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体安全：一个社会学范畴的提出与阐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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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安全研究是一个逐渐展开和丰富的知识领域。在各个学科的贡献中，社会学取向的安全研究有着特殊的意义。人与社会的安全曾牵动以往社会学家的研究关注，当代社会学理论则推动了安全议题的重新确定。新世纪以来，我们在对“个人与社会”关系的研究中，逐渐延伸出“个体安全”这一方向。本文对安全的内涵进行了反思，对作为社会学范畴的安全给予了界定，并在此基础上对个体安全的内涵、研究意义和方法做出了较为系统的阐说。在促进安全研究定位于人的实际诉求、切实逼近基层社会和生活一线的过程中，个体安全研究将发挥积极的作用。
关键词：安全 个体安全 底线安全与品质安全
随着思考空间的拓宽和关注内容的充实，安全研究逐渐成为了一个独特的知识领域，其中既有知识的凸显区，也存在知识的褶叠层。在知识凸显区，对安全的把握是直接的、显性的和可见的;在知识褶叠层，安全问题还有许多间接的、隐性的、暂时不可见的地带。安全领域社会学取向的形成和发展，对于展开知识的褶层，显现其中蕴含的研究空间，日益发挥出积极的作用。特别是对于当今时代，社会生活的多元化、多中心化，社会系统不同层级的叠压扭结，社会运行机制的“复式”状态，社会治理面对的复杂局面，都要求安全研究进一步定位于人的实际诉求，在下沉过程中进社区、进基层，切实逼近到大众生活的第一线。在此情势下，个体安全研究反映出社会学取向的新的转变。
一、安全研究：逐渐展开的知识褶层
在最宽泛的意义上，个人与社会一直在风险中前行，也一直面对着安全困境的考问。因此，安全是人类生存的一个前提性保证，在这个意义上，安全本身也就是生存，生存安全是整个生活实践的一个核心内容。在风险前行中不断求索生存的安全构成了一条“纵贯线”，因而也可以说，一部文明史也是“风险求存”的历史。这一过程促成了安全的知识体系不断积淀和持续扩展，它也逐渐显露生出一种趋势--越来越沉入到社会生活之中，越来越贴近人的现实诉求。
从前文明社会到文明社会的漫长过程，确定了生存安全的基本底线。对于任何社会的生存来说，从前文明到文明都是艰难是历程。许多文明经历了起源、生长、衰落、解体和死亡，其中一些有幸成熟并繁衍，还有一些夭折在中途;文明过程也曾有过无数的个人和群体，他们的付出为“我们”的高度文明的奠定了基础。从最初不经意地孵化了文化的幼芽，获得了一种特殊的从风险中求得生存的工具，劳动的意念开始醒觉，而且懂得了如何做出共同生活的选择，也因而“社群”得以聚合、“社会”得以繁育。如果说童年人类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都不能幸免自然状态的磨难，那么迄今为止的，成年人类仍不能坦言自己已经从这种状态中超脱出来。然而，凭借文明构筑的安全屏障，风险中前行的个人与社会毕竟获得了生存保障的一个持久基础。
从前现代跨入现代门槛，促成了安全内涵的历史性转折。约17世纪，随着文明从传统向现代的趋势性转变，自然繁衍的社会秩序及其维续方式也走向了终点。对个人与社会的生存安全的探索随之迈进了现代进程。在现代市场经济、竞争机制、利益最大化、成本外部化等等冲击下，以传统习俗为秩序纽带的社会不断趋向瓦解。与此同时，新市场的开发推动了对领土、权力、市场、资源、财富的激烈角逐，传统方式--暴力和战争--作为解决争端的基本途径仍然大行其道。古老的故事以更大的社会规模持续着，和平与安宁生活更加遥遥无期。这一进程使得神学、伦理学、自然哲学对人类知识体系的束缚逐渐崩解，一批新兴社会科学--经济学、政治学、心理学、社会学，国际关系学、国际法学、外交学等--得以诞生。以科学和理性为基础，人们努力寻求社会行动的有序性和可预测性，以便确立起新的制度框架来规范社会生活的秩序轨道。