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传斌和竹板山东快书
山东快书-——指带有山东鲁西北、鲁西、鲁中南等地一带方言土语即中州语系的韵诵体曲艺形式，以说唱为主，通俗易懂，语言节奏性强，琅琅上口，深受广大人民群众喜爱。早期因主要演唱武松故事，武松排行第二，故称演唱者为 “唱武老二的”，又因为武松身材伟岸高大，所以这种艺术形式也叫“唱大个子的”。直到1949年6月21日高元钧先生在上海为大中华唱片厂录制《鲁达除霸》，才正式定名为“山东快书”。
关于山东快书的起源，有多种说法，其中比较可靠的一种说法是：清道光六年(1826年)，进京赶考的落第举子三十六人（一说十余人），由运河乘船自京师返乡，乘船遇雨，滞留在临清码头客店。出于落第的失意，旅途的不畅，世道的不公，激起了这帮士子对现实的强烈不满，为出胸中恶气，众举子以当地流行的武松故事为题材，编撰成唱词，借“无稽小说”之谈，大肆嘲讽社会和政府，成《武松传》最初之脚本。在临清编的《武松传》，由作者之一的李长清记录并带回了茌平县南岗子王庄老家，李长清是傅汉章的表叔，李便把书传给了会唱山东大鼓的傅汉章。傅汉章潜心钻研，充实发展，于道光十九年（1839年），在曲阜林门庙会正式演出，“唱武老二”（即山东快书）遂正式问世。
山东快书产生不久，便受到了人民群众的喜爱和欢迎，很快传遍全省全国。早在清朝末年，戚永立等名家就曾到上海、南京、苏杭等地演唱。解放前山东快书艺术大师高元钧在上海、南京一带演出因包“袱皮”薄、炸“包袱”多，所以又被称为“滑稽快书” ，1949年高元钧先生才把“唱武老二的”正式定名为“山东快书”。
山东快书在号称“武老二”阶段，主要在农村流传，属于农民艺术，格调粗犷、质朴，甚至有些粗俗，活动范围大致局限于鲁中一带，时间约在百年以上，后进入城市，向市民艺术发展，原有的粗犷质朴、泥土气息的格调，受到相应消削弱，沿着这样的发展道路，逐渐形成了“高”、“杨”两个快书艺术流派。
山东快书在逐渐市民化的同时，有一群山东快书说唱艺人，仍保留着粗犷甚至格调粗野的演唱风格，并深得农民听众的喜爱。这种原生态快书的代表人物就是创造竹板山东快书的“于派”创始人于传斌。
一、于传斌其人及于派山东快书的形成
于传斌，1897年出生，山东济南平阴县洪范池镇纸坊村人，艺名于小辫，明万历资政大夫、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太子少保赠太子太保、谥文定公、阁老于慎行第十一代侄孙,于慎言第十一代孙。（于慎言[1536—1564] 字无择，号冲白。明中丞刘隅外孙，通议大夫、礼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读学士于玭第三子，于慎行三兄。自幼新颖奇异，垂髫即工诗赋，才思敏赡。十四岁，入省试，虽御史赞其文，但参政万豫章，见其年青不予入取，后又赴省闱，被举为高魁。十七岁中嘉靖壬子科举人。青年早逝，有《冲白斋》存世。）于传斌二世祖于绍，附贡授河南开封府经历，三世祖于元英任河南南阳府通判，八世祖于衍科任孔氏第74代孙衍圣公孔繁灏厅客。至于传斌祖父于奎时，家道衰落。到于传斌之父于万箱时，家境已显贫寒。于传斌母早亡，年少随父亲于万箱在河北、山西等地做小生意无成，后回山东老家，以讨饭为生，受其父影响，以两片牛胯骨敲击伴唱乞讨。后父亡，于传斌仍以要饭为生。在行乞中，于传斌遇到平阴县东阿镇新庄的大鼓艺人老陈门的孙长瑜（外号“孙古现”），表演说书，因见其说书能挣饭吃，便拜其为师，学习淮海大鼓（俗称干砸鼓），他凭着天资聪慧，在很短时间内就学会了《蛤蟆传》、《河间府》等书。但因其性急倔强，不习惯大鼓拖腔拉韵的唱法，便转拜傅长泰（外号傅大磨，傅永昌之父）学习山东落子，学成后，独立演出，转遍了聊城、菏泽、济宁、曲阜、泰安等鲁中、鲁西南一带，开始崭露头角。
