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爱东

女奚不曰其为人也[1]

——访问因病住院的钟敬文先生[2]

作者：施爱东

内容提要：钟敬文教授是中国民俗学学科主要开拓者之一，也是这一学科最重要的培育者。本文记录2001年8月先生因病住院期间，病中的生活状况和对学科有关问题的评论。

按：本文发表前，于2001年10月俗文学年会期间，经先生寓目，尤其是“论学”部分，先生逐字逐句订正过。本文发表在《民俗学刊》第一辑。

病中性情

因为“中山大学民俗学会的历史与贡献”这一课题的原因，先生本来叫我暑假陪他在公疗住一段时间，不料先生7月底刚到公疗的第二天就肛裂出血，转到了友谊医院，半个月后，血犹未止。叶老师放心不下，嘱我进京探问。

8月12日上午我和钟宜老师赶到医院的时候，先生正在吊针，刚刚睡着。病中的先生实在让人心疼，天天输液，手背已经肿起，在医院肃穆气氛的衬托下，精神也显得差了许多。先生醒来之后，问我住在哪里，我只当是一种问候，回答说“就在附近”，不料先生非要我说清楚是什么饭店，在什么地方，多少钱一天不可，于是我才知道先生问候的真诚，他并不是问完之后不在乎答案的人。三天之后，先生突然又冒出一句话：“我本来是想让你住到公疗的，那里环境好，有专门给客人的房间，三四十块钱一天，医院这边环境不好，住得又贵，哎。”我心中一酸，难怪大家都说先生“心细如发”。

这里虽说是高干病房，医术可能也不错，护士的服务意识却着实有待加强。我们对于护士的大声敲门、鲁莽扎针都很有意见，先生却为她们开脱：“她们不好做，这里住的都是高干，动不动就骂她们、告她们。天天受气，又收不到红包，也不好搞。”几乎每次打针，先生都会对护士说一句谢谢之类安慰的话，尽管护士们从来没有过一句安慰老人的话。

先生每天失血，体力大不如前，精神却很好，记忆力尤为惊人，70多年前的往事，不加思索就能准确地回答我的提问。尤其令我惊叹的是，许多时候，当我提到谁谁有一篇关于什么的文章时，先生总能准确地说出文章的篇名，还能就文章的参考价值作出评判。他最常说的一句话是：“写文章要根据事实。”

先生应该是个很怕痛的人，有一次正和我说着有关中大民俗研究中心的事，护士来扎针了，刚把他袖子卷起来，他就皱起眉头、张圆了嘴巴，像小孩一样地表示着痛。据说老人的血管脆，护士操作不便，花了七八分钟才算完工，先生的嘴就一直那么张着，我们在边上看得都出汗。好不容易扎完针，先生眉头一松，开口说话，我赶紧凑上去，看看先生需要点什么，先生说：“萧放有陈云根的地址，可以让叶老师请他来讲讲课。” 我“好”、“好”地点着头，心中好生惊异：原来先生痛中所想，尽是中大民俗学会的事。

过了一会，先生困了，临睡前对我说：“沙发边上有几本书，你看一看。”我以为有什么相关的文章，翻了半天也没找着，只好胡乱闲看。后来王晓莉来的时候，先生也对她说：“下面有两本《民间文化》，你找一找。”晓莉也不知道先生要干嘛，先生闭着眼睛说：“看看书吧。”我恍然大悟：先生害怕我们在这里浪费时间。

有一天我逛完书店回来，天已黑了，先生问我买了些什么书，于是我从买了些什么书讲到为什么买这些书讲到自己想干什么，先生也一一回应着，护工关阿姨实在忍不住，打断谈话，狠狠数落我一顿：“你们这些做学生的，这种时候还不放过老师，你知道钟老有多累吗，昨天晚上他做梦都说累。”她说先生梦中说的是“我太累了，告诉医生，我很累。”

我知道自己的眼泪就快掉下来了。

后来我才知道，同在此时，远在广西开会的刘铁梁老师，因为挂念病中的先生，正在叶老师面前泣不成声。

病中起居

先生的起居基本正常，大部分早上我6点35赶到医院，这时先生已经坐在沙发上了，有时看书，有时看电视。先生必看的电视节目是“天气预报”，他说这样就知道睡觉要盖什么东西，完全不理会这是有空调的病房。

早上是他精神最好的时候，有时也让我们扶他在走道上散散步。他坚持能动就自己动，吃饭的时候，总是要自己动手。先生饭量不错，早餐能吃一碗蛋羹、半个馒头。中午反倒吃得不多，多是一些煮烂的面片汤之类。先生吃药很积极，吃片剂更加在行，一口能吞一把药片，但对喝药却心存恐惧，尤其不能接受喝氯化钾，非要稀释加蜜不可，实在无奈，就问：“为什么不能把这个什么钾做成片剂？”