这种制度性的重建过程，将安全知识体系的构建提高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从传统领域转向非传统领域的转变，推动了安全研究的当代扩展。20世纪80年代末冷战结束，东西两半球的隔离也告终结，在信息化、符码化、数字化和网络化等技术手段的推动下，全球化的古老想象变为了现实趋势。面对这个新的时期，人们的生存安全也遭遇了各种前所未有的挑战，高新技术风险、人口膨胀、资源枯竭、生态环境告急、经济和金融危机，以及局部战争、恐怖主义、跨国犯罪、核战争的可能等，随时可能突破安全底线。不仅如此，社会资本流失、社会信任缺失、信仰冲突等，反映了不同文化和文明共同遭遇的深层困境。“变化是不可避免的，进步却不是不可避免的”。[2[在社会的快速发展过程，这些非传统性的安全问题使人类生存境况变得更加不清晰、不确定和不稳定，安全研究也不再局限于国家安全和政治战略的需要，从而大大推进了安全研究与社会生活的广泛联系。
从国家安全、社会公共安全到人类安全，提高了安全关注的现实度。随着安全关注的视野投射到非传统领域，当代安全研究也更为贴近人与社会的现实要求。譬如，国家安全研究日益向非传统安全领域发展，与各种非国家行为体(如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跨国公司及个人等)的合作也愈益密切;公共安全和社会安全研究不再囿于传统的犯罪领域或基本的福利保障，与公众生活和社会治理的联系更为深入和广泛;人类安全研究作为上世纪末出现的新领域，对经济安全、政治安全、粮食安全、健康安全、环境安全、社区安全、个人安全等发挥了重要作用。安全研究层面从国家安全、社会公共安全到人类安全的提升，安全研究的生活感和现实感也得到了不断增强，使得安全关怀更加贴近民众的生活实际。
可以说，每一步重大转折的出现，都推进了安全研究的扩展和深化，提升了安全意识的自觉水平。随着此一过程的发展，安全知识体系走向生活、走进公众、贴近人的实际需要，成为越来越明显的一种趋势。安全知识体系中以往隐而不现的褶叠区也日益显露出来，从而促使人们对安全研究中存在的局限和缺憾进行一定的反思。我们曾经指出：以往的安全研究主要关注于宏观的、整体的安全问题，而对微观的、个体的安全问题则疏于探讨和把握。[3]目前安全研究的现状表明，个体安全的研究仍然欠缺，这也意味着，个体安全问题有望成为这一领域的一个新的知识生长点。
二、社会学研究取向的发展及贡献
社会学诞生于现代性引发的剧烈社会变迁。社会秩序、规范、制度和生活系统的快速转型，随之而来的社会失序、失范和制度紊乱以及生活失协，一直牵动着社会学的研究关注。从学术传统上说，人与社会的安全问题是社会学研究的当然题域。随着当代安全研究向非传统领域的扩展，社会学取向的安全研究所具有的特殊意义也愈加凸显出来。
(一)从古典到当代：社会学理论与安全研究
简单地说，整个社会学理论都与一个问题密切相关，这个问题就是“社会何以可能?”。这个提问不仅是针对于传统社会秩序的衰败而提出的疑问，也是针对现代性不断持续引发的各种新问题的关注。实质上，“社会何以可能?”是以社会学方式提出的安全问题。
孔德站在改良主义的基本立场，主张资本主义工业社会制度是合理的，可以通过理性的方式消除病态和失范现象;真正的科学就是要确立理性秩序，这是一切社会秩序的基础，而社会学正是以此为目的的一门科学。马克思则站在革命批判性立场上，指出资本主义社会是不合理的社会制度，由于生产社会性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社会危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无法从根本上得到解决，只有通过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来实现整个人类解放。迪尔凯姆认为人的本性就是二元分裂的，追求物质私欲的生物性个人与具有道德和宗教感的社会性个人相互冲突和对立，必须以集体意识来增进社会团结的基础，克服社会失范与社会病态。在韦伯看来，一切社会现象都离不开人的行动，社会结构和秩序是通过人的交往表现出来的，只有对社会行动进行解释性的理解，才能把握现代社会秩序及其变迁趋势。
