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唐第二

　　2014年3月29日下午13：30至17：30，第21期敬文沙龙在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励耘报告厅如期举行。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的四十多位师生共同参加了这场学术盛会。

　　上半场由北师大民俗学与文化人类学研究所杨利慧教授主持，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朝戈金研究员评议。

　　杨利慧教授首先对在场的学界同仁详细地介绍了董晓萍教授的主要学术兼职、研究兴趣和相关研究著作。

　　然后，董晓萍教授就“民俗学作为人文学科的建设模式和方向”展开自己的主题演讲。董晓萍教授首先提出了一个问题，钟敬文先生去世后，他为北师大学人留下的最宝贵的财富究竟是什么?在钟先生去世12年后的今天，我们是应该就这个问题好好总结总结了。去年以来，她陆续就这个问题写作了将近四十万字的东西，包括《民俗文化的新建设》、《政府非遗与民间非遗》、《中国民俗文化软实力建设》等。这里边就涉及到了民俗学人文学科建设的五四文化模式、经济转型模式和国家文化模式，以及文学浪漫主义、经济浪漫主义和非遗浪漫主义。

　　在这段引言之后，董晓萍教授正式开始阐述自己对于“民俗学作为人文学科的建设模式和方向”的理解。

　　第一，民俗学团队文化建设的内涵和外延。这里，首先要强调的是一个“大师精神”。 “大师精神”传承的力量就在于它能在团队中不断传承。钟老走的时候留给我们八个字——“建立中国民俗学派”。北师大就成了中国民俗学派的发源地。我们的教师人数很少，只有11个人，教师数量并不是全国高校中最多的，但是我们11个人，多数都在国家文化建设方面拥有话语权，这个比例是全国最高的。钟老并没有告诉我们民俗学怎么在社会学和文学之下发展，但是北师大的民俗学形成了多方面的分支群，这是符合当今一流高校的发展趋势的。

　　她用最近刚刚出来的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的统计数据向大家展示了民俗学的学科成果在中国语言学科与社会学学科下面的对比情况，不论是与中国语言文学下面的汉语言文字学、文艺学等学科比较，还是与社会学比较，民俗学都是远远超前的，我们在全国的排名始终居于首位。对于我们来说，钟敬文先生是高尚奉献的教师。在他门下，学无高低贵贱，人无亲疏长幼，只要肯学，他都能教。他对自己的学生和各地来求学的人，给资料、给题目、给思路，甚至还给经济资助。与现在过份强调个人价值观和利益得失观的人相比，他很传统，但他对所有求教者的慷慨施与，极富人格魅力，文化底蕴深厚，更容易被受教育者所接受和忆念。他使应该被尊重的教师价值得到尊重，他使应该被尊重的学术传统得到尊重。钟敬文先生是学习型的智者。现代教育呼吁把人培养成学习型的人，其实钟先生这批大学者本身就有这个习惯。他活到老，学到老，终生手不释卷，笔耕不辍。坚持学习，使他博学而谦逊、精深而多元，宽容而无争，使所有接近他的人感到心理年轻，世界精彩。钟敬文先生是正确处理挫折感的伟人。钟老的人生事业曾经历种种挫折，或者说，他的人生充满了挫折感。然而，我们知道，这种挫折感，来自历史的严峻，也来自人类追求完美的共性。在人类文明的沃土上，它是追求真理的驱动力，是科学表达欲望的开始，是人类将自己的文明价值观和知识生产模式不断更新的新起点。无论在传统教育、还是在现代教育中，无论是在东方，还是在西方，它都成就了无数大学者的人生伟业。正确地处理这种挫折感，不是人人都能做到的。钟老这批大学者就能做到。而在现代社会一帆风顺成长起来的许多青年学生就往往做不到，在当今激烈的国际国内人才竞争环境中较量的许多中青年学者也做不到。这里涉及到理想情操、文化修为、价值观念、心理健康和人生目标等一系列问题。而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是要学习钟老那一批大学者为人类而工作的崇高奉献精神，学习他们吸收所有人类先进文化的非凡眼界，学习他们沧桑厚重的风格和磅礴大气，学习他们宁静致远的淡泊之美。至少，虽不能至，心向往之。钟敬文先生教给我们扎根于中国国情发展民俗学，在他的领导下，北师大培养出了一大批著名的学者，他们在民族民俗研究、民间文学研究等领域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北师大作为人才的摇篮为中国民俗学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第二，民俗学作为人文学科建设的理论基础与预测。

　　我们在团队文化背后的深层问题，是中国民俗学在现代民俗学发展的理性。钟老留下的财富，能帮我们思考中国民俗学的人文建设模式：

　　第一个是五四文化模式。对于五四文化模式大家都比较熟悉。民俗学的最初成立与两个概念有关，“民间文学”、“民间信仰”。中国民俗的承载载体是民间文学的体裁(genre)，我们也叫文类。民俗学19世纪在西方兴起，与人们对文学的思考有关。我们国家20世纪的民俗崛起走了不同道路，体裁很早就转向文化运动。1934年就提倡建立民间文艺学。1979年正式成立民俗学科。钟老将五四文学思想转化为民间文艺学或者说民俗学的三层文化说。董晓萍教授还结合自己的博士论文对明清时期民间文艺学思潮的转变问题进行了阐述。文化三重观的背景是属于五四的，是和明清文化思潮有关，不都是国外的，五四和明清民间文学有关，从明代复古文学运动评价民歌开始。明清新兴的时调小曲是当时的大宗。开启了当是民间文学又说又长散韵相间的题材。后来为上中下三层民间文学发展都提供了历史遗产。还有明清戏曲的发达，把“戏”和“曲”两个概念整合整合起来，解决了上中下文化都能入戏和入曲的问题。由此我们可以看到民间文学非正统文学的价值。董晓萍教授通过一个图表展示了五四时期和后来的研究者研究明清民间文艺重要著作体裁的分布示意图。还有当时的另一个趋势，就是白话文学运动，改变了民俗学和民间文学的行进轨道。五四也是发现将中下层文艺当做文化改革的大宗。胡适等学者也强调了文本内容，版本差异，成熟过程和使用方式的考古。胡适，顾颉刚和钟敬文都在这方面付出努力。钟敬文先生还从本国的古籍勾陈到国外文献的考察，做出了重要的贡献。钟老将五四文化纳入我国民俗学高等教育的重大贡献就是在文学院建立了一个专业。对于北师大文学院这种百年老院来说，我们可以看出从上中下三层角度建设文化是文学院的很总要特色。民俗学在文学院，文学院就有上中下三层文化的特色，否则就没有。

