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性
发布时间： 2008-11-13 14:33 来源：光明日报
演讲人：廖奔 演讲时间：2008年8月24日 演讲地点：民间文化论坛
廖奔，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书记处书记，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博士，美国伯克利加州大学博士后。戏曲史家、文化学者，有著作20余种，论文等500余篇，主要领域为戏曲史、民间文化艺术遗产，科研成果先后获得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优秀成果奖、五个一工程奖、国家图书奖、田汉戏剧理论奖等。兼任中国戏曲学会、中国昆曲研究会、中国版权学会、中国文字著作权协会等团体副会长，中山大学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心学术委员。
今天，人们对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已经有了许多了解。它是人类所创造的文明中未能以物质形态固化的部分。如果综括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历次确认并一再修改的定义，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表述出来就是：通过群体或个体口头表达的、来自传统而被同一文化社区所采用的、能够代表其文化与社会特性的形式；主要有口头传说、表演艺术、风俗礼仪、工艺技能等。
以往我们所理解的人类文化遗产，实际上更多指的是物质遗产，如长城、金字塔、卢浮宫等，它们是人类既往文明的固化生成物。将物质形态与非物质形态一并囊括，人类文化遗产的范畴就更加完备了。中国因为文明程度和传统的原因，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大国。然而，我们究竟拥有什么样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它们具有什么基因与特征？它们在走向现代的过程中处于什么状态？如何看待这些遗产并正确对待之？这些问题仍然需要作出回答。
中国非物质遗产的文化基因
历史悠久而传统沿袭不断，地域广袤而民族形态众多，敬天法祖而注重经验积累，政体森严而民间空间广阔，讲礼重文而文化兼容性强，详于记载而习于民间采风，这些特殊条件造成了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众量产生与连续传承。
中国是古代文明高度发达的国度，历史悠久而传统沿袭不断，地域广袤而民族形态众多，敬天法祖而注重经验积累，政体森严而民间空间广阔，讲礼重文而文化兼容性强，详于记载而习于民间采风，这些特殊条件造成了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众量产生与连续传承。
历史文明发达的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一定丰厚，这是由其文明积累值大所决定的。历史上曾经高度发展的文明，无论美索不达米亚、古埃及、古希腊、古印度、中国、印加、玛雅等，都有较大的文明积累值，这其中物质和非物质文化成分总是伴生而共存的。但是这些文明中能够显现给今天世人的大多为物质文明，即遗留下来的建筑、雕刻、绘画、文献等等，归入世界文化遗产的范畴，还不属于非物质遗产，因为它们“死”了。只有其中仍然存活的传统文明，才能够保留“活”的历史形态。这就产生了第一个条件：只有历史文明未曾断绝的国家，才能保存最多的人类非物质遗产。人类文明史多因战争、宗教等原因造成中断。我们知道，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存在于至今仍在尝试彻底读解的楔形文字里，古埃及、印加、玛雅文明留给世人的是无穷无尽的考古猜测与索解中，了解古希腊文明曾经不得不转道阿拉伯文献，而古印度的梵文与梵剧早已被雅利安人阻断。因此，唯有中国，从甲骨文转换为金文衍生出后世真草隶篆的文字史从未间断，由夏商周奠定后世长久沿袭的宫廷礼乐和民间礼仪，至现代以前从未间断，由先民农事祭祀节令仪典演变而来的民间信仰年节庆贺仪俗现代以前从未间断——或者采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一个概念来说：中国的“文化空间”基本未间断。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这种不间断的连续性，曾给西方提供了了解已中断文明的参照物：20世纪西方戏剧在寻找本源的现代派探索中，曾经向传统的中国戏曲寻找流失了的古希腊和莎士比亚戏剧舞台的本原成分。上述古老文明之外的次生文明，积累的物质文化遗产就较少，传存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也较单薄。
