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非天方夜谭的中国宗族议会制
来源：南方都市报 作者：熊培云
谈到宗族文化，很多学者都将目光投向了江西农村。一个重要原因是，从北宋以后中国经济文化南移，而江西也因此成了传统社会文化的重要积淀之地。今人所见之乡村宗族组织与宗族文化，便是宋代朱熹(江西婺源人)为代表的理学家所重构之形态。另一位著名理学家欧阳修(江西吉安人)更是带头编家谱、修祠堂、置义田、建学堂，也因此有了族谱中的欧体。
在相关研究中，麻省理工大学的年轻政治学者蔡莉莉(Lily Tsai)一定是个奇女子。2007年，她出版了《没有民主的问责制》(A ccountability With outD em ocracy)一书。就在此前，她花了将近两年时间走访了中国河北、山西、福建和江西等省的316个村庄。通过严谨的实证研究，蔡莉莉注意到，在那些公共设施及服务比较健全的村落，通常都有不少发挥着社区凝聚力和道德权威的民间团体(特别是宗教和宗族团体)存在。从社会资本理论出发，蔡莉莉由此论定，尽管中国乡村尚没有形成现代意义的民主，有的地方在经济也很落后，但决定乡村官员治理水平的关键因素，也许首先并不在于经济水平和政治体制的差异，而在于当地是否有这种社会团体存在。
当然，这种介入并非表明这些社会团体具有“第二政府”的特征。透过上述细节，本文着重要谈的是，中国民间社会的自治能力被严重贬抑或者低估。事实上，当我们平心静气地回到历史亦不难发现，即使是过去被描绘得全然黑暗的宗族组织，在社会变革中也不是没有自新能力。这方面，倘使我现在说上世纪初的中国甚至出现了“宗族议会制”，一定会有人说那是天方夜谭了。
20世纪中国，宗法制度所遭遇的也并非只有前文提到“去家庭、废姓氏”般的全盘否定;一些宗族内部求变，有的也搞起了议会制。只不过这些成长，方生方死，早已经淹没无闻，不为世人所知。如法国社会学家谢和耐所感慨，中国历史学家对发生在社会领域的革命性成长往往视而不见，他们热衷记载的只有改朝换代。
说到宗族议会制，最成规模的是上海曹氏宗族搞的“谯国族会”。所谓“谯国”，自是指曹姓的郡望;至于“族会”，则多少有西方议会的影子了。按照《谯国族会简章》规定，族会管理人员，由议长、副议长各1人，评议员10人，契券保管员、会计、庶务、文牍各1人，征租2人共同组成。这些人都要经投票法公举，任期以一年为限，冬至大会更举，可连举连任。凡16岁以上的族人有选举权，25岁以上的有被选举权。
据1925年编撰的《上海曹氏续修族谱•族会缘起》记载，该曹姓族人从1909年便开始实行“宗族议会制”，到这一年已持续了16年之久。之所以有此变革，既是受了新世纪欧风美雨的洗礼，据说同时也是接受了某族长私卖公产之教训。
已然发黄的《谯国族会施行规则》，似乎也尽得《罗伯特议事规则》之精髓———比起安徽南塘村搞的农村版“萝卜白菜规则”，算是整整早了100年。根据第一章开会诸条规定，宗族议会开会，须“议员半数以上到会，方得开议。到会议员有过半数同意方得取决。议长主席不到，由副议长代;副议长亦不到，以议员之得票多者代。议员发表意见当依次序，二人不得同时发言，他人言未终时不得掺杂。议员意见或两歧时，以多数取决;两数相等，则取决于议长”。会计等职员也须到会，以便质询及报告事务。其他诸章又规定，议决事件，未到会议员共同负责。对议长的权限，也定在章程里：“主席有汇集到会议员意见分付表决之权，惟不得参加己意;如有发表，须请副议长主席，而退就议员位，方得发言。”凡此种种，你定会惊异于中国社会在自治方面所具有的学习之能力了。
中外有些学者，常常批评中国人没有宗教信仰，并且因此担心“天不怕，地不怕”的中国人会为所欲为。不能说这种担心是多余的，然而倘使他们能看到绝大多数中国人至今仍然信奉“家教”，这种担心定会有所减轻。历史也证明，最让人担心的反而是过去那个因为阶级斗争导致夫妻反目、父子成仇的告密时代。在那个时代，政治代替了一切，信奉“家教”者无家可归，社会没有底线，一切皆有可能。
中国人在家族中寻找“终极意义”，尽管这种“家教”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宗教，但是它在构筑中国人的世俗精神与底线伦理方面无疑有着重大影响。
时常有人担心，宗族组织是否会变成一个封闭性的组织，甚至会威胁政府，这显然是过于多虑。事实上，如果你翻开过去或者现在的家谱，从整体上看，宗族组织是一个保守组织而绝非一个进攻性的组织。比如本村族谱光绪三十年的一份家规，便作了“敬祖宗”、“养父母”、“振家纲”、“教子孙”、“和兄弟”、“端风化”、“正名分”、“息争讼”、“节饮酒”、“明善恶”等规定，极尽隐忍苟安为能事。如果真是按这些要求来生活，培养出来的人都是修身齐家、互助互济的良民，至少不会对政权有害。
而新编《行为规范》还有“求真务实”“共同致富”这样的时兴话;新版族训同样紧扣时下的主流意识形态与社会风俗，比如其中有关国家的措辞是这样的：“人事千万件，爱国须为先。有国才有家，此话是真言。祖国是母亲，儿女应奉献。为国讲义务，切莫讲价钱。遵纪又守法，一生保平安。国家富且强，全民尽欢颜。”
毋庸讳言，今人文采已远逊于古人，臣民精神却依旧鲜活如初。不过，尽管就国家伦理而言，有现代观念的人会对“祖国是母亲”这样的比喻以及“切莫讲价钱”的无条件爱国有所杯葛，但这并不能否定这些族约是一份安分守己的公约。至于农民为什么没有完成从臣民意识向公民意识的转换，显然不在于他们接受了这些族规的训示，而在于受了整个时代的熏陶。
世易时移，必须承认的是，尽管宗族文化在乡村渐渐有了一线生机，宗族文化的复兴已经生不逢时。我曾在网上见到有人如此感慨：无论如何，现在所谓的宗族复兴都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基本事实，即它既不是发生在大宋，也不是大清，而是赶在了中国从未有过的现代化高潮的浪峰之上。
这种“时差”是显而易见的，和过去相比，一方面城市化的浪潮席卷并吞噬乡村，整体而言绝大多数农村面临着衰败的宿命;另一方面随着社会的开放，原有的宗族文化已经受到了冲击与改造。比如，聚族而居的地缘被打破;以血缘为纽带的亲情网络也被“同学”、“同事”、“哥们”、“工友”等非血缘的社会横向交往所取代。
纵向比对，在追求宪政、扶起民权的今天，过去“家国同构”的治理模式也不可能复活。百年之间，中国传统的礼俗性更被20世纪的革命文化冲击得一塌糊涂，不仅族长失去了往日须髯飘飘、恩威并重的权威形象，甚至连父母都已经做不了儿女的主。在城里，有些年轻人因为有“啃老”倾向不能独立生活;相较而言，农家子弟因为无老可啃，必须白手起家，所以早 早 学 会 了“ 我 的 青 春 我 做主”。当然，无论城乡之别，从整体上看，这已是一个个性解放的时代，如何安排自己的生活，每个人似乎都有理由认为自己比别人更专业。
作者为资深媒体人
文章来源：中国民族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