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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月18日至22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史哲学部主办、民族文学研究所承办的第二期IEL国际史诗学与口头传统研究讲习班在北京举办。本次讲习班由德国波恩大学教授卡尔·莱希尔(Karl Reichl)、美国哈佛大学博士艾达·维丹(Aida Vidan)以及社科院民族文学所研究员朝戈金、郎樱、阿地里·居玛吐尔地授课。来自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央民族大学、复旦大学、新疆大学等10多所院校的80多名学员参加了讲习班。
　　本次讲习班以突厥语民族口头史诗的演述为核心，重点考察了我国三大史诗之一、柯尔克孜族口头“活形态”史诗《玛纳斯》的演述状况、特征和传承困境等问题。
　　在第二期IEL国际史诗学与口头传统研究讲习班上，德国波恩大学著名教授卡尔·莱希尔提出：“史诗只有在演述中才能存活。”他作出这个论断的理由是：“口头史诗演述是一个交流事件，当交流事件消失，史诗仅仅作为书面文本保留时，它已经变成了文学，既没有了歌手声音的呈现，也没有了音乐构成的审美体验，留下的仅仅是文字。从口头说唱到文字文本的转换，也抹杀了口头演述的功能，随着歌手威严的声音消失，对自身本原的追溯和民族的认同便被抛之脑后。”
　　这一论断应用在中国三大史诗之一、柯尔克孜族史诗《玛纳斯》的保护上恰如其分。
　　“表演中创作”
　　“从其综合性特征来说，《玛纳斯》的演唱可以说就是一个演员的戏剧表演。玛纳斯奇(演唱《玛纳斯》的人)在演唱史诗的那一刻，既是音乐家，又是歌唱家、故事家和演员。”中国社科院民族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北方室主任阿地里·居玛吐尔地说。作为一名柯尔克孜族学者，他醉心于研究本民族史诗《玛纳斯》已经20年。
　　阿地里向记者描述了对于口头表演驾轻就熟的玛纳斯奇表演的情景：“在演唱战争这种激烈场面时，为表现人物刀劈，歌手右臂伸直，并住五指，做出战刀劈砍的动作;表现英雄用矛枪刺杀时，身体前倾，双手握住矛杆刺向对手……除此以外，歌手身体有节奏的晃动，随着情节推移，眼神和面部表情的变化，这种与史诗情节融为一体的非语言符号只能在歌手演唱当中才能观察和捕捉到，脱离了情景的语言符号或者将史诗文本书面化，将会剥离口头史诗‘在表演中创作’的鲜明特征。”
　　对于玛纳斯奇来说，听众的态度对其影响很大。如果听众很投入，他就会越唱越有激情，将很多细节描述得很详细。例如英雄的诞生、成长，对武器的炫耀与赞美，为战斗做准备，搏斗之前英雄之间的对话，描述人物、骏马，著名英雄的性格塑写，夸赞新娘的美貌，对于居所的勾画以及对毡房各种华丽装饰的赞美等。
　　能熟练演唱8部、23万行《玛纳斯》的著名歌手居素普·玛玛依就曾说：“演唱时，我喜欢在能够激起我的情绪、数量多的人群中唱。那些听众越是专心致志地听，就越会激起我的激情。在连续的演唱过程中，如果唱得激情迸发的话，可能会使艺术性提高，篇幅也会拉长。唱的时候，这些词自己就会跑到我的嘴边来，我只管开口唱。”
　　在与观众的互动中，一位伟大的歌手和普通歌手的区别可以一览无遗。“为了完成这一使命，有经验的歌手往往会灵活地调动脑海中不同的叙事部件，对同一个图景采用不同的处理方式，或寥寥数语一带而过，或精雕细刻，在史诗幅度内给予细致入微的描绘。”阿地里说。
　　“口头程式理论”掀起“口头”热
　　“说起史诗，我们总会想起以《荷马史诗》为核心的欧洲史诗，这些史诗都已经文本化，在20世纪上半叶之前的研究都以文本为分析对象，口头传统被忽略。现在‘口头’热兴起，与美国学者米尔曼·帕里、阿尔伯特·洛德的‘口头程式理论’有很大关系。”阿地里说。
　　追溯起来，帕里、洛德的“口头程式理论”与《玛纳斯》还有一段渊源。西方学者对于《玛纳斯》的关注，很大程度上源于19世纪突厥学家威廉·拉德洛夫，他是世界公认的《玛纳斯》和突厥语民族民间文学和史诗研究的奠基者。在他搜集的《突厥语民族口头文学》丛书第五卷(1885)前言中，对柯尔克孜(吉尔吉斯)史诗歌手做了详细的记录：
　　“每一位有天赋的歌手总是要依当时的情形即兴创造自己的歌，所以他从来不可能丝毫不差地将同一首歌演唱两遍。事实上，即兴歌手与即兴演奏钢琴的演奏家十分相似。只是后者会将他所掌握的一组组音符、变音以及音乐母题加以组合，并根据当时的情景创造出与之相适应的新的音乐画面。史诗歌手也受益于此。凭借在演唱中积累起来的丰富经验，歌手的记忆深处早已储备好随时可以调用和组合的叙事构件。
