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让我们记住这些声音
2009年即将过去，在这一年，观察版奉上了对诸多新闻事件的分析解读，不少声音如洪钟大吕，至今值得思索与回味。在本年度的最后一期，本版对这些观点、声音进行梳理，再次呈现给读者。
1、“汉改羌”事件引发的思考
2008年11月，陕西凤县一纸《关于恢复和变更凤县部分羌族群众民族成分的相关通知》，引起了轩然大波。作为资源型城市，凤县面临着铅锌矿等资源枯竭后的发展挑战，而鼓励群众“恢复”羌族成分，进而打造“羌族故里”，是凤县借民族文化推旅游发展的尝试。
对凤县这种裹挟着利益驱动的更改民族的做法，社会上反对声激烈，认为其“荒唐”、“造假骗钱”、“制造噱头”，时事评论员鄢烈山也认为：“对于已经融合于汉族的人，在汉人堆里生活两三代，语言服饰饮食做派等等，一切与汉人无异了，这样的人及其子女，还有必要享受“少数民族”的优待吗?”但是，也有人认为，凤县的做法尽管功利，但客观上能促进羌族文化保护，未尝不是件好事。
撇开这些是是非非，我们不得不思考一个问题：为什么过去两千年的“汉化”倾向，到眼下会突现“羌族化”趋势?从主流文化向边缘文化的靠拢，其间有着怎样意味深长的含义?在《陕西凤县“汉改羌”：抢救文化还是旅游噱头?》(1月6日)一文中，作者郑茜引述了台湾学者王明珂的观点，我们可以解读出：当压迫与歧视造成边缘非汉人群的劣势地位时，为了追求安全的需求，“汉化”便开始萌动;相反，20世纪后半叶以来，“贯彻民族平等政策与民族区域自治，以及给予少数民族的优惠，使得在曾往‘汉化’方向摆荡的传统华夏边缘上，许多人都乐于承认或争取得到少数民族身份。”
因此，郑茜认为，“汉改羌”事件绝非偶然。凤县企图用行政化的力量，完成一次规模巨大的历史记忆、文化心理和民众情感的重新塑形，而这背后，是现代化的驱动。问题又来了：这种“民族性”的重构，有多少民族认同的成分?如果羌族文化作为一种资源，被开发殆尽或者不再拥有旺盛的开发潜力，是否也会像枯竭的铅锌矿一样，遭受被弃的命运呢?
由于舆论的压力和有关部门的介入，凤县“汉改羌”被叫停。然而，凤县仍然在举行羌文化研讨会，仍然在打造“羌族故里”。我们希望，这种努力是真诚的，对弘扬羌族文化有所裨益。
2、该怎样去认识西藏?
对于西藏来说，2009年最为难忘的事件之一，便是西藏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第九届二次会议通过决议，将每年的3月28日定为“西藏百万农奴解放纪念日”。
50年前的3月28日，是西藏新旧两种社会制度和新旧两个时代的分水岭。跨越这道分水岭，对于西藏社会来说，意味着由封闭走向开放、由落后走向先进、由专制走向民主;对于百万农奴来说，意味着由黑暗走向光明、由苦难走向幸福、由依附走向自由。
怎样去认识设立这个“纪念日”的意义?明晰在《设立“西藏百万农奴解放纪念日”，意义重大》(2月3日)一文中认为：设立“西藏百万农奴解放纪念日”，其直接意义在于“勿忘历史”，现实意义在于“珍惜今天”，而深远意义在于“开创明天”。
无疑，今后每年的3月28日，人们都会思索：政教合一的农奴制的废除，给西藏带来了什么?西藏的未来将走向何处?包括国人在内，该怎样去认识西藏?