　　第二个模式是经济转型模式。五四的文化模式让我们对于民间文艺的阐释有了文化视角。但是90年代中期，社会学加入，为民俗学研究带来两个变化：一个是从社会角色的角度研究民俗文化的承担者。第二，从社会分成的角度研究职业和各个收入阶层。城乡主体在异地活动，每年很少聚合，我们民俗文化承担者的产生巨大的变化。第三，2007年以来，我们对近万名中外大学生做了一份问卷调查，覆盖12所国外大学，国内36个民族。让我们惊讶地是，大学生对于传统的民间文化符号十分陌生。我们看到民俗学和社会学的交叉研究让我们看到加强高校大学中民间文学和民俗学教育的迫切。在经济转型模式之下可以从两个角度出发来理解这个问题，一个是社会角色的角度，一个是社会分层的角度。就社会角色的角度而言，随着社会的发展变迁，城乡主体发生了转移，许多农民到城市打工，其社会角色从纯粹的农民变为农民工。这不但对城市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也使得农村迅速地空心化，空巢家庭大量出现，许多社会问题随之产生。而从社会分层的角度来看，新时期以来，城乡主体所在的社会阶层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就城市而言，原来社会地位较高的工人由于国营企业的破产而流到了社会的下层，而原来不属于工人的农民工则进入了新的社会分层。

　　第三个是国家文化模式。我认为现在的民俗学科建设正进入国家文化模式。五四能改变内部一元文化，而不能解决全球多元文化的问题。但是很多问题不是社会问题，而是文化传统的问题。以非遗为例，我们看到民俗学在国家文化建设方面的重要作用。民俗学的人文科学模式的建设在前两个模式基础上，全球化语境下，从民俗民间文艺承担着的主体，与从学者中产阶级的主体出发，转变研究民俗学和民间文学滴思维方式。促进保护优秀民间文化，成为保护民俗特色主体文化的特色要素。文化空间一旦被政府批准，政府不能解决地方的文化利益分配，有三点矛盾：

　　第一，非遗名录化与不同文化空间、传承人的比例不对等。如北京有世界级，国家级的优秀文化遗产分布非常集中，同时对于优秀传承人进行完备的管理，国内知名度高，国外演出机会丰富，艺人比例高。这个团队包括北京，浙江，和内蒙古。国家民间文艺发达地区，地方文化空间保存相对完整，传统艺人仍有内生功能。拥有复合型民间文艺题材的省份，传承人的比例远低于民间文化种类，但是一人表演包含是套继承的多个分类，如果只是保护传承人，其题材的丰富性就和艺人不对等。

　　第二，文化保护和多民族多地区的文化空间的权利的矛盾。

　　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维族的传统节日古尔邦节，有民族情感和信仰，只是民间的节日，2012年下达对传统节日的财政补贴，新疆政府决定在新疆维族的范围内增加包括古尔邦节在内的4个民族节日的补贴，每个节日每场文艺活动补贴20万元。少数民族地区，文化传统和价值观不是社会问题，而是文化的问题。

　　第三，保护民间文艺的主体和中产知识分子介入的权益。

　　以梁祝为代表的作品被改编之后进入上中下三层的文化系统中，不是社会学的角色论和分层论，这既要尊重民间文艺的承担主体，也要尊重只是对其进行二度开发的知识产权。现在，文化空间建设的深层问题，比遗产管理的行政纠缠更为深刻。因为涉及文化空间，非遗公共财富观的革命的世纪性问题。从文化建设的实际层面来看，有很多要做，民俗学者的研究思维要客服自身学术史浪漫主义的影响。

　　文学浪漫主义：我说的是新的文学浪漫主义，以抢救成名。实际上不能代替解决民间信仰等当代十分重要的民俗学问题，不能包办解决物质民俗，民间组织的问题

　　经济浪漫主义：近几十年来认为经济GDP指标增长民俗与贫穷落后联系，民俗与实际物质的挂钩的政策误区。

　　非遗浪漫主义：新的浪漫主义，将民俗文化建设等同非遗。政府行政管理和非遗建设的矛盾。在世界文化变迁的背景下，在加强国家文化强国的国家背景下，通过加强民族民俗，社会组织民俗，参与国家文化建设。是民俗学建设所在。现在很多人抵制全球化，抵御资源强国控制别国。在这种情势下，中国民俗学的研究机构，中国民俗学的研究问题，就成为一种新的世界期待。我们基于以上考虑，希望在《钟敬文致信教育部的信》的基础上，提出补充建议：

　　第一， 学校根据民俗学特色学科建设的需要，对民俗学科进一步给予专业支持和经费补贴。从文学院走，应在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下面正式列入民间文学民俗学二级学科。

　　第二，在学科评审和科研方面，实行跨学科，多点开发。

　　第三，教育部关于高校科技改革的贡献，应避免重形式轻内容，重短期轻长远的倾向，避免评价标准单一化。鼓励教师在不同岗位上追求卓越，注重特色，学科评价的目标是为了营造潜心之学，追求真理来的文化范围，保证高效持续健康发展。

　　北师大的民俗学学科建设，要为中国民俗学这门人民的学问的建设长远发展负责。我们的选择是慎重的，与教育部学科改革规划的长远目标相一致。北师大民俗学在全国学科建设发展中承担社会责任，和中国民俗学会的同仁们一起在多民族、多地区的高校建设和社会维稳中继续发挥理论中间的作用，为国家文化建设集体风险，在钟先生诞辰110周年的日子里，为推进中国优秀民俗民间文艺的现代发展努力前行。

