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视艾滋病 关注民族地区
来源：中国民族报 出版日期：2008-11-28
沈林
1985年，我国发现第一例艾滋病患者；2005年，我国的艾滋病病毒感染人数已高达100万；有关专家预测，如果不采取积极有效的防艾措施，到2010年，我国实际艾滋病病毒感染人数将达到1000万。
12月1日是世界卫生组织确定的世界艾滋病日，2005年至2010年的宣传口号为“遏制艾滋、履行承诺”。当我国的一些民族地区已成为受艾滋病伤害最为严重的地区时，针对民族地区的艾滋病政策法规的出台和专项行动计划的执行已迫在眉睫。
民族地区艾滋病疫情到底有多重？
目前，我国的艾滋病疫情没有专项的民族统计数据，但是根据各地方政府、各种社会团体和专家学者的调查研究成果和相关统计数据的分析，可以得出我国民族地区艾滋病疫情十分严峻，危害十分严重的结论。
从总体情况来看，卫生防疫部门的监测统计数据和相关研究人员的实地调查结果显示：历年来，全国报告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人数最多的是云南省，其次是新疆、广西、广东、四川。除广东省外，其他4个省区多是民族地区，少数民族人口感染艾滋病病毒的比例远远高于汉族人口。关于少数民族占我国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总数的比例，一直以来使用的都是“专家估计”数字，曾流传使用过20%左右或高于20%的几组数据。
由于艾滋病传播的独特性、隐蔽性和社会文化因素，要对一个国家、地区或一个民族、某个人群的艾滋病疫情给出一个准确的统计数据是非常困难的。例如，关于中国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的数据就曾有这样几组数字： 100多万、85万和65万。同样的道理，民族地区的艾滋病疫情也不是用一组简单数字就可以反映出来的，但是考虑到少数民族占全国人口不到10%的情况，对于这样的比例应该有所警示。从局部地区的情况来看，云南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和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等民族地区已经成为全国艾滋病防疫和监测的重点区域。
从艾滋病流行的特点来看，我国民族地区艾滋病传播的渠道主要是静脉吸毒。从艾滋病对民族危害的程度来看，在一些地区的一些民族中艾滋病危害已经十分严重，这些民族的代表人士已经发出了“救救我们的民族”的呼喊声。
民族地区艾滋病是怎样流行起来的？
我国民族地区艾滋病流行形势如此严峻，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在分析的时候，首先要解决一个认识问题，这就是“艾滋病不仅仅是一个医学问题，而且是一个重大的社会问题”。艾滋病作为一个社会问题的存在是与一系列政治、经济、文化、知识的传播和教育、社会正义以及制度因素、行为方式等问题联系在一起的。民族地区艾滋病流行主要包含以下几方面的因素：
地理地缘因素。我国陆地边境线长约2.1万多公里，绝大部分是民族地区，其中有20多个民族跨境而居，他们使用同一种语言和文字，有相同或相近的历史文化传统、共同遵守的风俗习惯和文化认同；与我国接壤的16个国家，除俄罗斯等少数国家外，几乎都是世界上比较贫穷落后的第三世界国家；世界上最大的两个毒品产地“金三角”、“金新月”紧邻我国民族地区，地缘和民族因素的结合便形成了许多毒品贩运渠道。
历史因素。在新中国成立以前，我国许多民族地区就已是深受鸦片毒害的地区，种植和贩卖鸦片成为当地积累财富的重要手段。
贫困因素。事实说明，贫困会导致许多引发艾滋病的高危行为。我国一些地处边远的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缓慢，群众生活水平低，一部分人为了改变生活状态而加入贩毒者行列，但是因贩毒而吸食毒品和在吸毒过程中感染各种传染病又将许多家庭拖入更为贫困的深渊。