中国古代占支配地位的是大陆自然经济状态下的农耕文化，它依自然界的时序、韵律、节奏发展，敬畏、顺从和亲近自然，而历代经验积累与传承成为最重要的文明基因。因此中国传统文化一个突出特征是敬天法祖、注重前人经验，以天为则、凛遵祖制，信奉法古主义，遵循文化守成。所谓“天命不可违”、“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一切以祖先和古人为圭臬：制度实行总要看古人是否做过，哲学道理总要看古人是否说过，行事做人总要从古人那里寻找成例，古已有之成为万事之法，所谓“天不变，道亦不变”、“祖宗之法不可变”。民间社会的演变与发展也按照既定之规而循规蹈矩，以不变应万变，我们从江南许多来自中原的移居村落，今天仍然保存了众多中原古俗可以看出来。数千年来这种思维方式深刻影响和控制着民族心理，保存和遵循古人制度、礼乐、仪俗、规则，恪守前人经验与规范，成为根植于心的文化传统，成为众量传存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前提。
中华文化是礼乐文化，古代以之确立有效的政治秩序与和谐民风，所谓“礼者，天地秩序也”、“乐者，天地之和也”。夏商周三代就形成了完备的礼乐制度，例如周朝形成冠、婚、丧、祭、朝、聘、乡、射礼和六代之乐，经春秋战国的动乱遭到破坏，孔子因而“克己复礼”大力倡导和宣扬以挽其颓势，以后历代缜密修补严格执行，礼乐文化日益深入民间。长期指导中国传统精神生活的“十三经”中即有《周礼》、《仪礼》、《礼记》三部著作专门讲礼仪，总称“三礼”，规定了从宫廷到民间、从日常起居到红白喜事、从祭祀到禁忌的各项文明礼仪，无论处庙堂之高还是江湖之远，无论是家国政治还是民事活动，都被完备而繁复的礼节笼罩着。礼仪有吉、凶、宾、军、嘉礼五大类，各有众多分支，与人生关联的如诞育、成人、婚配、丧葬等，都有繁冗严密的规定。礼要有乐来配合，所谓“礼节民心，乐和民声”，因此礼仪活动通常都和奏乐表演连在一起。而统治者尤其重视乐的敦化作用，《孝经》说：“移风易俗，莫善于乐。”礼乐进入民间生活，长久化生为民俗，就成为后世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渊薮。
中华古国的政体森严，尤其秦以后形成统一中央集权制，便于在政体、法律和文化层面上维护制度体系。一部二十四史证明，无论朝代如何更迭，制度体系总能迅速重建并巩固，保持强劲的连续性与传承性。与之相辅相成的是宗法制度下千年不变的民间社会，构成村落文化的广大空间，家国礼仪深入民众社会生活。聚族而居、渔樵耕读的乡村社会形态，是社会最基本的细胞，是传统文化的家园，它儒教统领与宗法结构合一，居处环境与自然、人文因素合一，包蕴了复杂的文化空间，包括了丰富的无形文化形态：宗教仪式、年节庆典、民间习俗、交接礼节、生活习惯、特色音乐舞蹈戏剧曲艺、专门化的手工艺和技巧等等。乡村每年代序性举行的社屋拜奠、神庙祭祀、祠堂典礼和多种多样的节令活动，包括各种迎神奉像、行傩逐疫、民间社火、场圩文化空间序列，都成为容受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库藏。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征与民族性紧密相关。一般来说，不同民族因其生存环境与生活习俗不同，形成相异的文化性征，构成不同的文化板块，也就产生了不同的非物质文化形态。中华文明以黄河长江两河流域为主发祥地，逐渐覆盖江南漠北，扩布到周边山陬海隅，地域广袤而民族众多。在中华民族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形成了众多的共生民族。最初即有华夏和东夷西戎南蛮北狄之说，从生产方式可以划分为农耕、游牧、渔猎等不同经济生活类型。而经过漫长的历史演进，总体形成了以汉民族文化为主体、各民族文化相互渗透融合而成的华夏文化共同体。今天中国13亿人分布为56个民族、使用82种语言，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多民族国家，每一个民族都因其所处自然和社会环境的不同而保持着特殊的生产、生活和感情表达方式，因而拥有独特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华夏文明在多民族长期共同发展过程中确立了文化的和合特征。