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子

服饰与制度
——读《中国服饰通史》



刘锡诚



由陈高华、徐吉军主编的《中国服饰通史》（宁波出版社2002年10月）是一部自原始社会末期起至民国止的中国各民族服饰通史。作者以不同时代的典章制度和主流观念对服饰制式和风尚的形成演变所发生的影响为主线，以实证的方法，对丰富的考古实物和翔实的历史记载进行归纳、分析、比较、论证，描绘并建构出了一条中国服饰嬗变的历史轨迹。虽然在此著之前，已有几部类似著作先后问世，但似仍可看作是一部探索之作，可贵的是，其学术立场、资料搜求、叙述阐释、判断结论，都值得称赞。与以往主要从审美文化的角度来立论相比较，侧重从制度对服饰发展的影响这一视角来论析服饰的滥觞与演变，就成为这部150万字的著作的最醒目的特点。



当人类的“自觉意识”发展起来之时，服饰就被人类发明并用以保护（遮蔽）身体或装饰（美化）身体了。服饰既是人类物质文化的必需品，又是人类精神文化的重要构成。作为民族文化及其传统的构成之一，服饰的主要特点是民族（或部族）的群体性。尽管服饰在任何时代都表现出鲜明的个人性，但不可否认的是，服饰的个人性又总是融会为民族的或种族的群体性并包容在群体性之中。在民族学上，我们看到，服饰往往成为一个民族或部族的标志。一个民族可能没有自己的文字，但却肯定有能够标识本民族精神的共同的（大同小异）服饰。几千年来，朝代更迭，民族分合，历史曲折，中原民族与周边民族的服饰也不断吸收融合，但最终，中原民族与周边民族却都保持着各自相对稳定的服饰制式与衣着风尚，并因而互为区别。以北方少数民族建立政权长达一个世纪的辽、金、西夏而论，正如《通史》所言：“从文献和考古资料来看，辽、金、西夏三国的服饰制度明显受到中原汉民族服饰制度的影响，但不可否认的是，其服饰也具有浓厚的民族特色，同样对宋朝产生过较大的影响。”（页358）



我们从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服饰发展史中看到，服饰的滥觞与变迁，不仅受到时代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生活方式的影响，而且也受到思维发展、社会观念、风俗习尚和民族性格的制约。种种制约的因素中，制度的作用特别明显。作者所以选择制度与服饰的对应关系、特别是制度对服饰制式的影响作为中国服饰通史的主线，最主要的原因在于，从历代考古发掘（主要是墓葬）中得来的和典籍文献中记载的服饰资料，大多是上层统治者或贵族的服饰遗留物和资料，而非平民的服饰遗留物和资料，上层统治集团的死者不仅得以厚葬（有的甚至身穿十层八层的各种质料的衣服），而且只有他们才有条件把棺椁、墓葬修建得坚固而又防腐，能够越千年而未腐烂殆尽，而平民百姓的服饰资料虽也有所遗存，或点滴见诸于野史笔记，但考古所获之数量毕竟极少。撰述者们根据考古文物和典籍史料写服饰史，不能不偏重于写贵族所拥有和享用的服饰的历史，而几千年来在封建国家制度（包括礼制）规范和制约下的上层社会的服饰制式和习尚，构成一条悠长而又斑斓的彩带。作者们在论述每一朝代服饰的形制和习尚时，都能从实物出发，以科学的实证进行观察分析，对服饰所遮盖着的文化涵义进行透视阐释，应该说立论是凿凿有据、无可挑剔的。他们基本上理清了中国历代服饰的变迁脉络。但也像一个铜板的两面，平民百姓的服饰及其风尚，与贵族的服饰及其风尚，并不完全是一回事，甚至是有很大差距的。其情形，就如同统计学上的两条曲线，二者有交叉、有接近、有分离，蜿蜒而去。这一点，从资料比较容易获得的清代和民国时期的贵族和平民两种服饰的差异中，便可看得很清楚。这种情况的出现，也不能完全责难作者，而是客观所能提供的资料，使作者们受到了限制。这个问题的彻底解决，还有待将来，也许还有待于民族学等多学科的参与。



一个民族的服饰史，不仅可以帮助人们了解和认识民族文化的发展变迁，帮助人们了解和认识一个民族的文化在世界文化中的独特性，而且也可以反证不同时代社会制度和国情国运的兴衰利弊。本书的执笔者大多是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他们笔下的服饰史，重史料，重实物，轻空谈，远玄论，一是一二是二，力求系统化，又不追求盲目的完整，缺环的地方宁可让它缺环，也不作无益的修补。尽管各编各章之间，体例并不划一，简繁并非一致，但这并不妨碍其学术价值，倒显出一种实事求是的治学态度。如此的一部中国服饰史，尽管还并非完善，但它的问世，不仅可以纠正学界对服饰文化的轻慢，大可填补在这方面的学术空白，更值得一提的，也许是为社会政治史的研究和写作提供了另一个本不该忽略的参考。



2003年1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