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牛班的课堂

民俗学与晋学

毛巧晖

中国新闻网 2009年12月21日 08：32　来源：光明日报

　　晋学是一个庞大的学科体系，由于不同时代的历史地位与政区演变，它的组成部分和研究重心不同。但是无论如何变化，不能忽略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民俗文化，它是古老三晋大地的文化根脉，是三晋文化源远流长的原动力。

　　用历史学的眼光来看，民俗事象包括各民族的风俗、习惯、信仰、民间文学等，它们都是社会的存在，也都是历史的一部分。在所谓“史部”的著作里，有专门记载民俗的书，保存了大量的民俗史料。著名的历史学家白寿彝先生就提出，现在我们把民俗学跟历史学分开，是因为二者研究的主要对象不同，研究的方法和任务也有很大的不同。把它们分开，有利于二者的发展。但这两者，也不能完全分离。研究历史，不能完全摆脱民俗的研究。20世纪上半叶，很多学者运用民俗学的理论与方法，从民俗学的角度阐释一些历史文化现象。比如：鲁迅用魏晋吃药的习俗来解释当时名士风度形成之因；顾颉刚通过孟姜女故事研究提出了著名的“古史层累说”理论；郑振铎从以人为牺牲的习俗出发解读了“汤因大旱，剪发爪，祷于森林”的故事；闻一多则运用民俗学的观点，解释中国古代流传下来的神话，为中国古史研究作出了很大贡献。当代民俗学和历史学的理论家都非常重视彼此的合作。民俗学家钟敬文认为这两个学科在学术上可以互补，在史学资料的范畴内，民俗学资料属于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历史学家姜义华也认为口述历史，包括各种回忆、口碑和传说是史料的第二大类。可见，民俗学与历史学的这种亲密关系得到两大学科领域的共同认同。鉴于此，在晋学研究中，我们就要充分发挥民俗学对于史学的特殊作用和意义。

　　首先，民俗事象对于扩充晋学研究的资料体系具有重大意义。晋学的一个重大任务和重要内容就是复原和重构山西这块古老大地上人类过去的活动过程，这就需要用史料去充实，去再现。比如关于山西南部尧舜的研究中，过去学者主要通过现存历史文献和考古发现去构建上古时期社会的发展状况与历史进程，而对于民众中流传的活态口头传说则视而不见。民俗学研究者通过对山西洪洞“接姑姑迎娘娘”的走亲仪式和相关传说研究，分析了当地民众如何对尧、舜、娥皇、女英等传说进行历史化的排序，并通过传说使得地缘关系转化为血缘关系，另外大量的传说还印证和补充了书面文献中所记载的尧舜传说时代的历史事件和政治文化。英国著名史学家柯林武德讲：“整个可知觉的世界都潜在的和在原则上是历史学家的证据，只要他能利用它，它就变成了实际的证据。”民间传说当然包括其中，但是过去大家在对待民间传说上，有一个认识上的误区：由于民间传说更多地以非文字或非官方的形式传承或存在于民众的日常生活，很多没有载于文献。传统历史学认为没有进入“文献”就没有进入“历史”。其实，任何形式的史料，能否入史，并不在是否载入“文献”，而是以其是否能正确反映客观历史事实，能否回答历史学的问题为标准的。因此今后关于上述课题的研究，学人应该关注当今社会流传于民众的活态口头传说和民众记忆，进一步扩大和充实研究的史料范围。另外这些材料相比于其他历史材料而言，它的突出特点就是形象生动，具体翔实。将其运用于相关研究中，除了可以弥补从前所谓“正史”史料的缺失以外，还可以让我们去感悟和窥视曾经生活在这个区域内人们鲜活的生活历程，让我们的研究更加丰满，并进一步接近历史的真实。

　　其次，民俗学的民间意识对于晋学的影响。民俗学主要是研究民众日常生活中的文化事象，它包含了老百姓的日常生活、生产和交往中的风俗习惯，突出的是民间，强调的是民众。而过去历史学总是以“官方”或“上层”有重要影响的人们的历史活动为研究重点，而作为各时期民间社会生活和文化的历史则几乎为空白。历史学领域也意识到这个问题，他们提出了“降落民间”的口号，努力在走出从前的“政治史学”、“宫廷史学”、“精英史学”，去关注民众，重视民间。在这一理念的支配下，民俗学对于民众历史的重视，被史学界很多学人关注，同时这也与世界史学的走向相吻合。欧美学者从20世纪六、七十年代就开始重视对于民众思想世界的研究，90年代欧美学人与中国民俗学领域合作，从事了对于民间秧歌、民间戏曲中历史发展和民众历史观的研究。这一走向，突出地影响到关于明清山西移民、水利和民间文艺等的研究。在关于山西社会史的研究中，民俗学学者通过对太原晋祠、介休源神庙、洪洞广胜寺“分水”传说的研究，探析明清时期的社会制度与国家制度以及社群关系等；社会学者通过对介休洪山泉的争水传说、源神信仰和治水问题等分析，揭示泉域社会发展变迁的基本规律和整体特征；他们的研究为全国类似地域的研究提供了类型学意义的分析工具。民俗学和社会学领域对于山西的移民问题进行了实证研究，探析移民的民俗融合、思想交融和现存社会问题。民间文艺学则对贯穿于民众生活的民间戏曲和晋中秧歌进行深入剖析，发掘了他们在农村社会传承的条件和思想基础，为了解民众生活和民众思想提供了有效途径。相对而言，晋学的研究相对滞后，今后晋学的研究中，应该吸纳这一研究取向，并借鉴社会史、民俗学和民间文艺学成功的研究个案，深化关于社会生活史、民众思想史的研究。

　　最后，借鉴民俗学的学术视野，推动晋学研究的进一步发展。民俗学以存在于人们现实生活中的民俗事象为研究基点，注重对现存民俗资料的调查和搜集，然后去追溯它的历史渊源和沿革；它的研究旨在说明和解释现存的民俗事象。华夏古代文明是山西历史和山西民俗研究共同关心的重要话题，但民俗学对于远古帝王黄帝、炎帝、后稷等关注，是因为当前大量现存的民俗事象与民众的日常生活离不开他们，他们通过传说与仪式“活态”地保存在民间，并且成为探索山西，乃至整个中华民族文化历程和文化精神的关键。晋学研究中，可以借鉴这种“现代学”的研究视野，在关于一定历史时期的衣食住行、婚丧嫁娶、社交礼仪、道德信仰等习俗风尚的研究中，进一步拓宽领域，发挥史学优势的同时，注重对它现实意义的挖掘和开发，为推动当前山西文化强省的建设和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

　　总之，就民俗学而言，民俗事象本身、民间意识以及民俗学的学术视野对于晋学的发展具有推动和深化的意义与作用。

　　毛巧晖

　　(作者单位：山西师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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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学概念及其他