一天之中，先生最烦也最无奈的事是上厕所。因为长期吊针，先生手背的血管许多地方都扎伤了，扎针的手尤其不能用力，但每次上厕所，先生都要紧紧抓住那条病号裤，我们每次都重复地叫他松手，要他放心，他嘴里“嗯，嗯”地答应着，就是不肯松手，有时还辩解一句“我没有用力”。反过来，每次动身，他都一一吩咐我们拿好输液瓶子、放下坐厕盖子、铺好床上褥子……不一遗漏，我们每次都以“不要您操心”把他顶回去，他照例会嘟哝一句“真是太麻烦了”，语气中充满内疚。

先生肛裂出血，上厕所是件大事，但他只让我们知道结果，坚决不让我们关注过程，进了厕所，就把我们赶出去。大家每次都提心吊胆地站在门口，生怕有个闪失，毕竟是99岁的老人了。

因为流质吃得多，如厕次数也就多了，平均每天4次。病历记录每次的血量是20cc。除了流血、体虚，倒也没有别的病症。

名望太高也是先生一大负累，每天来探望的各界人士络绎不绝，多的时候，一天可以来上十几拔客人。先生是一个礼貌而心细的人，总要耐心地和每位客人聊上一聊，说些让人温暖而宽心的话。他对自己的病情倒没什么评论，只是说：“这些情况都要告诉医生，他们是行家。但他们也不是神仙，他们不了解情况，就作不准判断。”这个道理，与先生对于民间文学搜集整理工作的意见，是何其的相似。

年纪大了，什么病都不可掉以轻心，面对这样高寿的病人，医生似乎也有点手足无措，但钟门弟子谁也没有怀疑过先生的康复，俗话说好事多磨，磨多几次，都快成精了，大家似乎已经习惯了先生的有惊无险，先生自己也口占一绝，好不豁达，诗云：

数度南城卧病房，
多般苦楚又重尝。
佛陀枉作无生想，
生物终难越四纲。

病中论学

先生病中和我谈到的，主要是三个话题：一，中山大学民俗学会的历史和贡献；二，中山大学民俗研究中心的工作展开；三， 12月国际会议的筹备情况。许多片断并非就事论事，反映了先生对学术研究和民俗学科的一些看法，现将部分录音整理如下。

（一）学科建设方面

1，50年代顾先生跟我谈过，他说我们在中大出了那么多书，是否可以选编一些留下来。当时政治气候不行，不适合搞民俗学，所以我很为难，没法工作，现在还可以，或者可以把周刊[3]选一些比较重要的印出来。但也不要都印，要把钱用在最有用的地方。

2，有些经典的论著可以一印再印，《论语》就有很多版本，《孟姜女故事研究》，我们这个学科的人都要有，可以印出来当礼物送给开会的人。

3，现在的形势是最好的，要出东西，没有东西出版，不能推进学术，哪怕程度低一点，也比没有好。北师大出了几本“中国民间文化探索丛书”，都是我们的博士论文，我们还要出刊物，科学研究的，高水平的。

4，问问叶老师，他的研究生愿不愿意为民俗学学科做一些有益的工作，要英语比较好，可以翻译一些外国的东西。最近我们有两三个博士要从美国回来，我都让他们多收集一些外国民俗学的东西。开始先搞5种，慢慢来。不过这不是赚钱货，思想上要有准备。

5，要是有钱的话，还可以出一些中国古典的民俗和民俗志丛书，这个也很重要，假如能出10种20种就会很有影响。总之花一点钱，这个不能勉强，没有钱的人想做也不行，有钱的人不一定想做。其实也用不了多少钱，几十万就行了。编书要有一个体例。穷人就谈不上了。

6，要振兴中国的民俗学，是要四方八面的支持。民俗史，民俗学史，民俗理论，民俗研究，民俗人才培养，国际交流，这几个方面都要同时进行才行，光一两方面不行，光培养几个博士也不行。

7，你们要建立一个资料室，要尽可能的多搜集图书，有的资料可以从我们这里复制一份过去。三套集成要尽量收齐，地方上可以买到的唱本、歌册要尽量收集。

8，现在叶老师是不是孤军奋斗？把我的意思告诉叶老师，光凭他一个人做不了那么多事，要团结大家的力量。邓启耀不错，可以对他有帮助。容观琼、张寿祺，他们对考古学、民俗学都很有研究，他们退了休，也还可以请他们做些工作。要多跟刘志文合作。

9，叶老师开一些什么课？博士、硕士的功课除了民俗学理论、民俗学史，还要开民俗志这一类的课，就像是人类学的中国民族志，要慢慢准备。

10，你们可以请陈云根这些学者到中大讲座，不要只讲一两次，要有系列。别的系的，外系的学生，有兴趣的也可以来听，作为一门事业推广。

11，12月的会，玩的东西尽量少一些，多些讨论、发表意见，不能以旅游代替学术，外国人花钱花时间走那么远来，花花絮絮他就不高兴，他要有所收获，他要来学他不知道的东西。翻译、招待、宣传这些工作都要做好，不然他对中国的学术活动就会不相信，第二次人家就不来了。