帕森斯认为，社会的秩序性是以个人的可整合性为基础的，他把社会行动系统视为行动者与环境持久的互动体系，指出任何行动系统都有四种基本需要--适应(A)、达鸪(G)、整合(I)、维模(L)，通过社会系统的结构分化与功能整合，阐述了社会如何能够维持自身的均衡秩序。社会冲突论则采取了与帕森斯不同的理论路径，关注利益结构、资源配置的不合理现象，社会财富、权力、地位占有的不公正性现象，强调对阶级阶层之间异质性、矛盾和冲突的关注，以及社会冲突对于社会秩序的正向与反向功能。社会交换论、符号互动论、现象学社会学、常人社会学等，着重对社会的微观结构及其过程进行了探索，涉及了社会行动及其结构关系、过程，互动的形式、规则、共同定义和价值观，以及个人、群体、组织等等。在当代社会学家中，哈贝马斯认为现代社会的基本困境在于生活世界与系统世界之间的深刻危机。他试图以他的交往沟通理论来解决这种危机，认为语言是交往行动的合作化的机制，人们在交往沟通中能够达成彼此理解，因而主张通过交往、商谈、沟通、妥协来解决社会问题以及阶级矛盾和冲突。其他社会学理论如社会资本、社会信任、社会网络理论等，对行动、系统、结构、秩序、规范等从不同侧面进行了新的研究。后现代主义理论家(福柯、利奥塔、布西亚等)对现代社会的发展趋向即现实状况给予了严厉的批判，主张彻底摒弃历史的方向性、进步性信念，彻底否定现行社会秩序、权力和权威制度、社会关系结构和组织形式的合法性。这类思潮从另一个方面反映了当代社会所面对的安全困境。
(二)贝克与吉登斯：安全研究领域社会学取向的更新
在以往各个时期的社会学理论研究中，探求生存与发展的安全与保障是一个贯穿性的主题。当代社会学理论更为直接地切入安全研究，更为主动地走进社会生活和人的实际安全需要，使安全问题上的社会学传统关注出现了明显的更新，形成了当代安全研究领域的社会学取向。社会学研究者也进一步深入到了安全问题的纵深地带。这一发展趋势使安全研究领域的社会学取向产生了新的成果，其中，贝克的风险社会理论和吉登斯的现代性理论都是有代表性的。
贝克与吉登斯的社会学理论可以视为安全研究的社会学取向自我更新的一种标志。贝克与吉登斯最为重要的贡献，一是开辟了风险化社会这一安全研究的崭新视点，二是对现代社会制度特征做了深入而系统的分析和阐释。上世纪80、90年代，U.贝克用了“风险社会”这一概念并做了系统而深入的探讨，使风险问题成为了社会学理论中的一个新的研究主题，对于在安全领域中确立社会学取向的重要地位起到了关键作用。贝克从社会学理论的高度阐述了现代社会作为“风险社会”的特征、风险性质、风险类型以及当代社会面对的重大转变，并进一步发展为“世界风险社会”理论，对风险社会与现代性的关系进行了探索。这些新的理论视角推动了安全领域的应用研究，如风险感知、风险评估、风险管理等，在经济运行、防灾减灾、环境治理、社会政策等实践领域，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几乎同一时期，吉登斯的现代性理论对当代社会的深刻反思，在社会学中具有开创性意义。他以罕见的宏阔视野刻画了现代性变迁如何改变和重构了传统，瓦解了以往的社会秩序和整合机制，这既是风险产生的社会根源，也是风险生成的持续动力。[4]风险是现代性过程导致的自然的衰败之必然，风险实质上是被制造出来的，是“人造风险”或人为风险，因而也是科学、技术和知识的产物：“所谓被制造出来的风险，指的是由我们不断发展的知识对这个世界的影响所产生的风险”。[5]“我们所面对的最令人不安的威胁是那种"人造风险"，它们来源于科学与技术不受限制的推进。……我们基本上无法用以往的经验来消除。”[6]
风险社会理论与现代性理论不仅大大推进了安全问题的研究，也展现了社会学对这一领域的创新性贡献。同时也应看到，上述两种理论基本上是宏观性质的社会学理论，在研究着眼点上，主要是整体性的社会单位(如民族国家、世界社会和全球社会);在研究视角上，主要侧重于宏观过程及其系统性、体制性、制度性的分析。贝克的风险社会研究是以作为整体的社会作为切入点，从风险化视野来考察现代社会变迁，以反映人类总体所面对的风险境遇，如其所言：“风险的概念直接与反思性现代化的概念有关。”[7]在他看来，风险概念意味着自然终结、传统终结，表明人们创造了一种文明。