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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勐马档案》一书展示了勐马寨傣族的民间传统文化，它的价值不仅仅在于书本身，更重要的是其诞生的过程。它是让勐马寨人自己记录本民族历史和文化的一次大胆尝试，也是民间文化保护组织试水“把书写历史的权力还给历史主体”的良好开端。 　　3月14日，北京798艺术区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UCCA）。天空中下着入冬以来的第十场雪，但天气并没有阻挡前来听讲座的人们的热情。北京文化遗产保护中心（CHP）创始人何戍中在此讲述他2005至2008年，在云南省孟连傣族拉祜族佤族自治县勐马寨完成《勐马档案》项目的故事。 　　“《勐马档案》项目是一次方法论的尝试，我们希望通过不断努力，实现我们的宗旨，那就是帮助社区居民保护自己的文化遗产，恢复对文化遗产的尊重。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不希望‘篡权夺位’，而是让社区居民自己行动起来，保护自己的文化家园。如果可行，我们希望将这一模式复制，推广到全国。”何戍中说。 　　反对“篡权夺位” 　　北京文化遗产保护中心是一个成立于2003年的民办非企业单位，业务范围包括文化遗产保护的调查、宣传、咨询和委托培训。包括《勐马档案》在内的“少数民族文化复兴”计划是其重要项目之一。 　　“文化遗产的主人是当地社区的居民，文化遗产的保护需要当地民众的自觉；当地居民有权利决定保护自己文化遗产的方法，有权利拒绝来自外界的不恰当干预；外来的机构和专家应当充分了解当地社区的特性，充分尊重当地民众的感受。”何戍中说，这也是CHP保护传统文化的宗旨。 　　“这些原则，毋庸置疑是文化遗产工作的基本法则，却被机构和专家忽视或者遗忘了。当地社区居民的文化主体位置被政府官员、学术研究机构和学者篡夺了。”在构思《勐马档案》项目时，何戍中确立了一个核心的原则，就是反对“篡权夺位”，回归到事实本身。 　　简单来说，《勐马档案》这个项目的内容就是：勐马寨人是项目的实施者，他们用笔来记录本民族的传统文化，包括文字、历法、节庆、习俗、饮食、生产、民间文学、佛事活动等。著作出版以后，署名“勐马寨人”，他们拥有书的版权。一句话，勐马寨人才是勐马傣族文化的主人。 　　2005年，何戍中获得澳大利亚使馆和泰国的詹姆士汤普森基金会的资助，在少数民族地区开展一个传统文化保护项目。设想在当地政府的鼓励下，协助当地村民通过自己的记忆、思考和观察，整理和记录当地文化传统，并将初步成果以书籍的形式出版。 　　项目选定傣族为扶持对象，具体地点的选择很偶然。“我和几个朋友在茶馆喝茶时，有人聊起云南省孟连县勐马寨这个地方，我觉得很有意思，就决定把项目放在那里。”何戍中说。 　　这种比较随意而非精挑细选确定的项目点，对于何戍中来说，有其特殊作用。“我们要做的是一个方法论的验证，我们想证明各民族才是自己文化的主人，傣族是傣族文化的主人，藏族是藏族文化的主人。任何民族都是自己本民族文化的主人，因此选择哪个民族或者是哪个地方对这个项目并没有太大影响。” 　　进入勐马寨 　　项目前期准备过程中，何戍中到勐马寨去了七八次。这是云南边境的一个小村庄，翻过几个山头，就到了缅甸。 　　“头两次到勐马寨时，没有人搭理我。第三次、第四次去，才开始有人接待我。”他在猪圈旁搭了帐篷，夜里伸手就可以摸到躺在旁边的大母猪。但他的诚心终于打动了当地的村民。第四次去时，有人提出要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他，到第五次去，他已有了“带刀侍卫”，扛着大砍刀帮他披荆斩棘开路。 　　“让当地人接受一个外来的陌生人，是有一些困难的。唯一的办法就是用实际行动证明你不是一个骗子，这没有一年时间是做不到的。”何戍中说。 　　项目前期的准备中，他需要做几件事情，一是心理准备，二是项目的运行机制，三是与村民的沟通机制。“在所有准备中，心理准备是最重要的。这个项目的实施主体是勐马寨人，知识产权也归他们，我来做这个项目，究竟是图什么？我真的是活雷锋吗？我不能欺骗别人，也不能欺骗自己。” 　　项目运营机制也是比较挠头的。因为要排除政府力量，真正实现村民自主，所以项目的核心骨干必须是村民，而不是村干部。他经过一番考察，发现了两个比较适合的骨干人选：一个是当地德高望重的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传承人康朗帅，一个是当地的水利管理员岩依勐。 　　出生于1932年的康朗帅，10岁进佛寺当和尚，后来升为二佛爷，一直到21岁才还俗回家务农。从小就受到傣家文化熏陶的他，熟知傣文神话、传说、谚语及各种传文，精通傣族历法，通晓农耕、赕佛、祭祀、婚丧嫁娶、盖房、搬迁等全套礼仪。勐马镇有20多个佛寺，举办各种佛事活动和祭祀活动时，都要向他请教。 　　更难得的是，康朗帅有很强的传统文化保护意识。