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与生活
——以儒学研究为例
曾德雄
跟学术接触久了，忽然产生了一个疑问：学术与生活到底有什么关系？如果有人说，当然有关系，可以评职称、当教授，求名得利，这不大大地改变了生活吗？这样的回答一定会令许多学术中人不屑。但仔细想来，除此之外还真的看不出我们的学术与生活到底有什么关系，我们的“学术成果”不可谓不丰富，论文在一篇一篇地发表，专著在一本一本地出版，但它们跟我们的生活完全不相干，学术与生活基本上是隔离的。
学术与生活难道不应该隔离吗？肯定有相当多的学术“精英”这样说。有段时间，人们很喜欢提“为学术而学术”。提这个口号的初衷，是为了追求学术的独立性，使之免受现实政治力量的干预。应该说，其出发点是积极的、值得同情的，但从自身目的性的角度考察，学术的目的果真就在学术吗？据说就有学术权威不同意这样的提法，认为学术属于社会的精神文化范畴，属于上层建筑，是有阶级性的，学术如果不能做到服务于现实政治，也必须服从于它。撇开这中间的价值评判，我们其实是可以看出学术是脱离不了生活的。
以我朴素的理解，学术根本就来源于生活。人们在生活中总会遇到各种问题，于是就有一些人去探究答案，一直探究下去，进入到生活最本质的层面，其结果，不论是对问题的提出还是对问题的解答，就成了我们所说的学术。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政治固然不允许学术去独立，生活其实也有相当多的课题必须要学术来回答。追求学术的独立固然可说是为了免受外界力量的滋扰，其实是我们无法直面现实生活的无奈之举，结果学术就成了许多对生命尊严还有所追求的人的精神避难所。
一个比较高级的说法是学术可以传承文化、积累知识。可是我们看到，要达到这个目的，同样离不了生活这个根。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是儒学研究。我们现在研究儒学，只是将它当作学术研究的对象，并没有意识到儒学与我们的生活有什么密切的关联，结果我们的学术成果要么跟生活完全无关，要么将儒学当作中药铺，从里面随意取用一些所谓思想资源来对生活补漏堵隙，但因为没有抓到要害，除了产生许多似是而非的宏大主张，对生活本身并没有任何触动。
儒学与我们的生活有什么关联呢？我们经常说儒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这当然是不错的，可是儒学在其产生之初不仅不是主流，反而处处受挫。它成为主流是在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从此儒学成为中国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跟与之密切相连的皇权制度一起主导了中国社会的生活方式，塑造了中国人的文化品格。
汉武帝为什么要独尊儒术呢？这跟西汉统治者寻求政治合法性的努力有关。西汉以前的政治是一种贵族世袭政治，其政权的合法性依据在于西汉人所说的“积德累善十余世”，所以秦始皇可以尊崇法家，以严刑酷罚来维护其统治。但这样的合法性依据在西汉初年的统治者身上完全不存在，刘邦及其部众均为布衣，不说“积德累善十余世”，连刘邦的父亲亦且寂寂无名。所以汉初统治者在继承秦制、继续以刑名度制维护其统治的同时，崇尚黄老道家，其原因就是朱维铮先生所说的“是因为它的某些说教符合自己由卑弱地位爬到权力顶峰的经验”。
