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学：科学性及其障眼法
刘宗迪
导读：科学的人类学之所以战胜古典的人类学，并不是由于它较之后者更好地解决了问题，而是由于它较之后者更好地掩饰了问题，这与其说是一种科学精神，不如说是一种交织着话语暴力的“障眼法”：让学科的从业者只看到他该看的，把对学科构成威胁的未知之域屏蔽于视野之外。或者，障眼法原本就是科学精神的秘义：正是凭借控制实验之类的策略，科学才把那些无法控制的东西排除在人类经验之外，科学的所谓经验实际上是被实验这种“新工具”（培根）控制了的经验。科学之光引导着人们的目光，映入眼帘的就只能是科学的光明面，阴影永远落在看不见的角落。科学与魔术，总是难分难解。
一
自从技术摆脱了巫术的魔障，科学解除了玄学的梦魇，科学技术就像脱身曹营的关云长，一路高歌猛进，势不可挡，科学技术在改天换地的同时，也使人类的精神世界改头换面：科学塑造了人们理解世界与自身的基本视界，科学性成了判断一门学术是否够格称得上是知识的最终标准，甚至连哲学、历史学、诗学等这些曾经显赫一时的古老学科，如今也必须接受科学的检验，只有具有科学性，才有资格被列入人类知识的殿堂。科学君临天下，因此，追求科学性，实现科学化，就成了当代人文学术的一种甚至是无意识的冲动。人类学，可以说是人文学术追求科学化的急先锋。
常识理解的自然科学的科学性主要在于其经验性或实证性，人类学由于以实证性的田野作业为基础，因此就天生具备了科学性，具备了成为人类知识的合法条件。正是这一点，足以使人类学在人文学界傲视群学：天下唯我是真金不怕烈火炼，经得起经验和实践（实用）的检验，你们哲学是面壁谈玄，历史学是纸上谈兵，诗学更是痴人说梦，全凭文人信口说来，多是既经不起经验检验或者无法检验又于事无补的“贾语村言”，不该在人类知识的神圣殿堂中滥竽充数。
正因为人类学闪耀着科学性的灵光，一些与人类学的研究题材搭界的传统人文学科，如神话学、民俗学、文化史学、艺术史学，乃至语言学、历史学，纷纷皈依人类学大旗，不仅祭起了人类学田野作业的法宝，而且在理论方法上也虚心向人类学求取真经。
实际上，把人类学的出身上追三代，它也并不比哲学、史学和诗学诸学更“科学”。人类学脱胎于西方古典学或曰文化史学，文化史学一直致力于依据文献史料重建文化发展的历程，但由于文献不足，因此常常是“欲说当年好困惑”。十九世纪从殖民地纷至沓来的关于“野蛮人”的报道却让文化史家眼前一亮：欧洲民族的往事微茫难求，但野蛮人的今天不就是文明人的过去吗？或许，通过研究现代野蛮人的文化就能揭示人类文明源头的奥秘。因此，西方的文化史家在钻古纸堆的同时，也把南来北往的冒险家、传教士们提供的关于野蛮人的报告收入研究的视野。E.B.泰勒著名的“文化遗迹说”就是在文化史研究的语境中提出的，他认为在文明社会的巷陌村野中流传的奇风异俗实际上是远古时代一些饶有意味的社会习俗与仪式的残留物，时过境迁，这些习俗的社会意义业已被后人忘却，从而蜕变为毫无意义的怪癖，但通过将之与完整保存于现代野蛮社会中的一些相似风俗相印证，就不难揭示其固有之真义，从而让人们重温人类文明起源时的情景。泰勒力倡文化进化论，更表明他本质上还是一个文化史学家。泰勒的后学，巨著《金枝》的作者弗雷泽，也是文化史学家与人类学家一身而二任，《金枝》一书广收博采五湖四海的人类学资料，目的却是为了研究古希腊的狄安娜神话，他的材料是人类学的，但工作方式却仍是古典学的，他一生耽于书房，从未有过“上山下乡”实地考察的经历，材料多是“道听途说”，学说则全是匠心独构。因此弗雷泽被后人称为“书斋里的人类学家。”──人类学专业的学徒们大多都曾经师傅耳提面命：千万要以弗大师为戒喔。
古典人类学的两个重要学派进化论派和传播论派，其代表人物都是史学家出身，都是以史学的目光组织人类学材料。主张进化，是为了重建文化在时间上的传承史，主张传播，是为了再现文化在空间上的流动轨迹，历史正在时间与空间两维展开。正是因为出身于历史学，古典人类学家才都致力于对文化制度起源的追问，并且，他们较之一般的历史学家更“好古”：史学家关心的只是有史以来的历史，而人类学家关心的却是有史之前的历史，是历史的源头。
古典人类学家使用的方法也是历史学的，不外乎文献学、历史语言学、古物学等传统套数。