于传斌在演出期间，遇到曲阜马玉恒演唱“武老二”，喜其艺术格调豪爽，而自己性格又正如此，深感兴趣，便主动与马玉恒交往，恳求传授山东快书技艺。马向于传斌简单介绍了快书演唱要旨后，介绍于传斌去济南找号称“书坛三大将”之一的杨凤山。于传斌遂赶往济南，杨凤山以其为人坦率诚恳，与于结为兄弟。于传斌颖悟过人，得杨悉心传授，尽得要领。 数月后再返曲阜，与马玉恒“合穴”演出，大受欢迎。于传斌有着创新的秉性，经过不断研究实践，富于创造的他，逐渐洞悉快书的诸般演唱诀窍，及广大农民听众的欣赏心态，便决定标新立异，让自己的演唱不落流俗自成一格。他保留了唱落子时已经熟练使用的大竹板，并从长短粗细不同的木梆子能够发出高底不同的声响受到启发，经过反复实验终于找到缩小竹板的合适尺寸，使它能够发出清脆的类似板鼓的声音，与大竹板沉重响亮的声响配合，出现了比较理想的反差效果。乐器改造好后，他又参考高调梆子开台锣鼓点，经过不断实践演化出说书用的开场大过门，并压缩钢板点法用两页小竹板打出间奏小过门。大小四页竹板配合，效果非常火爆，令人耳目一新，听众无不叫好。“于派”竹板快书因而由此奠定了基础。
竹板伴奏创造成功后，于传斌进一步发展“武老二”的粗犷风格，在杨凤山、马玉恒以及吴洪钧等演唱风格的基础上，求得与自己艺术追求相应一致的发展。他主张师法自然，不事雕琢，根据演唱内容自由发挥。他唱过大鼓、落子，有着长期艺术实践经验，和深厚的农村生活底蕴，演唱起来看似随意性很强，其实一切均在规矩之中。他身材高大，曾练过拳脚，动作架势豪放洒脱，听众说他大眼一瞪跟两个酒瓯一样。他唱板结合严密，字如串珠，演唱从不惜力，动作夸张，一回书下来褂子湿半截，模仿趟镣、崩镣形象逼真，表演抬轿时大板往肩上一搭，合扇合扇的几步动作更是令人叫绝。有人夸他整个演出，就像一幅大写意的英雄图，浓墨重彩，酣畅淋漓，气势恢宏，看后令人尽吐郁闷之气，心胸为之一快，印象深刻，久久难忘。于传斌的快书表演中，充满了强烈的爱与恨，他说到武二郎等英雄好汉时，从气质、声调、语言、面部表情和动作等方面都表现出了他对英雄人物的敬仰与钦佩；说到李家五虎、方豹等人物时，又表现出咬牙切齿的痛恨与鄙视。他表演时精神饱满、吐字清晰、嗓音洪亮，把作品中的人物活灵活现的展现在观众面前，非常强烈的唤起人们的共鸣。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于派”山东快书已经达到成熟阶段。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于传斌在东平县陶城镇说书结识了姑娘徐凤英，与之结婚，生有三女一男，于传斌也便用其竹板说唱艺术养家糊口。上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他携妻女转遍了大半个山东及河北东南部一带。于传斌的三女儿于桂荣出生后，因在外不便，于是在老家买了几亩地，把妻女安置在家。虽然于传斌生有一男三女，但由于家贫，家境惨然。儿子于广顺小时生病成为哑巴，1958年修济平干渠时得病感染医治无效而死；大女儿嫁到邻镇，由于丈夫虐待，跳井身亡；二女儿随丈夫远赴天津；小女儿嫁到同乡。于传斌的夫人徐凤英在于传斌去世后随二女儿去了天津。
1947年于传斌由老家带领大徒弟高庆海（高福来）去济南，经长清逗留数月，后进入济南演出直至去世。
