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学视野中的中国妇女——海外人类学之汉族妇女研究述评
李霞 2005年11月21日 12:44 《国外社会科学》2002年第2期
提 要 本文从亲属制度和以国家政策为核心的政治经济关系两方面对海外人类学的汉族妇女研究进行综述,总结以往研究的主要贡献和近年来研究的新趋向,并提出今后在此领域继续努力的方向。
关键词 妇女 亲属制度 政治经济政策 中国
海外的中国妇女研究较为丰富,其中人类学领域的研究以其独特的方法和与当代各种理论思潮的结合独树一帜。这一领域的研究涉及很大的时空跨度,1949 年以前,海外人类学较少涉及对中国妇女的研究,只有一些本土学者的研究中涉及到妇女(如冯汉骥,1937 年; 费孝通,1939 年; 林耀华,1948 年) 。建国后至80 年代初,由于受大陆方面田野作业条件的限制,对中国妇女的研究除了在台湾、香港等地有一定的实际田野调查,以及对由中国大陆移民海外人群的访谈外,大多依靠历史文献、以前的田野调查资料及各种文件、杂志、资料。(如Andors ,1983 ;Croll ,1978 ;Johnson ,1983) 。而80年代中期以后的研究则大多建立在研究者或长或短的实际田野调查的基础上。
本文拟从亲属制度及政治经济两方面对这一领域中的妇女研究进行论述。
一、妇女与亲属制度
亲属制度(包括婚姻及家庭) 是人类学中与女性有关的传统课题。从亲属关系入手可以了解女性所处的、由于生育和婚姻而发生的各种血亲和姻亲关系,从中可以了解妇女作为一种性别与其他性别之间的关系,它涉及到女性的定义、身份、角色等问题。传统的家庭和亲属制度是理解中国妇女行为的最重要的起点。
海外人类学对汉人亲属制度的研究基本上是在弗里德曼的宗族模式的基础上展开的,弗里德曼的亲属制度研究所参照的是从政治人类学角度来考察作为社会组织原则的父系承嗣体系的非洲模式。弗里德曼对中国,尤其是华南的亲属制度研究也强调以男性为中心的宗族作为社会组织方式的功能和结构。在这一模式下,妇女并没有成为汉人亲属制度研究的主要关注点(除少数学者,如M.Wolf ,Judd 等外) ,有关妇女的论述大多散见于有关亲属制度各个方面的论述中,而且大多是将其置于传统的亲属制度模式中进行考察。但在这些并不很系统的论述中常有对妇女在父系亲属体系中的结构性地位的精彩论述。
妇女在这种传统的父系亲属制度下的从属地位是很多研究者首先注意到的特点(如Johnson ,1983 ;Croll ,1995) 。但这其中又有更细致的分别,弗里德曼就区分了妇女在家庭内外的不同地位:妇女在夫家可以占据很重要的地位,这表现在她在家庭事务及家内祭祀中所拥有的权力;但在超出家庭以外的亲属单位中,妇女没有任何正规角色(弗里德曼,1958) 。不过,妇女在亲属制度中这种从属与被动角色在近年的研究中受到一定挑战,关于此点,后文再述。
一些精彩并具有启发意义的论述主要是围绕妇女在两个互为姻亲的亲属集团间的双重身份问题展开的。
在以父系承嗣、婚后从夫居为主流制度的社会,大多数妇女的一生很少能像男性的生活那样具有连续性,她们一般都要经历以结婚为标志的居处、生活内容以至归属的转变。汉族的亲属制度同样体现出这种特点。妇女的生命史可划分为从父时期和从夫时期,分别对应其婚前时期和婚后时期。聘礼作为交换的代价标志着妇女的身体和劳动的转移(Lang ,1946) 。弗里德曼认为,婚礼这一仪式就是用来表明新娘的身体、生育力、家务服务、主要的仪式职能,甚至死后她的灵魂都应由自己出生的家庭转向丈夫所在家庭,她从此在财产关系和法律意义上都与娘家没有关系,而且从此娘家就丧失了对她的大部分权力。她如果成了寡妇,她的再嫁是由婆家决定的(弗里德曼,1958) 。在实际生活中这种转换又是通过一系列事件得以逐步完成的。婚后,生育使妇女与夫家的关系得以稳固,而当她的儿子成婚,或她成为祖母时,她就已完全融入了她丈夫的家庭和社区( Freedman , 1966 ;M. Wolf ,1970) ,这种地位在她死亡时得到进一步确认,她是作为丈夫的父系宗族的祖先被祭祀的(弗里德曼,1958) 。
