向的存在又阻碍了现代文化的进一步传播并引发了心理的矛盾与动机的混乱——在这二者之间，起到决定性作用的到底是哪种文化？是制度化的世界文化还是内在化的传统文化？事实上，这两种文化决定论完全是在不同层面上使用：一个在宏观层面决定历史进程，另一个在微观层面决定心理反应。现代政治体系产生的外部压力至少从外部视角说明了其对功能要求的满足，但作为制度化价值体系的世界文化显然不是能从内部视角加以说明的。因此，白鲁恂在做这个预设时显然只是从系统功能要求的角度来着眼的，完全没有顾及文化作为生活世界符号结构之一的解释学意义。
第二，基于社会整合的文化决定论。虽然提出了世界文化扩张的假设，但白鲁恂实际上是没有可能从系统的视角来深入分析文化与人格的关系的。他的非西方转型时代人民的文化—心理分析仍然是从生活世界的视角出发。根据哈贝马斯的概念梳理，目前所谓生活世界的视角多为片面的、有选择性的，即从文化、社会、人格这三个生活世界的结构中选择一个作为其主要的概念形成策略。那么白鲁恂的分析视角属于哪种类型呢？如果单从文化的角度出发，那么生活世界的分析只需要“局限于相互理解的层面并呈现文化主义的方式”，与社会成员关系和人格认同关系不大。这样一来，就不存在文化—心理的问题，或者即使有也不会纳入生活世界的分析之中。如果单从人格的角度出发，那么“生活世界的概念就化约为个人的社会化问题”，文化只是作为行动者自我形成过程的媒介来加以考虑，这种凸现自我意识的社会心理学方式本身是与文化决定论背道而驰的。如果单从社会的角度出发，把生活世界等同于社会，那么文化与人格只是作为社会群体的功能补充物而存在，即“文化为社会提供可以制度化的价值，而社会化的个人则提供与规范预期相适应的动机”。在这种以社会秩序的实现为指归的文化—人格关联中，文化实际指的是制度化的价值，文化与人格的关联是为社会整合服务的，因为“只有借助于制度化价值的内在化，行动动机才能真正地整合到社会结构中去”。这样，社会的文化决定性，或者说社会系统的最小文化前提“至少要部分地通过文化对人格的功能来体现”。
第三，视文化为目标的文化决定论。白鲁恂对新兴国家在文化认同上的踌躇与发展面临的困境之间关系的分析与揭示强调了如下观点：要想实现现代化成就，对现代世界的一些特定元素就要先行予以接受。这本是韦伯的把社会现代化理解为进步价值取向制度化的观点，不过白鲁恂运用的却是经过帕森斯重构的版本。在帕森斯行动理论第一个版本中，即“在单位行动的分析层面，价值标准作为某种主观因素归之于行动者个人”。因而，“起初价值取向只是被视作文化传统的一个要素，并没有规范约束力”。显然，要想从个体的行动理论发展成为群体的社会理论，就必须对此加以重构。于是，在帕森斯第二版的行动理论中，“文化价值模式从一开始就作为交互主体性被引入”；这样，文化概念在“行动取向的文化决定论”的重构下，就能够“解决在第一版中徒劳无功的协调问题”。受帕森斯价值实现的目的行动理论范式的影响，白鲁恂政治行动的文化决定论也带有显著的以文化为目标的特征。在提出克服认同危机的应对之策时，白鲁恂认为：“心理抑制的恶性循环必须被打破，以使一系列的新的态度和情感能在个人选择层面取代那些阻碍关键性的、目的性的行动的态度与在集体层面取代那些阻碍创建有效组织的观念。”可见，白鲁恂可能根本没有意识到问题的所在，因为在帕森斯价值实现的目的行动理论范式中，他根本就没有办法把文化、人格、社会整合在一起，起决定作用的只能是文化目标，人格只是被用来解释何以拖文化目标转变的后腿，社会则甚至在字面上被完全忽略了。
由此观之，白鲁恂实质上是抛开了结构性因素，单从文化整合的角度来审视同一性的形成问题，并且把非西方世界的现代化动力归于基于西方现代文明基础之上的世界文化的传播。然而这样一来，伴随世界文化扩散而来的现代化事业本身就不应存在负面效应，非西方世界的不适与抗拒被降格为与文化涵化和人格形成过程有关的程序性问题。因此，这样的文化决定论尽管可以从人格形成的角度对现代文明的传播障碍进行说明，却不能对生活世界的抗拒乃至反现代化运动的出现做出合理的解释。这或许有其理论上的偏重，但是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离开结构谈文化的困境。
（作者单位：浙江大学）
文章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 发布时间：2010-10-21 16:30:3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