2003年以来，为了让勐马寨有自己学习傣文、收藏傣文手抄本和祭祀先人的场所，他以募捐等方式，筹集资金70万元，重新建立了勐马小寨佛寺，为传承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作出了贡献。 　　水利管理员岩依勐被老人们视为“寨子里最聪明好学、也最愿意维护传统礼仪的后生”。他具有初中文化水平，常去乡里、县里开会，眼界比较开阔，是当地“离现代文明最近”的人。 　　有了这两位核心人物，他又获得了孟连县委书记胡文彬以及孟连县博物馆馆长郑静的支持，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 　　何戍中回到北京后，购买了除纸张外的其他用品，包括项目所需的照相机、录音机、录音笔等。他还带了一页纸的大纲，这是北京一些专家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国际博物馆协会的有关文件草拟的唯一不是出自勐马寨村民的知识结构和思维方法的《勐马档案》大纲。 　　“村民自治”式的文化记录模式 　　“小寨佛寺的凉棚下，是勐马寨知识分子聚会商议大事的地方。《勐马档案》大纲的讨论会当然也要在这里召开。40余位勐马寨的村民，妇女占了近半数，衣着干净整齐，打着手电提着油灯，陆续赶来了。我打赌，他们一定比我的教授朋友们更加讲究礼仪，行为举止也更加优雅。每一位后来者都是微笑着向大家挥手致意，并轻身走到长者们面前屈腿弯腰低声问候，然后或是端茶递水，或是帮助归置一下四周堆放的什物，最后，静静地找个席子空处盘腿坐下。会议开始了！” 　　这是何戍中在《勐马档案》一书后记中记录的一段勐马寨人讨论书稿的场景。作为CHP派出的项目专家，他参加会议的任务，只是观察项目的进展情况，体会勐马寨人的文化观念。但是，他不能打扰到村民发表自己的看法，也没有资格表达观点，更不能干预会议的进程。 　　项目正式开始以后，勐马寨人很快就理解了项目的实施方法和操作步骤：由他们自己确定《勐马档案》大纲，组成项目工作组，在大约一年的时间里，用傣文记录下勐马寨人传统生活的各个方面，并以照片、绘图等作为记录的辅助手段，记录下来的文字由他们中的书法家誊抄在当地手工制作的草纸上，并由懂汉文的村民译成汉文。 　　虽然有着种种心理准备，但是外来的机构和专家以何种姿态进入当地社区，如何取得当地民众的信任，如何看待外来科学与本土文化之间的差异，如何把握政府鼓励与民间主办之间的平衡度，如何使计划能够得到可持续的开展等问题，何戍中一时也找不到准确答案。但他一直记得康朗帅老人的一句话：“我们信仰佛教，我们对别人很尊重，我们喜欢谦恭的人。”这句话实际上成为了《勐马档案》项目实施最基本的指导思想。 　　一年半的时间过去了，项目进展顺利。《勐马档案》一书于2008年4月由文物出版社出版，分为汉、傣两个版本，共8万多字，700余张图片，由勐马寨30余名在世的老人口述， 14名老人参与了编写。按照最初协议，书的作者署名为“勐马寨人”。 　　过程和成果同样重要 　　《勐马档案》的出版，对于勐马寨人来说，是一件值得骄傲的事情。“他们看到自己的名字和照片出现在书本上，这是以前难以想象的事情。”有几位老人临终前，还不断地给何戍中打电话，询问《勐马档案》一书的出版事宜。他们希望看到自己的心血面世，然后再毫无遗憾地离开人世。 　　“在收集和描述材料的过程中，村民们强化了身份认同感，并对物质和非物质的文化遗产有了自我价值感和荣誉感。”何戍中说，从这个角度来讲，《勐马档案》项目实现了它的初衷，那就是恢复勐马傣族的文化自信，让他们对自己的文化传统产生尊重和敬畏之心。 　　对于学术界来说，《勐马档案》也是一次大胆的尝试。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驻曼谷的文化事务高级顾问白海思在序言中提到：“这个项目选择了一种挑战性和创新性的研究方法，即由村民自己收集和记录，这个方法，不是闻所未闻，却也是罕见的，过程和成果同样重要。” 　　著名艺术策展人欧宁也认为，“如果我们把这一出版项目看做勐马寨历史文化的传承，那么它最出色之处就在于把历史书写的权力交还给历史主体。通常文化保护的工作都会先入为主，以一个外来者的眼光去救助濒临灭绝的它者的文化，而忽略被救助者的主体性。这一项目显示出对勐马寨人最大的尊重，把此书称为中国第一部民间的傣族文化专著一点也不为过。” 　　但是，这本书也存在它的缺憾，那就是参与者多数是村寨里的老人，缺少年轻人的参与；关注傣族文化的历史遗存，但是对它现实的流变，例如它受到艾滋病、吸毒和不稳定移民的冲击等问题缺乏敏感。 　　欧宁说：“很多人都这样安慰自己：只要某种文化被围上了护栏，或被搬入博物馆，或被印刷成书，他们也就无愧于后人了。事实上这些只是标本文化，它得不到现实生活的滋养，与枯死寂灭无异。” 　　这正是CHP在后续的贵州“从江项目”和四川“阿尔村项目”中所要避免的。本报也会继续关注这两个项目的进展。

文章来源：《中国民族报》2010年3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