但是,妇女这种向丈夫宗族的转化与同化又不可能是完全的。即使在作为象征转换结束的婚礼上,一些礼仪也仍然标志着新娘与其出身家族继续联系的纽带(植野弘子,2000) 。娘家对嫁出的女儿仍然保留着一定的权力,这种权力在一些仪式上得到象征性的表现,如娘家在女儿嫁入宗族的一些礼仪场合上具有较高的地位,在妇女做寿和她的葬礼上娘家客人的尊贵地位更是娘家权力的表现(Ahern ,1974) 。而出嫁的妇女也仍然对娘家的父母及其他娘家人有各种级别的服丧义务(弗里德曼,1958) 。
汉人亲属制度研究不管是以宗族为中心(如Freedman) 还是以家庭为中心(如Cohen) ,大都注重因共有财产而形成的群体间的合作,在父系制中没有正式财产继承权的妇女在两个亲属宗族中具有双重的身份,她既属于又不完全属于其中的任何一个宗族,其角色和功能也表现出某种矛盾性和模糊性。妇女的这种归属的模糊性甚至在女子未出嫁之前就反映出来,那时她在自己出生的家庭中就是“作为陌生人的女儿”被排除在家庭的很多正式仪式(如祭祖等) 之外(Croll ,1995) 。而对未婚女子的牌位或香灰的处置反映出女子即使对于她的娘家而言,也是处于界乎象征着自家人的祖宗和象征着外来危险者的鬼之间的位置(A.Wolf ,1974) 。而作为一个“外来者”,她对于夫家亲属宗族来说既有利益也有某种潜在的威胁。一方面,父系宗族的延续不能没有妇女,她可以为嫁入的宗族传宗接代(这是她嫁来的主要目的) ,可以联结不同的宗族(Freedman ,1970) ;另一方面,对于嫁入宗族而言,妇女对自己小家庭利益的关心所造成的夫家兄弟间的矛盾,使她往往被看作是造成夫家大家庭分裂的最主要的因素。但弗里德曼又进一步(并且是正确地) 指出,对妇女的这种看法其实是父系结合体的紧张关系在妇女身上的体现,妯娌们其实成了兄弟间财产权冲突的表现者(弗里德曼,1958) 。
作为对宗族模式的补充,有的研究者提出了赘婚、童养媳在中国婚姻形式中占有不可忽视的比重。在这些婚姻形式中,尽管妇女的地位及其与家庭其他人的关系呈现出不同的特点(Wolf andHuang ,1980) ,但即使是处于入赘情况下的妇女也同样处于两种矛盾的规范中,既要服从父母,又要服从丈夫(M.Wolf ,1972) 。
对于妇女在两个亲属集团间的双重身份及角色转换问题,已有学者对那种单向性的“完全融合说”提出批评,认为甚至生育也不能使妇女与丈夫的父系宗族产生一体感(植野弘子,2000) 。因此,还缺乏对妇女在亲属制度中的这种转变过程及其性质的更为具体、深入的讨论。这与当年弗里德曼提出的一个至今未得到解决的问题“一个妇女怎样协调她作为妻子和媳妇与她作为姐妹和女儿的责任?”(Freedman ,1970) 是一致的。
20 世纪80 年代中后期以来,受实践理论和女性主义思想影响,人类学领域的妇女研究呈现出某些新的趋向。
首先是对妇女个体能动性的强调,改变了在以往研究中将妇女作为完全被动及从属的角色。玛格瑞·沃尔夫的《台湾农村的妇女与家庭》主要将女性作为能动的个体来考察,妇女婚后采取加入村里的女人社团(women community) 和建立“子宫家庭”(the uterine family) 等策略,使其逐渐在嫁入宗族中确立地位,并进而享有一定权威。她对妇女非正式策略,尤其是对子宫家庭的建造的描述,为对中国的亲属制度的研究开辟了一个领域:去理解实践的亲属关系和妇女在非正式的日常社会关系中的积极角色(M.Wolf ,1972) 。而贾德对“娘家”的论述则借用了布迪厄的“惯习”概念,从作为正式制度与具体实践之间的惯习的层次上分析了妇女和娘家的关系与正式制度间的关系以及妇女本人在其中的能动作用(Judd ,1989) 。