但人类学到了马林诺夫斯基这一代，就彻底与文化史学分道扬镳了。马林诺夫斯基是一个走出书斋走向田野的人类学大师。置身太平洋岛屿炽烈阳光中的现代人类学家对枯坐幽晦书斋的古典人类学家进行了全面的清算，这也可以视为科学主义人类学对传统的人文主义人类学的全面批判，从此以后，人类学就走上了一条实证主义的“康庄大道”。马林诺夫斯基对人类学的最伟大变革就是：把整个学科的目光从渺茫难知的邃古之初转向了光天化日下的现实生活，人类学不再致力于透过历史的陈渣余滓发掘文化的源头之水，而是一心领略文化在现世的活泼泼“生机”，亦即马氏所谓的“功能”。从此，人类学的视野从历时之维转向了共时之维。同是在本世纪初，语言学也经过索绪尔之手完成了由历史语言学向普通语言学即共时语言学的转变，这自然不是巧合，骨子里是同一种汇入科学化潮流的冲动。马林诺夫斯基主张从文化制度的当下功能中寻求其起源，是谓“当代起源说”，据说就受到地质学的场变理论的启发。
从历时追溯转向共时描述，并非是学者个人的匠心独运和灵机闪现，实在是人文学科迫于科学主义话语权力的压力而进行的战略性转移。自然科学以自然为对象，而自然是无历史的，因此源于自然科学的实证方法从一开始就缺乏历史的穿透力，注定了在面对历史现象时手足无措，一切历史的纵深感在实证人类学面前都只能被抹平为共时的横断面：历史学家从横断面的年轮上看到的是世道之盛衰、岁月之轮回，而实证主义者却只能看到一组由小到大的同心圆。
将年轮视为岁月轮回抑或视为同心圆，两种眼光实在都有其道理，完全可以求同存异，甚至达成“视界融合”。问题是由于在技术上的节节胜利让科学越来越得理不饶人，越来越霸道，科学在全方位地迎合人们的物质欲望之同时，也全面地塑造了人们的真理和价值世界，科学成了现代世界“意义”存在的基础，只有能够被科学方法证明的，也就是说，只有能够被经验证明的，才是有意义的，才是学术能够谈论的。人类学从加盟科学主义的话语圈伊始，就沾染了科学的霸气。在人类学看来，凡是无法被田野观察经验证实的诸如文化制度的起源、发生、原型、传播等问题，都是无意义的问题，应该从学术话语中汰除。张承志说：“把人、文化主体、人间社会视为‘田野’，是令人震惊的。”（《以笔为旗》）“田野”一说，本身就泄露了科学对文化的傲慢、无知和偏见，妙不可言、深不可测的人世间竟能是一片展开在那里等着外来人照单查点和浏览的田野吗？
二
著名的剑桥神话学派的衰落就与科学主义在人类学中的得势密不可分。神话与仪式的渊源关系，曾是本世纪上半叶神话学界的一大公案。弗雷泽在《金枝》一书中用丰富的巫术仪式和神话资料相对照，暗示了神话与仪式之间的渊源关系，他的剑桥同仁J.H.哈瑞森和S.H.胡克等古典学者由此一暗示出发，对巴比伦、古埃及、古希腊和希伯莱文献及文物所记载的神话和仪式详加赜考，得出了仪式先于神话、神话只是巫术仪式的解释的结论，是为著名的“仪式－神话说”。剑桥的古典学者依据这一学说，对古希腊神话、《圣经》神话、中世纪戏剧和传奇乃至莎士比亚戏剧的仪式原型详加赜考，将天国诸神还原为人间巫史，将诸神的故事还原为巫史的法术道行，将神话世界的时间空间还原为节日庆典的时间环节与祭坛道场的空间格局，总之，将恢诡谲怪的神界还原为朴实平凡的红尘俗界。在这些学者的笔下，许多垂疑千古的放诞神话都得到了透彻熨贴的解释，这就是在神话学史上赫赫有名的剑桥学派。
剑桥学派在本世纪初的神话研究领域独领风骚，然而，五十年代之后，人类学神话学派勃兴，剑桥学派立刻落入几乎人人喊打的境地，几乎每一个人类学大师，如马林诺夫斯基、克拉克洪、列维－斯特劳斯等在提出自己的神话学说时，总不忘顺便把剑桥学派的仪式－神话学说奚落一顿。
美国人类学家克拉克洪对剑桥学派的指责，最能体现出人类学的实证主义底蕴。他说，田野作业发现，不少仪式与神话是相应而在的，但也有无相应神话的仪式和无相应仪式的神话，因此，难说仪式与神话孰先孰后，而只能说两者之间可能存在平行对应的关系，于是，在他看来，由剑桥学派提出的仪式与神话究竟孰先孰后的问题，如同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一样，是没有意义的，有理性的人应该远离此类问题。
实际上，仪式与神话的关系问题并非“鸡与蛋”的问题，稍有点历史的见识，就不难对此问题作一了断，只有在缺乏历史见识的人类学者看来，这才是一个“鸡与蛋”的问题。仪式与神话所赖以存在的表达媒介，就决定了两者发生次序的先后。仪式与神话都是神圣叙事，只是两者所用的表达媒介不同，仪式是以身体动作、姿势等行事，神话是用口头语言说事，在发生学的意义上，人类的身体语言肯定早于其口头语言，人类用举手投足表情达意较之用遣词造句表情达意更直接，也必定更早，人们最早肯定是用仪式再现经验、保存知识、传授技艺的，在语言产生以后，才用语言这种更便利的方式将仪式所述之事记录和复制下来，这正如信息时代的人们把先已记载于书册的知识录于电脑磁盘或光盘这种更便于处理和传播的新型媒介一样，而仪式这种神圣行事著于语言，就是神圣话语，即神话。