但卑弱并不为统治者所真心喜欢，尤其是身居高位久者，更是如此，他们必得寻求某种说辞，以为自己的这种独尊地位寻求正当性依据，因此才有汉武帝的举贤良对策，才有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儒学的核心思想就在于以道德作为政治的合法性依据，此种思想在先秦儒学中已经发其端绪，《中庸》说：“大德者必受命。”《荀子·正论篇》说：“非圣人莫之能王。”这样的思想直接承继自上古，《尚书·大禹谟》说：“帝德广运，乃圣乃神，乃武乃文。皇天眷命，奄有四海，为天下君。”“惟德动天，无远弗届。”《尚书·蔡仲之命》说：“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可以说，儒学的思想精义即在于此。以董仲舒为代表的西汉经学家所做的工作，不过是借助于阴阳五行的宇宙观赋予了这样的思想形而上的根据，使之更具说服力而已，其思想实质并不脱先秦儒学故智，而且更明确：“德侔天地者称皇帝，天佑而子之，号称天子。”
汉武帝就是这样借助于儒学确立了自己因为至德所以至尊的政治合法性。与经学同时的还有所谓纬学，在儒学精义的指导下虚构了一个从三皇五帝到三王的帝王世系，以证明“汉家尧后”。这不过是从前贵族世袭政治传统的遗绪，当不得真，这种做法也在以后的中国政治历史中逐渐消淡。但是，由汉武帝独尊儒术所确立的以道德作为政治合法性依据的传统却从此成为中国社会的主流。
这一传统使道德成为中国社会的行为动力、组织原则和价值标准，数千年没有实质变化。而道德的标尺，亦即它的发布权和解释权完全归于“德不可共，威不可分”（董仲舒语）的皇帝。如果我们承认政治是一个社会最大的主导力量的话，那么这一传统至少在两个方面形塑了中国的传统政治模式，第一是改朝换代中的成王败寇，第二是改朝换代以后的极权专制。
在儒学的语境中，“王”与“霸”相对，更多的是指“道德正当性”，是符合儒学政治理想的德位合一。但在实践中，却演变成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政治文化，因为只要有位，即意味着有德，意味着道德正当，所以一切行为都是允许的。这不仅使深具普世意义的合理性价值万难确立，反而使血腥暴力成为中国传统政治的常态，因为暴力是达到目的最简单有效的手段，其流风所及，是整个社会基本不具备非功利的超越性精神传统，儒学的舍生取义、杀身成仁等等毋宁成为不合适宜的稀罕的道德风景，一如中国古代的青天大老爷。更重要的是，这样的风景永远只是个体性的，而不具备制度保障下的普遍性。
因为至德，所以在逻辑上必须做到“天下无外”、“人心无外”， 对君王不允许置疑、批评、反对，否则的话至德就不能成立，其政治合法性也成为可疑，因此君民的关系就像董仲舒所说的那样，“为人主者，居至德之位，操杀生之势，以变化民；民之从主也，如草木之应四时也”，其结果就是以德主治下的极权专制。而当至德在事实上不可能时，谎言又成为必须，以谎言这种最不道德的行为来塑造至德的道德人格，这一吊诡的中国传统政治风习就从根本上消解了任何道德价值的根基。
这样的传统跟我们的生活有什么关系？可以说，我们在相当的程度上还没有走出这个传统。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于儒学的道德原则多加抨击，但是对于以道德作为政治合法性依据的中国传统文化的这一核心精神却没有顾及，因此，当旧道德被打倒以后，另外一种新道德取而代之，而以道德作为政治合法性依据的传统却延续下来了，依旧是来自权力顶端、具有普遍标尺性意义的道德成为我们当今社会生活必须遵从的行为动力、组织原则和价值标准，尤其是在权利日益凸显、应该是人的权利而不是任何其他才是社会生活真正的行为动力、组织原则和价值标准的今天，这一点越发显明。
因此，研究儒学，必须从生活出发，从我们的生命体验出发，因为儒学的精神就游走在我们的生活中。如果我们像美国汉学家列文森所说的那样，将儒学当作博物馆中的一个老古董，将它从生活中割裂出去，那么，不管我们对儒学抱持什么样的态度，我们对儒学的研究就都会陷入余英时先生说的“双重抽离”中，我们的所谓学术成果就会像断线的气球一样信马由缰，毫无意义。对于这样的学术而言，不说解答我们的生活困惑、指引我们的生活方向，即便是文化的传承和知识的积累，也都是缘木求鱼。
学术不是目的，符合人的自身目的性需求的合理的生活才是我们应该追求的目的。
2006-9-19
（原刊《长江日报》2006年9月2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