其二是对由交换女性形成的姻亲关系以及妇女在这类关系中的作用给予更多的关注。以往在弗氏的着重于纵向的宗族模式的影响下,对横向的姻亲关系关注较少,除少数研究(如Gallin ,1960)外,对联姻的研究或集中在历史领域(葛兰言,1975 ;Hymes ,1986 等) ,或是以父系原则为中心来讨论姻亲关系(如Ahern ,1974 ;Wolf and Huang ,1980) ,女性在联姻中往往被视为被动的交换的对象而忽略其主动性。80 年代以来的一些研究注意到在实践中姻亲关系的重要性(如阎云翔,1996) 以及妇女在女性自身婚姻缔结中的主动角色(如Watson ,1981) 和她们在保持娘家与婆家两个家族间友好关系方面的主动性(植野弘子,2000) 。而贾德和古迪的研究提供了另一种维度,即以女性自身为出发点的娘家的维度(Judd ,1989 ;Goody ,1990) 。
其三,开始采用女性的视角来考察亲属制度。这一趋向是与20 世纪70 年代开始的女性主义人类学对人类学的反思相对应的。女性主义人类学不仅要求在研究对象上要包括女性和关注性别如何通过亲属制度等来构建,还要考察亲属制度是怎样由性别构建并被体验的(参见Moore ,1988) 。玛格瑞·沃尔夫指出,与父系意义上的绵延的“家庭”不同,对于妇女而言, “家庭”是个暂时的群体,该群体只意味着在她的维持能力之下的“子宫家庭”,等她死后就不复存在(M. Wolf ,1972) 。古迪认为,对于妇女来说,亲属制度并不完全是父系的,不能忽略妇女与娘家之间的关系以及她们从这种关系中获得的力量(Goody ,1990) 。贾德通过论述妇女与其娘家的关系,提出了一些以女性为中心的亲属关系较之于父系制度原则相异的特点,如情感因素对于“娘家”而言,较成员资格(membership) 和财产更为重要,而后者往往被作为父系亲属制度的最重要的因素(Judd ,1989) 。而在植野弘子最近的一项以台湾地区的汉族为调查对象的姻亲研究中则反思了以往姻亲研究的单向性和男性中心的前提。她注意到男性通过女性结成的姻戚关系与女性通过男性结成的姻戚关系的不同特点,前者常常是协作性的,而后者则往往有敌对、冲突、忌避的因素,进而探讨了造成这种区别的家庭财产权、男女两性社会分工及情感变化等问题(植野弘子,2000) 。
最后需要提出的一点是,国家与社会变迁的因素被引入对妇女与亲属制度的研究中。这方面的研究关注近代以来的“妇女解放运动”,尤其是1949年以后中国大陆的各种有关“男女平等”的宣传、各种经济政治政策以及社会变迁对亲属制度及妇女在其中的地位的影响。这一维度将国家的因素作为考察妇女地位的核心,这正是下文要讨论的中国妇女研究的另一个视角。
二、政治经济变迁中的妇女
20 世纪70 年代以来,对1949 年以后的中国大陆妇女的研究有很大一部分是围绕着妇女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展开的,探讨新中国一系列政治、经济政策的实施对妇女的影响。这方面的研究大都具有较明显的女权主义立场或女性主义的视角,同时也带有较明显的结构马克思主义观点的印记。其重点在于通过考察妇女在各种社会关系中的位置及妇女在资源获取方面的变化来讨论在这个发生巨大变迁的社会环境中妇女地位的变化。
建国后中国政府在宣传上所强调的“男女平等”以及一系列旨在贯彻此原则的政策法令的实行,使中国妇女的情况成为海外的妇女研究者关注的一个重点。妇女所处的社会关系结构是否变化是首先被讨论的问题。
一些学者通过研究(主要是通过文献) 对中国的妇女解放持肯定的态度,认为新中国的这些政策和运动重新定义了中国妇女的角色和地位,结构性的和在意识形态上对妇女的束缚已经减弱(NancyMilton ,in Young ,1973 ;Croll ,1978) 。也有的学者持否定态度,指出中国的革命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阻碍妇女走出家庭的法律障碍,但由于核心家庭的存在、家务劳动未能社会化等因素,妇女并没有从生活的私人领域中解放出来。男性沙文主义仍然得以延续和受到支持(Salaff and Merkle ,in Young ,1973) 。一些新的政策,包括新婚姻法的实行、集体化及计划生育等政策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父系家庭的结构和职能以及妇女在其中的从属地位(Parish and Whyte ,1978 ;Johnson ,1983) 。