　　董晓萍教授演讲完毕，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的朝戈金研究员进行评议。他首先肯定了董老师关于北师大对于中国民俗学学科发展的重要性的说法。北师大民俗学团队从总体上来讲，和五六十年代钟老那个时候的情况来比，不看钟老个人，就整体来看，显然是大大进步了。不论是学者的素质，还是在专业领域对问题研讨的深度，以及国际影响力，都具有非常大的进步。这在故事学、神话学、数据库建设、国际合作等方面我们都可以看到。董老师谈论的是民俗学的人文学科建设模式的话题。这个话题这些年人们有比较多的争论。从国际上来看，人们对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认识分野十分清楚。而中国对于这些问题的认识就比较模糊。看看国际和我们当前的研究现状，为我们反思民俗学，对于今后中国民俗学能飞多高，能走多远具有重要意义。他举了美国国会图书馆和史密森学会的民俗生活博物馆的例子说明了，在未来中国民俗学的知识生产一定会以新的生活方式出现。民俗主体的分化，人的身份认同的多样化成为新的现实。关于民俗符号的流失问题，他认为我们重新思索文化沉淀内化为我们的文化标志的特定要素对于我们今后深有启发。

　　董老师的报告有两个特点，一个是从中国文化传统，从明清以来的民间文艺传统出发对特定的文类和体裁进行梳理，另一个事广泛结合国际上相同或相似的问题进行探讨。许多问题要在国际的平台上看待，别人的研究可能对我们很有启发，打开视野关注国际变化。我更多的关注口头诗学的话题，人文谱系的知识传承就是文字和非文字两个渠道。文字，从古典文学以来建立在这个体系之上，民间文学和民俗学就主要建立在口头传统上。其材料做为人类信息传递的主要方式，今天对于口头传统的规则讨论对于民俗学的发展非常重要。今后这类问题的讨论可能对神话整个民俗学的研究，有重要帮助。对于如何理解古代文献和传说，都有帮助。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社会发展，随着传统文化在我们面前的立刻消失，民俗学的历史担待和责任会更重。我们这个时代不梳理和总结，将来后人就很难进行下去。就像今天看很多历史谜团，那时候没人做，就是今天的疑问。我们学科的使命感，大家都明白。我们民俗学关注民生，关注历史问题，关注历史进程中人类的命运来我们也有这样的传统。

　　大约20分钟的休息之后，沙龙进入后半场的讨论，由康丽老师主持，主要是各位老师就董老师演讲自由讨论，然后董老师再对相关问题进行回应。

　　北京大学的高丙中教授提了两个问题，一个是民俗学的人文发展模式到底是什么，另一个是人文学科模式与社会科学的区分是什么。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的尹虎彬研究员认为董老师的结论是建立在大量的数据统计的基础上的，这个需要大量的人来做，他们做不了，很佩服。另一方面，他对董老师的人文科学模式也不甚了解。

　　社科院文学所的户晓辉研究员则提出了民俗学的人文性与钟老的思想之间的关系的问题。他认为，民间文学应该在传统的“四个特性”之外再加上一个人文性。人文科学的传统要追溯到亚里士多德那里，亚里士多德将口头传统归结为制作科学，是明显不同于实践科学和理论科学的。然后他还从实践的维度对这个问题做了进一步的阐释。此外，他对于浪漫主义的问题，角色分层的问题，学术伦理的问题都做了比较多的引申。

　　北师大民俗学与社会发展研究所的萧放教授认为人文性是民俗学的根本性之一，他从自己提出的民俗学与日常生活秩序的重建的问题出发做了进一步的说明，这个题目难度可能很大，但是还有现实的意义。我们这个日常社会，可能在传统社会，曾经自足的正当社会，经历很大变动之后，成为正在成长过程中的社会。而我们的民俗学者，人文学者是不是应该做一些工作，让这个社会健康，正常地建设起来。我们很多人说你可能是一个主观的理想和想法，但是学者和知识分子就应该有这个超越性和理想，这才是我们存在的价值。

　　北师大民俗学与社会发展研究所的史玲玲老师从社会学的角度谈了日常生活的实践的问题，如何进行人的组织和再组织，城市建设中的文化问题等。北师大民俗学与文化人类学研究所的康丽老师提出了如何去理解实践之外的东西，人文性是一种学者的思维方式还是一种方法的选择的问题。

　　北师大民俗学与文化人类学研究所的万建中教授主要谈了三点感受：一是我们现在做的比较多的是个案，但是构建不出模式和方法，调查多，理论探讨少；另一个是董老师用数据图表来呈现一些问题，非常有说服力；第三个是历史性的视角。民俗的核心就是传统，民俗学也应该就是传统，社会变迁对传统的影响是特别值得我们关注的，越是现代化就越是需要传统的支撑。

　　董老师针对这些问题，统一进行了答复。她强调，我们在研究中要特别注意资料，不仅要注意中文的资料，更要注意外文的资料。进行社会文化建设，要注意思维方式的不同。

　　最后，高丙中、户晓辉等老师还对统计数据的应用、团队问题和社会学方法、人文性等问题进行了进一步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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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