张有智

光明网 2009年12月11日 11：12　来源：光明日报

　　“晋学”一词，当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蒙文通先生在他的《经学导言》讲义，后由商务印书馆于1933年出版时改名为《经学抉原》中提出的。蒙文通先生认为，我国太古民族可以分为江汉、河洛、海岱三系，他们活动的地域不同，其文化面貌各异，故荆楚、三晋、邹鲁说史、学术思想各不相同，“殆皆源于三方民族之有别也。”以史学而言，“北方三晋之学邻于事实”，“史学实其正宗”。就经学而论，深信齐鲁之学为今文，齐鲁学外有三晋之学，三晋之学为古文；“今文之学，合齐、鲁学而成者也，古文学据三晋学而立者也。今古学门户虽成立于汉，然齐、鲁以并进而渐合，晋学以独排而别行，则始于秦。”“贾谊、晁错、贾山陈论政事，此出于三晋纵横法家者也。……纵横法家固三晋北方之学也。”“申、韩(商君卫人)之徒，并是北人，此三晋之学也。”由此可见，蒙文通先生提出的“晋学”概念，是以先秦三晋地区的史学、经学以及诸子思想学术为研究内容。

　　时隔半个世纪，也就是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学术研究出现了令人欣喜的局面。晋学也如同徽学、藏学、楚学、蜀学等其它地方学一样，重新被列入学术研究日程。但是，究竟什么是晋学?它研究的对象、范围是怎样的?至今仍是学界普遍关切的问题。有人认为，晋学就是春秋时期的晋国学，是研究晋国的学问；有人认为是研究晋文化的学问；有人认为是研究战国时期三晋的思想学术问题，等等。这些概念理解的差异性，其原因恐怕在于，一是山西历史发展的曲折性和复杂性；二是晋学研究内容的时代性、广泛性和多样性；三是研究者对“学”的认识的差异性而导致研究视角的不同。

　　事实上，一种概念即是人们对一种事物认知的概括。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的发展和科学研究的进步，概念的内涵和外延也将随着人们认知程度的不断深化而发生变化，使之更趋完善，更具科学性。世界上关于“文化”的定义竟有200种之多，不正是反映了学术界关于文化概念的讨论经过一个由简单到复杂、由狭义到广义、由模糊到清晰的认知过程么?晋学概念的讨论亦当如是。

　　“学”有学派、学问、学科的含义，“晋学”正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基于当代学科发展的新趋势而提出来的一个学科概念。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地区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在国外兴起以后，至今虽然刚刚半个世纪，但东方学、中国学、日本学、埃及学、美国学、亚述学等诸多地方学学科遍布全球。它们研究的对象，是“把地区(空间)作为一个固定的范围进行具体研究，以探索地区演变的过程，并预测未来发展趋势。”(张广照、吴其同主编：《当代西方新兴学科词典》，吉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57-58页)其研究内容包括经济学、地理学、社会学、政治学、历史学、文化学和人类学等多种学科的相关领域。那么，在这个意义上提出的晋学概念显然属于地方学的一个分支学科。

　　在笔者看来，晋学是关于晋地的学问。所以称之为“晋学”，而不叫“山西学”，是因为山西自古皆有称“晋”之名。西周初年，周成王的弟弟叔虞受封于今天山西南部的古唐国(今曲沃、翼城一带)，其子爕父即位后，改唐为晋，这是山西最早称晋的由来。其辖地范围不过是“河、汾之东方百里”(《史记·晋世家》)，也就是今天山西南部的临汾、运城一带。春秋以降，晋国的版图不断扩大，包括今天山西的全部、河南的北部、西北部、河北的东南部和陕西、山东的一部分。战国时期，晋国虽然被其内部的三家强宗大族韩、赵、魏所瓜分，建立起三个独立国家，但时人和文献常以“三晋”称之。秦汉以后，山西虽然常有河东、并州等名称的变化，但是，“晋”作为人们对山西区域的一种指认则是不言而喻的。明代始用山西省名至今，以“晋”作为山西的简称却是代代沿袭，至今不变。因此，以“晋”名学，是人们普遍可以理解的概念。至于晋学研究的范围，应该以晋地不同时期的疆域变化为依据。秦汉以前，以晋国和韩、赵、魏疆域为研究的空间范围；秦汉以后，以山西地区为研究范围。晋学研究的时间范围，当是自山西的上古时期至当代山西。

　　所以，晋学主要是研究山西地区历史文化和社会变迁的学问。其研究的内容主要有：山西区域的历史变迁、政权组织、民族文化交流、生产生活、文化教育、思想学术、宗教信仰、民俗风情、文学艺术(包括戏剧、民歌、绘画、雕塑等)、文物考古、生态环境、山西人的精神、当代山西发展中的问题与出路等等。所涉及的学科主要有：历史学、考古学、哲学、人文地理学、政治学、经济学、民族学、民俗学、社会学、文化学、生态学等多种学科的相关领域。虽然说它的研究内容十分广泛，但确也是将人们生活的空间区域作为研究对象的学科必然面对的问题。因为人类生活的空间区域就是一个复杂的综合体，既离不开自然的，也离不开人文的，既包含物质的，也包含精神的。这就决定了晋学这一学科所具有的多样性、交叉性和综合性的特点。

　　分析与综合是晋学研究最基本的科学方法。没有分析就没有综合，分析是综合的基础；没有综合，分析就不会深刻，就得不到升华，对研究对象就形不成整体认识，就会造成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之憾。晋学是以晋地整体历史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的，对它所涉及的诸多学科领域进行分门别类的深入研究，是晋学研究的基础，没有这些分门别类的研究，晋学研究将会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分门别类的研究越深入、越细致，我们对晋地社会发展演变的认识就越深刻、越全面。同时，晋学的学科特点要求我们在多学科分门别类进行研究的时候，必须以整体史观予以观照，用综合的、联系的方法加以研究。也就是说，既应该将它们置于晋地这样一个特定的空间区域中进行综合分析，也应该将它们置于整个中华民族文化的空间区域中予以审视，从而发现它们之间的种种联系和晋学研究的内核，揭示晋地整体历史发展演变的规律和特点，增强对中华文化“多元一体”的整体认识。

　　晋学内容丰富，学科体系庞大，面面俱到的深入研究尚待有志之士的不懈努力。在目前，晋学研究则应该从三晋区域中最具特色的文化现象和最能体现三晋思想精神的方面予以考虑，诸如华夏文明探源、晋与三晋国家的历史与文化、三晋地区的学术思想、民族文化的交流与融合、晋商与移民、晋地艺术文化、民俗文化、方言文化以及当代山西社会的发展等问题。以上仅撮其心要，略陈管见，以期引玉。

　　张有智

　　(作者单位：山西师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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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学学科体系构建

林宏跃

光明网　2009年12月14日 09：18：54 　来源：光明日报

　　山西省晋学研究中心自2003年9月在省委宣传部的领导和支持下在山西师范大学隆重挂牌成立，激发了晋学研究高潮的到来，出版了一批抗鼎之作。近年来，晋学研究主要趋势是从分散的点面认知转向多元化的系统整合，从局部探索转向整体性研究，从事实叙述转向理论分析。因此，如何构建科学的晋学学科体系就成为摆在晋学研究面前的迫切问题。