《论语·述而》说：“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其特点是宗教排抑性弱，文化包容性强。在原始占卜巫术基础上形成的《易》文化，通过对自然与社会规律观察总结而孕育的太极、八卦思维和阴阳五行观念，都是讲矛盾统一辩证关系的，其阴阳调和、相辅相成的认识基础，长期支配中国文化走向，归纳为原理就是“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统治中国思想文化的儒学只停留在学术层面而未转化为真正的宗教形态，能够容纳其他思想体系，隐忍了历史上的儒释道三教合一，中国因而未发生世界其他地区宗教事件中消灭异己文化的决绝行为。当然中国历史上偶有禁佛事件，更多出自经济原因，也毕竟只是历史长河中的瞬间，常态还是包容。汉文化正统的长期历史过程中发生过多次少数民族入主，这些入主也反过来采纳汉文化，入主者自身迅速汉化，而将自己的始原文化掺并进去，形成文化混同。至于东汉吸收印度佛教，唐代以后又容纳众多西来宗教，如祆教、景教、摩尼教、伊斯兰教、基督教等，各种宗教同生共存，更是体现了中华文明地覆海涵的文化性格。而上述海纳百川的文化涵容历程，则孕育了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庞大容量。
中国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个经典性条件是它统一而定型的文字史。一个民族如果没有进入文字时代，它的文化和历史就很难为后人所认识并传承而极易消失，或者仅停滞在模糊的口头阶段。有了文字、文献对口头文化的记录，历史才有了清晰的延展脉络和节律。汉字5000多年的历史，从甲骨文、钟鼎文、石鼓文、简书、帛书、碑书固定到纸文献的经史子集，记载一脉相承、历代不绝，留下众多史实、神话、传说、诗歌、轶事、民间故事，不仅详细记录了中华各部族的历史文化足迹，还包括了周边国家如日本、朝鲜、越南和西亚、东南亚的史迹，甚至一些国家最初的史书也是用汉字写成的。一些民族则参照汉字结构法创造自己的文字，例如西夏党项族，由此有了自己的历史和生活记录。这个特殊条件强有力地支撑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香火延续。例如一部二十四史，虽说只是帝王将相史，也还是绵延不绝记录了人类文明活动的伟大工程，历朝历代的政治制度、宫廷礼仪、祭祀典礼、宴乐活动等，因而得以蹈袭有据。
中国传统又历来重视民间采风，《孔丛子·巡狩篇》说：“古者天子命史采诗谣，以观民风。”《春秋公羊传》宣公十五年“解诂”说：“故王者不出牖户，尽知天下所苦，不下堂而知四方。”《诗经》中的许多篇章就是史官在各国民间记录下来的歌谣。先秦史籍里经常录载口头民歌，一个突出的例子是用汉字翻译出来的《越人歌》，这种习惯沿袭下来，历代都重视记录民间歌谣，留下众多文献。最著名者如宋代郭茂倩编辑的《乐府诗集》，分12类记载了上古到汉唐时期的祭祀歌曲、宴会歌曲、街巷歌谣、舞曲琴曲等的歌词。明清时期则编纂了众多的地方小曲歌词选集如《雍熙乐府》、《万花小曲》等。历代文人也自觉从民间歌谣里汲取营养推动诗歌创作。而历来的地域民情风俗，方志著作皆载。秦汉时期的郡书、地理书、都邑簿开其先河，宋代方志正式兴起并迅速普及后，都将其列为重要内容。例如各地方志都详细记载当地礼仪、岁时、信仰、生活中的各种民俗，重要的节庆、祭祀、庙会活动内容等等。文字记载与口头传承的交互作用，保证了非物质文化遗产历史文脉的长久延续不断。
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征
由传统文明高度发达决定其包罗广泛性；由文化包容性强决定其多元杂糅性；由政体森严和民间社会完整决定其朝野共享性; 由渗透力强决定其流播迁转性。
由上述特殊条件决定，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除了具备非物质性、口传身授性等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共性以外，还有许多自己的独有特性。