（二）历史、人物方面

12，傅斯年想把中国的种种研究变成世界上有名的汉学研究，同法国一样，他的要求很高，而顾先生认为民俗研究要从实际出发，要多采集，采到的东西就直接发表，不然学校的形势一变，那些材料都没有了，北大就是这样的，所以两个人的看法不一样。一个是要求很高，一个是想从普及入手，普遍搜集材料，然后再建立起中国自己的学问来。他们本来是好朋友，后来吵起来，这里面，还有一些人不喜欢顾先生，从旁边也说说闲话。顾先生爱才，有的人就不高兴。

13，顾（颉刚）先生人很爽直，喜爱好学的青年，肯提拔人，傅斯年就不一定，他要求高，两个人不同性格。这是学术分歧，没有个人、政见上的差异。

14，江（绍原）先生看不起顾先生的东西，他觉得你这个东西不合国际标准的，他和傅斯年他们是西欧派，他们要以西欧的标准为依据，其实他们的国际标准也不过就是欧美的标准。顾先生还是从中国实际出发。他们的学术观点有矛盾。我对顾先生的评价比较高。

15，解放以后，顾先生日子不好过，许多人对他不好，他有几个北大的学生没有品德。其实顾先生很少在外边骂鲁迅，我知道他冤枉。历史有它的真面目，我始终都对他保持一种敬重。顾先生，好人呐！不仅学问好，人也好。他的文集要出版了，我还想全部看一看。

16，我和顾先生比起来，他有许多优越的条件，我没有，比如说，他的家学、藏书；第二，他生长在苏州，苏州是中国文化发达的地方，不像海丰；第三，他遇上了五四运动，很早就进了北京大学，遇上胡适这批人，这些都对他非常有利。更重要的是，他自己也很自觉，很勤奋。我家里没有书，地方上只有一个秀才，这个秀才也没有读过几本书，家里又穷，上不起学，读完师范之后，我就做国民教师了，但是，也有有利的一面，我毕竟还是碰上了五四运动，又碰到《歌谣》周刊，这很重要；我因为不能上学，只好在家乡作田野调查，所以我的歌谣搜集才有条件；后来我到广州时，正是大革命时期，我接受了大革命的思想，碰到顾先生这种人，顾先生来中大，我也进了中大；离开中大，我去杭州，杭州又是一个文化中心，与上海邻近，我又接受了上海的左联文化，还遇到钱南扬等人，又建立起了民俗学会；我去日本两三年，也学了一点东西；后来我被中山大学赶出来，去了香港，又同一批左派的朋友在一起，思想上也比较相得。所以也有许多机遇，也有许多不利条件，凑起来就变成现在这个样子。抓住所有可能利用的机会去努力，要加倍地去努力，自己努力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一个人要有机遇，但也不能完全靠机遇，碰到机遇要能抓住，碰不到机遇也要自己努力。

17，娄子匡是我在中大时认识的，我编杂志，他投了《绍兴歌谣》、《绍兴故事》，他原来在宁波县党部，我28年去杭州，他30年才来。

（三）学术规范方面

18，做科学研究，首先要讲准确。我不准他们（的博士论文）随便乱搞，写文章要根据事实，不能取巧，宁可文采差一点。有人也写过中大的民俗学史，但他不肯去查资料，分析也不是那么回事，想当然，他的文章是瞎讲。

19，（有一本民俗教材）他对民俗学的功用，只提改良风俗，这是外行，学问不到家，民俗学对于国民文化的作用，决不仅仅是改良风俗，团结、凝聚力的作用都很重要，民俗的功用是无限的。

20，学问要谨严，要肯查资料，要用正确的东西去驱逐错误的东西，光空口去辩论没有用，要用实际的东西去改变它。

21，材料不要直接抄在论文上，要活用，写得有可读性，因为这个东西是要给人家读的。总之，不要搞成了资料罗列，也不能有文学想象，要可信，还要好读。

22，材料要真实，宁可才华差一点，一定要真实。有些人的文章只能参考，不可靠。要多用原始资料，是什么就什么，不要人为拔高，实事求是吧。赵世瑜那篇[4]写得可以。

23，引用的东西一定要准确，要核对。只要是根据事实的著作，都能站得住脚，不根据事实的，生命力不强。

24，容观琼评教授的时候，我写了评语，他只给我一篇论文，我说一篇就行，可以做教授。文章一篇就可以看出水平，何必要十篇八篇。



[1]《论语》“述而第七”有两段文字：（一）叶公问孔子于子路，子路不对，夫子自评于子路曰：“女奚不曰，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二）夫子自省曰：“默而识之，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何有于我哉？”

[2] 写作本文得到中山大学青年教师社科基金资助。

[3] 这里特指《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

[4] 指赵世瑜《眼光向下的革命——中国现代民俗学思想史论（1918~1937）》，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10月。

[ 本帖最后由 施爱东 于 2010-1-10 09:15 编辑 ]

马知遥

仔细地读过来，多么羡慕施老师啊，这也是一种口传心授啊。尽管文字朴素，却传达出一个令人尊敬的学人为人做事的点滴，让人仰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