于传斌一生清贫，晚年染上酗酒习惯，同时身患重病，生活不能自理，住在徒弟张庆海家里，靠其服侍起居，照顾晚年。1952年，于传斌因饮酒过量，夜间自吊铺摔下，殁于济南人民商场书棚内。张庆海便把于传斌遗体送回洪范老家，进行发送。
于传斌虽离世，但他创立的“于派”竹板山东快书却传承下来。
二、于传斌的演唱特点
于传斌演唱与别人不同，有着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
第一、于演唱伴奏乐器使用四块大小竹板，打的伴奏点是戏曲中的锣鼓经，有着非常强的音乐感，竹板声音清脆悦耳，花点繁多，节奏感强，给人非常好的审美享受。而他在演唱开场前先打一阵竹板，观众不断叫好，打完竹板接着收钱，收完钱才开口再唱，就像唱一回书目后，收一次钱，然后再唱一样。打板收钱，是其他说书艺人所没有的特色。
第二、于传斌身材高大，曾练过拳脚，身上功夫厉害，演唱过程中，动作架势豪放洒脱，跳转、飞脚，十分到位，异常优美。
第三、于传斌在演唱时还有一个非常著名的特点，那就是说书时不喝水，身后有一张小条桌，桌上放着一酒盅酒和一小撮花生米，他演唱前把一粒粒的花生米捻去皮，分成两瓣，再把每瓣一分为二，掰成更小的粒，观众不仔细瞧，根本看不出是花生米。演唱中随着说唱动作一回身的同时，一小粒花生米已入口中，手法之快让人叫绝。既不耽误打板和动作，也不耽误说唱。当起了大的包袱或中场休息，他不像别的说书艺人演员一样喝水润嗓，而是拿起身后条桌上的酒盅，以酒润嗓。
第四、于传斌有一门绝技，在说到武老二时，他把竹板往腋下一夹，腾出两只手，伸出食指和中指，两个有神的大眼睛盯着这两个能弯成三道弯的手指，配合着台词，把武二郎的英雄气概表现的淋漓尽致。三道弯是两个手指和常人一样自然半弯曲，但指尖一节却能向上呈反方向弯曲，他的这门手指三道弯，其他人包括他的徒弟们都不知道他是怎么练成的。
第五、于传斌在说口上善于运用俏口、喷口和趟口。他重咬字、讲喷口，方言词汇使用较多，于传斌说的是平阿方言，往往把韵母“ie”读成“iai”，前音轻后音重，唱起来拉腔拖韵，韵颂说唱，极富音乐性。
第六、于传斌还有一个与别人不同之处，就是赶场说书都是骑驴，这在当时，可说是说书艺人中非常高档的交通工具。据说当时骑驴，能与现在开宝马的身份相比。
三、于传斌的艺德情操
于传斌为人坦诚，艺德高尚。
傅永昌得于真传，他由于演唱大鼓、落子积习难改，其演唱节奏较慢，靠风趣幽默、书扣紧、回头长（演唱时间长）吸引观众。在于传斌的创造性启发下，傅永昌在竹板打法上有所创造发展，他把京剧锣鼓经中的[急急风]、[漫长锤]、豫剧[凤凰三点头]等，选出精彩部分稍加简化，用四页板表现出来，令听众耳目一新。于传斌知道后，置酒为傅祝贺.如此胸怀，如此豪迈，在讲究尊师如父的江湖艺人中实不多见。
原唱山东大鼓的刘同武，跟于传斌习学快书后，现在山东乡下演唱，后去大连小书场靠地，简化了竹板打法，并且将于所传的《武松传》逐一丰富改编，是描写更加细腻生动。于传斌听说后，不但不气恼，反而去信称赞，赞扬刘能审时度势，使《水浒传》更加完善。后来于传斌得遇机会去刘同武处听书，当面祝贺他创作成功。
于传斌还帮傅永昌整理《狮子楼》，删减压缩潘金莲与西门庆调情、偷情的情节，加入滑稽可笑的成分。
于传斌晚年在济南时不经常演出，偶尔演出，所赚费用相当可观，于传斌只留出自己的饭钱、酒钱，剩下的收入，便分给其他艺人。
于传斌的高尚情操和职业艺德，让同时代的人赞不绝口。
四、于派主要艺术特色
1、四页竹板的使用，气势强烈
山东快书自傅汉章创始起，一直用从山东大鼓中借来的犁铧片（俗称钢板），和来自山东落子的打竹板配合伴奏。