由传统文明高度发达决定其包罗广泛性。与一些人口较少民族单一国家仅传承一部分或某几项非物质文化遗产不同，中国文化中包含有联合国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概念的全部类别（从联合国已经颁布的3批90项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类别看），而且多数类别都有着大量显现，中国还有着许多独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类型。中华文化传承了众多的各民族口头传说、多民族史诗吟诵、宫廷和民间的各类祭仪典礼、广场性狂欢共娱的各种文化空间、样式繁杂的音乐舞蹈戏剧曲艺杂技游戏表演、民间美术和传统技艺的各样技能。仅从国家文化部颁布的两批10类1028项名录内容看，就有民间文学84项、音乐139项、舞蹈96项、戏剧138项、曲艺96项、体育游艺杂技55项、美术96项、技艺186项、传统医药17项、民俗121项，一般来说都具有与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已发布项目的同等价值。此外，中国还拥有许多深含东方经验把握与思维玄机的智慧结晶，诸如农历和二十四节气对自然规律的掌握、人体经络与针灸使用、中药与各民族草药的疗效与泡制、中餐厨艺烹调与众多地方菜系、中华武术、苏州园林的布局情趣与意境设计、古典诗词曲赋俳偶对联的语言使用方式、文房四宝制作运用及书法国画的创作等等，都是独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由文化包容性强决定其多元杂糅性。例如民间宗教信仰的多元，构成信仰仪式的多元。原始信仰与巫教的长期存在，儒释道三教合一的文化环境，共育了民间信仰的普泛化，使之形成交混杂糅状态。民间礼敬的人神仙鬼众多而庞杂，天地君亲师，儒释道巫，甚至山精水怪、树魅狐妖都可以成为奉祀对象，普通小民的信仰心理是有病乱求医、见神即磕头，以功利和实用主义的灵验与否为信仰标准。民间信仰的神系因而十分混杂，今天见诸史籍的中华民间诸神有200多种，分属不同神仙谱系，还有其他众多的杂神土神不计，尤其巫傩信仰的神系庞杂混乱之极，各种城乡聚处地则是儒廈、佛寺、道观、杂神淫祠共存。庞杂的民间信仰拥有综合混乱的仪式空间，似儒似佛似道似巫、非儒非佛非道非巫、亦儒亦佛亦道亦巫，时见如来、三清、财神、关帝共享香火，而和尚看守道观、道士主持杂庙的现象也常见。例如民族文化的多元。各民族有不同的史诗传唱，汉族有《黑暗传》，藏族有《格萨尔》，蒙古族有《江格尔》，柯尔克孜族有《玛纳斯》。各民族都有自己的特色服饰、房屋建筑式样、生产生活方式和音乐舞蹈样式。各民族更有自己的特色文化，如纳西族的东巴文化，有着自己独特的象形文字和众多经典文献、独具一格的祭祀与舞乐仪式等。同一个东西，不同民族又有不同的呈现方式，如同属傩仪，彝族有“撮泰吉”，苗族有“磨过”与“芒蒿”，仫佬族有“依饭节”，土家族有“毛古斯”，蒙古族有“呼图克沁”；同为萨满仪式，东北的满族、鄂伦春族、达斡尔族、赫哲族、鄂温克族各自不同之外，蒙古族有“博”，维吾尔族有“巴克西”，藏族有“本波”，侗族有师公，彝族有“苏尼”，羌族有“释比”。
由政体森严和民间社会完整决定其朝野共享性。古代中国无论官方还是民间，都例行举办级别不同内涵一致的祭典礼拜、年节仪俗活动。有由国家出面举行的大型祀典，如皇帝祭后土、祭太庙、祭社稷坛等。地方当局也奉皇帝命或按惯例祭祀当地的山川宗庙文苑先神，各个都邑学宫年年都在孔庙祭孔，而曲阜孔庙每年阴历八月二十七日孔子诞辰时举行的祭孔大典“释奠礼”两千多年从未间断，成为世界祭祀史上的奇迹。乡间村落的宗庙祭祀也年复一年周而复始地永续性进行，由宗庙家族制度维系运作。民间神庙也祭祀香火不断，多有持续千年的，见于各地碑刻与方志记载。根据历法和节气组成完整的节日系统，而众多的民俗节日庆贺构成繁杂的节令文化。汉族一年中大小节日连缀不绝，正规的传统节日如正月初一春节、正月十五元宵节、四月五日清明节、五月五日端午节、七月七日七夕节、八月十五中秋节、腊月三十除夕等，宫廷和民间庆贺都有一套完整的习俗。如岁末除夕皇宫驱傩赶祟演变为京城的岁时景观，而天下都邑也都于同日举行盛大仪式。元宵节看灯则在北宋末发展为京城的全民游乐活动，届时徽宗亲至街巷“与民同乐”。又有中元节礼佛、下元节瞻道，朝野共庆、天下为欢。各少数民族在发展过程中更形成生动活泼、丰富多彩的民族风情节日，如藏族的雪顿节、穆斯林的古尔邦节、彝族的火把节、壮族的歌圩节、傣族的泼水节、白族的“绕三灵”狂欢节等，展现出不同的民风民俗、庆贺仪式、民族歌舞、民族服饰等等。由朝野共享的性质所决定，古代中国因而发展成为一个最大的文化空间，其气场延续几千年而绵延不绝。
