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传统民俗中的道教文化
□ 红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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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东岳庙的铜特。 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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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教以自身悠久的历史背景、文化底蕴、信仰仪轨等影响着我国民俗的形成和发展，从而使我国的民俗在历史的发展中留下了道教的影子，两者也保持了千丝万缕的联系。我国古代许多文人的笔记小说都对民俗中的道教因素有过记载，如宋代吴自牧的《梦梁录》、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清代潘荣升的《帝京岁时纪胜》、察敦崇的《燕京岁时记》等，其中都阐明了道教对民俗的影响。道教对民俗形成和发展的影响主要表现在民间节日、民间神信仰、禁忌、祈求等方面。
民间节日
《燕京岁时记》中记载春节是这样说的：“京师谓元旦为‘大年初一’。每届农历正月初一，于子初焚香接神，燃爆以致敬。”这其中的“焚香接神”就是受道教的影响。除春节外，中国的其他传统节日如元宵、清明、端阳(端午)、中秋、重阳等节日也受道教的影响。
以端午节为例，其来源有纪念屈原说、纪念伍子胥说、纪念曹娥说、三代夏至节说、恶月恶日驱辟说等，最主要的还是以纪念屈原说为主。道教奉屈原为神，“五月朔，家家悬硃符”，天师府更是“每至端阳，市肆间用尺幅黄纸，盖以硃印，或绘画天师、钟馗之像，或绘画五毒符咒之形，悬而售之，人们争相购买，贴之中门，以辟祟恶”。
端午节在完成从单纯信仰仪轨向纪念屈原的转变过程中，形成各种具有不同时代特色和区域特色的习俗规范，比如吃粽子、赛龙舟等。在川西等地流传的“打李子”风俗则增加了祛病强身、孕育子女的功能。
民间神信仰
民间神灵众多，这些神灵有些既是民间世俗神又是道教中的神仙。比如财神、八仙、碧霞元君、药王、关帝等。其中财神作为主管财富的神明被民间普遍供奉。关于财神的传说和种类在民间有许多说法。
道教奉“正一玄坛大元帅”赵公明为财神，其传说较早，在东晋干宝的《搜神记》中就有记载，说上帝差遣3个将军督鬼下凡间取人命，3个将军督鬼里就有赵公明，此时他还只是取人性命的冥神。隋唐时期的《三教源流搜神大全》中，赵公明正式被封为正一玄坛大元帅，真正具有了财神的职能。
此外，还有五显财神、财帛星君、关公以及公正无心的纣王叔比干、生财有道的陶朱公范蠡、撒钱济贫的准财神刘海蟾等。在财神分类中，也有把比干、范蠡归为文财神，赵公明归为武财神的说法。
禁忌
民间过年有挂桃符、贴门神和祭灶的习俗。西汉刘安的《淮南子》中说：在上古时，有神荼、郁垒两兄弟善于抓鬼，于是民间就在每年过年时，于大门的左右两侧，各挂长约七八寸、宽约1寸余的桃木板，上画这两兄弟的神像，以驱鬼辟邪，即所谓“桃符”。东汉以来，又出现了在“桃符”上直接书写“元亨利贞”等表示吉祥如意词句的形式，名曰“题桃符”。唐太宗以后，道教奉秦叔宝、尉迟恭为门神。挂桃符和贴门神是道教“符”的一种转化形式，体现了民众驱邪辟恶的心理需求。
而祭灶则更能反映出民众通过对道教神——灶王的祭祀，以求达到保佑全家、上天言好事的功效。宋代范成大的《祭灶词》中云：“古传腊月二十四，灶君朝天欲言事。云车风马小留连，家有杯盘丰典祀。猪头烂熟双鱼熟，豆沙甘松粉饵圆。男儿酌献女儿避，酹酒烧钱灶君喜。”这体现了民间祭灶的生动场景。《燕京岁时记》中有更加具体的描述：“民间祭灶唯用南糖、关东糖、糖饼及清水草豆而已。糖者所以祀神也，清水草豆者所以祀神马也。祭毕之后，将神像揭下，与千张、元宝等一并焚之，至除夕接神时，再行供奉。是日鞭炮极多，俗谓之小年。”这样大肆地讨好灶王，用糖瓜粘住他老人家的嘴，为的就是“上天言好事，下界降吉祥”。
祈求
与其他方面相比，民间祈求的范围更宽泛，内容也更多，有求雨、祈晴、祈福、祈丰收等民众参与性很强的活动。这些活动中，许多祈求形式都和道教科仪类似，有些活动甚至就是由道士主持的。
道教是我国自发孕育的本土宗教，对我国传统文化有着深远的影响。鲁迅先生说：“中国文化根柢全在道教。”当代道教不再只将视域局限在宗教信仰和神学研究上，而是开始积极寻求更多与现代社会相适应的宗教文化因素，特别是用人文学科术语阐释宗教教义，让更多的道教文化合理因素发挥积极作用。通过民俗这一中介，让道教文化入乎其内、出乎其外，以点带面重新审视道教对我国传统文化的积极作用。
文章来源：中国民族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