于传斌感到钢板音量太小，不利于招揽听众，且与自己追求演唱气势惊人的夙愿不合，所以就像他从演唱淮海大鼓转而山东落子，再改“武老二”一样，决心改革快书伴奏乐器，使演唱风格与本人个性和谐一致。他经过反复试验终于找到小竹板合适尺寸，可发出清脆的类似戏曲板鼓的声响。大小板配合，远比大竹板加犁铧片清脆响亮，可以完全取而代之。
过门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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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小竹板配合的明显反差，营造出极为强烈的气氛，突出了“于派”快书的粗犷风格，听来气势非凡。
2、韵颂说唱，极富音乐性
于传斌利用家乡方言的先天优势，结合自己嗓音洪亮、吐字清晰、中气充沛的特点，并采用山东大鼓蹿纲腔演化成了大顶板唱法，演出效果极佳。同时于传斌又从鼓曲念诵腔调中，选取发展成了一种拉腔并使尾字拖音上扬的俏皮花腔唱法，听起来令人感到流畅自然，就像进入诗画般的音乐殿堂，给人极大享受。
3、语言粗犷质朴，带有村野气息
由于于传斌主要活动在家乡平阴、聊城、泰安一带，听众对象主要是农村大众，口语、俗语使用较多，而且“荤口”改口较晚，语言粗犷质朴，有着浓郁的村野气息，有时语言时露粗野，体现着浓重的原生态农村山东快书特色。听众听书，不但在看表演，而且倒像是在听对方拉家常，唱词就像村妇吟唱，余音袅袅，不绝如缕，却又有着大气磅礴如大江奔腾一泻千里之势，正是“大珠小珠落玉盘”。
4、不断发展，突出创造性
“于派”从产生伊始，就有着强烈的创新意识。于传斌创造性的发明了四页竹板为伴奏乐器，以及竹板打法，同时创造出多种演唱腔调，并在实践中不断改进。于派竹板传人刘同武，丰富了书目剧本《武松传》，傅永昌则加强了竹板的表演技巧。
以后的许多竹板快书传人中，在竹板打法上虽基本一致，但也各有许多不同的花点出现，充分体现了“于派”快书的创造性和丰富的表现力。
五、于派书目
于传斌演唱的主要作品有《武松传》、《蛤蟆传》、《说唐》、《回龙传》、《刘墉私访》、《打丰县》等。
行内有句话叫“高派的形，杨派的口、于派的词”。说于派的词，其实一点都不为过。于传斌在丰富山东快书的演唱书目方面，起到了巨大作用。虽然他从小学艺，目不识丁，但凭借多年演出实践经验，和丰富的生活积累，再加上勤于思考与丰富的想象力，不断进行着新书目的创作改编。
于传斌的本家堂侄于广斗先生说：“他不认字，但记忆力非常好，他让村里一位周姓的私塾先生，讲老书，我陪着他听过《隋唐演义》的故事，他搬个小板凳坐在旁边专心致志地听，一天听上这么一两回，晚上回家躺在床上编词，第二天则能打着竹板演唱，再听上一两回，在编唱，慢慢的就把整部《隋唐演义》编成了，在集上演唱买卖很好。”这就是于传斌后来的拿手书目《说唐》。
他曾根据清末举人王金妮举旗造反的事件，编演了新书目《打丰县》，听众感到非常新鲜，每场都点名要他演唱。
再如《东岳庙》原本从《石家庄》、《闹公堂》倒叙中抽出，只能演唱一回书，他与周同宾、傅永昌一起发展成五回书，凑够一场 “买卖”。此外，他还将山东落子《蛤蟆传》等书，改编成快书“趟口”演唱。
1926年，于传斌在东阿县城（今平阴县东阿镇老城、古东阿县城）演出了自己编撰的快书长篇《回龙传》、《刘墉私访》等，受到百姓欢迎。