由渗透力强决定其流播迁转性。中华非物质文化的传播性很强，自古以来一直在不断流播迁转。最初在中华腹地和周边区域流播，例如浙江余姚河姆渡、陕西西安半坡、山东泰安大汶口、河南渑池仰韶、四川三星堆等不同文化类型中的玉文化、陶文化、青铜文化、金饰文化等，彼此都有相同与相异的成分。随后朝向更加辽远的地方流播，最著名实例当然是丝绸之路上的播迁——丝织和养蚕技术的传播是古代中国对于人类文明的最大贡献；烧瓷技术的传播发展则使得今天的日本瓷、欧洲瓷得以较艺于中国；13世纪末马可·波罗热衷于向欧洲介绍中国的燃煤烧水做饭，茶艺则成为东方国家甚至世界的爱好，小到筷子的使用习惯也遍及中华文化圈；而当代针灸与中医、中餐厨艺、中式家俱及园林设计等正在向西方扩散；至于造纸、印刷、火药和指南针技术的传播渠道则早已消失于历史的无意。境内民俗文化呈地域性分布的特点突出，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彼此之间又有着承传迁转的明显痕迹。戏曲声腔在传播到全国各地过程中与当地语言、曲调结合而形成新的腔种或交叉腔种。据1959年统计，全国戏曲剧种共达360多种，成为世界一大文化奇观。其中如梆子剧种在陕西、山西、河南、河北、山东发展为多种风格的地方梆子，组成梆子腔系；花鼓、采茶、花灯系统的剧种各地都不同。民间歌舞技艺同样：民间鼓乐风格突出的有晋南威风锣鼓、陕西安塞腰鼓、京西太平锣鼓等；同为秧歌舞，安徽花鼓灯、东北大秧歌、海城高跷、济阳鼓子秧歌风格迥异；各地有各地的舞狮、舞龙、踩跷、抬阁绝技。民间年画有苏州桃花坞、天津杨柳青、山东杨家埠、四川绵竹、开封朱仙镇、河北武强等不同形式流派，民间剪纸有陇东、陕北、晋南、河北蔚县不同风格代表。
由大陆型文化特征决定其中心发散性。文明总是从中心发散的，由一个强势传播源向弱势承受区域发散，从宫廷传到民间，从都市传到农村，从大陆传到周边。宫廷礼仪散落到民间便成为民俗。例如晋东南民间保存的明万历二年（1574）抄本《迎神赛社礼节传簿四十曲宫调》以及与之配套的活的祭祀仪式，系由宋代宫廷礼俗沿袭流变而来。汉文化扩布到少数民族地区又成为当地的民风，例如云南丽江纳西族保存了远较一般汉族地区浓郁的中原文化氛围，以及汉族地区久已散佚失传的唐宋道教洞经音乐。中华大陆文化由于积累丰厚而具有很强的辐射力，历史上长期保持扩散的态势，在周边造成中华文化圈，例如朝鲜、越南、日本等国家都使用汉字、推行儒学、接受华化佛教、承袭中国典章制度等，因而许多文化理念与习俗、宗教情感、祭祀礼仪、节庆风俗成为文化圈内共有的精神财产。在中心部位长久遗失的文明却可以在周边找到痕迹，孔子所谓“礼失而求诸野”，例如日本晚近宫廷舞乐里保存了中国隋唐宫廷乐舞的众多成分。
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进入现代的特殊方式
人类众多的悠久文明面对着一个共同的艰难选择：要么被动保持传统质直至最后灭亡，要么主动吸收新质转换为现代文明。
文化遗产，是以现代社会生活作为参照物确定的概念，更多的是指工业文明前的文明创造物，它随着现代文明的深入发展而逐渐消亡。由此论之，工业文明历史浅近的国家，其非物质文化遗产与现代社会的接壤与交合部更为广阔，中国即是这方面的一个典型。
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以特殊方式进入现代社会的，这决定了它的现存面貌。在中国长期的古代社会中，属于精神成果的非物质文化保持了质的千年延续不变与量的永恒积累叠加。然而进入近代以来的一百数十年间，这种状况彻底改变了。
长久保持了发展恒定性的农业中国，并未像欧洲那样从自身肌体中自发生长起工业革命的初始动力，而是在受到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掠夺之后才被动开始现代变革的。因而，中国是以完整而缜密的一整个古代文化体系与现代突然遭遇的，这个体系曾经焕发出历史文明的耀目光焰。然而现代文明的竞争遵循的却是另外一套法则，它迫使之前的传统文明全部萎缩甚至覆灭。人类众多的悠久文明面对着一个共同的艰难选择：要么被动保持传统质直至最后灭亡，要么主动吸收新质转换为现代文明。世界上一些自强的古老民族采纳了后者，其中包括中国。于是，现代化道路在脚下展开，传统文明则成为遗产。
当中西体用之辩和“以夷制夷”的幻景最终被现实阻断和粉碎时，国人认识到仅从器物层面无法挽救中华文明的颓势。面临民族危亡的中国不得不选择决绝的文化革新姿态，用彻底破除旧有制度体系、认知体系和价值体系的手段来引导自身跳出封建轮回、实现民族自强。这正如鲁迅在《华盖集·忽然想到》中所比喻的：“我们目下的当务之急，是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苟有阻碍这前途者，无论是古是今，是人是鬼，是三坟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图，金人玉佛，祖传丸散，秘制膏丹，全都踏倒他。”而民主与科学成为中国新文化的旗帜。百余年来，中国文化经历了剧烈的动荡、风化、更新与再生，其中有成功也有挫折。五四新文化运动荡涤旧文化，新中国建立起人民共和的新型政体，解放后移风易俗破除封建迷信，新时期以来倡文明树新风，道道波涌的共同作用使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得到了大幅度更新。然而西方强势文化的大举进入，政治上“左”的干扰破坏，也使优秀的传统文明质过多流失，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破四旧”致使许多传统断绝。
