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微

吕老师这里谈到的关于“自由”的问题，确实是关键所在，但也真的不好理解。
       自由在康德那里什么意思，我真的没掌握；海德格尔讨论自由概念的文章和著作，也一直没来及看。
       但我觉得，这个口头常用的词汇，作为一个术语，放在民俗学语境中来使用时，其实包含了两层意思：
       其一是先验意义上的，作为人的存在方式的自由，燕家台人的拉家作为公共“空间”的自由应该是这个意义上的；
       其二是经验意义上的，作为人的价值尺度的自由，洪洞的传说空间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不自由的。

       在这个意义上，我觉得户老师所说的“但民俗学、民间文学研究的人是社会的人，是有自由的人，也就是可以不受自然因果关系支配，自由地决定自己行动的人”之中的“自由地决定自己行动”容易引起误解。户老师这里指出的，应该是前一种自由，但这种自由恰恰与主体是否决定过无关。譬如爱情这种能力是第一种意义上的自由，它不是物理学中观察到的异性相吸，但也不是人自己决定的，倒是人被这种能力所决定，也可以说因之备受折磨。也因之，这种意义的自由，夜与我们的追求与否无关；我们能追求的，只能是第二种意义上的自由。那么，户老师要否定的“任意的自由”、“消极的自由”，也应该是在第二种意义上而言的了。

       康德的实批我一直没看懂，所以一直没能成为我的思维框架；我老觉得康德没有为人的实践找到一个“具体”的准则，这是他哲学的失败；但有一天我突然觉得，康德也许是要说，人的实践确实是理性指导的，但在具体的时空条件下，人无法找到一个必然可依靠的准则来指引人到达第二种自由；这不是人的失败，而恰恰是生命之为自由的真意所在。譬如一朵花，它之所以是有生命的，就因为它不一定能达到其“目的”，它能枯萎、死掉；而如果它不（会）死，就是一束徒具色彩、支干、甚至气味等物理属性的塑料花。
       所以这两个自由又是内在相关，相互支持的。

      而实证主义的视野，既没有看到人之为人的存在方式的第一种自由——而是处于因果链条中的“事物”；而正因为它“就事论事”的态度，也就无法提出第二种自由——人之价值理想的问题。实证主义的视野下的民俗学实践（如非遗）的问题，是既没看见第一种自由，又茫茫将民俗事实妄看成实现了价值理想的表征。
因此，非遗保护之类的逻辑错误源于：因为它有第二种自由（价值）的要求，所以要保护；因为它没有判断第二种自由的理论自觉，则只能求助于无涉价值的民俗事实。所以当我们找到了许多逝去的民俗图景——譬如看见一片花园时，想保护，想恢复，这种想法没错，而且是生命自身的应有之义；但这种急切又茫然的行动，因为它不了解自由的真义恰恰是能（能够/可能）枯萎，所以他一心要（/只能是）扎出一束塑料花，徒具颜色、支干、气味而非可枯萎的特征。春去花还在，人来鸟不惊，真花和图画中的花的区别就在于此。但非遗之类的民俗保护事业，却正是在照着图画（民俗志）来制造塑料花，而不是真正地养育一盆花。

      而在今天提出民的自由问题，以至实现民的（第二种意义的）自由，首先的步骤，即是要赋予民枯萎的“权利”；其实权利这样的词或许都太有指导意义，我更愿意说是“宽容”民枯萎的“自由”。因此，在gongm**的图景中来设想民俗学，正是这第一步的工作。当然，这只是首先而非唯一及最终的步骤。因为，为了实现第二种自由，还得更复杂的步骤。（在此，gongm**的图景可能就不够了——这一点有待思考。）
      而民俗研究作为一项学术事业，实际上正是完成这第一步的主要工作。让我们继续回想康德的理论——因为我们找不到让人必然地到达第二种自由的行为法则、规范之类的东西；那么关于非遗保护，我们制定的法律、指导意见有什么意义呢？什么样的法律、指导意见能必然地打造出一个李白、杜甫或陆游？no way！所以，我们也许需要更消极些，或更宽容些，容许陆游写他几万首的口水诗，甚至容许大多数人不够诗意，这样，最后才终会有几页矮纸斜行闲作草，扑面而来深巷明朝卖杏花的自由=民俗=风情。
       一点感想，请老师们指正！

rop

“春去花还在，人来鸟不惊，真花和图画中的花的区别就在于此。但非遗之类的民俗保护事业，却正是在照着图画（民俗志）来制造塑料花，而不是真正地养育一盆花。”
其实，可以把非遗当作花盆来观察，只是不要把它当作花本身就是了，有了花盆，里面大约还可以再培育出其他的什么花来。