任中国俗文学学会副会长、扬州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特聘研究员的车锡伦教授说“我听于小辫说‘武老二’，是1946年在故乡泰安粮食市街小学读书的时候。学校南边是集市，闹哄哄的市场边上，有坠子、说书和说武老二的民间艺人撂地说唱的场子。于小辫说书的场子，周围用几根木棍拦起，中间放着几条长条凳，也有听众从河边搬来当座位的石头。说书的地方用几领破席围起来，一张破长条桌，桌上放着一小撮花生米。说书中间，他不时扳开一颗花生米，拣一瓣放进嘴里慢慢嚼。印象中，当时听他说的是杨家将故事，书名则叫《蛤蟆传》，场面非常火爆。每天收场，他都会卖关子：‘gerwa！getwa！你看那蛤蟆来了！’我每天下午逃学去听书，记不得听过多少次，到底想看看有没有那‘蛤蟆’真的来了。”同行称赞于传斌“肚子宽满，演出精彩，却有过人之能。”
于派的书目也被其他两派所借鉴。
六、于派传人
于传斌授徒很多。在家乡有大弟子东阿镇的高庆海（高福来），二弟子东阿县大桥镇滑口村的李德胜，三弟子洪范池镇苗海村的黄振周，后收有东阿镇的孟三（小名）、于鲁明等人，在济南演出时收有马俊生、关门弟子张庆海。于传斌在梁山、泰安等地也收有徒弟，但已不知姓名。相声名家王凤山，在于晚年也曾拜在门下。于因朋情把四页板传给了刘同武和傅永昌，帮助两人从演唱山东大鼓改唱山东快书。因于传斌的艺德高尚，艺风正派，影响很深，不知名的门外徒也颇多。
刘同武（1899—1961）山东快书艺人，又名同铭，原籍山东省齐河县赵官镇，后定居高唐县城。早期演唱山东大鼓，喜说唱中篇《响马传》、《刘公案》、《天门阵》诸书。因痛感大鼓曲调对于趟口说书限制太大，曾一度改唱西河大鼓，在东北大连等地演唱。后因与竹板山东快书创始人于传斌交情深厚，得到其四页竹板打法以及经常上演的武松故事唱词的传授，遂于三十年代中期改口演唱山东快书。刘同武社会阅历丰富，对书情书理揣摩深透，说起书来对于书中人物心理刻画，常能细致入微。他不受原有“书架子”局限，临场发挥富有创造精神，改唱山东快书后，凭借其多年演唱的丰富经验，以于传斌所传武松唱词为基础，参考《武松传》及民间有关武松传说，大胆发展创造，便改编便演唱边修改，经过十多年艰苦实践，终将原中篇组合型的《武松传》，在《快活林》后，续编《诳军计》、《飞云浦》、《鸳鸯楼》、《二返十字坡》、《蜈蚣岭》、《白虎庄》等大量章回，采取上挂下连的书扣，改编成为一部独具特色可以连续演唱的长篇大书《全本武松传》，由趟口说唱逐渐发展成为响口。五十年代初，山东省文化局曾派人去高唐县文化馆组织抄录全书（未分章回）。1956年中国曲艺研究会整理出版的《山东快书武松传》，将其作为老艺人口述底本之一。他幼习山东大鼓，语音纯正，吐字发声很有功力，且练有拳术武功，化入快书表演，使得动作大方帅气。1958年8月参加全国首届曲艺会演，自编自演山东快书《飞云浦》，上台开打来往招式清晰。年已六旬，打飞脚、抢背等动作，使起来仍然潇洒自如。1961年春应聘至山东曲艺团任教，传艺侯有贵等，并主动提出要求将平生心血结晶《武松传》，再次分章回口述记录传留后世。（抄本现藏山东省艺术研究所）。可惜完成抄录工作不久，他便因心脏病发作，于1961年5月去世。
傅永昌（1907—2000）山东快书艺人，原籍山东聊城傅加老庄，后迁平阴县东阿镇北张村。出身曲艺世家，九岁随父傅长泰习唱山东落子。后拜山东大鼓名家阎教言为师，习唱山东大鼓，学得长篇《北宋》、《隋唐》、《打破河间府》、《陈三两爬堂》诸书。二十四岁得“活武松”邱永春授业演唱山东快书。因身材魁梧，声音洪亮又充分发挥原唱大鼓讲究字字入耳的特点，表演质朴粗犷，幽默风趣，肯卖力给书听，号称“傅大回头”。因与竹板快书创始人于传斌（绰号于小辫）交好，得其真传。又改用大小四页竹板伴奏。