　　任何学科体系的构成都必须以其学科属性为基础，学科的根本属性取决于它所研究客体的特殊性和主体的价值取向。晋学是研究晋地的学问，其客体是晋地人类聚落所构成的地方综合体。其空间范围具有动态变化的特点，以今山西省地域范围为基准，以春秋战国时期晋国和从晋国分裂出来三晋国家(韩、赵、魏)疆域四至为其最大地理空间，包括今天山西全部、河南北部和西北部、河北东南部、陕西、山东、内蒙的少部(这正是我们当以晋学命名而不称山西学的主要理由之一)；其时间范围当自山西的远古时期至当代山西，其中，西周初年、特别是春秋至战国末年的晋国与魏、韩、赵三晋国家时期所形成的“晋文化”(或称“三晋文化”)，是山西历史文化在同期中国各区系历史文化中处于强势发展期，是山西历史文化趋于成熟形态的发展高峰期，也是山西历史文化一个承前启后的轴心期(这正是我们当以晋学命名而不称山西学的主要理由之二)；此前为山西历史文化的孕育期，此后为山西历史文化的流变期。它内涵丰厚，个性独特，源远流长，在中华民族文化总体系中占据特殊重要的地位。面对晋地综合体这一客体的晋学研究，晋地的历史、文化、社会、政治、经济、地理、自然、环境等等都有可能成为其研究对象，研究内容的综合性，必然导致学科领域的综合性，形成多种人文学科和多种自然学科的交叉，因而需要综合性运用多种研究方法，晋学理所应当具有综合性。而研究者在价值取向上可以有多样化单向选择，如果在取向上只着眼于晋文化、或晋地历史、或晋地学术思想等，只能是晋学的分支学科。

　　晋学的区位综合性属性决定了其构建晋学体系的多层面性。首先是理论层面，即晋学的基本理论。重在阐释晋学这一学科的内在关系、本质特征及其特殊规律的基本概念、原理，是对晋学系统化了的认识，归纳起来，主要包括晋学的学科定义、学科性质、学科特点、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研究范围、研究目的以及晋学的形成与发展等。由于晋学研究目标是以晋地为基本范围，其本质应当隶属于地方学，是地方学的分支学科。如果说地方学是以地球表面某一区域及该区域的人类聚落所构成的地方综合体为研究对象，研究其生成基础以及发展演化规律的科学，那么就可以说晋学是以晋地综合体为研究对象，研究和阐释晋地自然生成、历史文化发展过程及其规律的科学，是一门以人文科学为主，又关照自然科学的文理交叉的综合性学科。晋学包含若干分支学科，涉及社会科学、人文科学、自然科学诸领域。各分支学科既相互交叉、相互渗透，又相对独立，所以在研究方法上也具有多样性的选择。系统研究法、历史对比法、区域比较法、时空结合法等是其最基本的方法，分析与综合是其最基本的手段。当然，任何一门学科的建立必须具有其学科特点，即其独立的价值意义。晋学的特点在于晋地历史文化在中华文明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和重大影响。

　　其次是晋学史料学层面，即晋学基本资料的搜集、整理、公开与研究。晋学研究资料在历史文献中有许多较为集中的内存，如《竹书纪年》、《国语》之《晋语》、《史记》之《五帝本纪》、《魏书》、《晋书》之刘渊、石勒等载记、新、旧《五代史》之后唐、后晋、后汉、北汉本纪、《晋乘蒐略》、《山右石刻》、《山右丛书》等，明清以来的山西地方志，民国以来的山西档案文书以及三晋学人的丰富著书，这些是晋学建立的基础。虽然有如此得天独厚的先天条件，但是对于晋学研究来说还是远远不够的。一是散见于各种文献典籍和档案中的资料尚待进一步系统搜集整理，分别从现存各种史书、政书、类书、志书、宗教典籍、笔记小说、域外典籍、各级档案中进行系统搜求势在必行。近年些来，张有智等编撰出版了《三晋文献集》，山西各市县正在搜集整理出版石刻文献和石刻目录，都是这一工作的良好开端；二是各种资料还需要系统化，应分门别类地汇集出版，并编写目录提要，以供各分支学科的研究需要。比如山西考古资料汇编、山西大槐树移民资料汇编、晋商资料汇编、山西宗教资料汇编、山西金石资料汇编、山西学人著述目录提要、晋学研究论著目录等等；三是资料研究工作尚需大力进行，去伪存真，去粗取精，将晋学研究建立在坚实的基础上；四是已有的晋学研究成果也有待总结，这样才能及时了解晋学研究成果，掌握晋学研究动态。

　　第三是学科层面，即各个分支学科的基础性研究。晋学内涵丰富，学科层面广泛，一般而言，在历史、文化、社会、政治、经济、军事、文学、宗教、地理、自然、环境等各个方面都应建立相应的分支学科。但晋学分支学科的构建应以具有研究条件、研究基础并能凸现晋学特色的分支学科为其主导，不宜面面俱到。就其基本框架而言，应当建立纵向与横向研究相结合的模式，纵向研究主要探索山西古往今来历史、文化、社会、地理、环境形成、发展、变迁的源与流，横向研究主要比较研究山西各地区的差异性和晋地与其他区系的差异性。就其重点专题而言，目前应着重于：山西考古与华夏文明探源、晋与三晋国家的历史与文化、三晋地区的学术思想、山西地区的民族融合与文化交流、山西社会与晋商兴衰、当代山西社会的发展与特点。

　　第四是综合层面，即对晋学精神、理念、价值方面的概括与总结及其应用研究。学术研究的目的归根到底是为现实服务的。晋学的研究目的就是探索和开发晋地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潜能，使之为现实服务。为此，需要建立晋学的评价体系。如山西历史治乱兴衰的规律与经验借鉴、晋文化传统精神的继承与扬弃、晋学在中华文明发展史上的地位与影响、晋地人文与自然资源的状态与开发应用、地理环境的优劣态势与对策。

　　目前，在晋学学科体系中，山西史、晋文化史、山西地理、山西民俗等方面研究业已初具规模。一些重要专题研究，诸如山西考古与华夏文明探源、晋与三晋国家的历史与文化、山西地区的民族融合与文化交流、山西社会与晋商兴衰也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但是在晋学基本理论、三晋地区的学术思想、当代山西社会的发展等领域的研究尚显薄弱，学科体系的总体构建和充实有待来者不懈努力。(林宏跃/山西师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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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学的四大特征

畅海桦

中国新闻网  2009年12月15日 09：21　来源：光明日报

　　山西发展历程表明：源远流长的晋学在伴随着历史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充实，并表现出强有力的人文支撑作用。我们将晋学的特征概括为：一是丰富的自然资源使之成为中华文明核心地区；二是特殊的地理位置使晋地成为民族大融合的纽带；三是晋学的法治思想；四是商品经济相当活跃。试做分析如下。