社会变迁因素。改革开放后，我国一些原本行之有效的民族政策，随着经济体制的改革和社会的转型而部分失去了作用。受区域位置、开放程度、自然条件、民族因素以及政策层面因素的影响，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在社会变革中出现了一些暂时的困难。贫困使一些人的致富欲望更加强烈，边缘化的现状使他们产生强烈的失落感，由此导致其发财愿望从极端迫切走向犯罪。
医疗卫生因素。医疗卫生资源分配的不均衡与艾滋病蔓延有着密切的关系。与内地城市相比，我国民族地区的医疗卫生整体状况仍然处于滞后状态，许多边远民族地区长期以来缺医少药，村级公共卫生体系不健全，群众缺乏卫生健康知识，为艾滋病传播留下了隐患。
文化习俗因素。艾滋病传播作为社会文化现象的存在，与人的文化传统、价值观念是紧密联系的。各民族受艾滋病的伤害不同，对艾滋病有着不同的文化认识，这种文化的差异主要表现在人生观和世界观、对生命价值的观念、对疾病的认识、对社会性别的态度，以及婚姻家庭习俗等方面。
如何破解民族地区艾滋病防治工作的难题？
当前，我国民族地区艾滋病防治工作取得了较大的成绩，但民族地区艾滋病疫情依然十分严峻，民族地区艾滋病防治工作总体上还是处在与民族地区艾滋病流行蔓延的严重情况很不适应的状态，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认识问题。首先是干部的认识问题，许多领导干部对艾滋病防治工作的紧迫性不以为然，认为艾滋病防治工作与自己的工作无关；其次是社会公众的认识问题，人们把艾滋病道德化、意识形态化的观念仍然根深蒂固；第三是在民族地区，由于语言、文化、习俗等方面的原因，民众对艾滋病危害的严重性和预防艾滋病的知识十分缺乏。
制度问题。首先表现在政府工作机构的条块分割和“条条之间”的矛盾上。防治艾滋病性病协调会议制度虽然已经建立多年，但由于传统上各部门工作职能的条块分割，使得许多部门仍然认为艾滋病防治是卫生部门的事，从而影响了各种投入和多部门合作的力度。其次表现在干部考核制度和既已形成的干部“政绩观”上。
能力建设问题。当前，我国民族地区应对艾滋病的能力较低。在政策层面，与艾滋病防治相关的政府举措和战略选择仍然停留在贯彻落实国家的政策、法律法规上，针对民族地区艾滋病问题的应用研究和政策开发还没有很好地开展起来；在工作层面，还没有形成一整套完备的运行机制，不具备遏制艾滋病蔓延的能力；在社会层面，公众对艾滋病防治知识和政策法律的认知、理解程度较低。
经费投入问题。首先是民族地区政府财政困难，拿不出更多的钱来进行艾滋病防治工作，许多已经建立起来的疫情监测、宣教干预、治疗关怀的站所不能继续维持，国家的“四免一关怀”政策得不到全面落实；其次是家庭和个人的贫困，一个人得了艾滋病就会增加一个极度贫困家庭；第三是整个社会的贫困，我国有许多民族地区处于整体贫困的状态，毒品和艾滋病的出现使得这些地区的发展雪上加霜，贫困与艾滋病交织，成为一个恶性循环。
其它问题。艾滋病病毒在我国民族地区感染比例高、危害大，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人们对艾滋病问题讳莫若深，不敢涉足，使得对民族地区艾滋病问题调查不深、了解不透、研究不够。由此产生的影响是，在实际工作中对少数民族艾滋病问题躲着走，绕着行；专家学者在调查研究中困难重重，既不深入又不全面，理论研究很难提升，政策建议一般化；基于少数民族社会文化特殊性的艾滋病预防教育、行为干预、关怀救助等仍然被忽视，各民族许多很好的社会文化资源还没有得到充分利用。艾滋病不是民族问题，但是对由其引起的相关的民族问题不能不给予足够的重视。
以禁毒防艾为主题的彝语剧《噩梦初醒的山寨》海报，见附件。
文章来源：
http://www.mzb.com.cn/onews.asp?id=2654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