户晓辉

非遗保护本来是要保护真花的，被某些人拧巴地弄成了那样。参见拙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能给中国带来什么新东西》（《文化遗产》2014年第1期），我已经贴到我的博客里，欢迎大家批评！

[ 本帖最后由 户晓辉 于 2014-3-3 16:38 编辑 ]

小猫咪

最近开两会，打老虎。政界流行一句话，政令出不了中南海。
其实非遗这个问题是中国行政现象的万分之一而已，我倒觉得非遗比其他，比如扶贫、生态、教育或卫生事业做得都要好。因为非遗这个政令至少是出了文化部的，且有一大批非遗保护的主要力量是当年三套集成培养出来的骨干。
可是问题还是巨大，为什么？不是因为北京的学者和文化官员制定的理念有误，而是这些理念最终的实践都和行政“同流合污”了。
比如环保，中国走的路子也是先从理念上与国际接轨，签订公约，然后由北京拿出基本理念和方案，但是铺开到行政执行上的时候，出现了很多问题，比如退耕还林，造林计划，许多山区种植的林木都是速生林，这样容易出政绩，但是这种同质化单一的人工林，其实是极大地破坏了林区生态，破坏了多样性。
另外一层意思，一种学术话语或学术猜想，一旦进入实验操作阶段，就会遭遇各种因素的影响，可能并不会得到我们想要的结果。再者，权力与资本左右下的意识形态，民俗学能撼动多少，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界又能撼动多少。

户晓辉

小猫咪说得好，我也觉得中国的非遗不一定比“扶贫、生态、教育或卫生事业”就差，所以我在拙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能给中国带来什么新东西》中也说是有些人把经念歪了。我也同意你说的，“权力与资本左右下的意识形态，民俗学能撼动多少，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界又能撼动多少”，但是，我这个宅男和愤中也想，现实再悲观也悲不过肖申克的处境（《肖申克的救赎》）吧？骨感的现实不能泯灭我们的希望，而且有希望还需要每个人付出努力。现实的任何一种改变哪怕一丁点改变都需要从自己做起。这不，原来很少参与非遗的俺也写了文章了哈

小猫咪

引用:

原帖由 户晓辉 于 2014-3-3 16:52 发表
小猫咪说得好，我也觉得中国的非遗不一定比“扶贫、生态、教育或卫生事业”就差，所以我在拙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能给中国带来什么新东西》中也说是有些人把经念歪了。我也同意你说的，“权力与资本左右下的意 ...

身在非遗最前线的巴莫研究员经常说，国内许多非遗研究都不把“公约”当成对话的前提，这就是最大的问题，学术界尚且如此，行政人员和商人就更加难以从公约的角度出发做事了。我想这一点而言，民俗学者强调的新理念、新伦理是极有意义的。因为权力与资本的游戏规则大家清楚不过了，学者如果也想玩，当权者和资本家是十分欢迎的，但是不能因为人家欢迎，就去给人家做端茶倒水的活。

晓辉老师最后一句话看似简单，实则深刻：“无论是一门学科、一个民族还是一个国家，其强弱并非绝对地取决于人数的多寡和地盘的大小。毕竟，只有勇于承认并且承担起人类的普世价值，才能真正强大起来并且获得普遍的尊重和应有的尊严。”

张多

民俗学真应该发哲学学位。

户晓辉

身在非遗最前线的巴莫研究员经常说，国内许多非遗研究都不把“公约”当成对话的前提，这就是最大的问题，学术界尚且如此，行政人员和商人就更加难以从公约的角度出发做事了。我想这一点而言，民俗学者强调的新理念、新伦理是极有意义的。因为权力与资本的游戏规则大家清楚不过了，学者如果也想玩，当权者和资本家是十分欢迎的，但是不能因为人家欢迎，就去给人家做端茶倒水的活。

小猫咪的上述文字正合吾意！巴莫的话一针见血！学者在非遗保护过程中如果失去独立立场，把《公约》丢在一边，
也就与别的人员差不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