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眸
李安宅：现代中国藏学研究的开拓者
文/ 本报记者 赵志研
《中国民族报》2008年12月12日
他是我国著名的藏学家、社会学家、民族学人类学家、教育家，是我国最早运用现代西方科学知识和方法实地考察和研究藏区的学者之一，也是开中国现代藏学和社会学研究先河的学者。他的研究成果至今在西方人类学、社会学、藏学界有很大影响。
李安宅在《社会学论集》的自序中写道，“这一段落的中国社会，是在空前未有的非常时期，自无待言。整个社会系统既那样动荡着，活在系统以内的个人也更脉搏紧张地充满了这个节奏。可惜著者不是从事文艺的人，不能写出惊心动魄或如泣如诉的文艺来。更可惜不是从事武备的人，没有在行动上打出一条血路。一个关心社会现象的知识分子，一面有建设科学的心，一面又感觉到口头的科学没有用，要在活的人生里找出理论的指导线索，且使理论的知识变成活的人生，结果便流露出这么一点痕迹。至于这一点痕迹是否值得保存起来，则要留给读者去判断。”
李安宅写下这段文字的时候，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正在践踏中华大地。他不是文士也不是军人，不能在战场上冲锋陷阵，但他并没躲在书斋里，做一个不问世事的学者。正是怀抱这样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新中国成立前，身在美国的他却毅然放弃良好的学术环境和优越的生活条件，回国迎接新中国成立。在50岁时，他又随同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为社会主义新西藏的诞生立下汗马功劳。作为一名德高望重的学者，他还为西藏文化教育事业开展了许多具体的工作，参与创办了昌都、拉萨小学并担任拉萨小学校长，亲自授课，这是许多书斋人类学家不可能经历的。
1900年，李安宅出生于河北省迁安县一个书香世家，1923年考入山东齐鲁大学，1924年转入燕京大学社会学系研究生班。毕业后，李安宅在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师从著名人类学家吴文藻进行学习和研究，兼任助教。在吴文藻的安排下，李安宅于1934年至1936年，先到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莱学院人类学系跟美国历史学派创始人博阿斯的两位大弟子克娄伯和罗维学习，后又到耶鲁大学人类学系师从著名人类学家兼语言学家萨皮尔。在那里，他如饥似渴地学习人类学和现代社会学知识，学成归国后，李安宅在燕京大学任讲师。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李安宅夫妇不愿生活在日寇的铁蹄下，他们离开北京，历尽艰难险阻，辗转到达大西北。李安宅先是深入甘南藏区，对藏传佛教格鲁派（黄教）六大寺院之一的拉卜楞寺，进行了长达3年之久的实地考察。
就是这长达3年之久的实地考察，奠定了李安宅最具代表性的著作《藏族宗教史之实地研究》的基础。1938年至1941年，李安宅先后在甘南藏区、原西康省的藏族地区实地考察后，陆续发表了不少文章。在其逝世后，“李安宅、于式玉教授遗著整理编辑委员会”对本书遗稿进行整理、校订，由中国藏学出版社于1989年出版。全书共分四编15章。第一编为绪论，第二编介绍佛教以前的信仰和早期佛教，第三编介绍格鲁派(黄教)——革新或当权的佛教，第四编介绍格鲁派寺院——拉卜楞寺。该书以拉卜楞寺为重点论述了藏传佛教格鲁派的产生、发展、寺院组织、宗教制度和代表人物等。李安宅在上世纪30年代极其艰苦的条件下，用了3年时间对藏区及寺院进行实地科学考察，这在我国藏学研究中是创举，他根据实地调查成果写成的《藏族宗教史之实地研究》成为藏学研究中填补空白的力作，李安宅也因此成为现代中国藏学研究的开拓者之一。
1941年，李安宅开始担任华西协和大学（以下简称“华大”）社会学系教授兼主任。1942年，他发起筹建华西边疆研究所。该所由张凌高校长兼任所长，李安宅任副所长并主持研究工作。华西边疆研究所的建立是同“华西边疆研究会”、“中国边疆学会”有着密切关系的。1922年，华西边疆研究会成立，1941年2月，“中国边疆学会”成立并正式发表宣言，确定该会以实现民族团结、建立国防力量、开发富源为目的，对边疆进行调查、研究、设计。华大校董会决定，在学会的基础上成立正式研究机构——华西边疆研究所，以期进一步深入进行科研、教学与实地考察等工作。抗战时期，以研究边疆为宗旨的3个组织，既互相配合又各自独立地开展调查研究，实地考察，主办公开演讲，举办文物展览，出版刊物等，表现出研究边疆问题的繁荣景象。华西边疆研究所的研究对象是西南各少数民族，而其研究的重点则是藏族。李安宅特别聘请了藏学家任乃强、谢国安和刘立千等来所工作。他还于1944年夏赴西康北路，其“研究对象为黑、花、红、白四种教派”，前后达半年之久。到1947年离开中国到美国耶鲁大学和英国牛津、剑桥、伦敦等大学进行学术交流前，李安宅发表了一系列研究文章，关于边疆问题的主要有：《论边疆服务》、《实地研究与边疆》等，而《边疆社会工作》（1944年中华书局出版，1946年再版，收入社会部“社会行政丛书”），则是他关于边疆社会工作的代表作。按照李安宅的观点，边疆这一概念不是以地理位置来确定的，而是以文化、经济状况来确定的。因此，他认为，要巩固国防，就必须使少数民族在文化、经济方面繁荣昌盛起来，而提高少数民族文化水平是使他们摆脱贫苦，实现自强的根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