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现天、人与社会的整体关系
──马赛勒·莫斯《人与社会论集》译后记
有志于研究人文社会的人，大可先用两个问题测试一下自身的根骨：一是社会是否仅由活人构成？二是世界上的死人是否多于活人？如果觉得这两个问题都无关或无聊，那就体认不了天人合一，因而最好迷途知返，赶紧改行去学更实用的东西。这是译者从马赛勒.莫斯这本《人与社会论集》和他的生平业绩中得到的启示和教诲。
马赛勒.莫斯（Marcel Mauss,1872-1950）的学术贡献赫然彪炳于学科史，无须译者介绍。但莫斯的人文精神和道义感却值得我们特别体认：他是现代社会学创始人杜尔干的外甥，法国社会学和民族学巨子，且是一座以知识和心血示范人类集体良知的道德丰碑。他一生都在修桥补路：修的是连接现代人类和现代科学与古代人文精神世界之桥，补的是原先曾经通畅，后来被现代物欲横流冲断的人类救赎之路。他把毕生精力用于接续舅父和导师开创的《社会学年鉴》学派传统。
中国读者对他还应多一层亲近：他是著名汉学人类学家葛兰言的同事，中国民族学前辈杨堃先生的老师。他虽然没有专门研究中国，却在现代西方学界示范了古代中国圣贤的心志：“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和“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1920年代的西方民族学人类学著作汗牛充栋。莫斯在那个年代贡献了他最重要著作：《馈赠论》。这篇长文把人伦人性置于互惠交往的本体地位，并且公正地把尊严交还给不在科学话语和权力中心的古人和远人。相比之下，弗雷泽和列维-布吕尔的著作虽是宏篇巨制，却因为过多用学术话语阻断古今人类相通的心灵而难免沉舟侧畔，只能作为学科在歧途上探索的时代见证。
读者手中的这个中文译本依据的法文原版是1950年法国大学出版社出版，1995年第六次再版的莫斯主要著作选集《社会学与人类学》。王铭铭教授2002年委托张海洋教授约我翻译该书里面尚未译成中文的几篇文章。按现在的中文版序列，它们是第一篇回顾、比较和总结，论述了心理学与社会学的关系。第二篇以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民族志为例，论述集体暗示的死亡观念对人体的作用；第三篇追溯人的观念即“我”的形成及进在西方的演进；第四篇人体技术，讲述了几种前现代文化控制和使用身体的事例和道理。最后一篇通过爱斯基摩社会组织在一年中的季节变化，揭示社会形态与时间和空间的密切联系。
由于东西方的语言和学术风格差异也大，所以中国读者阅读这些文章会感觉难读难懂。但译者体会：莫斯所讲的事例和他的讲述方式虽然不同，但其道理都跟中国传统的天、人与社会的观念一脉相承。因此，只要深察和铭记“天人合一”的理念和“道”、“理”与“礼”，不断联想“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古训，再加上社会学年鉴学派拓展的“自然法社会”视野，我们对这些文章的阅读理解就能事半功倍。
本书翻译接近完成时，胡鸿保教授送来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年出版的佘碧平译《社会学与人类学》全本。译者恐怕这又会形成中国出版界近年常见的“撞车”公案，因而请王铭铭教授跟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联系。出版社与王铭铭教授商议：认为莫斯教授的这些文章毕竟需要推介，经典作品多有译本或有助于今后相互校正，加上履行出版合同的义务，所以仍然坚持将其付梓。
译者对这种安排兼有庆幸与不安之感，只好借此后记向读者积极推荐上海译文出版社的佘碧平译本。那个译本的内容更全，且前面有列维-斯特劳斯的长篇导读，后面有莫斯教授的生平大事记，因而更有利于全面理解作者的学养与人品。至于读者手里的这一个选译版本与佘译本有何短长，则请读者相与辨析和批评指正。
1950年代之前的法国学术界研究人类社会文化的学科只有社会学和民族学两个名称。民族学是比较社会学之意。当时的人类学专指体质人类学。莫斯在本书各篇章中使用的学科名称也都是民族学而非人类学。但1950年莫斯这部文选出版时，却取了《社会学与人类学》之名。此中固然有对“身体技术”等文章的考虑，但其更大的用意当是列维-斯特劳斯携带美国知识架构返回到欧洲并积极推介美国学科名称。这是学科史对当初社会现实的折射：二战后的美国不仅经济称雄，而且有了在学术文化上影响欧洲的软实力。
本书翻译过程中，得到中国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王焕生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信明堂教授、北京外国语大学王铁华教授、丹麦友人Mai-Britt Kelstrup先生和中央民族大学张海洋教授的热心帮助。他们为译者解答了多种文字和学科术语方面的不少难题。译者在此向他们表示衷心感谢。但译本的所有不足之处，责任仍在译者，恳请读者批评指正。
林宗锦
2008年3月5日
（海洋代笔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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