百年来的西方文化潮涌与现代工业文明的入主，使传统中国的自然经济状态受到极大冲击，前期还只是造成文化杂糅，未能阻断传统，随着20世纪后期工业化和城市化步伐的推进加剧，商业市场与消费经济的迅速崛起，传统的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科技文明与商业文明急速转型，社会生产与生活方式发生了急剧的变革，属于非物质遗产蛰伏地的旧有文化就成了最后的融冰。针对现代都市文明来说，作为人类文化记忆的非物质遗产，是旧有生活方式的智慧结晶，是祖先留下的文化基因，我们需要保存住这些文化符号，以延续自己的民族血脉。然而，社会的现代化进程却又是消灭这些文化符号的罪魁祸首——这是人类文明的一个发展悖论。好在现代人类从教训中逐渐懂得了尊重传统的意义和价值。先于我国开始工业化的一些东方国家也先于瞩目非物质文化遗产，日本早在50多年前已经提出“无形文化财”的概念，韩国也较早开始了对无形文化的保护行动。中国解放以来形成保护民族民间文化遗产的概念并付诸行动，也成为联合国抢救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理念的前奏，然而，我们以往的理解和措施远不够全面和完善，加上“左”的干扰和扭曲，长期以来步履艰难。
今天我们面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所描述的典型化困难局面：“随着当今世界的全球经济一体化，不计其数的文化遗产形式正面临着消失的危险，并受到文化标准化、武力冲突、旅游业、工业化、农业区缩减、移民和环境恶化的影响。”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受到冲击和消解的问题越来越突出。例如作为传统戏曲大国，我国的剧种近30年来急剧萎缩，种类数量锐减，一半剧种专业剧团消失只有业余演出，许多剧种唯余一脉香火，只剩下一个剧团，成为所谓的“天下唯一团”。中国宫廷乐庞大而完备的体系不复得见了，反倒是周边国家保有其吉光片羽的折光，例如世界第三批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的韩国宫廷宗庙祭祀乐，本是以中国宫廷仪式记载为基础而形成的完整演奏程序，越南宫廷雅乐也受到中国的明显影响。许多民间传统被冲击得残缺不全，无法聚合成为完整的文化空间，例如佛教和道教法事、集市庙会广场文化活动、祭祀行傩和演剧、社区狂欢节等，这也是为何我国颁布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文化空间较少的原因。例如北京老天桥市场，原是一个著名的文化空间，首批入选代表作里摩洛哥加玛广场文化空间的例子，就与之十分相像。加玛广场是当地人聚集游艺的场所，其内容包括说书、杂技、戏剧、舞蹈、耍蛇、吞火、算命、占星、卜卦、牙医、草药、纹身、布道、出售食品等——这与我们所了解的老天桥市场如出一辙，但天桥却消亡了。韩国申报成功的江陵端午祭对于中华端午节日仪式保存完好而又有许多衍生发展，使之文化空间的味道更加浓郁，而我国遍布全国各地仍然呈活体状态的端午节习俗，除了划龙舟、吃粽子等节目外，已经比较缺乏内涵。汉民族春节习俗从保存完整程度说，甚至可能出现大陆不如台湾、海内不如海外、中国本土不如外土中国城的情况。今天我国保存较完整的文化空间一般只在边远少数民族地区，例如一些歌吁节之类，它们受到的时代冲击相对较小。
传统文化加速消亡的结果，是它所由寄托的民族精神、民族情感、民族审美理想的淡化与稀释，必然带来民族个性的变异和扭曲、民族特征的弱化和消亡，最终引起民族文化基因的改变。为世界各民族所特有的不同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和审美理想，如果被一致的现代工业文化符号所取代，七彩的世界就会统一为灰色，人类文明就会陷落于万劫不复的境地。在保持文化多样性方面，作为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最大渊薮的中国，负有更大的历史责任。
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特殊性
旧文化中包孕着我们的传统基因、民族特征与文化个性，新文化也不可能在脱离母体的情况下凭空造就。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要有前瞻性，而前瞻性的支撑力来自眼界与胸怀。