　　山西境内山脉纵横，西吕梁东太行简以太岳山，东南及南部有中条山；河流交错相聚，汾河、涑水河、滹沱河、漳河、沁河等遍布各地。由于地理环境优越，《左传·僖公二十八年》记载，在晋楚“城濮之战”前，子犯曾对犹豫不决的晋文公说：“若其不捷，表里山河，必无害也。”山西自此之后被称为“表里山河”之地。山西又地处黄土堆积深厚的黄土高原腹地，土壤疏松肥沃，能够给人类提供生活保障；山西的矿产资源也是非常丰富，有运城的“潞盐”、垣曲中条山的铜矿、襄汾、翼城县的塔山和中条山的铁矿等。《汉书·地理志》记载“河东，土地平易，有盐铁之饶，本唐尧所居。”也由于这两个独特的优势，造就了晋学的四大特征。

　　尧、舜、禹时期，中华文明已步入成熟阶段了，西晋皇甫谧《帝王世纪》中指出“尧都平阳，舜都蒲坂，禹都安邑”，他们之所以在晋南建都，除了看中的是这块土地上五谷丰登外，再一个就是盐池。有了人类必需品的盐，就能进行贸易交换，从而获取大量财富。

　　到了西周和春秋时期，晋国的周边国家都不产盐，盐成为晋国与之进行贸易的重要商品。铜“戎生编钟”铭文记载，在晋昭侯六年即公元前740年，晋国商人戎生带了一千辆车盐去河南繁阳换“金”，这个“金”估计是铅、锡一类的铸造青铜器的原料。接着，晋献公从赤狄手里夺取了盛产铜矿的中条山，铸造了风靡中原的“晋式铜器”，奠定了晋国成为春秋五霸的物质基础，在侯马发现的铸铜作坊便是铁证。在当时晋国的中心区的襄汾、翼城一带有储量巨大的铁矿，当铸造铜器的熔炉温度不断提高到能够溶化铁矿时，铁器就应运而生了。春秋时期的晋国是最早生产铁器的国家，范宣子铸刑鼎、侯马东周墓中出土的铁带钩、铁针都是有力的证明。秦以后至今，山西生产的盐、铜、铁等，还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中，发挥着不可估量的作用。所以，山西自古至今一直是中华文明核心地区。

　　山西境内山河呈南北走向排列，导致山西自古就成为沟通中原和北方草原的一条天然通道，也成了从新石器时代至今一万年间，多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相互交流、融合的大舞台。仰韶文化时期来自关中的半坡文化向山西扩张，其因素已经到达临汾盆地；起源于晋南的西阴文化(庙底沟文化)几乎占领的北半个中国，它与辽西地区的古文化碰撞后产生了红山文化，是五千年中华文明的曙光；也为“尧都平阳”创造了物质和精神两方面的条件，而“尧都平阳”已经在襄汾陶寺遗址中发现的古城和观星台得到证实。两周时期的晋国和四周犬牙相错的少数民族通过通婚、联盟、贸易等形式进行了民族大融合，悼公“魏绛和戎”开创了三晋时期赵国“胡服骑射”的先河；秦汉以来，实行和亲、通商的安抚政策，鼓励匈奴人到山西定居；两晋时民族融合的规模再次升级；“五胡乱华”客观上促进了民族大融合。

　　肥沃的土地、丰富的资源、民族大熔炉使得山西成为文化最活跃的地区之一。春秋时期晋国变革先起，首先是政治上的洗礼。晋国率先举起了革除旧礼的大旗，春秋初年的“曲沃代翼”，打破了嫡长继承的宗法礼制，晋献公时的“诛灭公族”摧毁了血缘宗法系统；其次是经济上取消旧的公田制，废除劳役税，采取了按亩征收的实物税，宗法奴隶经济基础被瓦解；再次在人事上“奖励军功”，不仅“庶人工商”可以入仕做官，而且“人臣、隶圉免”也可除去奴隶身份，这就意味着，国家人事的安排只看有没有功绩，而不论身份、地位和血缘关系，这样造就了一批凭实力和能力组织起来的社会团体。

　　伴随着这场大变革，法治思想在三晋大地异军突起。形成了“天下法家三晋出”的局面。从历史角度看，当时的法家代表了先进的社会生产力的要求和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战国初年，魏国率先变法，政治上推行“食有劳而禄有功，使有能而赏必行，罚必当”的吏治之道。经济上全面执行“尽地力之教”和“善平籴”政策，旨在解放生产力，打击投机商。实行主持变法的李悝，把实践升华为理论，编纂了中国古代第一部法典《法经》，把魏国法治措施推向新的高峰。继而韩国任用申不害，对内“修政教”，对外“应诸侯”，使韩国发展到了“国治兵强，无侵韩者”的强盛局面。赵国的“胡服骑射”更是一场推陈出新、破除旧制的革命行动。

　　随着晋学的法治理论和实践成功，三晋法治思想向周边延伸和移植，吴起奔楚国主持变法，使楚“南平百越，北并陈蔡，却三晋，西伐秦”，“诸侯患楚之强”。商鞅带着李悝的《法经》出走秦国，由此“革法明教，而秦人大治”，商鞅也成为晋文化向秦文化移植的第一使者。秦统一中国前夕，韩非子的法治学说又被秦所用。韩非认为，一个国家要强大必须严明法治，强调“法不阿贵”“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他还提出了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的理论，要起用经过实践锻炼的有能力的官吏。韩非也因此成为三晋法家文化向秦文化移植的终结者。

　　继新石器、夏、商、西周以盐贸易之后，春秋时期的晋国采取宽裕的“工商食官”政策扶持商业发展，促使商业繁荣。明清之际的晋商更是利用山西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发展商业贸易，并开辟了一条以山西、河北为枢纽，北越长城，贯穿蒙古戈壁大沙漠，进而深入俄境西伯利亚，又达欧洲腹地的国际商路，这是继我国古代丝绸之路衰落之后兴起的又一条陆上国际商路。也由于这个因素促成了山西成为金属货币和票号的策源地。我们目前所知道最早金属货币见于文献记载的是《国语·周语》：“周景王二十一年，将铸大钱。”此时为公元前524年。这只是文献上的记载，而1990年天马——曲村遗址发现了两枚迄今最大的空首布，不晚于春秋晚期即晋国迁都新田的公元前585年。秦始皇统一货币后一直通行圆形方孔金属货币，只是北宋时出现的纸质货币“交子”，但为适应国内外贸易的发展而产生的“票号”是在山西首先出现的，这就是嘉庆、道光年间山西的“日升昌”票号。曲殿元在《中国金融与汇兑》中说：“山西票庄执中国金融界之牛耳，约百余年。”

　　晋学的四大特征是祖先留给我们的优秀文化遗产，也时刻激发我们民族成员的归属意识、进取意识和奋斗意识，让人们的价值取向朝着合法合理的趋利性和务实性转变，经济活动及其管理由崇德轻力向法德相结合转变，这一传统可以凝聚社会各方面的力量，从而形成推动社会前进的强大动力。

　　畅海桦

　　(作者单位：山西师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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荀子与晋学