周德仓在《传媒责任：给大众一个真实的西藏》(2月10日)一文中说：“外界对西藏的误读达到了令人错愕的程度。”他把这种误读“归功”于传媒，认为“对西藏宣传的概念化、简单化、片面化，导致了人们对西藏形象把握中的表面化和单极化”，更有甚者，国外媒体对西藏误读达到了违反常识的地步。
周德仓指出，传播真实的西藏是媒体的基本责任。他还提倡，相关部门应当主动去宣传西藏，会展可以成为展示西藏和藏民族文化的巨大平台(《会展：西藏对外传播的“直通车”》，2月25日)。从“西藏今昔——大型主题展”到“西藏民主改革50年大型展览”，这些采用会展宣传西藏的方式，成为西藏对外传播的现代支柱手段之一。
这些年来，当必须面对成熟、挑剔并带有成见的西方受众时，在国内已经习以为常的传播方式，就显得格格不入，不仅不能传播期望的信息，反而引发其逆反心理，强化其固有偏见。睿智的传播者们，显然要在这场注定充满观念冲突的文化领地中张扬自己的智慧和自信，以“润物细无声”的艺术方式，让受众心悦诚服地接受真实的西藏。
3、追问重庆高考“加分门”事件
这一年的记忆，注定在重庆高三学生何川洋的心里无法抹去，几年前为了高考加分而更改的民族成分，在大学录取的重要关口没有成为加分的砝码，反而成为一道紧箍咒，致使这个文科状元不得不与北京大学说再见，而操控其更改民族成分的父母，也受到严厉的惩处。
据一项调查显示，重庆市今年获得各种高考加分资格的学生达到7万余人，占参加高考总人数的35%左右，由此引发了社会上对于高考加分政策的思考和对其公平性的讨论。
在《高考加分制度，该完善还是该取消?》(6月23日)中，我们集纳了部分读者和网友的观点。有人认为，要加强相关的制度建设，对各种高考加分政策与自主招生程序进行全面清理、综合考量，制定科学全面的人才评价标准，避免权力之手染指公平竞争的教育环境。有人认为，高考加分的基本出发点不应是“锦上添花”，而应是“雪中送炭”，不能对高考加分政策一棍子打死，对边疆、山区、牧区、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的少数民族考生，归侨、华侨子女、归侨子女和台湾省籍考生以及烈士子女实行加分，这属于“雪中送炭”式的加分，根本在于促进教育公平。也有人认为，仅仅为了体现所谓的“公平”，而一味取消高考加分项目或者减少加分幅度，未免是因噎废食。如果真的取消了加分政策，会导致另外一部分真正应该享受这个政策的考生利益受损，这也是一种新的不公平。
对于更改民族成分以获取加分的做法，郑茜从民族认同层面来思索，她认为：当大众把所有注意力都纠结在权力腐败的问题上时，为高考加分而更改民族成分这一事件背后，一个幽深的隐性话题却没有发出声音来——这就是民族认同。她的观点是：民族认同如果被纯粹的、赤裸裸的利益认同所掏空，民族认同中的神圣情感如果完全退却，而被利益所攻占，那是历史的天平的再度倾斜，它颠覆了制度期待中的公平，而制造了新的不公平。(《当民族认同被利益认同所僭越和掏空》，7月7日)
4、“7·5”事件的反思
这一年，国人最不堪回首的便是新疆乌鲁木齐发生的“7·5”打砸抢烧严重暴力犯罪事件。事件发生后，本版第一时间组织相关稿件，揭露和分析事件的本质，也陆续刊发了一些反思性的文章。
昌家立在《从“7·5”事件透视境外分裂势力的政治图谋》(7月14日)一文中有理有据地回答了该事件的“三个不会”：“7·5”事件不会朝策划者期待的方向演变，“7·5”事件不可能获得西方国家反华势力的公开支持，某些西方媒体对“7·5”事件的歪曲报道没有得到高调呼应。文中观点认为：分裂势力将“7·5”事件作为引爆新疆社会问题并进而达到其政治目的的图谋并没有实现，其利用“7·5”事件作为向西方反华势力“邀功领赏”资本的如意算盘也没能打响。
不过，“7·5”事件虽然逐渐平息，但其带来的法制层面的社会信息值得深思。《民族地区面临法制建设新挑战》(7月28日)一文认为：从宏观层面来说，“7·5”事件对我国政府如何在社会转型期以法制手段完善国家建构提出了新的挑战，完善涉及民族宗教问题的法制建设，成为国家的当务之急;从微观层面来说，事件中部分不明真相的民众法律意识的淡薄，凸显了在民族地区加强法律宣传教育和增强各族群众法律意识的紧迫性。而此间，新疆自治区人大有关负责人表示，新疆将加快反分裂地方立法工作，并加强普法教育。
8月25日，胡锦涛总书记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干部大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针对新疆的发展稳定，总书记强调，要自觉做到“三个不动摇”：一是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动摇，二是要坚持维护社会大局稳定不动摇，三是要坚持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不动摇。本版9月1日刊登的文章，从历史与现实的意义提出贯彻落实好“三个不动摇”的重大意义。(《坚定不移地贯彻落实好“三个不动摇”》，9月1日)
5、民族团结教育上升到战略高度
“7·5”事件后，民族团结教育作为一项关系长远的战略任务，被摆上更加重要的位置。7月16日，教育部、国家民委印发了《全国中小学民族团结教育工作部署视频会议纪要》，规定将民族团结教育纳入我国小学阶段考查和中、高考及中职毕业考试范畴，且试题分值不低于政治科目的15%。
为何要将民族团结教育列入中、高考的考试范畴?为何国家要如此下大力气推进民族团结教育?