由于现代工业化切断各民族传统、格式化生活方式给当代人带来的警醒与反思，我们日益强烈地确立起抢救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信念。而由中国经济力快速攀升和综合国力的大幅度增强，使得我们业已拥有了相当的抢救实力与具体的文化诉求。因而，推行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国家行动已经成为现实需要。
在保护行动理性推进的过程中，我们经常遭遇的是如何对待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特殊性的问题。这个问题需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展开。前者是指如何看待既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如何为之定性，确立何种保护观念的问题，属于认识和观念的范畴；后者是指一个正在迅速现代化的社会如何处理好发展与传承的矛盾，前瞻性、预见性地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预留空间的问题，属于社会实践的范畴。
1、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性质复杂性
由于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个完整制度体系和思想体系的产物与附着物，因而当中国的现代化步伐首先以制度变革的方式推进时，它的制度根基就坍塌了。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是不以今天人们意志为转移的。旧制度的坍塌是现代中国崛起与腾飞的起点，是当今中国以现代化强国面貌挺立于世界东方的前提。而制度层面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死亡，是人类文明轮回的体现，哀婉的挽歌也挽留不住它的仙逝。至于依附于旧制度的社会认知体系、伦理体系与价值体系的随之坍塌，则是应当并且值得审慎对待的。因为旧文化中包孕着我们的传统基因、民族特征与文化个性，新文化也不可能在脱离母体的情况下凭空造就。
当我们把传统文化从旧制度的框范中剥离出来，我们看到了中华文化的智慧性、哲理性和永恒性，看到了她为人类文明所提供的特殊贡献，更看到了她对人类未来发展的特殊影响力。例如中华文化的天人合一、和谐共处等，正在和已经成为今天人类思想的共享物，为世界的均衡发展提供着精神上的源泉与动力。而更多体现在伦理层面、道德层面和民俗层面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则是包蕴民族精神气韵、孕育民族性格气质、培养民族审美习惯的丰厚土壤，伦理层面的许多东西今天要重新认识，道德层面的许多东西可以继承，习俗层面的许多东西可以传接。
即以传统中国的代表征象礼教为例。从根本上说，礼是用来节制社会等级的，是封建制度、等级观念的反映。《礼记·曲礼》孔颖达疏云：“礼者，所以辩尊卑，别等级，使上不逼下，下不僭上。故云礼不逾节，度也。”封建礼教所严以标举的等级观念、尊卑秩序、亲疏有别、专制主义，其精神实质是建立在不平等的人与人关系基础之上、为维护专制社会政体服务的，自然不与现代民主自由精神合拍。然而传统礼教所倡导的仁爱、正义、和谐、节制、美善、忠孝、睿智、虚静、自然、诚信等义理(香港陈杰思教授归纳为十大义理)，则是协调人际与自然关系、维护良好社会环境、保持崇高道德情操的人类智慧升华。当我们破除了专制体制、建立起民主政治以后，以增加人的品质修养为目的，在传统基础上重塑人文之礼，礼的内在精神就转为当代社会宝贵的人文资源了。
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中也包含有与时代精神和现代科学知识相背离的内容，已经不适宜于应用到今天的社会生活。例如万物有灵、因果报应、禁忌避讳、跳神装鬼等，属于愚昧迷信的产物，即使是在古代社会也不为智者所取，孔子“不语怪力乱神”、“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论语》）的务实态度影响了历代知识阶层，历来对这类愚俗都有鄙夷之声。当它们仍然呈现为活体状态时，会对某些社区人众的文化心理产生扭曲影响。这是在传承和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时特别要关注的。