张焕君 　

光明网 发布时间： 2009-12-19 09：13　来源：光明日报

　　荀子通常被认为是战国后期学术思想的集大成者。清代学者汪中在《荀卿子通论》中认为：“荀卿之学出于孔氏，而尤有功于诸经。”并指出毛诗、鲁诗、韩诗、左传、谷梁传、礼学、易经的传授，荀子都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一观点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也有体现。荀子不仅是儒学之功臣，当代哲学家劳思光更进而认为荀子“

　　杂取道家、墨家之言，以别立系统”，其思想路径与孟子迥异，并为韩非继承、改造，重视君权，偏重制度，对秦汉之后的中国产生巨大影响(劳思光：《新编中国哲学史》第一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关于荀子思想的评价，较有代表性的是唐代韩愈在《读荀》中提到的“大醇而小疵”，虽然这是相对于韩愈眼中“醇乎醇者”的孟子而言的，但却得到清代学者的广泛认可。清末谭嗣同则从暴政与民主立论，将其与“大盗”式的秦政并举，认为“二千年来之学，荀学也，皆乡愿也”(谭嗣同：《仁学》，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假托孔学之名，助长暴政之实，批判最为激烈，但因其言辞决绝，便常被人引用，以证明荀学在后世的深远影响。

　　荀子学识广博，对当时各家学说皆有评价。在《天论》、《解蔽》、《非十二子》等篇中，对慎到、老子、墨子、宋钘、庄子、惠施、邓析、申不害以及子思、孟子等人的思想加以论述，指出各家的优劣之处。正是在广泛吸收众家之长的基础上，荀子发展出一套独有的思想体系。自清代中期以来，荀子受到持续的关注，相关研究不断深入。稍加综合可以看出，荀子思想的核心在于要在现实世界中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礼义系统。为此，他分别从人性、心性、天人关系、君道、礼法关系等方面加以论述，宗旨都在于将主体精神落实于客观秩序之上。

　　荀子主张性恶，提出“化性起伪”，以此而与孟子之性善说相颉颃。因为人类生性好利，有各种缺陷，喜好声色犬马，倘若不加节制，一味顺从，必然争夺四起，犯上作乱。拯救之道，唯有礼义之途。以礼义而行教化，就是“伪”。《性恶》篇又云：“凡礼义者，是生于圣人之伪，非故生于人之性也。”因为人性本恶是个普遍的命题，顺此发展就会得出人类社会绝无改进之可能的结论，人类也永远无法克服其先天就有的动物性。在荀子看来，唯一的希望就是那些能够制礼作乐的圣人，“圣人积思虑，习伪故，以生礼义而起法度”。但是圣人不外乎人，与普通人的人性并无不同，所谓“尧舜之与桀跖，其性一也”，不同的是圣人是“人之所积而致”，如同士农工商，都是通过经验技能的积累而有所成就的。所以，荀子特别重视教育，鼓励锲而不舍的学习，倡导学习要能变化气质，有益身心，并最终得出“涂之人可以为禹”的结论。

　　由此出发，荀子发展出他的心性论与天道观。在《解蔽》篇中他以盘水设譬，说明相对于“理”而言，心与这些客观规律的关系只是观照，而非参与或主宰。而对于天人之际，他则主张“物畜而制之”、“制天命而用之”，原因就在于“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荀子·天论》)，天是外于人存在的，并非人类社会的主宰。跳出内向性的“心”与超越性的“天”的制约与支撑，决定人类社会的必然是以现实世界为基础的外在秩序。这是荀子重视礼法、君道的理论前提。儒家礼学自孔子而下，已形成仁、礼结合的体系，强调内在的价值自觉是礼乐制度的基础。这一思路为孟子所继承，从而发展出四心四端之说，肯定先天即善的心性乃是一切价值与秩序的源头。荀子则另辟蹊径。他从现实政治与秩序出发，认为礼的起源在于如何解决人生来具有的“欲”与满足欲望的“物”之间的不平衡。欲望无穷，物质有尽，不免纷争混乱，“先王”于是制定礼义加以分别、分配，使二者能够“相持而长”，保持平衡，社会得以安定，国家才能太平。这一思路与荀子的其他理论息息相关，互为支撑。但也正因如此，必然导致对先王、圣人之类的权威的尊崇，从而使礼义侧重制度性。所以他在《礼论》篇中一方面强调礼的制度功能，将其与绳墨规矩相比，阐明礼的工具性；另一方面又宣扬“礼有三本”，将天地、先祖、君师并列为礼存在的根本要素，从而将君权推演为礼义的制约性因素。这与孔子借助礼乐维护等级制度的的思路似同而实异，但却在后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不仅被韩非借鉴而成就法家的权威主义，而且也使儒家此后的发展路径与先秦大为不同，直到宋代理学兴起，才略有改变。

　　此外，荀子在名学、心理学乃至辞赋方面也都有所建树。涉猎虽广，其理论的核心问题却如上述。由此而来的问题就是荀子的学术思想如何形成，尤其是他对于儒法两家如何取舍。当前地方学、区域史研究受到学界越来越多的重视，就先秦三晋地区的学术思想也形成相当多的学术成果。自蒙文通先生提出“晋学”的概念后，最近二十年来关于晋学的探讨日渐深入，就其主体特征、主要内容、学科边界以及研究方法，形成的认识日渐清晰。如果说晋学在先秦时期是以三晋地区为主要地缘，以法家思想为主要特征，兼及儒家、名家、兵家等各派学说，那么荀子的思想在其中处于怎样的地位，在学术传授链条上有怎样的师承关系，就成为一个意义重大的学术问题。或者说，自子夏西河设教传播儒学、李悝创制《法经》首开战国法家先河之后，三晋地区已形成采择儒法务实进取的传统。比较《史记·商君列传》与《赵世家》中武灵王胡服骑射时改革双方的相关辩论，可以看出法家思想的流传轨迹，而略加留意，又可以看出无论是商君还是武灵王，对儒家的思想以及相关礼仪制度也并不排斥。兼容并包的背后，正是一种强烈的实践理性，如何解释并改造当下的世界乃是关注核心，至于是借助礼乐制度还是推崇君主权威都不过是工具手段而已。由此出发，反观荀子的思想形成及主要特征，或许会得出不同的结论。

　　无论是晋学，还是徽学、楚学、齐学，作为“学”，都具有一些相近的特点，如具备一定数量的文献资料，有特定的研究对象，呈现出明显的地域特征，等等。将荀子置于晋学整体研究之中，也可如是考量。《荀子》32篇，洋洋十余万言，而且自成体系，在文献缺乏的先秦时期已属难得，而荀子其人虽然直接记载无多，但书中提到的同时期学者却是数量不少，内容丰富。如果采信《史记》本传的记载，可以看到荀子的主要学术活动地域有四：五十岁之前在赵国，后来则辗转于秦、赵、楚三国。据此可以断言，荀子的主要学术思想形成于三晋，丰富于列国。依据艾尔曼提出的“学术共同体”概念(艾尔曼：《从理学到朴学》，江苏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结合《荀子》及诸子书中的相关记载，我们甚至可以尝试勾勒出三晋地区学术共同体的组成及特点，并从而归纳出这一地域的整体特征。这种方法不仅适用于先秦时期，即便在秦汉之后的晋学研究中也十分必要。而这也正是地方学、区域史研究的价值所在。(作者单位：山西师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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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学研究资料利用问题