《将民族团结教育纳入中、高考范畴，意义深远》(7月21日)一文作出了回答：直接目的就是要运用中、高考这根“指挥棒”，使过去被视为弹性的教育内容转化为刚性的考试内容，由此引导中小学乃至全社会都来关心并加强对青少年的民族团结教育;弥补长期以来我国基础教育中有关民族团结教育方面内容的缺失与“欠账”;深层次目的还在于从党和国家事业的高度，促进公民的国家认同意识，维护多民族国家的长治久安。
几乎与此同时，乌鲁木齐市76岁的退休干部吕基业自掏1万元在《新疆都市报》刊登了一个整版的公益广告，广告标题为粗体大字：“我为民族团结鼓与呼!!!”落款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吕基业。这个看似夸张的举动实则表达了一个怀着赤子之心的公民最朴素的认知和情感。(《公民与民族团结》，7月28日)
吕基业是否参加过有民族团结教育内容的考试不得而知，不过，从这位老人的行为我们可以看出，仅仅依靠考试的卷面答案而体现学生的民族团结观念是不够的，而应该通过多种方式实施民族团结教育。(《民族团结教育，不能仅仅停留在考试层面》，11月10日)
新中国60华诞之际，天安门广场上矗立起56根民族团结柱，这可谓是对全国人民最无声、最直观的民族团结教育了。《民族团结柱，永矗在各族人民的心间》(10月20日)一文认为，民族团结柱是一种最深刻严肃、最意味深长的民族团结教育，它警醒我们及子孙后代永远珍惜各族人民世代缔造的安定团结，警醒中华民族的每一分子时刻不忘自己的历史与使命，忠于民族，忠于祖国。
6、认清达赖的本质
达赖这一年依然很“忙碌”，为谋求西藏独立，恢复政教合一的农奴制度而四处撺掇。这一年，我们也刊登了多篇文章，深刻揭露达赖的真实面目。
《认清所谓“西藏问题”本质 排除干扰谋发展》(3月17日)一文指出：要清楚地认识到，达赖是旧西藏和农奴制度及少数农奴主阶级的总代表，是旧西藏政治经济和文化资源的垄断者和既得利益者，为了维护其旧制度，达赖集团决不会甘心失败，决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在西方反华势力的支持下，不会停止其破坏西藏社会稳定和分裂国家的活动。
达赖每到一处，往往是批着宗教的外衣，但是其政治用心依然昭然若揭。
台湾“八八”风灾之后，台湾南部七县市绿营人士想出怪招，联手邀请达赖赴台为台南受灾民众“消灾祈福”。昌家立在《台湾民进党邀达赖访台不得民心》(9月8日)中指出：这场达赖访台“政治秀”的图谋一开始就被岛内主要媒体揭穿，舆论批评之声持续不断，达赖所到之处，并没有像绿营期待的那样受到欢迎，倒是骂声和围攻声不绝于耳。连台湾岛内宗教界也不欢迎达赖赴访，不少宗教团体代表人士公开表达不满，甚至认为此时达赖访台不是“消灾祈福”，而是“为台湾救灾工作添乱”。倒是祖国大陆全力相助，得到了岛内当局及民众的高度肯定与好评。
除了去台湾，达赖还频频窜访澳大利亚、加拿大等西方国家，一方面以讲学之名敛财，一方面鼓吹“藏独”，污蔑中央政府。《在达赖敛钱与造谣的背后》(12月15日)一文剖析了在达赖敛钱与造谣的背后隐藏的深层次问题。显然，西方反华势力喜欢达赖，达赖热衷于西方反华势力，是因为他们需要相互利用、相互配合、相互呼应，共同上演一幕幕政治闹剧。
