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贺

　《青年记者》供稿　　

　　在广袤的土地上寻找远去的背影，在时间的长河里打捞失落的记忆。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纪录片《中国记忆》——针对我国濒危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的第一次大规模电视调查行动，自2006年播出至今，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反响。可以说，《中国记忆》记录的是濒危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当下的生存状态，传播的却是尊重民族记忆、善待民族遗产的深刻思想内涵。

　　坦白地说，如果仅仅从市场经济获取最大利益的角度来评价《中国记忆》5年来的不懈坚守，很多人都会说该节目的制作者既缺乏经济人的基本素质，又缺少追逐收视率的经济头脑，因为“他们占据着稀有珍贵的媒体资源却不能竭尽所能地开发利用”。但是，如果从传播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核、坚守电视传媒的基本功能、提升受众基本素质的角度来看，该节目的制作者不但是具有战略眼光的传播者，而且还是激发传统文化产业正效应的经济人。

　　在工业文明背景下，《中国记忆》面临的客观现实并不乐观。无论是《不散的书场》、《最后的夹缬》、《皮影故事》、《冰上猎手》，还是《白色的图腾》、《海岛文面女》、《水上清明节》、《活着的史诗》，许多以口传心授方式传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都渐渐失却了生存的土壤。无论是规模上还是传承上，它们整体上都陷入了技绝人亡的艰难境地。即使一些有名气的文化遗产，在名动天下之后，也会因为工业文明的过度开发而变成闹市之所。然而，这些珍稀文化遗产的原始本质却要求我们必须加以保存和保护。它们不但蕴涵着某个区域内、某个族群的独特的思维方式，而且还是捍卫国家文化主权和维护国民文化身份、保证国家文化安全的基本依据，并对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产生着关键性影响。多年来，电视从业者一直呼吁“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如果没有了民族特征，缺乏了民族记忆和精神，过去的呼吁只能是一句空话。可以说，用影像记录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曾经的记忆和荣耀，让散落在我国每一处的文化遗产都能够延年益寿，是每一位传播者为人类所承担的使命。在电视传播层面上，《中国记忆》所昭示的，正是国家大台所具有的文化品位、教育品质、科学品格的基本定位。

　　然而，在一个喧嚣嘈杂的信息多元化环境中，传播学中的强效果理论已经失去了根基。在媒介获取困难的岁月用跟踪记录或实地调查的传播方法来传递人文知识，也许还能够在受众中引起广泛的兴趣。但是，如今的受众已经变成了一群有方向没目标、有行动没原则、享受信息不接受结论的“乌合之众”（法国社会学家古斯塔夫·勒庞语），他们在信息易得的条件下根本不会在单个频道上坚持半个小时以上。况且从社会心理学上说，如今的受众观看电视的动机更多的是寻求心理上的刺激。

　　尽管受众的稀缺性和客观对象的隔绝性确实造成传播的困境，但是，在文化交流全球化的背景下，知识精英们越来越意识到大众媒体在穿越时空、构筑并维系社会群体文化同一性中所发挥的巨大作用。有时，媒体在传播民族文化的同时，不仅将大众社会化为一国人民，而且还将一国人民转变成一个民族，更为重要的是,媒体的传播使得人们有一个认同的空间。它不仅仅是重新唤起共同记忆，更确切地说是使受众在体验冲突、感受休戚中和谐团结。而实际上，以民风、民俗、民歌、戏曲等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代表的传统文化，深深凝结着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和民族情感，承载着中华民族的文化血脉和思想精华，它已经变成了维系民族国家想象、心理认同和社会团结的重要精神纽带。通过文化再生产传播机制，《中国记忆》不但塑造了特定的中国气派的“中国记忆”，而且也塑造了特定的民族认同。

　　胡锦涛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当今时代，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丰富精神文化生活越来越成为我国人民的热切愿望。”我想，正是基于对传统优秀文化在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中的重要作用的认识，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才摒弃如今盛行的“养生热”、“相亲热”等以收视率为导向的热门节目，连续5年坚持不懈地举办《中国记忆》电视直播活动。

　　（作者时统宇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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