仝建平　


光明网 发布时间： 2009-12-15 08：02　来源：光明日报

　　晋学研究的深入、研究水平的提高离不开对资料的利用。在广泛收集资料的基础上，善于利用资料，分析资料的可靠程度，进而剔除不可信的资料成为研究工作能否逐步提升的关键环节之一，否则盲目地使用资料会削弱晋学研究的科学性和生命力，影响其研究水平的提高，甚至会使研究走入歧途。

　　作为研究晋地的学问，晋学研究的资料主要产生和保存于三晋这一区域，其中以碑刻、地方志、家谱三者为大宗。山西现存明清及民国的碑刻与地方志、清代民国的家谱较为丰富，为国内外学界所瞩目。碑刻、地方志、家谱的史料价值高低具有相对性，在研究中必须认真鉴别，要具体内容具体分析，以求合理利用。但在近年来的晋学研究中，对碑刻、地方志、家谱资料不加辨析地盲从却经常能够见到，这种倾向在外省的地方文化、地方学建设和研究中也屡见不鲜，务必引以为戒。对碑刻的利用

　　山西民间现在散存着许多明清和民国碑刻，但大部分是寺庙宫观(民国年间废庙兴学，许多改建为学堂)内的功德碑，其中多有精品。如现存于临汾市安泽县府城镇高壁村的通玄观(主体为清代建筑，已严重损毁)，现存金代石碣2方、元碑1通、清碑3通、民国残碑1通，合成一组道教历史资料；其中1方金代石碣为兴定元年(1217年)尚书礼部赐通玄观牒文；元大德三年碑阴之“通玄观记”，记有当时周边6县的13处道观名称，成为研究元代该区域道教历史的珍贵资料。现存的碑刻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进行研究，但绝对不敢把碑文所记完全等同于历史真实。比如晋城市阳城县山头村的水草庙(建国前期在庙内办过学校)，主要为纪念广禅侯(当地人指传说中当地两宋之交的一位民间兽医常顺)而闻名，其庙始建年代已不可考，现存的系列碑刻都是清代民国的，最早为顺治十六年。据曾在此教学的一位教师回忆，庙内原有大小碑刻六十余通，1976年全部拆毁改建成教室；他于1959年曾抄录过其中的几通碑文，其中的一通明代碑刻(碑现已不存)碑文称元太宗七年修广禅侯大殿，至明成祖十六年(1418)又整修大殿，并称宋徽宗政和四年(1114)，宋金交战于平阳年余，宋军战马万匹生病，常半村牧医常顺将其治愈，宣和二年(1120)钦封广禅侯。(详见阳城县广禅侯学术讨论会筹备组编《全国首届广禅侯学术讨论会资料汇编》，1987年9月)。这通抄录的明代碑文所记的宋代和元代的事，值得琢磨，其中关于1114年宋金大战于平阳一带的历史记述是明显错误的，其时金还没有建国，再者北宋末年宋金也未曾大战于平阳。过去就曾有人轻信此碑文写过历史研究文章。这通抄录的碑文对于研究民间信仰、民俗文化有一定价值，已有学者写过研究文章《广禅侯与元代山西之牛王崇拜》；进行文化开发也可以，阳城县与山西电视台联合拍摄了电视连续剧《广禅侯传奇》，编著出版了历史小说《兽医广禅侯》。可见，有的碑记内容从属于民俗文化现象，应该用民俗文化学的视角去思考，不符历史实际的碑文内容千万不敢用作史料研究历史。对地方志的利用

　　地方志是研究地方历史文化最基本的资料，内容最为详尽。与全国其它省份一样，山西现存的地方志(省、府、州、县志)主要是明清及其以后的。一般来说，地方志记载编纂时代的内容时可信度相对就高些，某些资料可以补充它书记载之缺失或疏略。但利用后代编纂的地方志来研究前代历史时，就得小心谨慎，甄别辨析材料。比如，辑自《永乐大典》的洪武《太原志》古迹目载有榆次县金代有煤窑三十座，并有具体地点，这是极为少见的金代煤窑史料，是研究山西乃至中国煤炭开采史珍贵的资料。再如，北宋著名的史学家刘恕(1032-1078年)曾在宋仁宗时任和川(今属临汾市安泽县)令，而现存的雍正《岳阳县志》、民国《新修岳阳县志》和民国《重修安泽县志》俱作“英宗时以进士知和川”，当误。(详见李裕民师《刘恕年谱》，载氏著《宋史新探》，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李先生推算刘恕始知和川的时间大致在宋仁宗至和元年即1054年前后。北宋知县的任期一般为三年。宋英宗到1063年四月才即位)。现存明清两代及民国时的地方志在记述前代历史时属于二手资料，研究时不妨查找更早的资料，以早期资料为主，当时的资料最好，适当参考后代编成的资料，以免以讹传讹。当然，对地方志的史料价值要具体内容具体分析，不可一概而论。对家谱的利用

　　山西民间现存清代、民国家谱较多，对家谱内容史料价值的判断也应区别对待。大致距离家谱编撰时代较近的内容信息准确度较高，如世系、族人年龄、履历、婚姻、墓地，对于研究基层社会结构较有价值。某些收录、保存于人物传和艺文中的诗文整篇或残句对于文学研究具有积极的作用；有的内容可以起到补史的作用。如笔者不久前从地摊上寻得的民国二十二年续修襄陵(今属临汾市襄汾县)李氏家谱(抄本)，谱中抄录康熙六十年、嘉庆二十三年所修家谱内容，始祖李岩，其中记八世李本隆第二子李宦“乙亥地震殇”、九世李宠长子李寄德“地震殇”，可以作为研究康熙乙亥(1695年)平阳府大地震灾情的资料。但家谱中追述远代祖宗名人的事迹时，主观感情因素往往较重，牵强附会、夸大其辞者甚多，比如攀附历史名人当远代祖宗、夸大家族贤能者功绩；远代祖宗情况不详时，往往均称其祖先明朝初年自洪洞大槐树移民而出，是洪洞大槐树移民后裔。因此使用时应慎之又慎。如笔者所见临汾市乡宁县七郎庙村杨氏后代所编的《重修杨氏家谱》，谱中尽管转录了明清两代《杨氏家谱》的一些内容，但罗列的家族远代祖宗仍然包括杨宗保在内。代县杨忠武祠所藏道光和光绪版《杨氏族谱》，杨宗保仍列为杨业孙辈，正如新编《杨氏族谱》序言所称该谱的部分内容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而绝非全部，可见主编者的态度是严谨理智的。