非物质文化遗产时而呈现为综合杂糅的复杂内容团块，精华与糟粕共存，例如一些文化空间，在民间仪式习俗的表演中，也夹杂有一定愚昧迷信的成分，对其定性尤其是对待它一定要慎重。单纯剔除其糟粕成分的做法可能损伤了整体，使得文化空间残缺不全和分裂为碎片，甚至可能因影响了生态环境而危及其活体生命（这是以往的教训）。我们要认识到，有些因时代观念局囿或人类认识局限性而暂时不能辨识其终极价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对它们的真实价值判断需要合适文化环境的确立。而传统文化具有不可再生性，一经毁坏就会永久失去，因而对之要慎而又慎，有些要留给时间来判断。
对待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这种复杂性，可以用一种文化超越性的眼光作为认识基础。即任何文化生成物在历史上发生影响，都有一个随时间推移的因素，彼时彼地的人类局限，只在一个相对时段内左右人们的思维，超出界限之后，人的认识发展与超越了，它就仅剩下中性的文化痕迹保留在记忆里，不再能够支配人们的现实实践。这时，它会因为仍然具有认识意义而具备保护价值，成为我们所由了解古代人类思维过程与传统文明发展曲径的载体。因而，无论何种性质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只要它已经与现实环境相脱节，就都成为人类既往文明的标本，具有认识和研究价值，而值得珍视与保护。原始部落的宗教仪式不能对现代社会文明发生侵袭致病作用，是因为后者已经与之实现观念隔离而免疫。建立在这种眼光基础上的保护方案，自然是分层次地对待非物质文化遗产。今天已经确立的社会活体传存和博物馆式保护两种方式，是较为符合实际的，即适宜于现代社会需求的部分可以直接进行活体传承使之生生繁衍，反之则采取博物馆式方法珍藏，包括类似于实验室培养基中的活体延续，使之在不对社会生活发生直接作用的情况下，保留其认识和研究价值，而留待时间的解毒。就像生物界和医学界，即使是对待严重危害人类生存的霍乱病毒，也为了研究而保存在严格控制的试管中一样，使之成为单纯标本意义上的存在。
2、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前瞻性
中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存在着特殊困难。一方面非物质文化遗产众量存在的现实，使保护成为巨大的任务和负担甚至发展障碍；一方面非物质文化遗产更多存在于文明边缘地区，这些地区也因封闭而不开化，缺乏自觉理性的保护意识，更重要的是这些地区多为贫困地区，缺乏保护的经济支撑力——其主要现实需求与心理期盼是迅速发展和进入现代文明，当发展与传承构成矛盾时，发展并尽快脱贫会作为社会的第一要务而压倒保护性考虑，这也成为许多地方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超载开发与商业利用而造成保护中破坏的诱因。
非物质文化遗产活态保护的理念，也成为横亘于发展与传承之间的矛盾添加剂，有人将其作为阻挡区域民众融入现代化生活的障碍，因为当非物质文化遗产呈现为活体时，可能会对现实人群的观念发生作用而成为社会现代意识的反动。这里有一个立足点的问题，有一个站在此文化之内与之外看问题的区别。即，保护工业文明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是后工业社会人类思维的进步体现，但也可以见出外在于传统文化本身的超然。当文化之外的人要求其中的人保持既定生产与生活方式以供展览时，文化中人通常是反抗而要走出去追求新的文明的。这也就是国际上的文化生态保护区之所以不容易长期维持的原因，美国印第安人、爱斯基摩人保留地如此，新西兰毛利人保留地亦如此。因此，做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既要考虑此文化所在地区之外的社会公众意识与整体利益，也要考虑之内人群的现实和心理需求，而采取适当的支持与补偿措施，有时要做的可能就只是等待。
解决上述问题的关键因素，在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要有前瞻性，而前瞻性的支撑力来自眼界与胸怀。首先我们当然无权阻断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脉息，因为继承这笔遗产不是我们一代人的特权，而是我们与千秋万代后人的共同权利，我们要随时想到为子孙留下什么，世界的物质资源不能耗尽，文化资源同样。其次还要从文化可持续发展的角度看问题，正确处理发展与保护的现实矛盾，在发展之初就预留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空间，宁可发展慢一点，也不要因为片面强调速度而牺牲掉非物质文化资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