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锁具史”不仅是一种技术史，而且人们的利用或者说消费锁具，似乎与社会史的关系更为密切。
锁具的社会史
王振忠
东方早报·读书 2008-9-28 6:54:06
《锁具史图说》
李文石 著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7年1月第一版 314页，28.00元
我最喜欢阅读各类专门史著作，尤其是那些比较冷门的专史。因为术业有专攻，经过方家的系统梳理，可以弥补本人的闻见不及乃至知识的盲点。去年，看到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的《锁具史图说》，很快便买了一本，“银钥却收金锁合，月明花落又黄昏”，锁匙开合之间，让人颇多联想。
该书的作者是位科技工作者，他对锁具的研究主要是从技术层面着手，书中涉及锁具概念、锁具发现、锁具原理，以及各种类型的锁具——从早期的绳结锁、木锁到金属锁，再到现当代的电子锁，一一细细道来，通俗易懂，可作科普著作来读。据该书前言和后记可知，作者硕士阶段攻读的是无线电电子学，博士在东南大学国家专用集成电路系统工程技术中心，其间曾到复旦大学进修。从专业角度视之，作者尤其专长于电子锁，1994年他就在电子工业出版社出版过《电子锁设计与制作》一书，因此，在《锁具史图说》一书中，电子锁的内容便占了将近一半。
不过，既然是“锁具史”，就必然要涉及传统时代的各类锁具，而关于这一部分的内容，作者主要是通过举例的方式来论述。从中可见，作者不是历史学者，征引文献似非其人所擅长。而且，该书引用的史料基本上没有注明出处，有不少可能并非出自一手。因此，将之视作史话来看，可能比严格意义上的“锁具史”更为贴切。不过，他从一个技术专家的角度为读者通俗地解读了锁具结构的演变，明暸这一点，该书的看头及其价值大概便不言而喻了。由此，我也联想到，“锁具史”不仅是一种技术史，而且人们的利用或者说消费锁具，似乎与社会史的关系更为密切。
在传统中国，农民习惯性地在碗上凿字，在农具上具名，显然是怕被旁人偷走，但在通常情况下，毕竟是乡里乡亲，民风淳朴的地方，人们常常只是将大门虚掩，便安心地下田干活。不过，当商业日益发展，贫富悬殊渐渐出现，先前田园的宁静从而被打破。于是，人们便开始在锁具上大做文章，锁具的形式也愈趋复杂。远的不说，仅以晚近的明清时代为例。康熙《休宁县志》叙及徽州当地的物产时，对于铜锁有过这样的一段描述：“初制颇费工本，故精好，值重。其后售弥广，制弥杂……锁亦炼铜，俱苟且媒利，骎堕恶道，非故式矣。”这段话的意思是说：铜锁开始时用纯铜制作，当然极费工本，做得也很精致，价格更是不菲。但到后来，由于锁具之销售范围越来越广，锁具的制作便愈益庞杂，用料以炼铜代替，制作也不再那么认真——这是从制作的角度来状摹锁具的变化。其实，倘若我们换个角度，从锁具的消费情形来看，那么，早先用料好、制作精、价格高的铜锁，消费的对象可能仅限于一些较为富裕的人群，因为当时的社会治安及社会风气尚好，一般人还不需要通过锁具加强日常防范。但随着社会治安的变化，民情风俗之递嬗，普通民众也开始需要购买锁具自保身家，于是，锁具的消费群体大为扩大，从此，大批粗滥的锁具便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当然，在鱼龙混杂的锁具市场上，还是有一些相对比较知名的品牌。对此，稍后乾隆时代的《徽城竹枝词》就这样描写：
路口金针原适用，
中州琢锁更驰名。
半沙竹器坤沙鼓，
团扇风摇新馆轻。
歙县是徽州府的附郭首县，县城也就叫“徽城”。竹枝词中的“路口”、“中州”、“半沙”、“坤沙”和“新馆”，都是徽州歙县的地名。其中，“中州琢锁”成了徽州锁具中的名优商品。关于上述的这些名优产品，乾隆《歙县志》亦曰：“风成于习，习俗所尚，厥有专能，迁其地而弗良，风土然也。邑有以地而名其器者，若东门之罗经，岩镇之锁，坤沙之鼓，路口之针，半沙之竹器，具见于时。”这一段话与上揭《徽城竹枝词》可以比照而观，从中可见，在徽州，当人们提到某种名优商品时，便会很自然地联想到特定的地名，而后者则成了这些知名品牌固定的产地。