　　由于有山西各级党委政府重视、专家学者积极参与，近年来的晋学研究取得了积极的进步。但与此同时，研究中存在的问题也不容忽视，除上述对碑刻、地方志、家谱等资料不加辨析地盲从外，还有混淆历史与文化现象、研究中的主观感情压倒理性思辨等等。这些不良倾向的存在对晋学研究具有极大的负面作用，不仅会损害学术本身，还会造成巨大的资源浪费。只有坚持科学，崇尚学术，科学规划，扬长补短，晋学研究才能再上新台阶，晋学才能立足中华学术文化之林，才能实现文化兴晋的发展目标，惠及后世。

　　(作者单位：山西师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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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夏之学与三晋学术

作者：杨秋梅   　　　

求是理论网 时间：2009年12月16日 08时58分  来源：光明日报

　　子夏，姓卜名商，字子夏，春秋时期的晋国温邑人。子夏是孔子的高足，于孔子去世后来到晋属西河(今山西河津一带)设教，专心教学55年。在长期的教学实践中，他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学术与教育事业，不仅开启了三晋儒学的先河，使三晋大地孕育出荀子这样的硕儒，而且不怀学派偏见，儒法兼容，对三晋法家思想的生成与发展产生了重要 的影响和作用。

　　子夏对儒学发展的贡献，突出地表现为对诸经的传授。宋人洪迈在《容斋续笔·子夏经学》中云:“孔子弟子惟子夏于诸经独有书，……于《易》则有传，于《诗》则有序。……于《礼》则有《仪礼·丧服》一篇。……于《春秋》，所云‘不能赞一辞’，盖亦尝从事于斯矣。……于《论语》，则郑康成以为仲弓、子夏等所撰定也。”洪氏所言，未必完全可信，但按诸有关材料，子夏与诸经之间的关系还是有踪迹可寻。

　　子夏《易传》，后世目录书中多有著录，《四库全书》经部易类以子夏《易传》冠首。《诗序》，是子夏对《诗经》的主旨所做的总论，郑玄作注、《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都有“子夏序《诗》”的记载。于礼学子夏则长于丧服研究，撰有《丧服传》，是对《仪礼·丧服》所做的阐释和解说。于《春秋》，孔子曰:“《春秋》属商”(《公羊传·哀公十四年》徐彦疏引《孝经说》)，还称赞子夏“起予者商也”，这说明孔子作《春秋》时子夏的确参与其中并经常与孔子切磋学问，交流思想，受到孔子称赞的弟子很多，但能启发他的却只限于子夏一人。发挥《春秋》微言大义的《公羊传》、《谷梁传》也都出于子夏的传授。

　　子夏是孔学的重要传人和继承者，但他在接受、继承和传播儒家学说的过程中，能够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打破学派门户之见，实行学术自由，儒法兼容。在他的学说中确实包含了一些法家思想的萌芽和特征:首先，崇尚功利。子夏为莒父宰时，曾采取了一些促进生产发展、改善民众生活的措施，为此孔子曾批评他“无欲速，无见小利”，并告诫他“女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其次，对“势”的重视。“善持势者，早绝奸之萌”(《韩非子·外储说右上》)。再次，重 “信”尚贤。“与朋友交，言而有信”;“君子信而后劳其民”;“选于众”。

　　知识渊博的子夏，西河设教，“教弟子三百人，为魏文侯师”，声势和影响甚大，不仅为中国历史文化的传播与发展做出过积极的贡献，而且对三晋之地的文化与学术也产生了直接而积极的影响。

　　西河地处战国时代的魏国，子夏又是魏文侯的老师，作为帝王之师，其声望和影响非一般学者可以比肩，他对魏国的影响显而易见。《晋书·束皙传》记载，晋太康二年，汲郡人不准盗墓，发现竹书数十车，有《纪年》、《国语》、《易经》、《穆天子传》等，典籍丰富，类目众多，如此繁荣发达的魏国文化，当与子夏的西河之学有一定的关系。再从曾子指责子夏的三条罪状之一，即西河之民疑子夏为孔子，也可看出当年西河之学的规模和气势。

　　魏文侯魏斯，在青少年时就拜子夏为师，对他推崇备至。魏文侯遵循子夏“选于众”的思想，实施唯才是举的用人路线，拜“贤人”田子方、段干木为师，同时重用法家人物李悝、吴起进行变法，取得法制、经济和军事方面的重大成就。由于魏文侯实施儒法兼用的策略，经半个世纪的治理，使魏国成为战国初期最强盛的国家。《史记·魏世家》赞扬魏文侯:“贤人是礼，国人称仁，上下和合。”

　　荀子是战国时期赵国卓越的思想家，他在批判继承前人思想的基础上，博采众家学说，创立了独具特色的思想体系。荀子思想的渊源是否和子夏之学有关呢?荀子思想的来源极其广泛，其具体的师承关系很难进行考证，但受子夏“西河之学”的影响还是有迹可寻的。“在孔子之后的传经之学中，子夏一系的学说对荀子之学有一定的影响”，“荀子《易》乃继承了前人，而对其影响较大的或即子夏《易》学”。(杨朝明《子夏及其传经之学考论》，《孔子研究》2002.5)

　　荀子是赵国郇邑人。刘蔚华先生认为，“荀姓族人可能散居在古临汾至新绛、临猗、解县一带。荀况的原籍大约就在这一带”。(《荀况生平新考》《孔子研究》1984.4)近年来还有指出荀子故里的具体位置就在临汾的安泽，这些地方都与子夏设教的西河相距不远，且荀子活动的年代仅距子夏百余年，荀子在去齐之前可能就生活在西河之学的影响圈内。荀况是儒家，但不是纯儒，他“儒法兼容”，提出了“隆礼”、“重法”，“礼者，法之大分，类之纲纪”等思想，开创了礼法一体论的先河。荀子“隆礼重法”思想的渊源是否可以追溯到子夏之学呢，是否可以说子夏之学是源，荀学是流，董仲舒的儒术是他们的实际继承者?不可否认，文化之间尤其是同一地域文化之间的影响与传承关系的客观存在，高专诚先生在《卜子夏与三晋儒学》中曾说过:“像李悝这样的人物，很可能担当起子夏与荀子思想之间的传递者的角色。”尽管这种关系还有待于进一步的考证。

　　战国法家源于三晋，而三晋法家的始祖则是子夏的学生李悝。李悝奉行子夏“君子学以致其道”、“学而优则仕”的为学目的，曾相魏文侯、魏武侯两代，面对战国日益严峻的政治形势，他逐渐淡化甚至放弃了子夏儒学中道德教化的一面，把越来越多的注意力放在发展经济、加强君主权力方面。为此，李悝首开战国变法之先河，在魏国成功地进行了变法。李悝的“废除官爵世袭制”、“尽地力之教”和“善平籴”等改革措施虽然是他的首创，但其师子夏重视功利、“选于众”思想的影响显而易见。韩非是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他总结了前期法家的理论，主张实行法、术、势兼用。韩非关于势的学说，主要来源于慎到的思想。慎到是赵国人，时间距子夏较近，重势思想的形成可能与子夏“善持势”思想的影响和启发是有一定的联系。韩非又是荀子的学生，在他的著述中，经常直接引用子夏的观点。这就说明，子夏之学不仅影响了法家的始祖李悝，也影响了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韩非。