户晓辉

2014年3月29日，董晓萍教授在敬文沙龙第21期活动时做了题为《民俗学作为人文科学的建设模式与方向》的报告，俺在下半场有几段自由发言。感谢韩成艳博士的速记！俺对记录文字略加润色和调整，使文意连贯。由于与本次讨论的议题有关，故贴出来请大家批评。
        第一段发言：
        刚才茶歇的时候我和董老师专门见了面，因为一开始董老师没认出我来。（朝戈金插话：“见过你‘小”时候……”）对！我“小”时候见过董老师，那大概是十多年前的事了。我虽然一直关注董老师的行踪，也是她的“粉丝”，但参加会议少，“不敢”和她见面。今天董老师这个报告，我听了之后感触很多。
        董老师作为钟老的开门弟子在今天这个特殊的日子里缅怀钟老，让我首先想表达三点敬意：
        第一是表达对钟老的敬意；第二是表达对董老师刚才说的北师大民俗学和民间文学团队的敬意。第三是表达对董老师本人的敬意。
      刚才朝大侠已经说了，北师大不仅对于北京而且对中国民俗学的辐射力，都是不言而喻的。今天听到董老师作为钟老的嫡传弟子回顾钟老的学术精神和成就，我感触很深。其实每次参加敬文沙龙，我都是来感受钟老的学术思想和人格魅力的。我记得，去年朝戈金在敬文沙龙做报告的时候也说，有些事情，我们这一代人不做，往后可能就没人能做了。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作为钟老的嫡传弟子，包括在座的几位，对于钟老的学术思想和人格魅力，你们最有发言权，也有责任做更加深入和细致的挖掘。
        那么，今天董老师作为处在特殊位置上的学者，杨利慧教授一开始已经做了介绍，的确是高瞻远瞩，因为她的位置和获取的信息是处在我这样位置上的人看不到和得不到的，因此她得出的结论，我觉得很有启发。董老师这些年不仅在学术上，而且在非遗保护、国家学科建制、民俗学对社会生活的参与过程中，都做了很多事，这也表明，民俗学本来就不是一门纯粹关在象牙塔中对社会不闻不问的学问。
        董老师提到了几种精神，包括五四精神和浪漫主义精神，对我启发很大。刚才可能因为现场投影仪故障打断了董老师的思路，所以她对人文性的一些想法可能没来得及在现场展开。我想就个人的理解来谈一下：我觉得董老师想把民俗学的人文性和钟老的思想联系起来，我们的确很有必要深入挖掘钟老的思想。康丽在一篇文章中曾提到，在她和钟老的一次谈话中，钟先生说民间文学在“四性”之外，还要增加一个人文性。今天，董老师也特别提出民俗学作为人文科学的方向问题。
我们都知道，美国学者朱姆沃尔特曾指出，美国民俗学有人类学和文学两个方向（补记：参见Rosemary Lévy Zumwalt, American Folklore Scholarship: A Dialogue of Dissent, Indian University Press, 1988）。咱们国家也存在着民俗学向社会科学转向的趋势。我记得郭于华在《民间文化论坛》上就发表过一篇《试论民俗学的社会科学化》的文章。所以，这可能是一个世界性的潮流。我这些年关注较多的德语地区的民俗学也是急剧地向社会科学转向，这可能与“二战”之后德语地区尤其是德国民俗学的自我反思有关。我不满意于他们丢弃了自己的人文传统。我说他们是倒洗澡水连婴儿也一起倒了。
最近我和吕微在中国民俗学网站上发起了一个讨论栏目，也涉及对学科性质的讨论。我们比较熟悉的学科定位一般是定位在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上面。但是，怎么理解我们学科的人文科学的特性呢？我想，我们可以再换一个思路。中国对于学科属性的划分，源于西方学科建制的影响。西方的学科划分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当时还不叫学科，而是叫人类的智慧，他将其划分为理论智慧、实践智慧和制作智慧（其实就是Poesie或poetry，补记：德语和英语的这两个词都来自古希腊语，本意是制作、创作或创造）。在他那里的诗歌创作和技能型的活动都与工匠制作产品是一类，最早的时候诗歌也属于制作科学。这种划分对于西方的学科建制影响很大。当然，到了康德那里，他又对人类的理性能力进行了新的划分，区分了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然后又用第三大批判即判断力的批判对二者进行弥合。如果现在简单地将民俗学定位于人文科学或社会科学不好理解的话，我们可以再换一种思路。也许可以从亚里士多德那里寻求一点理解的线索。
        其实，民间文学也好，民俗学也好，我们想想它们是属于什么性质的东西。如果放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它既不是理论认识的，也不是实践（政治学、伦理学）的，而是制作科学里面的单独一类，这对于我们很有启发。我们研究的都是人做出来的东西——这和朝戈金近年来研究的口头诗学很有关系——但同时也是人实践出来的东西。换句话说，民俗学、民间文学的东西，实际上不是人用来遮寒避雨的东西，也不是人用来认识世界、不是用来凿石头的东西。我就在想，为什么董老师刚才提到的集体性是一种模糊的、没有角色的、没有个人性的东西？这些年，民俗的“民”不再是蒙面的，而是有清晰面孔的，是分化了的主体阶层。为什么我们现在的实践中要有伦理了？当年我们做民间文学三套集成的时候，只是讲文本的忠实标准和规范，其实当时最重要的大问题就是没有学术伦理。研究者也好，整理者也好，将好几个人的讲述文本，或者一个人在不同时间、不同场合中讲述的文本，最后揉在一块儿，为了追求学术的完整性而不顾伦理。现在再这样做就不行了，在田野中，我们看到的不再是东西，而是人。民俗学本身创造的不是一个东西，不是改造世界的东西，那么我们的研究应该怎么办？这就是我们在论坛上已经讨论、正在讨论和即将讨论的事情。这个学科要干什么？是人文学科也好，社会学科也好，我们提出的观点是，我们研究的是人的实践行为，我们至少要保持实践科学的重要维度。
比如说，我们过去研究体裁的分类，有很多学术成果，中外都有，贡献很大。但是回头一想，我们的研究，总体上还是科学分类的东西，老百姓在实践中把体裁当做科学认识的工具吗？不是，而是当成实践的体裁和实践的分类。比如，北师大毕业的西村真志叶博士研究的“拉家”，我对她的研究评价很高，是因为她没有将体裁视为认识工具，而是看作实践行为，这里面有人的实践分类，有伦理问题。我觉得我们的学科，不仅仅是区分成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问题。这就是吕微和我这些年想改变的总体思路，是我希望大家都能在论坛上进行讨论的具有方向性的问题。
         无论是老百姓的民俗，还是平常的生活，我们研究的都是实践，是一种行为。如果我们只研究理论认识上被分得七零八碎的对象，就可能有很大的误区，也会遮蔽很多问题（包括个体的和伦理的问题）。如果我们能够在实践科学的层面上进行讨论，可能会有更深入的成果和产出。
         还有一些问题，我也有点不太一样的想法：
首先，我特别赞同董老师提及明清时代先辈的歌谣整理和研究转型，董老师自己也在这方面做了研究，我也拜读过。我觉得，我们对自己的民俗学传统研究得还很不够。除了受西方民俗学的影响之外，我们的问题意识从哪里来？吕微在跟我私下聊天时说，中国民俗学的渊源不仅可以追溯到明清，甚至可以一直上溯到王阳明的心学。最近我在梳理学科史的时候，也看到胡适、周作人对于早期民俗学和民间文学的定位。我觉得先辈真是伟大，他们就像钟老的思想一样，还是需要后人不断领会和挖掘。
        第二，董老师说到文学浪漫主义的问题，我觉得很好。我们一方面要清理浪漫主义的原罪，另一方面要继续领会浪漫主义这份遗产。我最近看到王霄冰在自己的民俗学博客上贴了一篇对周星教授主编的《国家与民俗》一书写的书评，其中也谈到浪漫主义问题。她说，很多学者都论及中国民俗学早期受到浪漫主义影响，但这种影响到底有多大？也许我们还不曾对浪漫主义的想法有更深入的领会呢。如果我们对欧洲浪漫主义的国际情怀和人类视野有更好的领会，可能今天的民俗学和非遗保护就会是另一番景象。我倒觉得她的话有道理。不能仅仅认为从哪里走过来了，那里的东西就被踩在了脚下而一无是处，我们还需要不断重新领会。
        第二段发言：
        刚才董老师说我理性，其实我也是感性的人，我听了董老师的报告，按捺不住自己的情绪。今天领略了董老师的口才，就像欣赏了一段学术评书。我第一次读董老师的书好像是她翻译的《到民间去》，我和吕微老师不约而同的感受就是没有翻译腔，感觉像是董老师自己写的一样。我这些年也做一些翻译，觉得这很不容易达到。所以，为了反衬一下她的口才，我就再说几句狗尾续貂的话。
        董老师用了很多统计表格和数据来谈民俗学学科的人文性。谈人文性，却用了很多统计表格和数据的方法，为什么？我刚才提到万建中教授的学生西村的博士学位论文。当时有人好像觉得，民俗学是搞人文科学的，为什么要用那么多自然科学式的表格和数据？所以对此可能有些非议，但我有不同的想法。我想，除了万教授的悉心培养，这可能和西村本人在日本受过的规范教育和学术训练有关。去年我和高丙中教授去东京参加了日本现代民俗学会的一个会议。当时请的几个报告人都是别的学科的学者，但他们的报告都用了非常规范的统计数据和表格来支撑自己的论述。因此我就想，正如我们学科的人文性还需要加强一样，我们对社会科学方法的规范性和系统性的借鉴和学习也很不够。比如，我们参加会议、发表看法或观点，不能仅仅表达意见，还需要有论证。在日本看到学者在表达观点的时候对于数据和统计方法的细致而规范的使用，让我自愧弗如。我觉得，民俗学在借鉴社会学的方法时可以像董老师演示的那样，做更多的努力。
        再说人文性。正如刚才康丽说的，人文性首先包含人文情怀。如果一个学者没有人文情怀，一旦有机会离开这片土地，可能就会做出别的选择，像董老师那样放弃去国外工作的机会而坚守中国民俗学就是一种人文情怀。当然，人文情怀不只是这些。
        对于刚才康丽问的民间文学体裁，我们可以做理论的研究，比如可以继续对体裁进行理论的划分，进行内部结构和关系的研究。但是，我为什么刚才提到西村的研究呢？我觉得，对体裁可以做传统的理论研究，但我们还可以继续进行包括康丽自己所做的传统化研究在内的实践研究。实践研究的角度不同于理论研究，它把体裁当成行为和实践分类，当成是有实践主体的行为。这个主体是怎么出来的、怎样被看见的呢？以前，我们的民不是主体，而是理论研究的对象。然而，从实践研究的观点来看，我们的民本身就是一个实践主体。作为主体的实践、主体的权利、自由和意志，只有从实践的角度才能被我们作为问题和焦点呈现出来。
         最后，我还有一点体会，就是刚才我第一次听到董老师的这种说法——她把“团队精神”用到北师大的民俗学团队。这里我还想做一点引申，我觉得，这种“团队精神”，不仅北师大民俗学团队应该有，我们整个中国民俗学团队也应该有。团队精神中含有一种使命感，每个民俗学科的从业者也要有使命感和人文关怀。
        第三段发言：
        社会学方法引入我们的民俗学，主要看我们要干什么。比如，如果我们要了解民意，对某个地区做抽样调查，那是有用的。在做民间叙事的母题、类型和分类的时候，可能也有用。我刚才说的意思是，如果我们有上述研究的目的，那么，借鉴这些方法到我们的领域是可以的，但统计学的方法确实也不是万能的。比如，无论怎样做，统计数据只能告诉我们某个层面或某个角度的事实，这些数据就是这样的，但还有不能统计的方面，这时候我们学科的人文品质和需要就出来了。数据统计只能反映某个实然的层面，而应然的东西，通过统计数据是不能实现的。如果是观念的、精神的、idea方面的需要，数据统计方法就很难发挥作用，因为这些不是我们眼前能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因此，民俗学需要有多维度的、不同的方法。