[8]贝克强调人类制造的各种“新风险”造成的社会秩序和体制造成的不确定性，带来大规模的、系统性的、全球性的破坏，使得任何常规的应对方式都失去了效力。与贝克相比，吉登斯的现代性理论更为宏阔。按照吉登斯的理解，社会被解释为具有边界的整体，社会就是指民族-国家，现代“社会”是立存于民族-国家体系中的民族-国家(nation-states)。在吉登斯看来，是否认识到这一点，是他本人的思想与古典社会学家的一个显著区别。[9]正是基于宏观的制度性分析，他对西方社会的现代性变迁及其全球扩散做了俯视性的理论概括，强调把握这一过程所导致的现代社会与前现代社会的非连续性、差别、断裂，发现这一新兴世界的特性，是社会学的任务所在。[10]吉登斯系统地分析了“现代性的制度性纬度”，在他看来，现代性可以从四个次级制度性维度来把握，即资本主义(市场化经济)、工业主义(对自然的改变和“人化环境”的发展)、监控体系(现代国家的行政管理体系)、军事力量(对暴力工具的控制)。[11]现代性显示出的极端动态性，造成了一个“失控的世界”。吉登斯因而警示世人，现代性每一制度维度的运动都可能导致“大毁灭”，这种毁灭性力量对当代社会生活构成的全面颠覆，促使社会问题必须被提升到宏观政治的制度层面进行思考。在我们看来，这种宏观的过程性和制度性分析，进一步凸显了安全研究存在的问题：如何定位于人(特别是作为个体的人)的实际诉求?
(三)关于吉登斯“本体性安全”：简析与反思
本体性安全(ontologicalsecurity)是吉登斯在其《社会的构成》(1984)、《现代性的后果》(1990)、《现代性与自我认同》(1991)等著作中使用的一个范畴，尤以《现代性的后果》一著对本体性安全的论述更为集中和深入，涉及了本体性安全与信任的关系，现代性变迁与信任体系转变以及本体安全问题的源起，社会风险化与本土性安全的危机及其应对方式等。从其思想脉络看，吉氏早期即确立了构建理论体系、追求知识原创的志向，对于社会学研究中存在的失去辩证精神的二元论给予了深入批判，试图以新的理论视角和方法来处理结构与行动、系统与日常、宏观与微观之间的关系。吉氏关于本体性安全的讨论，是其实现上述理论意图的一个有机内容，所以，应当放在吉氏整个思想体系中来理解，其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
其一，本体性安全是吉氏“宏大叙事”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一范式以宏观的结构与过程的视野，刻画了现代性的恢弘变迁、人类生活及其组织方式的转型。事实上，如果脱离了现代性的宏阔的历史性语境，吉氏社会学理论中的任何重要思想都很难得到解释。吉氏这样强调：我确实主张，与人类历史的任何其他阶段相比，在现代西方诞生了一系列气势恢宏的变迁，但同时这些变迁也越来越波及全球。……“社会学”的任务就是要致力于分析20世纪晚期我们现今发现我们自己生活的这个新兴世界的特性。[12]关于本体性安全以及安全与危险、信任与风险的讨论，也不外如此。在吉氏看来，信任关系的条件在前现代文化条件下与在现代世界条件下也存在着根本的差别。我们在这里必须考虑，不只信任，而且包括更广泛意义上信任与风险、安全与危险之间的关联。[13]正是致力于从现代性变迁的背景来展现本体性安全的涵义及其问题性，吉氏评析和汲取了宏观社会学多位代表人物(孔德、迪尔凯姆、马克思、韦伯、帕森斯、布劳、卢曼等)的思想。吉氏以这种方式再现了社会学理论的宏阔视野这一重要的思想传统，将有关个人的探讨与更大范围的社会现象融为一体，使得本体性安全成为对当今社会生活的一种理论表达。
其二，本体性安全显示出吉氏的一个“主要关注点”，即社会理论应当有“更为本体性”的关怀。[14]从微观的、个人行为的、人际互动的角度探索人类安全的现状，是吉氏理论的另一个侧重点。为了揭示本体性安全感的维持机制及其关键，吉氏对例行化、常规、惯例、实践意识、行为情境、日常生活习俗等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分析。他强调：“社会生活日常活动中的某些心理机制维持着某种信任或本体性安全的感觉，而这些机制的关键正是例行化。”“我想要提出的主要原理是：普通日常生活中蕴含着某种本体性安全，这种安全体现出可预见的例行活动中行动者在控制身体方面具有的某种自主性。”