当“藏独”越演越烈时，“疆独”又出现了。这时，西方反华势力给这两股“独流”创造了握手的机会。在捷克前总统瓦茨拉夫·哈维尔的策划下，以参加“亚洲和平、民主和人权会议”名义，达赖与热比娅进行了历史性的公开握手。《“藏独”和“疆独”能走到一起吗?》(9月28日)一文认为，首先，不能完全排斥“藏独”与“疆独”走到一起的可能性，因为，“两独”都有共同的幕后操控力量和境外的支持力量，有共同的表演平台。不过两者也有其差异性，从目前来看，“两独”只谈得上是合作，还称不上严格意义上的合流。
7、民族文化旅游，保护与开发的博弈
在旅游业“双刃剑”的挑战下，保护与开发的博弈从来没有停止过。
年初，云南省丽江市古城保护管理局对外宣布，将于今年6月底、7月初在丽江大研古城6个主要入口处设卡，针对游客征收古城维护费。此举是否合理?
云南省社科院副院长杨福泉认为，要让丽江古城彰显其宁静、优雅、祥和的本质，并不是一个“古维费”能够解决的。要解决丽江古城目前旅游发展所面临的各种问题，还需要研究古城游客的承载量，并在此基础上出台控制人流量的方案。(《保护丽江，“围城”设卡收费非根本之道》，6月23日)
无独有偶，继丽江之后，大理也宣布将征收古城维护费，每人次30元。白杨在《征收古城维护费请三思而行》(9月8日)一文中引用一位大理人的话：“大理是个有灵气的地方，吸引了一大批喜爱白族文化的游客，现在上苍山要保护费，下洱海要保护费，进古城也要保护费，难道大理一定要成为这样一个用货币来保护的城市吗?”白杨认为，应该考虑市场的接受度和市场反馈的信息，不能靠高价做一锤子买卖。
在舆论压力下，大理宣布暂时取消古城维护费的征收，不过另一桩事又来了：由于大理要求古城内的商户统一着民族服装，引起了一些商户的不满。
对于此举，中央民族大学关凯副教授持怀疑态度，他认为商业管商业，政府管公共秩序，而文化应“还给”老百姓。不过，云南省社科院副院长杨福泉却认为：无论是大理古城还是丽江古城，都面临“原住民的外迁”和“过分商业化”的指责，殊不知，是大量的新移民，在悄然而又明显地改变着大理、丽江赖以安身立命的本土文化，政府采取措施保护民族文化未尝不可。中央民族大学博物馆的祁春英认为，要求本民族的人员穿本民族的服饰本身没有错，既宣传了本民族的服饰文化，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会促进旅游产品的销售，实现良性循环。不过政府不能强行要求，更不能惩罚。(《以行政手段规定商户着民族服装该不该?》，10月20日)
民族文化旅游总是引发话题。还是在云南。8月，新加坡《联合早报》刊发《民族风情园另有“风情”》的文章，反映在云南昆明石林景区观看的彝族风情表演有色情内容，参与婚俗表演时还被强索100元“红包”。文章说：“每天前去参观石林的外国游客很多，让他们看到民族风情园的‘表演’，他们对中国的少数民族会留下什么印象?”
对此，杨福泉呼吁，我们要守住民族文化的尊严和风度。他认为，不倨傲而又自尊自重，是每一种卓有魅力的文化和民族所应有的尊严和风度。只有守住文化的尊严和风度，才能守住它的魅力，使人为之倾心和喜爱。(《再说守住民族文化的尊严和风度》，12月8日)
文章来源：中国民族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