剑桥学派的仪式－神话理论实际上是一种很好的理论，说它好，不仅是因为它在理论上能够自圆其说，而且更因为它较之其他种种神话学说更具可操作性。神话之所以成为“学”，是因为神话之人物、事情、时空结构恢诡谲怪，令人莫名其妙，因莫名其妙，故需解释，解疑释惑，让神话叙事之绚烂归于人间故事之平淡，为此，一种神话学说就应该能够揭示神话在平凡的生活世界中的文化原型，并重建由平淡的凡俗事情到绚烂的神界传奇的演变过程。
仪式－神话学派将神话叙事与仪式行事相印证，举凡诸神怪异的形象、超逸的故事以及神话世界恢弘的时空构造，都在凡世仪式的行事中得以妥贴的落实，这一点，是其他各种神话学理论──包括最“先进”的结构主义──无法达到的。
这样一种言之成理、行之有效的理论最终却在理论竞争中落败，就并非是理论本身的原因，而且必定有其他缘故，说穿了，是由于它生不逢时。本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文化研究在科学主义潮流的裹挟下，已由历时范型转向共时范型，学术风尚大变，对起源、历史的刨根究地早已不时髦，而剑桥学派仍对神话的起源孜孜以求，就显得大不合时宜，遭人唾弃虽非理之必然，却是势之当然。有理不一定说得清，正义之师不见得战胜虎狼之旅，学术上的盛衰兴亡，也自有一部秘不示人的“兵法”。
自此以后，神话的起源问题和其他一系列的历史发生问题一道，都被人类学视为“鸡与蛋”之类的问题，视为经验所无法回答的问题，被有意无意地避而不谈。如果那个人类学专业的新手，贸然触及此类问题，照例会受到师傅们的警告：咄！这是你该问的吗？此类问题实际上成了人类学的禁忌，就像性与生殖等“发生学”问题对小孩子是禁忌一样。日久天长，此类问题就从人类学的视野中宵遁了，人类学家再也想不到要追问这样的问题：根本性的问题先是变成了无意义的问题，最后又变成了“不成问题”。一个总能把问题变成不成问题的学科，自然是永远正确，因此也永远“科学”。──“科学”一词的民间意义之一就是“正确”，但“正确”的却不一定是真理。
因此，科学的人类学之所以战胜古典的人类学，至少在神话学领域中，并不是由于它较之后者更好地解决了问题，而是由于它较之后者更好地掩饰了问题，这与其说是一种科学精神，不如说是一种交织着话语暴力的“障眼法”：让学科的从业者只看到他该看的，把对学科构成威胁的未知之域屏蔽于视野之外。或者，障眼法原本就是科学精神的秘义：正是凭借控制实验之类的策略，科学才把那些无法控制的东西排除在人类经验之外，科学的所谓经验实际上是被实验这种“新工具”（培根）控制了的经验，现代世界因此就是一个科学之光普照的世界：科学之光引导着人们的目光，映入眼帘的就只能是科学的光明面，阴影永远落在看不见的角落。科学与魔术，总是难分难解。
此种障眼法并非是科学的新发明，它与权力一样古老。孔子教训弟子说：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他也正在把礼变成一种障眼法。礼不仅约束肉体，而且还引导视野，在此种引导下的目光和耳朵，所见莫非礼，所视莫非礼，礼真地变成了天经地义。而在舆论引导下安全而幸福着的国人，对此种障眼法的政治底蕴自然是心知肚明。
科学的障眼法让人类学丧失历史眼光，但是，人之所以为人，正因为他是历史性的，人类历史的变迁总是使人一遍又一遍地重新回首历史，人文学术之所以产生并永世不衰，正是因为“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到哪里去？”之类的问题常问常新，一切人文学科本质上都是历史性的，而当人类学对历史问题不再过问，甚至丧失了提出此类问题的能力的时候，它还能是“人类”学吗？
或许，它真能，后现代时代的一味赶着升级换代的新人类们不是正在把历史作为一种过时的“版本”撇进“回收站”，不是越来越跟着感觉走吗？这或许就是对现代人类学活生生的证实，或者，新人类只是现代科学包括现代人类学制造出来自我证实的“人类版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