[15]对于吉氏思想的形成，微观社会学理论的吸纳(加芬克尔、戈夫曼、舒茨、福柯等)亦有不可或缺的意义。这反映了他对现代社会的一种体悟：“现代性是一种风险文化。”“大多数形式的风险评价事实上都包括许多无法估量的因素。”[16]如果没有源于生活世界的日常知识，则无以应对这种全方位的社会文化现实。吉氏的思想也表明，成熟的社会学知识应当呈现为一种双面演进--既是宏阔的也是精微的，是宏观体系化理论与日常生活化知识的结合体。其三，本体性安全的具体探讨中的心理学路径。按照吉氏本人的界定，本体性安全是指“大多数人对其自我认同之连续性以及对他们行动的社会与物质环境之恒常性所具有的信心”，同时强调“这是一种对人与物的可靠性感受”。[17]在他看来，信任与本体性安全是彼此密切相关的，正是这种可靠性感受即信任，构成了本体性安全感的基础。[18]信任源于人的日常生活实践的培育、积淀，本体安全与实践意识的默契的品质紧密相联，与日常生活中的自然态度紧密相联。[19]他认为，本体性安全“是一种情感的而非认知的现象，而且植根于无意识之中。”[20]这里引起我们关注的是，吉氏对本体性安全的讨论路径确定的心理学基调，标示着他的思考从社会学到心理学的转向。他在相关论述中，大量使用了目的或意图、理由、动机、无意识、焦虑、情感、人格、意识、自我等范式，对米德以及艾里克森、维果斯基、弗洛伊德、马斯洛研究的引用。可以说，如果不是借助于心理学的讨论，吉氏的“本体性安全”就会失去主要的内容支撑。
吉氏的本体性安全吸纳了心理学的贡献，使微观社会学研究在内容上显得更为充实，应当说是理论上的一个重要收获。与此同时，其所付出的代价也值得记取：对心理学路径的过于依赖也可能陷入一种危险--将社会学研究纳入相对较窄的知识通道。不仅如此，这也限制了有关风险社会中本体性安全的策略思考。譬如，吉氏所归结的四种“适应性反应”--实用主义地接受现实、持久的乐观主义、犬儒式的悲观主义以及激进卷入的态度，并坦言：“这样的风险环境必然在实际的个人心里因其深层的焦虑”，“对个人来说，在什么情况下应该信任特定的系统或体系在什么情况下应该中止这种信任，是极为困难的事情”，等等。[21]这些更像是一般性的评论而不是有效的建议。迪尔凯姆曾郑重告诫：“社会事实与心理事实不仅有质的不同，而且它们的基质也不同。”“不论在什么情况下，社会学都不能简单地照抄心理学的这一或那一原理，把它用于研究社会事实。”[22]从吉氏的理论局限性应当悟到一种警示。
三、作为社会学范畴的个体安全
在我们看来，安全研究的社会学取向意味着，研究的起点和切入点应聚焦于人的实际安全状况、回应人的现实安全诉求，但研究的结论和对策最终离不开社会的制度化安排--社会政策、社会保障以及有效的预案、防护措施等。如何勾连这两端，应成为社会学对于安全研究的一项重要尝试。
(一)现有安全概念界定中存在的问题
“个体安全”作为一个核心概念和起点概念，其阐说和界定涉及到“安全”这个更为基础的概念。那么，何谓安全?中国古有“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23]的说法，其中的“安”是与“危”的对照来确定的。《现代汉语词典》中对“安全”的解释是：“没有危险;不受威胁;不出事故”。在英文中，“安全”一词的对应词是safety和security，其共同含义也有“免于危险”或“没有危险”的存在状态。安全研究领域的专业人士曾提出尖锐的批评，认为安全概念界定的模糊，缺乏全面的、确切的定义，并有高度的争议，没有形成共同理解，等等(ArnoldWolfers，1952;HelgaHaftendorn，1991)。这是一种启示，即这一领域的基础层面存在着不成熟性和问题性。在我们看来，现有安全研究中的许多问题，是与安全内涵的不清晰密切相关的。
第一，安全概念的界定普遍地使用反向解释。人们往往忽视了安全一词中的肯定性含义，安全的界定一般不是从正面下定义，而是从不安全、没有危险或威胁来对安全作出解释，这是与概念的一般解释规则相悖的一种现象。譬如，“西方安全的辞义是"免除、摆脱或缓解危机"。”再如，“从含义上说,安全是指一种不受威胁和损害的状态。”又如，“所谓人口安全,是指一个国家或某一特定区域的综合实力和安全不因人口问题而受损害,能够避免或化解人口方面可能出现的局部性或全局性危机。”[24]这导致了一种现象：安全概念的界定不是确定“安全是什么”，而是说明“安全不是什么”。