敬文沙龙

　　上周巴莫来电话要我发言，我说遵命。钟老离开我们12年了，我讲什么呢?我想讲一个问题：在钟老离开我们12年之后，我们经过反思所能认识到的，他为我们留下的宝贵财富究竟是什么?当然，钟老本人原创的大批学术文化思想著述是最重要的，真挚的师生情感也是重要的，但除了这些，什么是他留给广大后学集体的财富?什么是我们应该在前辈工作的基础上理性建设的遗产?12年了，到了我们应该总结的时候了。我想谈谈我国的民俗学人文学科建设。去年以来，我连续写了一些文章，都从不同角度涉及到了这个问题[2]。我在这些文章的基础上，简要地谈谈个人观点。

　　一、团队文化建设

　　这12年，钟老留给广大后学集体的财富是团队文化。团队文化的核心是钟老的大师精神，我也称“大学者精神”。它是高校民俗学专业的传统与高度的标志所在。它也是只有一个人，或者有十个人，或者有千百人，都能为之甘心奋斗的精神凝聚力。什么是钟老的大师精神?我写了三条，与大家共勉。

　　第一，他是高尚奉献的教师。在他的门下，学无高低贵贱、人无亲疏长幼，只要肯学，他都能教。他对自己的学生和各地来求学的人，给资料、给题目、给思路，甚至给经济资助。与现在过分强调个人价值观和利益得失观的人相比，他很传统、但他对所有求教者的慷慨施与，极富人格魅力，文化底蕴深厚，更容易被受教育者所接受和忆念。他使应该被尊重的教师价值得到尊重，使应该被尊重的学术传承得到尊重。

　　第二，他是学习型的智者。现代教育呼吁把人培养成学习型的人，其实钟老这种大师本身就有这个习惯。他活到老、学到老，终生手不释卷、笔耕不辍。坚持学习，使他博学而谦逊、精深而多元、宽容而无争，使所有接近他的人感到心理年轻，世界精彩。