明清时代，歙县的岩镇为“万家之市”，富商大贾麟集麇聚，当地发展出著名的锁具，显然与明代中叶以后徽州社会的变化密切相关。当时，官府对徽州的歙县和休宁征收的赋税最为繁重，这对于该两县人的经商活动，如果不是重要的政策导向，那至少也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明代歙县人方承训的《新安歌三首》之二有：“徽郡歙休商山高，逐末江湖囗（？）浪涛。辞家万里轻其远，云贵蜀广日策蹇。”即反映了明代中叶以来歙县、休宁一带从商者前仆后继、无远弗届的盛况。徽人的大批外出，引发了徽州社会的剧烈变迁。著名的万历《歙志》就将明代中后期的徽州风俗类比为一年的春夏秋冬四个季节。据该书的描述，十五世纪的弘治年间相当于“冬至以后、春分以前”的那段时光，当时，徽州风俗“诈伪未萌，讦争未起，芬华未染，靡汰未臻”，一派恬静朴实的田园风光。此后，经过十六世纪前期正德末、嘉靖初，以及十六世纪后半叶的嘉靖、隆庆时期，再到十六、十七世纪之交的万历年间，徽州社会状况变化剧烈。这几个阶段，就像是春分以后、夏至以前天气逐渐转暖，夏至以后、秋分之前的烈日酷暑，以及秋分以后、冬至之前的天气渐凉转冷。随着“富者愈富，贫者愈贫”，“富者百人而一，贫者十人而九”，衡量个人成功与否的唯一标准便是金钱，所谓“金令司天，钱神卓地”，于是，整个社会失去了以往的淳朴敦厚，“奸豪变乱，巨滑侵牟”。在这种背景下，社会治安和民情风俗都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人们才迫切需要在锁具上动更多的头脑，通过各式各样的锁具来保护自己。于是，岩镇等地各类的锁具更为世人重视。
在明清以来的徽州，不仅当地的名锁走俏，而且还有一些锁具来自广州等地。明清时期，广州是对外贸易的重要窗口，西洋的奇技巧艺纷至沓来，这大大促进了锁具的开发。另外，在世人的心目中，广州是“广”、“洋”时尚的源地，因此，“广锁”也成了徽州人珍爱的锁具。1972年，著名历史学家方豪曾介绍乾隆年间一位徽商赴江苏六合贸易时的杂账，包括个人所用的家具、衣帽、箱笼及送礼物品等，其中就包括“休宁浜铁匙铜锁”、“潮州铜锁”和“银片锁”等。而笔者手头的一份徽州文书散件，内容是开列托人从外地捎来的物品，个中亦有：“加宝姆买广锁弍把。”这里的“广锁”，倒不一定是直接来自广东。不过，明代以来，不少徽州人“漂广东”（前往广东从事茶业贸易等），他们陆续带回的广锁应不在少数。广锁也叫“广东锁”，徽商后裔胡祖德的《沪谚外编》卷下收录有一首《三百六十行营业谣·做铜锁》：
拜师学做广东锁，
吃尽千辛与万苦，
只因各种锁簧多，
一时难悉机关部，
做锁更须做钥匙，
七弯八曲费心思，
心思输与偷儿巧，
扌典锁惟凭小铁丝。
胡祖德为晚清民国时人，是著名的徽商后裔，其祖辈于明朝中叶来沪经商，后定居于上海县陈行乡。从中可见，广东锁的锁簧相当之多，钥匙也颇为复杂，但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广锁再复杂，有时仍然敌不过小偷之心灵手巧，你瞧，技术高超的偷儿不是用一根小铁丝（万能匙？）便很容易地将锁弄开？
与陈行一样，外冈（今上海市嘉定区外冈镇）也是徽商聚居之地。该镇自元明以来广植棉花，家纺户织，以“外冈布”闻名于世，这些外冈布，因徽商僦居钱鸣塘收买，遂名“钱鸣塘布”。据成书于清朝乾嘉之际的《续外冈志》记载：
国初有张匠某，自洞庭山迁居于西里，专工铜锁，俗呼为“张铜锁”。某所制锁各异，钥簧较它锁多两叶，关键甚固，失钥不能复开，远近争购，一时称绝技焉。其子传其技，稍逊其父，至孙不务故业，法遂绝。
洞庭东、西两山是商贾之乡，俗有“钻天洞庭遍地徽州”之谚，这句谚语是指明代中叶以后洞庭商帮与徽商一样，在江南各地随处可见。从明清乡镇志来看，这两个商帮在不少市镇中都相当活跃（比较典型且有大量记载的如朱家角等地）。在这些充满活力的市镇中，除了巨富商贾外，还有不少手工艺人也随着他们的足迹纷至沓来。伴随着金钱的流动，这些禁锢财富的锁具也随之南北西东。因此，外冈镇的锁匠名工由苏南洞庭山而来，显然并非偶然的巧合。外冈一带，随着商业的发展，外来人口剧增，《续外冈志》曰：“外冈虽小，而以镇名，因地产花布，远商云集，居斯镇者，未必皆土著。”该地僻处多萑苻啸聚，民风浇漓，所以人们也需要更为牢固的锁具，方能保住自己的私有财产，这是“张铜锁”大行其道的根本原因所在。
锁具是防盗的，但锁具的发展却并未与盗贼作案的手法呈此长彼消之势。如今，几乎家家户户都用上了防盗门、防盗网乃至可视电话、红外线监测系统，但除了为自己营造出一个超大的鸟笼外，人们是否因此就更为安全了呢？这显然已超出了技术史的范畴。 ■
古代精美锁具
延伸阅读
●《中华古锁》
陈邦仁著，百花文艺出版社，2002年5月第一版
●《鉴藏长命锁》
章用秀编著，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2005年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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