第二，安全的本质属性被消极化、被动化了。由于“安全”自身含义的确定，常常借助于“不安全”、“危险”、“威胁”等，而且很久以来，安全的这种解释方式已被广为接受并正常化了，以至于人们以为安全就是“不受威胁”、“不受侵害”、“不出事故”，这些表述甚至被视为了“安全”的本质属性。这就导致了一种误识，即安全的本质就在于消除来自内部和外部的、军事的、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环境的……现实性威胁。
第三，把安全的外延理解为了安全的内涵，将具体的安全关注当成了安全本身。在一些研究者看来，安全是指“国家安全”，“安全研究”也就是“国家安全研究”。事实上，国家安全仅仅是安全的一个具体方面。把概念的外延当作概念的内涵，这一形式逻辑问题造成安全概念的误用，导致安全理解的过窄(如安全就是国家安全)，过泛(如安全就是政治、经济……各个方面的安全)，或仅仅着眼于宏观(如安全是与国家、社会、人类、民族等集合行为体相联系的)，等等。事实上，军事安全、领土安全、政治安全、经济安全、环境安全以及社会安全、国家安全、人类安全等，都是安全的具体化，是从安全内涵中延伸出的特定内容。
第四，安全界定的心理学化。马斯洛曾指出，安全是人的最基本需要之一，是仅次于生理需要的第二种基本需要。马斯洛等心理学家的杰出贡献对安全研究有很大影响，表现在安全界定方面，一些研究者将安全状态所引起的心理反应视为了安全本身，进而将人的安全感受引入了安全的内涵，安全就是没有焦虑、紧张、恐惧等不安全感。对安全界定的心理学化倾向，导致对安全感、安全认知的过度偏好，增加了安全研究的主观化、个别化的风险。前面讨论的吉登斯“本体性安全”的心理学化倾向，可视为一个具体案例。
(二)作为社会学范畴的“安全”
安全概念的界定应力避上述问题，使用正向界定的方式，用肯定式来揭示安全的本质属性、把握安全的内涵、避免心理学化倾向。因此，从社会学取向看，安全应当给予新的界定。我们将安全作为一个社会学范畴，这样理解和界定其内涵：安全是特定的社会行为主体在实际生存和发展过程中所拥有的一种有保证或有保障状态。这一界定涉及到以下方面：
第一，所谓“社会行为主体”是说，社会中的行为主体具有多样性和多层性，如国家、民族、社会、群体、居民、个人，等等。安全研究应当具有充分的包容性和涵盖性，既能够包容社会主体的多样性，也能够涵盖社会主体的多层性。
第二，所谓“特定的社会行为主体”是指，安全概念有其确定的指涉对象，致力于探讨“谁的安全”、“如何才能安全”，如国家的、民族的、社会的、群体的、居民的、个人的……安全。所以，安全研究总是针对其具体的内容，给出现实的答案、对策等。
第三，所谓“实际生存和发展过程”是表明，安全有两个不同的涵义，即基本的安全与更高的安全。“基本的安全”是指涉及到生存和生命的安全，这种安全是底线性的;“更高的安全”是指影响到发展的安全，这种安全是品质性的。底线安全是安全的最低标准，是消极意义上的安全;品质安全是更高质量的安全，也是积极意义上的安全。
第四，所谓“有保证或有保障状态”是强调，安全是一种肯定的、正面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下，特定社会行为主体的生存和发展是稳定的、可靠的、协调的，等等。从社会学研究取向来说，安全作为一种“有保证或有保障状态”可以从两个维度体现出来：一个是社会结构和制度的维度，另一个是主体的认知和感受的维度。就此而言，安全内涵是客观与主观两个侧面的统一：安全既体现了社会的客观状态，也反映了行为主体的主观评价。
安全作为一个社会学范畴，有着更为深刻和广泛的蕴义，关系到现实的社会学研究的重要方面。譬如，安全涉及到社会资源和社会机会的配置问题，因为，社会主体的生存和发展状态，是与其拥有的社会资源和社会机会联系在一起的。再如，安全涉及到社会公平和正义，能否合理配置社会资源和社会机会，本身也是社会的利益结构和制度安排的公平正义问题。又如，安全体现的客观状态与主观评价这两个侧面，也是社会公平正义的两个维度--制度安排的公正与百姓认可的公正--的体现和追求。再譬如，安全状态与社会政策和社会保障以及社会三大部门的协调关系是相互依联的，因而也是社会学取向的安全研究所关注的重要方面。(三)作为社会学范畴的“个体安全”