　　第三，他是正确处理挫折感的伟人。钟老的人生事业曾经历种种挫折，或者说，他的人生充满了挫折感。但我们知道，这种挫折感，来自历史的严峻;也来自人类追求完美的共性。在人类文明的沃土上，它是追求真理的驱动力，是科学表达欲望的开始，是人类将自己的文明价值观和知识生产模式不断更新的新起点。无论在传统教育还是在现代教育中，无论是在东方、还是在西方，它成就了无数大学者的人生伟业。

　　当然，正确地处理和转化这种挫折感不是人人都能做的。但钟老这种大师就能做到。在现代社会一帆风顺成长起来的许中青年学者就往往做不到，他们只有学位、职称而没有修身养性就做不到。这里涉及到理想情操、文化修为、价值观念、心理健康和人生目标等一系列问题。而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是要学习钟老那一批大学者为人类而工作的崇高献身精神，学习他们吸收所有人类先进文化的非凡眼界，学习他们沧桑厚重的风格和磅礴大气，学习学习他们宁静致远的淡泊之美。至少，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团队文化的生命可以传承、创新、开花和结果。

　　钟老临走前，没有再给我们留下他个人的煌煌巨著，却留下了字字千钧的八个字“建立中国民俗学派”。12年来，民俗学在全球化下呈现民族主体文化的特征十分突出，在现代化文化建设中的社会重要性日益凸现，北师大成为中国民俗学派的发源地。

　　在北师大，我们的教师团队，与其他学科相比，并不是人数最多的;但其中有多人在教育部学科建设、国家非遗保护和北京城市建设等方面，拥有一定的话语权，这个比例又是较高的，我们通过勤奋诚实的工作，去探索和接近钟老留下的学术目标。

　　钟老临走前，并没有告诉我们，民俗学在“中国语言文学”和“社会学”两个一级学科下怎样都去发展，但我们的教师团队经过探索实践，已经建成了一个以民间文艺学为中心、以理论民俗学、现代民俗学、历史民俗学、技术民俗学、宗教民俗学、民族民俗学和民俗社会学等为相关研究分支群的学科整体框架，而一个拥有长期的学术传统和现代多学科分支内生能力的学科建设模式是符合当今国际一流高校的发展趋势的。据有关权威数据统计，在钟先生辞世后，2002年至2014年，北师大民俗学学科连续12年在全国排名第一，全国高校民俗学学科的增长率，截至2011 年，增长2.9倍;截至2012 年，增长4.6倍;这能在一定程度上，展现近年民俗学学科建设模式的辐射效益。

　　钟老临走前，没有告诉我们，在国家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后，民俗学怎样参与建设国家文化软实力，却交给我们一份符合中国国情而今天看来极为意义深长的嘱托，就是建立“多民族一国民俗学”。民俗学是多民族的，但它的国情边界是祖国。钟老生前身后培养的一批少数民族研究高级人才，12年来，在国内院校多民族民俗学教学科研中，在民族地区的社会维稳中，都发挥了突出作用。在中国社科院民族文学研究所、文学研究所和民族研究所，与内蒙古、新疆和广西等省区高校，都有北师大民俗学学科培养的重要骨干人才。他们在北师大时是钟老的一代弟子，走上工作岗位后，个人全身心地投入，或者是全家人，或者几代人，为多民族民俗民间文学研究和保护而努力工作，都有各自的贡献。例如，朝戈金与他的父亲布林贝赫教授对蒙古族史诗和蒙古族作家与民间文学研究所做出的贡献，尹虎彬对朝鲜族和汉族的比较民俗研究做出的贡献，巴莫曲布嫫和姐姐巴莫阿依对彝族史诗、民俗研究与少数民族课本教育做出的贡献，古丽巴哈尔家庭中的父女、丈夫和姐姐在搜集《玛纳斯》与研究相关民间信仰上的共同付出，等等。北师大教师团队在民俗学和民间文学两门看家课上双线上课，部分课程内容会涉及到多民族民间文学与民俗，还培养了一些少数民族博、硕研究生。据统计，民间文艺学，截至2011 年，增长2.71倍;截至2012 年(含中国少数民族民间文学)，增长5.25倍，这也是可以告慰钟老的成绩。


　　二、民俗学人文学科建设的历程与理据

　　团队文化的背后是我国民俗学在我国的学术文化传统和现代社会建设中发展的理据，这是深层问题。我说的理性继承与发展，是说要回顾和思考钟老在这方面留给团队集体的财富，它能促使我们深入认识我国民俗学人文学科建设的途径与内驱力。我讲三个模式。

　　㈠五四文化模式：从文学三层观到文化三层观

　　钟老从五四文化运动中走来，他留给了我们的这一阶段的学术活动模式，我们要首先去理性地思考。民俗学的最初成立与两个概念相关，一是民间文学，一是民间信仰。承载这两个概念的载体是体裁(genre)。民俗学于19世纪后期在西方兴起时，是与西方学者对国家社会革命与民间文学体裁的共同关注有关的。

　　20世纪初，我国民俗学崛起，但走了不同的道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我国民俗学很早就把对民间文学体裁的关注转向文化运动，使文化建设成为我国民俗学发展的核心驱动力，并使民俗学的学术活动很快转向学科建设，钟老早在1934年就提出建立民间文艺学。

　　钟老将五四文化思想转为民间文艺学和民俗学的学科建设的理据，是他的“文化三层观”，他的这个观点是从“文学三层观”发展而来的，而文学三层观的背景是属于五四的。五四的这种文化思潮又与明清文艺思潮有关，不都是西学的影响。明清文艺思潮的转变是从明代复古文学派重新评价民歌开始的，他们受到元代戏曲成就的影响，对民歌的接纳呈开放心态，连对民歌的分类、分层和命名，也开始靠拢民间文学自身的特征。明清新兴的时调小曲开启了民间文学体裁灵活多样、有说有唱、散韵相间的传承特质。它能各自独立、又有紧密的内在联系，同时比较依赖地方演唱传人的民间艺术体裁，这对后来上中下三层文艺的发展都有影响。明清戏曲发达，出现了向朝廷进献内府本的风气，内中夹杂了民间戏曲、讲唱话本、通俗小说和民间宝卷。在分层上，它打破了三层文学的界限。在理论上，它将“戏”与“曲”的两个概念整合，解决了上、中、下文化中的任何体裁都能入“戏”和入“曲”的问题。明清三层文学交汇的讨论还都能指出民间文学的非正统文学价值。