　　（作者单位：山西师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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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山西社会与晋学研究

张启耀　鞠振　刊发时间：2009-12-24 08:18:26　光明日报

　　“晋学”是以山西历史文化为研究客体的地域文化学科,承载着继承和发扬山西传统社会文明的重任,并担负着以传统文明为基点进一步推动现代山西社会不断进步的职责。由此可见,对“晋学”学科的发展与完善具有重要的区域文化战略意义。

　　但是,从目前的定位和已有的学术成果来看,“晋学”研究的时段还囿于古代史, “晋学”也基本是一门“以山西古代文化为研究客体的地域文化学科”,而且重在研讨处于鼎盛时期的古代山西社会文化状况,宣传山西已有的成就与地位。这样一来,研究空间和研究领域的有限性往往限制了“晋学”研究的进一步发展,削弱了“晋学”研究的生命力。

　　虽然基于自身人文地理环境和传统文化的强大制约力,山西区域社会至今依然保留着很多独具特色的传统个性,但“晋学”应该是一个相当庞大的学科体系,应该探索不同时代条件下具有不同历史地位与演变特征的山西社会与文化。因此,“晋学”研究不应该仅仅局限于古代三晋历史文化,而应延展为历史上“发生在山西境内的、带有独特区域特征的、涉及政治、军事、经济、社会、文化等诸多方面的综合性研究。”(参见安介生:《晋学研究之“三部论”》)为了彰显“晋学”研究的时代性并加强其学术性,当前学界“应在过去晋文化研究的基础之上,按照学科建设的要求,拓宽研究领域,提升研究水平。”(参见杨秋梅、张有智:《推动晋学研究建设文化强省——晋学研讨会综述》)具体来说,就是一方面需要把“晋学”研究的空间范围扩展至近代社会,以便探讨“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和西学东渐的社会大背景下三晋大地的历史文化变迁;另一方面,“晋学”研究中也需要加强对社会学、政治学、人类学、民俗学等多学科的综合利用,积极借鉴其他学科的研究模式,吸收其最新研究成果,以便探讨不同视野下近代山西区域社会的转型。惟其如此,“晋学”研究才会更具生命力。

　　那么,在“晋学”研究空间向近代延伸的前提下,学界应从宏观上对近代山西社会发展的整体状况有如下几点把握:

　　近代前期(1840年-1919年),山西社会即已呈现出相对的闭塞性和发展的缓慢性

　　鸦片战争后,山西社会逐渐发生着一些新的变化,但由于深处内陆,山西各方面的变化相对缓慢。有一个例子很能说明问题,如清朝中期推行的“摊丁入亩”制度,直到光绪中后期才在山西全省范围内开始实施,之前还有许多州县实行田赋、丁税分征制。如此看来,山西对中央赋税政策的执行比全国大多数省份迟了很多,山西社会发展的缓慢性由此可见一斑。甚至迟至民国初期,山西的情况仍然是“乡村户籍杂乱、人口不清,政府下达的各项政令、措施很难具体实施。”(刘建生、刘鹏生:《山西近代经济史》)

　　因此,从当时的全国范围来看,山西社会发展的确已处于滞后的状况。从学术研究的角度看,十九世纪后期以来的近代时期正是这种状况产生的主要阶段,因此,基于探求这一历史现象发生的深层原因并在当前政策制定中达到对症下药的目的,近代山西区域社会史研究便具有了很高的学术价值,在整个“晋学”研究领域中也应占有重要的地位。

　　正确分析和评价近代后期的山西社会变迁及其程度

　　整个近代后期(1919年-1949年),山西基本处于阎锡山的统治之下。当时,虽然山西只是一个较偏僻的内陆省份,但阎锡山一方面实施了包括“六政三事”和村制改革在内的“村政”建设,另一方面又大力兴办军工企业,发展军事工业,取得一定成效。

　　在“村政”建设中,阎锡山促进农业技术的推广和村容村貌的整治,对山西农村行政体制的完善和农村治安环境的改变起了较好的作用,客观上有助于山西社会的稳定与经济的发展。军事工业的兴起和发展对山西社会也产生了重要影响。从近代后期的情况来看,山西社会产生了一些新的变化。这些变化的产生主要得益于近代工业尤其是军事工业的创办和发展,由此,山西的产业结构、阶级结构、城乡结构、文化结构等都随之发生着转型。

　　不过,尽管存在以上变化,但就历史发展轨迹而言,近代后期,山西社会封闭、落后的状况并没有根本的改变。抗战前夕就有学者评论说:“山西的一切,所谓娘子关内的事情,自来对于国人就是一个大谜”。之所以如此,其主要原因在于阎锡山实施改制的目的。从本质上来看,阎锡山进行“村制”建设的真正意图在于更便利地收取农村赋税,以有利于维护自己的统治。因此,很多时候,阎锡山所标榜的建设目标往往落空,尤其是改革方案中提到的对乡村下层百姓的承诺多未实现,整个社会民众生活也基本没有改观。再者,整个山西以军事工业为主的产业结构、以官僚资本为特征的资本形态“严重影响了山西社会结构转型的良性发展,制约了山西的近代化进程。”(江沛、王先明:《近代华北区域社会史研究》)此外,当时的“政府办理村政督促提挈太重,太多防制，太过助长”,(梁漱溟:《北游所见记略》)也是影响近代山西社会转型的重要原因。

　　应重视研究近代以来山西社会发展相对滞后的原因,摸索推动“三晋”社会快速发展的方针与策略

　　自古以来,“晋民性俗”,“人民质朴勤勉”,而且,山西人诚实守信的品质也给世人留下佳话。因此,敦厚勤奋、诚实可信历来就是山西人的一张名片。那么,文化品质优秀、具有辉煌历史的山西社会为什么到近现代落后了?目前,学界对这一问题的深入研究并不多。笔者认为,有一个导致落后的原因应当注意,那就是,在古代各地交通同样不便以及社会交往同样较少的情况下,山西社会所具备的某些优势或者说传统文化特质能相对得以彰显,并在山西区域社会发展中起积极的作用,但随着鸦片战争后西方科学技术的大规模输入,沿海及内地平原各省的交通状况及其它发展环境不断得以改善,当地人们的思想观念及行为也随之在潜移默化中发生着变化。而此时山西则由于地理环境的限制和政府的不够重视,有助于社会发展的交通及其它环境基本没有大的改进,人们的思想仍然守旧落后,最终被挤出社会发展的快车道。

　　基于这些原因,在当前山西的社会建设和经济建设中,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应该制定切实可行的政策,加大建设资金的投入,从改善交通等基础设施出发,一步步引导山西社会走上快速发展的道路。同时,山西学界除了应该倡导诚信和勤奋的传统美德外,还应当致力于人们思想观念的解放和山西社会的不断开放,为山西各方面的进一步发展打下坚实的文化基础和社会基础。

（作者单位分别为运城学院、山西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