我们所说的“个体安全”，是作为一个社会学范畴提出和使用的。安全研究的社会学取向要求，对安全的思考不仅仅关注于宏观的、整体的问题，而且要重视对微观的、个体的人的实际安全状况，以把握人的现实安全需要及诉求。“个体安全”在安全概念的基础上，对其内涵的逻辑延伸和具体化。我们这样理解“个体安全”概念：个体安全是指作为个体的人在实际生存和发展过程中所拥有的一种有保证或有保障状态。个体安全概念的内涵中包含了以下理念和基点：
第一，所谓“个体”，是与“整体”相对应的。在逻辑上，个体可以是集合概念(如一个群体、组织、社会、国家等)，也可以是非集合概念(如单个的个人)。这里的“个体”是在后者的意义上使用的，也就是说，“个体”即指“个人”。
第二，所谓“作为个体的人”是强调，个体安全研究着重以个人作为指涉对象。与以往社会学将个体主义与整体主义作为两种不同的理论角度和方法原则割裂开来、对立起来的传统理路不同，个体安全的研究包含着两个相依不离的侧面，是对个体的、微观的安全研究与对整体的、宏观的安全研究的一种结合。
第三，“个体安全”的着眼点是作为个体的人，理念和理路则离不开作为整体的社会。我们从“社会互构论”的基本原则，将人与自然、个人与社会的互构谐变关系，视为个体安全的根本，并考察和评价个体安全的实际状态。
第四，“个体安全”要求的“有保证或有保障状态”，是从不仅是指基本的底线安全，而且更为重视积极的品质安全，特别是能够确保个体的生存与发展的需要的，稳定、可靠，协调、和谐的社会状态。
个体安全作为一个社会学范畴，也具有社会事实或社会现象的二重性特征--客体与主体、客观实际与主观表象、物质属性与心智属性、外在事实与内在过程之统一。这也决定了，个体安全是一个集合了多重属性的范畴。从个体安全概念的内涵中，可以逻辑地延伸出多重蕴义。与此相应，个体安全研究是对多种研究方法的复合运用过程。
第一，个体安全既是属性范畴也是状态范畴。个体安全首先是一个属性范畴，有其自身的本质属性和规定性。而且，这种本质属性和规定性是确定的、肯定的含义。也就是说，个体所获得的有保证或有保障的、稳定的、可靠的生存和发展条件，是个体安全的实质性含义。其次，个体安全也是一个状态范畴，它是指个体安全的状况有其具体性、差异性和动态性，并表现出各种程度的差别，这也使得个体安全可以通过操作化以数量形式来表达。所以，个体安全研究是质性方法与定量方法的结合。
第二，个体安全具有确定性与不确定性、普遍性与相对性等多重表征。个体安全的确定性和普遍性是指，在特定情形下，个体所处的状态何为安全何为不安全，有其确定的和一般的含义，两者是可以界分的。个体安全的不确定性和相对性则是指，相对于更大范围的社会环境、更多样的社会关系、更复杂的社会系统结构，个体的状态是否为安全又是不确定的和相对的。如果一个社会中，职业体系、福利制度、工资收入、教育水平、个人生活方式、家庭婚姻等，存在着较大的分化、差异性和多样化，个体安全也因而呈现出不同的具体表征，对于某一特定个体的安全，对于另一个体则未必安全。也可以说，个体安全是一个比较范畴和关系范畴。与此相应，个体安全研究可采用比较研究、动态研究和过程研究的方法。
第三，个体安全既是客观的事实状态也涉及到主观的心理感受。客观状态与主观感受是个体安全的两个不同侧面。所以，一方面，个体安全研究总是涉及到一种事实性的安全状态，这种状态是客观性的，不以个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另一方面，个体安全研究所关注的毕竟是人的安全状态，这种状态与人的心智反映密切相关，对于相似的安全状态，不同个体的心智反映(意识、情绪、感受、认知等)往往呈现出差异性。正因如此，社会学的个体安全定量研究，既有从实地的经验角度，采用数量化和指标化方法，对客观的、外在的、物理性的安全状态的测量;也有从个体心理的角度，运用主观指标对个体安全感的测量;还可以进行个体安全状态的反向测量，如使用安全感量表(公安部公共安全研究所，1991;丛中、安莉娟，2004)、不安全感量表(沈学武等，2005)、风险感知测量(Slovic，LichtensteinandFischhoff，1984;Brun，1994;Slovic，1987;Vlex&Stallen，1981)，以及风险认知与决策研究(Yates&Stones，1992;李劲松、王重鸣，1998;谢晓非、王晓田，2002)，风险感知与风险管理研究(Slovic,Fischhoff& Lichtenstein，2000)。