但傅并不因得于传斌“流水板”、“锣鼓三件”等伴奏点为满足，为丰富竹板打法，他精心研究京剧锣鼓经的名称、用场、强弱变化，经过反复模仿敲打演练，竟能用四页板击打出急急风、慢长锤、凤凰三点头、斗鹌鹑等精彩点法，增强了竹板伴奏的表现力，1958年8月，他参加全国首届曲艺会演演出，施展竹板绝技，上场一个大过门下来赢得三次满堂掌声。傅永昌在济南演唱期间，与名家杨立德结拜，与同门师侄高元钧相交至厚，三人切磋交流，同倡摈弃“荤口”。在天津演出期间，结识曲艺名家骆玉笙、马三立、李润杰等，虚心学习，博采众长，表演技巧更为精进，1957年6月，他参加山东省第一届曲艺会演，演出《石家庄》或演唱一等奖。后在泰安长期担任市曲艺队长，繁忙演出之余，注意为快书培养新人，弟子有刘玉峰、王立仁、关门弟子武道君等。自十年动乱，他被迫停止演出，生活困难，心情郁闷，缠绵病榻多年，于2000年4月16日，病逝于泰安家中，享年93岁。
高庆海（1909—1991）字福来，艺名“一鞭扫”，平阴县东阿镇龙王峪村人。曾在杂技团演出，高对于传斌非常仰慕，经常到于的书场听书偷艺，后自称于传斌徒弟，敲着四页板在乡间演出。一次演出时正好被于传斌碰到，高庆海跪地恳求拜师，遂成为于传斌首徒。高庆海常年跟随于演出，获得于真传，建国后不久，回东阿老家，后在鲁西、鲁西南一代演出。高在聊城说书时，收有大弟子岳保明，1951年在齐河收复员军人孟保宏为徒，1953年在新泰收教师秦保林，1956年在聊城收窦延喜为徒，后又收有姚德明等多人，60年代收平阴县玫瑰镇陈山头村的孙德贵为徒，1979年收关门弟子平阴县东阿镇南市村的陆圣果。1956年，平阴县成立曲艺队，高任队长。1991年高庆海在病床上与世长辞。
张庆海 原济南市曲剧团二胡演奏家，在于传斌1947年进济南市时，喜爱其山东快书，便拜在于传斌门下，成为于的关门弟子，尽得其真传。张庆海继承了师傅于小辫的精湛技艺与表演风格，然后根据自身条件有所创新与提高，他的特点是书词精炼，出口流畅，慷慨激昂，动作豪放潇洒，很受听众欢迎。他演出时身着中山装，手打四块大小竹板，从《武松赶会》到《飞云浦》一个星期内不说重复段子，让观众们常听常新。在于晚年，悉心照顾于传斌起居，直到于去世。高庆海与张庆海一直联系，高庆海之子高占水，代表其父经常去济南看望张庆海，即使在文革期间都不曾间断。可见师兄弟之间关系之密切。收有弟子王振鲁。
严子敬（1901—1980） 山东冠县钱王二庄人，省文化干校培训班毕业，原诸城文化馆馆长。高福来演出，路经诸城，严子敬喜爱其竹板快书，要拜在门下，高因严子敬年龄比自己还大，便代师收徒，成为于派弟子。收徒有宋新民。
王振鲁 济南市曲艺家协会副主席，济南市说唱艺术团团长，于派快书第三代传人。幼儿时经常在济南西市场听书，迷上竹板山东快书，16岁时拜在张庆海门下。在师父的从严指教下，王振鲁的四页板在手中日渐成熟，打出来的声音清脆响亮，花点繁多，错落有致，变换无穷，很快就能登台演出。王振鲁在继承“于派”快书艺术上，相继将罗广兴、张君、李建华、牛得忠、何庆、张修坤等收为弟子，进行传艺。
宋新民 诸城大华村人，严子敬弟子，14岁学习竹板快书，花样繁多，说新唱新，自编自演，多次获大奖，并能现挂（指演员根据演出的实际情况,在适宜的情境里,联系当时当地发生的事件,现场进行即兴发挥）用快书形式回答观众的提问，被评为为地方名人，并座客央视《实话实说》栏目，进行了一人多角戏的表演。培养出肖洪章、徐家法、徐聿生、王立坤等竹板新秀，相声表演艺术家唐爱国跟其学过竹板技巧。
七、于派快书与其他快书派别的关系
1、传承关系
根据艺人师承关系考察，傅汉章传艺于师弟赵震、徒弟魏玉河。