有的研究者从婚姻政治的角度分析1950 年新婚姻法的实施,认为由于传统家户结构与功能的存在及政府本身与之原则对立的经济政策,新婚姻法在试图确立新型的社会关系的目标上是失败的(Croll ,1981) 。认为建国后至改革期间宣传的“平等”是事实上的不平等(M. Wolf ,1985) 。针对这两种对立的观点,戴尔蒙德更细致地从土地分配、劳动分工与计算、婚姻形式、女性干部比例及其生活以及政治运动(如“批林批孔”) 与妇女地位的关联等方面进行讨论,认为建国后妇女地位有乐观的一面,也有不乐观的一面。一方面,在农村地区被重组的过程中,在一定程度上传统的结构被摒弃;但另一方面,一些经济、政治方面的政策同时却加强了传统的家庭与宗族内部的关系(Diamond ,1975) 。
上述研究大多是从家庭等亲属关系的角度来论述建国以来的政治、经济政策对妇女的影响。另一些研究则将着重点放在对妇女的生产劳动的分析上,关注妇女资源的获取情况,其工作条件及对她们的劳动所得产品的分配。这些研究大都受到70 年代占主流的结构马克思主义观点的影响。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提出,妇女要摆脱其从属地位,最重要的一点是她们能否参加社会生产劳动。从1950 年一直到改革开放,中国妇女一直被鼓励从事社会生产劳动,对新中国妇女的社会生产劳动的具体分析使一些研究者对恩格斯的观点提出质疑。虽然也有一些学者认为从事社会生产和计算工分代表了某种平等计算劳动的趋向(Diamond ,1975) ,但更深入分析的结果认为,妇女的社会性生产劳动同样受到亲属制度等级和其他社会等级的局限,而且也没有导致妇女地位的提高。
20 世纪80 年代以来社会科学领域对能动性的强调和90 年代女性主义学者反对社会性别的本质化阐释,而将其置于具体的场景中作历史性分析的努力也反映在对妇女与国家关系的研究中。如前述贾德的研究就是从下而上,从农村妇女的实践和策略的角度来考察改革的政策,并进而分析了妇女在以国家为中心的权威等级制中的位置(Judd ,1994) 。而罗丽莎(Lisa Rofel) 的《现代意象与“他者”现代性》中主要关注社会性别内容在不同时期的变化。她从一丝织厂的三代女工(50 年代、文革时期和改革时期) 身上观察了社会性别内涵的变化,以及这个变化如何同工人这个范畴的变化相交叉和同政治经济变迁的关系。这个分析又同她对“解放”的意义的探究结合起来,她指出“解放”对不同年龄的女工有不同的涵义。（注1）
从政治经济关系方面对妇女进行的研究将妇女置于更为广阔的社会背景和权利关系网络中,同时又能容纳进历时的因素,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理解妇女的角度。但已有的研究也反映出这类研究在方法上的困境,除少数研究是基于实际的田野调查外,大多数研究采用的是文件、杂志、历史文献及一些没有统一来源的访谈资料,资料的使用没有统一的框架,并且对国家的政策法令大多倾向于作同一化的理解,较少考虑其实行的差异性。如前所述,这种研究策略有受客观社会条件的限制的原因,但人类学如何在宏大的社会背景和在与国家的关系中去把握妇女研究,还涉及到一个值得讨论的方法论方面的问题。
注释：
注1：此书介绍参见王政,1997 , 《国外学者对中国妇女和社会性别研究的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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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转自：社会学人类学中国网
www.sachina.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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