第四，个体安全既是价值性范畴也是实践性范畴。作为价值性范畴，个体安全内含了价值评价和价值追求，相对于底线安全，强调积极的、更高的、更好的“有保证或有保障状态”。此外，前面阐述的个体安全的两个侧面(客观状态与主观感受)，也表现了个体安全的两个价值维度--社会结构和制度的安全与主体感受和认可的安全。作为实践性范畴，个体安全也包含了手段意义与工具意义。个体安全状态总是有差异的、具体的、相对的和有条件的，总是与特定的历史、过程、阶段以及空间、场所、环境相联系的，个体安全研究也因而必须重视现实性、应用性、针对性、有效性。总之，价值性与实践性决定了，个体安全研究包含了不同维度的考量--理想与现实、应然与实然、价值与手段、目标与策略，等等。
结语：个体安全的研究历程概要
此前一、二十年中，安全研究领域的学者已表现出对人的实际安全需要的某种关注。如有学者提出“个体的人是安全的最后指涉对象”，认为国家是提供安全的工具,最终只有在涉及个人时,安全的意义才会显得重要:“真正的安全只有通过人民和集体才能获得”(KenBooth，1991)。吉登斯有关本体性安全的思想，也从一个侧面表达了对于个人的安全诉求的重视。但是，在这些思考中，“个体安全”并未被视为安全领域的一个基本概念，个体的人的安全也未被视为安全研究的议题。
本世纪以来，我们在对“个人与社会”关系较为深入而系统的研究中，逐渐延伸出“个体安全”这一方向。在此，我们对个体安全研究的大致经历做一个简单整理：
“个人与社会”关系研究与“社会互构论”的形成。从2001年至2007年，大约经过了6年时间，从“个人与社会”关系研究的阶段性成果形成了更为完整的理论系统。[25]“个体安全”即为“社会互构论”的理论扩展与实际应用。
从“个人与社会”关系研究向安全研究的扩展。约2004年，我们从社会学视野对社会安全做了初步阐述，对现有社会安全机制及其结构性缺失进行反思，提出构建未来型、能动型、主动型、积极型的新型社会安全机制。[26]
从“个人与社会”关系到“个人”的聚焦性研究。约2005至2006年，“个人与社会”关系研究进一步集中在“个人化”、“个人分化”及其“类型化”、“个人丛化”以及人的社会化及其新类型等内容，为“个体安全”概念的形成奠定了理论基础。[27]
对“个人安全”研究议题的关注。2006年，对个人安全做了初步阐述，探讨了个人安全问题的实际成因，即“现实困境”和“未来威胁”及其各种实际现象;指出个人安全是更为基本的安全，对人类安全有着基础性意义，应当对以往的安全理念和价值取向做较大的调整。[28]
个体安全的理论视野与基本概念的形成。2006与2007年，在“实践结构的社会学理论”(简称“实践结构论”)的研究过程中，阐述了社会实践结构性变化的两个维度(即全球化长波进程与本土社会转型)，以及几种较为明显和重要的实际趋势，提出了“个体安全”这一社会学范畴，并基本确定了个体安全的理论视野和工作假设。[29]
有研究者认为：个体安全的提出是在总结近半个世纪安全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已有研究的深入和拓展，是对新的世界风险社会本质的认知和反映，也是社会政治观与安全观良性互动的结果。个体安全研究扎根于我国社会现实，对应于我国的社会需要，具有深刻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张萍，2007)。在社会学中，个体安全仍是一个发展中的研究领域。随着这个褶叠区的不断扩展，安全知识体系也将进一步变得丰富和饱满。
(本文发表在《思想战线》2009年第六期)
文章来源：天睿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