　　五四时期，西学的输入，给民间文学体裁分类，这成为民俗学建设的一项基本功课。一些学者当时划分了笑话、谚语和谜语等体裁。但从总体上说，五四文化观还是与明清文艺思潮在通气。

　　五四文化观的另一转向是白话文运动，它也再次改变了民俗学的行进轨道。五四学者发现，将中、下层文艺作为新文化改革依赖之大宗，其语言的浅俗，部分作品题旨的模棱两可，艺术形式边界的不清晰，迫使他们在推崇其口语魅力的同时，加强对它们的文本内容、版本差异、成书过程和使用方式的考索与解说。胡适、周作人、顾颉刚、钟敬文、赵景深、容肇祖等一批学者，都要通过整理原来十分零散的民间文学见解的工作，将之提升为一个思想系统。这些工作，强化了五四学者对本土口头传统的性质的识别和主动吸收，使之被从理论上划归为文化。另一方面，钟敬文等还有新的追求，他们要从本国史乘笔记的渊源钩稽，到印欧日民间故事情节单元，进行借用、梳理和比较研究，这些艰苦探索的结果，也促使将民俗学建成文化学科。

　　钟老将五四文化模式引入我国民俗学高等教育的历史性贡献，是在高校中文系的格局中，创建了民间文艺学与民俗学;也在高校社会学的格局中，创建了民俗学，并从这里发展、成型和辐射，使之成为一门重要的人文学科。

　　(二) 经济文化模式：社会角色与社会分层

　　五四文化模式让我国民俗学有了文化科学的视角。上世纪90年代中期国务院学位办实行新的学科分类之后，民俗学正式进入社会学一级学科系统下进行建设。

　　社会学的加入，给民俗学的研究带来了几个变化。一是“社会角色”概念的引入，带动民俗学者对“民俗主体”做研究，这与以往民俗学侧重对民俗事象和民间文学作品做描述是有区别的，我们曾假设民俗主体是一个“集体性”人群，并将“集体性”作为一个终极概念，不再去细化它，但近年我国这个主体开始分化。农村在空心化，主力人口进城打工，留在农村的是老人、妇女和儿童。两个主体在城乡异地活动，每年很少聚合，或者常年不再聚合，已无法组成以往传承民俗民间文艺的共同群体。二是“社会分层”理论的引入，带动民俗学者从社会职业、收入、就业观念的角度，开拓研究新空间，这与民俗学以往分类而不分层研究是有区别的。我国当代城市布局中的沿海城市、内地城市和西部城市，在城市群和城乡结合部等处，由于社会分层结构的变迁，都出现了文化分层传统秩序失衡的现象。社会职业中的国营职工、干部和教师等固化状态开始瓦解，从长期农业社会留传下来的身份认同发生了松动，农民工、个体户和中小企业私营者高调地进入新的社会分层[3]，这使民俗民间文艺生态链也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在这种巨大变动中，原有民俗民间文艺生态链中的相当一部分人群，转为现代社会中低收入人群，成为政府公共资金和社会福利投入的对象。而政府在这些方面投入政策和管理政策的变化，势必会影响到这类主体对象的情感变化，影响到他们对政府公信力的感性认识。三是在社会分层结构的变迁中，民俗文化符号变身流失。2007年以来，我们连续7年对我国大学生做问卷调查，调查的结果是，当代大学生是新媒体、网络化、影视大片和通俗文艺的消费先锋，同时已对本土民俗文化符号感到陌生，这迫使我们思考优秀民俗传承国民素质化和中产阶级化的本土之路。四是在传统社会网络现代化转型的研究方面，“文化人”的价值受到关注。

　　民俗学与社会学的交叉研究无疑带给民俗学新视角、新成果。

　　(三) 国家文化模式：全球化下的社会文化建设

　　五四文化模式不解决世界文化多样性的问题;经济文化模式不能取代精神文化建设。目前民俗学人文学科建设的国家文化模式已经凸现。所谓国家文化模式，指对我国民俗学的人文学科建设，在以上所述两个模式的基础上，在全球化语境下，从民间主体与知识分子作为中产阶级主体的两个主体出发，转变民俗学的研究思维，提升理论研究水平，拓展研究空间，促进保护和传承我国优秀民俗民间文化成为保持国家文化主体性的特色要素。

　　我国在改革开放三十余年来，在国务院发动、文化部领导下，全面搜集和登记中国传统民族民间文艺资源，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进入21世纪后，我国开展非遗保护，又为这批国家文化资源的维护与传承提供了社会制度上的保障。一般认为，有了这层双保险，国家文化建设底气十足。但实际上并不这么简单，原因是这里面有许多绕不开的文化问题，它们与文化传统有关，也与文化传统进入现代社会管理框架后发生的矛盾有关。我国在经济社会大干快上后出现的大量掣肘问题，本质上都是文化问题。事实说明，现代化运动的本质是一场社会文化运动。这类问题单凭社会学解决不了。社会学解决社会问题，民俗学解决社会文化问题。民俗学应该发挥新作用。民俗学还要与社会学、历史学、民族学、人类学、文艺学和艺术科学等加强综合研究。

　　在近期出现的许多绕不开的文化问题中，有一个问题可以在这里讨论，即政府非遗行政管理与非遗文化空间建设的矛盾。我们看前三批国家级非遗清单，申请单一省域管理的非遗项目占87%，申请跨省或跨县管理的非遗项目占13%。这13%之所指，共有308个项目，我们称之为“文化空间”非遗项目。再看一下申报内容，我们就会发现，越是历史长、影响大的非遗项目，就越有“文化空间”保护的需求。例如，“京剧”，由北京市牵头申报，但有6省联合申报;“中医传药制剂方法”，由天津牵头申报，但有9省联合申报;木版年画由山西牵头申报，但有4省联合申报;“社火抬阁”由河北牵头申报，但有13省联合申报等[4]。一旦“文化空间”非遗项目获政府批准，又会由于行政管理上的不顺，出现地方保护落空的现象，结果造成政府当奶妈，替地方投资保护，又不能解决属地文化利益的分配。这就是我说的与文化传统有关的社会文化问题。归纳起来，大体有三个矛盾。