魏玉河授徒卢同文、卢同武兄弟及杜永春（道士）。卢同武代师收徒杨凤山，卢同文代师收徒杨凤岐。于传斌得杨凤山真传，因友情传艺于刘同武、傅永昌，授徒有高福来、李德胜、黄振周、张庆海等。杨凤山之子杨立德，由叔父杨凤岐启蒙山东快书，后又得于传斌弟子高福来传授及于传斌亲自指点传授。傅永昌传艺于刘玉峰、王立仁、武道君等，刘同武授徒侯有贵等。杨立德授徒有赵连甲、高绍清、金双城、侯金杰等。
赵震授徒吴洪钧，吴洪钧传艺于马玉恒，马玉恒传艺于徐清河（徐五子）。
赵震晚年，因喜爱戚永立之演唱，在卢同武、杜永春传艺基础上，也悉心对戚永立传手指教，使戚永立得兼三家之长。戚永立传艺周同宾、范元德、郭元和、李元才、高元钧、李学义等。高元钧授徒极多，其中刘洪宾、刘学智、陈增智、孙镇业、牛增福、李燕平、刘立武等成就较高。
根据以上传承，于传斌的山东快书演唱技艺主要得自杨凤山传授，并受马玉恒、吴洪钧、戚永立等影响。与杨派、高派都有着重要联系。而杨派代表人杨立德，也曾跟随于传斌弟子高福来到农村撂地演出，并得到于传斌亲自指点传授。可以说，“于派”、“杨派”出自一家，两派相互影响深远。
2、表演特点
以高元钧为代表的“高派”，活跃于北京及全国各地驻军中，影响最为卓著，高派山东快书以台风潇洒大方、表演刚健、豪爽、滑稽，夸张俏皮、韵诵富于变化、动作化用戏曲程式，具有舞台曲艺演出特点。
以“杨立德”为代表的杨派主要流布山东省境内，台风亲切、轻巧细腻、表演自然、韵诵紧凑、平中见奇，说口既“俏”且“泼”，吐字削金断玉，善以丝丝入扣抓人，同时动作简练为主要特征。
而独唱四页板伴奏演唱山东快书的于传斌的“于派”，主要活跃在广大农村，于派是在唱法上保留了山东快书原始形态较多的一个艺术流派，于派竹板快书以讲唱故事为主，重咬字、讲喷口，方言词汇使用较多，唱起来拉腔托韵，“浑口”改掉较晚，时露粗野，动作简单拙朴、真实有力、不刻意洗练加工，但也经常借用戏曲与武术动作来增强表演动作的气势，再加上大小四页竹板伴奏，气势磅礴，演出气氛热烈，风格刚劲、强悍、粗犷、带有浓重的农村山东快书特色。
可以说， “于派”既和“杨派”一样都注重俏口及赶板的使用，也与“高派”的戏曲动作有着许多异曲同工之处。
近年来，山东快书逐渐衰微，后继乏人，特别是于派山东快书的传人，更是少之又少，缺乏新人，基本没有专业演员继承，同时由于于派快书演员主要活跃在农村，演唱曲目缺乏整理，面临困境。
当前，继承和发扬“于派”山东快书，任务之艰巨，道路之困难，亦可想象，但作为“于派”山东快书传人，要把“于派”发扬传承下去，有着不可推辞的责任和义务。
参考书目：
《全本武松传》刘同武口述张军校订 山东省戏曲研究室编印
《山东快书武松传》高元钧、宋宗科、刘铜武口述马立元等整理 作家出版社
《武松传—高元钧演出本》中国曲艺出版社
《杨派山东快书武松传》杨立德唱词刘礼整理 山东人民出版社
《山东快书综论》郭学东著中国音乐家音像出版社
《山东快书表演概论》刘洪滨著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济南非物资文化遗产（第一卷）》邹卫平主编大众文艺出版社
《京剧锣鼓谱简编》1955年中国戏曲研究院编
《京剧锣鼓》吴春礼、何为、张宇慈编著中国戏剧出版社
《豫剧锣鼓经》胥东升、李献民著河南人民出版社
《三人行》杂志第十三、十四期
《东阿县志》
《平阴县志》
《东阿于文定公年谱》笺补
《于慎行墓志铭》
《于氏家谱》
张修坤
2007年8月22日
草于彰方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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