　　帕里看了拉德洛夫的记录以后，20世纪30年代，带着自己的学生洛德到中亚采风。他们曾计划去吉尔吉斯斯坦，因政治原因未果，转而到南斯拉夫做了调查。1960年，洛德继承和发扬了帕里的思想，并著述成书，这就是风靡一时的《故事歌手》。
　　在《故事歌手》一书中，洛德提出了一种适用于史诗所有层面的理论体系，即“口头程式理论”。程式化词语、主题、故事范型这3个结构性单元构成了“口头程式理论”的基本骨架。其中，词语程式就是在史诗歌手演唱过程中反复出现的一组词。主题程式则是指反复出现在歌手的演唱文本中，能够被歌手压缩或扩展的具有特定意义的观念群。歌手凭借它所提供的现成的、有一定规模的描绘，只要略加改变和润饰，就可以运用到另一个史诗故事之中，这样有利于歌手的即兴编创。故事范型是歌手在演唱时能操作的叙事结构单元中最大的一个，从始至终支持着全部叙事的结构形式。
　　“‘口头程式理论’使民间口头文学研究发生了革命性变化，人们从文本分析转入到了口头分析。”阿地里说。据他介绍，目前，全世界大约有100多个国家在用此理论研究和关照各种形态的史诗。我国对这个理论关注较早的是社科院民族文学研究所的研究员朝戈金、尹虎彬，他们把相关理论译介到中国。由于这个理论符合我国“活形态”史诗的现状，因而得到研究者的广泛采用，尤其是柯尔克孜族史诗《玛纳斯》。
　　照本宣科的尴尬
　　然而，欧洲大部分史诗早已丧失了口头传统。在中国，三大史诗《格萨尔》、《江格尔》和《玛纳斯》的现场演述也面临着断档的威胁。
　　“关于口头史诗的保护，现在处于一种矛盾之中，一方面国家用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方式在大力保护;但另一方面，现代化、数字化是一个不可抗拒的潮流，传统文化赖以生存的土壤越来越匮乏，在这样的环境下保护一种古老的文化很困难。尤其是年轻人兴趣发生了转移。”阿地里说。对于这样的现象，他既感到痛心，也很无奈。
　　对于《玛纳斯》来说，情况更加危急而紧迫。《玛纳斯》演唱歌手必须要有自己的舞台和观众，而现在的年轻人能安静地坐下来听半个小时的演唱，就已经非常难得了。但是《玛纳斯》这样的鸿篇巨制，不是一时半刻就能演唱完，也不是一天两天就能学会的。
　　学习《玛纳斯》的环境也发生了很大变化。过去，歌手学唱《玛纳斯》，都是跟着师父在集会上反复观摩、倾听。他们大都是文盲，没有文本可以依赖，只能在耳濡目染、潜移默化中学习演唱技巧，掌握跟观众互动的方法，因而具有创造性。现在，在政府的鼓励下，新疆阿合奇县设立了《玛纳斯》保护基地，年轻人学唱《玛纳斯》可以获得生活补助。在这些“硬杠杠”的吸引下，年轻人依靠书面文本背诵和记忆，表演缺乏灵活性和创造性。
　　民族史诗应成为各种艺术的源头
　　我国对史诗保护的另一重尴尬在于对史诗的开发和挖掘过少。“史诗是一种与民族息息相关、宏大而且具有深厚底蕴的文化现象。它不是一个人的创作，而是一个民族世世代代集体智慧的结晶，因此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也是难得的文化资源。西方的史诗成为各种艺术的源头，而我国对史诗的艺术加工还远远不够。”阿地里说。
　　目前，我国很多人对少数民族三大史诗知之甚少。去年，著名作家阿来在重述神话系列中，改写了《格萨尔王》，这个藏族的著名史诗才引起了国内文学界的一些关注。然而，其他两部史诗《江格尔》、《玛纳斯》的宣传普及工作还任重道远。
　　“《玛纳斯》还没有拍成影视作品。如果能拍成影视剧，对于普及《玛纳斯》知识将起到很大作用。当然也可以改编成歌剧、话剧等其他艺术形式，艺术家甚至可以根据其创作油画、雕塑作品等。”阿地里说。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对史诗的研究有了很大突破，但是可做的工作还很多。仅《玛纳斯》一部史诗，其内容就有8部之多，2009年，我国才出版了《玛纳斯》汉文版第一部。“我们举办这个讲习班，一方面是为了展示中国的研究成果，提高我国史诗研究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更好地与国际对话，借鉴国际上的先进经验，将我国的史诗更好地推向世界。”阿地里说。

作者：王珍
来源：中国民族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