　　第一，非遗名录化与不同文化空间中民间文艺种类及其传承艺人的比例不对等的矛盾。分为三种情况：一是一些地区世界级和国家级民间文艺遗产分布集中地区，如北京，政府长期对优秀传承人、艺术家及其表演团体进行制度健全的行政管理，同时实现市场机制改革，这些团体精品节目众多，国内外演出活动丰富，艺人比例高于民间文艺种类数量，民间文艺生命力极强，如北京、江苏、浙江和内蒙古;二是在我国传统民间文艺分布发达地区，河北、河南、山西，上海、四川、湖南、湖北、江西，福建、广东和广西等华北地区、长江中下游地区和华南沿海省份，地方文化空间相对保存完整，传统艺人仍有内生功能，艺人与民间文艺种类比例是匹配的;三是拥有史诗和民间叙事诗等复合型民间文艺体裁的省份，如西藏、新疆和云南，其艺人比例低于民间文艺种类，但艺人表演民间文艺种类的综合性强，如一个大型史诗和叙事诗的演唱包含了故事、民歌、戏曲、曲艺等十套集成的多个分类，但这时只保护艺人，就与史诗体裁的综合性和丰富性不对等。

　　第二，文化空间保护与兼顾保护多地区与多民族文化权利的矛盾。政府对民族地区的非遗文化空间保护要加强使用民间非遗知识。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是我国维吾尔族群众的聚居区，维吾尔族传统节日是古尔邦节。这是具有极为强烈的民族色彩和民族信仰知识的节日。2012年，文化部下达了传统节日文化活动经费补贴的决定，规定补贴覆盖全国的节日，包括春节、清明节、端午节和中秋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府就决定在中央政府补贴的四个节日之外，就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范围内，自己要增加对古尔邦节等四个民族节日的文化补贴，这样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府补贴了八个节日，给“节日的文艺活动给予每场补贴20万元”，每年补贴100万元[5]，比中央政府补贴的节日增加了一倍。总之，在少数民族地区，对非遗认知的文化知识和知识的价值观有历史传统和民族倾向，这种文化空间建设必不可少。

　　第三，文化空间保护要解决民间文艺角色与中产阶级角色介入的知识产权问题。此指如何妥善处理非遗资源权利人、项目传承人和知识分子改编之间的版权之争。《梁山伯与祝英台》在江浙两省跨省申报国家级非遗中获得成功，资源权利人为两省民众。但同名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遭遇了版权纠纷，越剧作家的亲属状告演出单位浙江“小百花”越剧团没有编剧的名字，没有支付稿酬，侵犯了编剧的著作权。

　　政府管理申遗项目，此举五四没有，经济模式也不能解决问题。梁祝等民间经典被改编进入上、中、下三层文艺代表作的例子大量存在，现在的政府管理既要尊重民俗文化资源拥有者的权利，也要尊重知识产权，学者、作家、编导和表演艺术家对民间文艺资源二度开发的知识产权。在这些文化问题上，政府不作为，下级就会困难重重。

　　而文化空间建设比申遗管理的行政纠缠的问题更为深刻，在于它触及到国家文化“公共财富”的观念革命的实质性问题。从知识分子中产阶级主体说，也要克服三种浪漫主义的影响。

　　新文学浪漫主义。文学浪漫主义曾以“抢救”成名，这个大家都知道。我现在说的是新文学浪漫主义，它把民间文艺视为可以保持国家文化特有质量的主体成分，但其实它是不能包办解决国家文化建设中的民间信仰和物质民俗等问题的。

　　经济浪漫主义。此指经济增长GDP可以带动民俗文化建设。它的影响有两种表现，一是把民俗与贫穷、落后联系在一起的社会偏见，二是把民俗与社会福利挂钩的政策误区。

　　非遗浪漫主义。它把民俗文化建设等同于非遗工作，这也是一种新浪漫主义思想。它不能处理以上提到的政府行政管理与非遗文化空间建设之间的矛盾。

　　在世界文化环境变迁的背景下，在我国加强文化强国的战略中，民俗学在研究拓展上，建立国家文化模式，这是学术目标，也是社会责任。目前很多西方国家、乃至非洲国家，都很重视民俗学者参与这种国家文化建设，以抵制全球化霸权大国以科技进步统一世界多元文化的吞食策略，抵御金元强国以经济增长控制别国文化建设权利的渗透手段。在这种形势下，中国民俗、中国民俗研究机构和中国民俗学的问题，及其在与国家文化建设的互动中所持有的积极学术作为，就成为一种新的世界期待。


　　注释：

　　[1]此文为作者在巴莫曲布嫫研究员和杨利慧教授等组织的“敬文民俗学沙龙”第21期上的讲稿，个别文字和图表有所删节。在座谈会上，杨利慧教授对沙龙的主旨和本讲的理论背景做了全面介绍，朝戈金研究员对本稿所涉及的核心观点和关键问题做了深入的学术评议;还有其他学者做了精彩的多角度回应，包括户晓辉、高丙中、尹虎彬、万建中、萧放、康丽和史玲玲等。上述学者所提出了一些值得再探讨的问题对作者也有启发，在此一一致谢!会后应巴莫曲布嫫研究员之邀发表此讲稿，以期进一步获得广大同行的指教。

　　[2]在在讨论民俗学人文学科建设的方面，本人近期发表并在本文中使用的论文有：董晓萍《研究生导师的文化自觉和学问责任》，北京市教育委员会组织编写，李有增、谢新水主编《研究生培养的国际视野》，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第29—42页。董晓萍《当代民俗文化的“新精神性”建设》，《山西大学学报》，2014年第1期，第123-130页。董晓萍《从民俗研究社会史：民国时期一个家族企业的个案》，包智明主编《社会学名家讲坛》(第二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第189—225页。董晓萍《政府非遗与民间非遗》，《西北民族研究》，2014年第2期。

　　[3] 在民俗文化生态链观点上，作者借鉴了李强的观点，并根据个人近年所做民俗调研资料做了引申讨论。详见李强《转型时期的中国社会分层结构》，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2，第23—28页。

　　[4]关于我国国家级非遗项目清单的资料来源与初步分析，中山大学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做了很多实际工作，参见康保成主编《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发展报告(2011)》，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康保成主编：《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发展报告(2012)》，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

　　[5]康保成主编：《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发展报告(2012)》，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第453页。

    转自 http://www.chinesefolklore.org.cn/web/index.php?NewsID=12477

xiuli

感谢发帖者贴出如此完整的会议资料！虽未参会，却如同亲耳受教一般。